现代化与人和自然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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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10
ISBN:9787802475519
作者:张明
页数:162页
内容概要
张明，1958年生于四川成都，民间学者，独立撰稿人，曾当过知青、教师、公司经理，长期从事东西方文化和全球化研究。1990年移民澳大利亚，现居悉尼。
书籍目录
一、现代化是人类的宿命二、扩张性是西方文明的本能三、分析思维是西方文明逻辑的起点四、现代化以人为代价五、现代化以自然为代价六、现代化以失去身心平衡为代价七、现代化与科技崇拜八、现代化与制度崇拜九、现代化与市场崇拜十、现代化与全球化十一、东方价值的人类使命
编辑推荐
表现出一种放纵人类欲望、滥用人类智慧的极端主义倾向。技术发展不是出路，重建价值才是希望。人类受西方价值的桎梏已经太久，世界已经窒息，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使我们回归自身逻辑和自身价值成为可能，人类将因此而开始一次伟大的文化和价值突围，中国未来的一切合法性依据将主要来源于自身价值，而不是西方价值。 各种形式的现代艺术已沦落为市场的婢女，成为一种娱乐，一种狂欢，一种恶搞。如果有一天中国变成为另一个美国，无论她有多强大也都是一种失败，整个人类的前途将更加暗淡。中国将要贡献给世界的不仅是在全球经济中的GDP份额，新的产品和技术，新的行业规范，甚至不仅是一些国际议程、世界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国最终贡献给世界的是她的价值、思想和观念。伟大东方智慧与现代知识的结合将使中国成为未来世界的知识中心和参照体系。
作者简介
《现代化与人和自然的矛盾》从生产、技术、制度和文化的角度对主导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的西方价值提出了全面质疑，认为像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精神失落等一切现代化后果的产生深刻地反映了现代化与人、与自然、与人身心的矛盾：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源是西方价值中产生出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主义、个性主义和进步发展观；我们必须重估一切现代价值，重估一切传统价值，技术发展不是最终出路，重建价值才是希望；作者满怀希望地指出，东方的复兴将给人类带来希望，东方价值将成为整个人类的拯救价值和新范式的基础，而建立一种广泛的东方价值联盟对东方和人类都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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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为应张明先生邀请而为他的大作《现代化与人和自然的矛盾》所写的序言，发表时有删节。张明先生的《现代性与人和自然的矛盾》对于在西方主导之下的现代文明和世界秩序在新世纪所面临的种种深刻挑战做了系统全面的总结。本书深刻地剖析当前现代化模式与西方文明根源性缺陷之间的联系，并详细分析了西方现代主流价值体系的几乎每一方面如何在为人类文明带来空前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种种弊端、病痛和困境。同时，对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基本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解决现代化陷井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做了引人深思的阐述。当前中国知识界分化日益明显，左右两派的声音虽时有消长，但在总体上两者都经常性地成为媒体主要的热点话题。实质上左右两派所本的价值体系都来自西方文明，相形之下，像张明先生的大作这样呼吁重估东方文明价值、恢复本土文化活力的声音，在媒体上往往是处于配角位置。如果这样的声音能够多一些、大一些，汇聚起来，也许能够慢慢获得更多认知和认同，从而在今天历史大转弯的关键时刻指引正确的方向，避免中国和世界重蹈覆辙。本书的体系结构非常完整，有破有立。对于现代化在中国的特殊状况，以及中国对于现代化困境的特殊价值，如能更详尽的展开分析，则此书内容将更为具体和有针对性；特别是如果能就当前中国知识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深入讨论，从现代性困境分析和东方价值体系的角度提供新的思路，则将更具现实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对于今天这个时代的总体特征和中国在其中的角色，这里略做一点补充。后美国世界：现代化困境与大融合时代的来临张明先生的《现代性与人和自然的矛盾》对于在西方主导之下的现代文明和世界秩序在新世纪所面临的种种深刻挑战做了系统全面的总结。人类社会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在近二百五十年中，人类自相残杀和相互争掠的范围达到了世界级规模，享有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不过半个多世纪。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西方现代主流价值体系的几乎每一方面，在为人类文明带来空前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种种弊端、病痛和困境。例如：* 产权明晰化和私有化观念及其实践，在带来高效率和总体社会福利增进的同时，也破坏了在模糊（或共有、集体）产权下的个人稳定感和安全感，也导致了过度商业化和过度竞争，这一进程如今已扩展到全球规模；* 对于个人自由和选择的强调，极大地解放了个性、促进了个人的全面发展，但同时过度的个人化、社会基本单位从家庭向个人过渡，也导致对社会资源支持的要求和资源耗费的总量增加，家庭解体的数量和频率上升。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的生育率均已下降到正常人口代际更新的最低限度之下；* 基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概念和反对西方殖民体系而产生的民族自决原则与实践，帮助了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实现民族解放与独立。然而，今天世界上的族群问题，多数涉及在同一块土地上有长久混杂历史的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群落，民族自决原则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激化了矛盾和冲突。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充满空前血腥冲突的历史，一个失败的前车之鉴。* 以民权或人权为基本核心的社会价值，推动了公民社会的成长，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让西方主要国家日益难以负担的福利社会倾向和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歧视”效应。* 自由、开放、民主，是现代西方国家战后得以实现繁荣发展的基石。但是，正如车辆靠摩擦力而飞驰也因摩擦力而报废，促使生长的因素往往也是导致衰亡的因素。作为这些要素不可避免的结果，主要西方国家的原有社会结构正面临深刻而不可逆转的变化。到本世纪中叶，美国以黑人和拉丁人为主的有色人种比例将占到一半以上，美国建国以来以WASP（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导的文化，将发生重大转变；在欧洲，外来移民的高出生率可能意味着到2025年穆斯林将占到欧洲总人口的40%，目前法国城市人口近30%为穆斯林，城市青少年人口中近一半为穆斯林。美国的“有色化”或“拉丁化”、欧洲的“伊斯兰化” 或“阿拉伯化”已经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既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和挑战。环顾世界秩序，各个力量版块正在移动之中，新的面貌正在成型。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多极化和区域整合的趋势正在加速发展。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成长，它们从现存的全球经济秩序中获益，而其崛起后的反作用力正重新描绘世界经济和政治地图。一旦中国和印度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等领域实现了全面的现代化，必将爆发出更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辐射力，进一步冲击现有的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正面临战后最深刻的危机。以过度消费（以美国为代表）和过度生产（以中国为代表）为症候所表现出的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层结构性问题，是资本主义痼疾在全球尺度上的体现。寻找新的现代化路径和西方现代化困境的疗方，是西方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国际社会在新世纪共同的时代任务。当今时代的现代生产、生活与思维方式是根深蒂固的，与当前西方主导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宏观制度、结构和价值体系相互适应并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在规模上也是全球范围的。因此，这一世界性现代化危机的解决，需要全面地反思和重建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综合所有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今天许多西方人格外珍视原来被他们视为“落后”的非现代文明，如原始部落文化、西藏文化等等。他们企图从中找到尚未分化的人类原初思想、视角与观念，以治疗西方文明中基于其分析主义、个体主义、绝对主义根源而产生的现代化病痛。作为地球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文明的继承人，我们没有理由不敝帚自珍。二十一世纪，将不再是西方唯一主导的世纪，但也不会是所谓的“中国世纪”、“印度世纪”或“亚洲世纪”，而将是一个东西方文明大融合的新综合世纪。中国复兴之路上的双重任务与大目标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中国在人民物质生活、基本权利保障与福利、国家综合实力等诸方面仍然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相当差距。这一差距的缩小只能靠不断地推进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全面改革和现代化来实现。另一方面，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探索已近百年。无论是左派道路还是右派道路的选择，其实质都是西式价值观主导下的现代化。当今的中国，从生产、生活方式到政治、经济、文化、价值体系，基本都是从外部输入。对西方世界流行制度和价值观的崇拜和输入，在历史上推进中国现代化水平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灾难。殷鉴不远，今天我们如果相信从西方拿来另一副流行的“灵丹妙药”就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恐怕同样会大失所望。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必修课程。在近代史中，中国的每一次学习都推进了自身的现代化水平，尽管每次都代价不菲。中国独一无二的人口规模、广袤而发展不平衡的国土面积、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众多的民族组成、悠久的历史，如果在输入西方现代文明和价值系统的过程中，不能保持自身文明特点和价值内核的延续，快速变革的社会结构就难免产生各种各样的断裂。学习西方现代化成功的东方国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系统引入西方文明体系的过程中，日本的传统文化特色、民族认同和政治体系仍然保持了极大的延续性和凝聚力。而中国要实现全面现代化，难度更大，挑战性更高，除了要保持自身文明特点之外，还需要实现价值体系的对外输出。由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深度卷入和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必然伴随着国际利益分配体系的重大调整。新兴经济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现代化，其可以预期的最高成果，是成为又一个“美国”。然而，今天的世界经济、政治和自然资源生态，已无法承受第二个、第三个美国。由于当今国际经济秩序正面临深刻危机，中国出口导向、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日益难以为继，空间日渐缩小。如果要取得更大的持续发展空间，中国必须在学习西式现代化精髓、利用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同时，复兴和更新自身的文明活力，以便在内部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与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外部则输出价值观，占据世界文明体系更高层面的有利地位。近代历史上，世界大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利益分配结构的调整往往导致剧烈的冲突乃至战争，要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则必须通过价值观的输出，帮助西方发达国家纾解其现代化困境，从而促使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主动的调整。同时面临着现代和后现代发展的双重挑战，中国的崛起又已牵动世界秩序的调整，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及西方国家本身也面临深刻危机，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中国的发展和复兴不应仅仅局限于解决本国一时一地的问题，而应该立足更宽阔的全球性视角、更长远的历史眼光之上，为世界文明的新发展做出表率性的贡献。二十一世纪将既不是东方的世纪，也不是西方的世纪，而是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的整合阶段，一个大融合世纪。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价值体系，需要东方价值观来平衡和综合。东方文明的存续和复兴，是这种平衡、综合和融合得以发生的前提。而如果没有中国的复兴，东方文明，特别是东亚文化，不可能真正作为世界整体文明体系中强有力的一极来实现这种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代国际秩序，也需要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做调整，而没有中国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中国不高兴》的作者提出的一个观点我是比较赞成的，就是“当你这个国家有一个大目标的时候，比如说你打算去领导这个世界，有这种想法、这种精神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有很多很多的毛病必须改不可，因为你不改你就领导不了”。也就是说，厘清中国在世界上的大目标，对于我们改进自身的一些内部问题，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在《中国不高兴》中，作者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等硬力量作为实现中国的世界和历史地位的优先手段，而将制度、文化等软力量的成长和输出的作为硬力量成长和输出的结果（所谓“最好的让美国人接受京剧的办法就是在美国建立军事基地”）。然而，这种说法没有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软力量的成长（如制度、文化、价值观的创新发展）制约着硬力量的增长，甚至在某些阶段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在制度、文化、价值观上的创新和发展，硬实力的增长可以持续多久？软力量本身的成长当然也受硬实力的制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硬力量的增长来替代软力量成长；第二，如果硬力量的增长不能替代软力量成长，那么软力量在其自身发展的领域仍然存在着独有的规律和内部竞争。如果软力量本身存在重大问题或缺乏独特的价值，仅仅靠硬力量的支撑，在当今世界秩序下，如何去与其他的软力量竞争？因此，中国的大目标，不能只是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并以此来领导世界；而更重要的是综合实力的增长，要对世界文明有较大的贡献。通常我们谈到综合实力，往往强调的是经济、军事、科研、教育，但更应该包括制度、文化、价值观上的创新和发展。实际上，要实现一流的科研和教育，乃至经济和军事的升级换代，没有制度、文化、价值观上的创新和发展，是难以做到的。 中国可以输出什么价值观？然而，即使我们树立了这样一个大目标，那么，我们是否有这个能力呢？一个经常被人提到的问题是：在制度上、文化上、价值观上，我们有什么可以仰赖去领导世界的？或者说，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创造和输出优秀的文化、制度和价值观？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解决在许多其他方面问题（例如中国经济模式的发展问题、主权问题、民族问题、政治体制问题、社会文化和家庭问题）时处于盲目和被动，并可能因此而采取激进或保守的做法，造成问题的进一步恶化。我们不仅需要有一个大目标，而且需要体悟到自己也具有相应的能力。这样，我们将更认清自身的价值（这种价值是与生俱来的天然禀赋，不会丢失和被剥夺的，千年的历史经验、对学习和交流的热情、对创造的需要和冲动，这些仍然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所有这些软力量成长的最基本元素，仍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存在于当今中国各个层次各个层面的人群和个体身上），从而更有自信，能够以更理性开放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对待外部世界、对待西方文明，从涅磐中更生，实现全面创新和发展，为解决我们自身的现代化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内生动力和着手点，为解决世界性的时代难题提供更广阔的参考思路，为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做出较大贡献。中华文明、东方文明具有独特的价值，东方文明仍然具有巨大的生机和活力，这些本土性、内生性的价值和活力，对于解决当前我们自身的种种困境，解决对于解决当代世界性的各种难题，对于西方文明高度发展后的弊病，都将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制度、文化、价值观等方面，中华或者东方文明可以贡献于人类社会的东西，将从以下方面产生出来：清理继承及重新诠释传统中的优良精华、有鉴别地主动学习先进文明的成果、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全新的创造。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给予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良莠间杂。正本清源，回到中华文明的最初源头，也许才能发掘出民族精神中最具生命力的内核。《易经》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元初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成总结，这一体系强调了世界的动态演化、整体系统特征以及周期性和普适律，同时思考了人类在这一世界中如何通过平衡协调来实现存续发展的问题。笛卡尔有句名言“给生命以意义”，刘慈欣在中国大陆近年少有的科幻力作《三体II：黑暗森林》中将这个命题演绎为“给岁月以文明 ”，这反映了西方文明传统中对于绝对价值、终极知识和理想存在的强调和探索。而在东方文明中，给“意义以生命 ”、“给文明以岁月”则是贯穿始终的理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影视艺术作品中，“一定要活下去”是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在西方价值系统中，没有意义的生命是低等的生命；而在东方文明眼中，没有生命的意义则无意义。在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全球主题、世界秩序面临大变局的今天，东方的生存智慧对于开拓人类文明的全新演化道路不无启迪。2008年以来为海内外学界瞩目的“清华简”整理工作，揭示了从“易”的观念中生发演化出来的中华文明的元价值体系：“中”、“和”、“同”。“中 ”强调平衡、中和与综合；“和”强调求同存异、调谐冲突；“同”强调追求共同愿景以及实现和谐共存。与西方基本价值体系形成对照，这些东方元价值体系强调的是工具或程序价值（而非终极价值、目的价值、绝对价值）、方法论原则 、开放性原则、动态性、过程性和发展性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性质类似）。 “中国”和“中国人”之名为“中”，包含有超出语义的深刻文明内蕴。科技崇拜、西方制度崇拜，以及强调终极价值和普世价值的绝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价值观的盛行，导致人类思维方式的单一化，由此产生了人类整体文明进化路径上的潜伏危机。在西方现代文明体系的发展中，演化出了一系列内在的平衡机制，如市场、民主、宪政、言论自由等。然而，任何价值体系都有其局限。东方价值体系如此，西方价值体系也是如此。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在东方人看来，巴以在种族和文化上系出同源，近似兄弟，如果将两族宗教合二为一，或同室相处，是一个完全可以加以考虑的解决方案；而在西方人看来，这则近乎天方夜谭。因此，东方价值观作为一种参照系统，将拓展现代社会中平衡的范围和方式，打破西方文明下的思维定式，开阔解决现代困境问题的思路。另一方面，整理发扬自身传统价值系统，也有利于更好地传播和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中”、“和”、“同”其实也可以用来对西方政治和社会文明精髓（比如制衡、平衡、宽容、自由、民主、博爱等）进行本土化表述。进行这种本土化表述之所以必要，有三点理由。一是是旧瓶装新酒。这是让普通大众接受新事物的有效方法。西方学校课本中的数理化知识，看起来更想一部西方思想发展史，有血有肉，不显得高深莫测；相形之下，中国课本虽较为系统化，但却显得隔膜和干巴。在韩国的基督教传教实践中，耶稣也被本地化了，变成了细目平脸黄肤的韩国人。以方舟子为代表的人们将中医批为“伪科学”，但百家讲坛上“黄帝内经”仍然在大江南北掀起了热潮。精英知识分子也许对此不屑一顾，但是寻求“现代足球起源于古代中国”的类似做法是各国普通大众的共同心理特点，也是有效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手段，哪怕各国大众们有时也因此而相互嘲笑对方。二是话语权。在今天，对话语权的敏感和争夺，关乎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力，关乎个人、群体、乃至国家利益的分配格局。就算全世界都承认足球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蹴鞠，在今天的足球文化中还有多少人想到中国？别人的思想、观点和思路精髓，我们拿过来，根据本地本国特点，丰富细节，赋予生命，在本土成长得枝叶茂盛，甚至压过了原版，这时候，还有谁去关心“XXX起源于XXX”？又有谁能说，这不是本土的文化？输入、发展与再输出，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文化得以交流和发展；而通过这样的“进口转外销”，我们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也得以拓展。三是确立现代化过程的主体性。近代以来东方和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历史活动的“对象”，被动地卷入现代化进程。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通过外在的输入来长期维持其发展动力。通过对现代价值体系的本土化的表述，大众的接受程度才可能得以提高，本土文化的自信心才可能得以重新确立，从而激发出现代化进程的内生活力和主动性。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这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方式，尽管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其中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如何对外来知识进行适应本土特点的吸收、重构和应用。食洋而不化、科技崇拜、制度崇拜，乃至将对先进文明的崇拜上升为对具体国家的崇拜，对于中国都已经证明是灾难性的。除此之外，增加输入信息的多样化和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也是促进在学习外来知识中进行比较鉴别、去粗存精的有效方式。日益增加的各类文化交流活动，迅速扩大的出国留学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提高的外语教学水平等，都有利于这样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在下游基层利益调节和制衡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采取了控制上游信息流入的方式，在暂时维系社会稳定的同时，却往往阻碍民众去客观理性地认识外部世界。在这一现实下，也许还可以采取种种有组织有控制的方式来促进外部信息知识的交换和吸收，比如有步骤的媒体和言论开放，强化对外媒体输出，扩大有组织的人员交流范围和规模，加快可控制的文化输出和输入组织与渠道的建设，等等。但这样的方式终非长久之计，建立健全基本的社会利益调节和制衡机制，特别是加快推进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才是根本之策和当务之急。没有这样的机制，就难以实现信息的开放和自由流动，并同时维系平稳的社会发展。随着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深入和加速，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将进入进一步的分化时期。各个利益集团“代言人”的出现、对各种信息出现多元化的价值判断和主观选择将是自然而然的现象，而整合制衡机制和中立调解者的缺位才是当前最大的结构性缺陷。凯恩斯有句非常有历史洞察力的话：“当有改革空间的时候，人们没有改革的动力；当有改革动力的时候，往往已经没有了改革的空间”。满清王朝曾经有机会主动实现君主立宪，脱身矛盾的漩涡，作为社会各方势力和利益集团的中立调节者而存在，在维系国家政治凝聚力的同时也维护了自身利益。但上层阶级的傲慢贪婪、愚钝麻木和顽固不化，让自身成为民意民心的最大对立面，最后被历史的潮流冲击得没有片瓦存身之地。中国人向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中国人的学习热情在全世界各民族中也是极为突出的。尽管中国已初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但14-29岁青少年人口的绝对总量将近3亿，是美国的10倍左右，仍然是世界上青少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当代许多国内和国际的重大问题，例如贫富分化、产业升级、政治体制改革、文化重建与输出、全球化、气候问题、可持续发展、多极化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国际分工体系重组等时代挑战，都需要全新的解决思路，在学习综合各个文化的先进成果与挖掘自身的传统精华之外，还需要大胆的创新。当今的世界仍然为创新留有无限的空间。以西方为主导发展起来的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远远未到终结之时（也许永远没有终结）。在当前现代性危机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呼唤着相应创新的出现。而在中国，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代化路径，为各个层次的创新也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可能性空间。引用一位作家的话：“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矛盾的时代，一个山寨秩序与公民社会，一个罪恶与美好，一个绝望与希望并存的时代。它的弹性竟是如此之大，它的复杂性竟是如此之大，可说是史所未见······当下中国，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星系，有若干个星球运行其间，有若干个时空并存其间。有一千年前的，有三百年前的，有三十年前的，也有当代的即公民的。你是哪类人，你想做哪类人，几乎都能找到对应的时空，都能让你心有所属。这就是说，当下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给我们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特别是当中国的上层建筑逐步现代化之后，所解放出来思想活力和创造力，将是世人目前难以想象的。世界将拥有怎样的中国？未来的中国的面貌，将由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动态交互，以及中国和世界各种力量的动态交互来塑造而成。中国在未来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位置，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相类似，不仅取决中国的历史禀赋、现实状况，也取决于当今世界秩序的发展演化路径。禀赋、环境、刺激、竞争和需求，这些合力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动态过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树立正确的目标，主动地去认识、干预和引导这一过程，就能逐步接近我们所预期的理想状态。我个人所希望的未来中国，在经济上实现了有效的产业升级，逐步摆脱了现有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以更高质量的发展创造出更高价值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平衡了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社会发展上，建立了合理的再分配机制，缓解了贫富分化，缩小了地区差异；在政治上摆脱了受人遏制、授人以柄的包袱，在内部极大地解放了民众思想和创造力，在外部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利益范围。建立了适合国情特点的多层次的政治制衡和调节机制，体制化地整合了不同地区、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增进了国家认同和凝聚力；在文化上重新恢复了自信与活力，探索出综合东西方文明精髓的生活方式，焕发出强大的吸引力；以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文化辐射力和空前的实干性与灵活性，大幅度地推进与周边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整合，为重大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精彩短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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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自然如何成为今天的一对死敌，全是由现代化的发展造成的。本书会让人想通这个问题 -
现代化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 -
中华文化，人类的未来。 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不要执迷西方文化 -
对西方文化理解越是深刻，对其批判越是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