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与市场》书评

世界总在发展，何必执迷于昨日的辉煌

《农民与市场》论证农村基层政权在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过程的市场中介作用，进行了很多实地调研，引用资料甚为丰富，论证细致、观点鲜明地反对“浅薄的国内经济学家”、反对乡镇企业的强制私有化、反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者对中国农村的理解远比某些蹲在大学里看书读论文从不进行调研的经济学家扎实。作于90年代，2003年进行了修订，但是部分观点、材料在时间上已经落后。作者观察到，在中国几乎所有地区，当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得越早、越彻底，则乡镇企业发展越弱、地方收入越少、农民越贫穷、社会越动荡。相反，如果当地农业社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较晚，保留了相当多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传统，凝聚力较强，则当地乡镇企业往往能得到良好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给当地带来较高的居民收入、福利水平，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当地村委、乡政府的财政能力，农民负担较少，基础设施更完善。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集体主义的、当地乡政府、村集体高度控制的乡镇企业有效地避免了大量小农在市场风险下大量破产，造成大量的“输家”进而威胁社会稳定并迫使政府取消改革政策。从这个方面看，“反市场”的乡镇企业反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注定是输家，农产品的价格是长期下降的，一个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份额持续下降，农民需要增收、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扩大人地比例，即抽出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事非农行业。其方式也只有：1、 农民进入现有城市工作。这种方式在户籍制度长期改不动的情况下并不靠谱，可能激起城市居民的长期、坚定地反对，拉高城市失业率，造成大量的输家，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插播：中国政府的决策充满着内部竞争，多数改革措施都是部分官员顶着巨大的上下级压力推行的，一旦造成了大量“输家”，政策会迅速失去支持而无法进行，一项在学术上非常靠谱的政策会因为初期的阵痛迅速夭折，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朱总理在推动市场化的过程中有多大的压力、需要怎样的坚持）2、 通过乡镇企业达成农村城市化，其实就是建立新的城市。作者认为乡镇企业的建立离不开乡镇政府部门的领导和控制。本书通过四川、安徽、江苏、山西、陕西、河南等地的多个案例讨论乡镇政府、村集体掌握的资源、组织能力与乡镇企业的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有意思的案例是仁寿事件（一场农民抗收费暴动，政府收费的原因是修建213国道，此国道对于当地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和小岗村调查（小岗村是中国普遍宣传的第一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村子，陈窗和曾德芳与2000年前往调查，发现当地仍处于深度贫困，完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集体财产基本被分光导致地方政权机构掌握的资源大幅减少，没有组织建立乡镇企业的能力，当地的基础设施、农业机械化程度均非常差，水库还是大跃进时期修建的。多数农民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非常不满，认为比不上集体耕作时期。当地宣传使用的博物馆收藏着著名的按着18个手印的协议书复制件，原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其实据老村长严宏昌称，均为假的，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叫王影东的记者要来拍电视，严宏昌无奈之下顺手写了几个。）以家庭为背景的小农抗风险能力很低，在市场风险的冲击下会迅速破产（小农为减少风险辛勤工作增产，这进一步降低了需求弹性很差的农产品价格，恶化了自身处境），而乡镇企业的建立则离不开强有力的基层政权。据作者研究，中国成功的乡镇企业均为集体所有，即村子以剩余的大队财产和向农民集资作为初始资金建立工厂（农民免费付出劳动进行工厂建设，同时上交集资，只有富于集体主义的村子能够实现）村委往往承担管理者的角色，乡政府则给予大量的支持，这种企业的优势在于：1、 团结一致，社会主义传统造成农民有普遍的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乡镇企业也会对农民进行形形色色的思想灌输。而当时的多数私人企业则缺乏科学管理来提高效率，反而不如用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农民。2、 刚开始就可以取得比私人企业要大的资产规模，原因是集资和低分配、高积累，两者在缺乏社会主义基础的私人企业几乎无法做到。3、 天然的政府支持，当地政府用尽种种手段获得80年代来之不易的生产资料和种种许可证，取得各种优惠政策、税收减免之后继续逃税。而私人企业被当地政府敲竹杠的事件则层出不穷。4、 取得土地是免费的，劳动力的价格极其低廉，有时候大家甚至在做一项共同事业，根本没有工资。5、 政府担保，集体企业拥有比私人企业更好的信誉，在政府担保之下易于取得银行贷款并对商品进行赊购，很多企业甚至不同私人企业做生意，集体企业就会好得多。6、 相对当时僵化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极端重视科技、工作纪律和管理严格得近乎不人道、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生意灵活（贿赂）、定价和转换行业亦十分灵活。以上原因导致了乡镇企业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基层政府充当了“市场中介”的作用，用关系、政策、信息、管理甚至暴力把农民们成功地组织起来推向了市场经济。1994年中央开始强制推行“产权清晰化”，作者对此深恶痛绝，认为扼杀了乡镇企业。与自下而上的乡镇企业不同，“产权清晰化”是中央政府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强行自上而下推广的，其原因在于：1、 亏损、负债严重2、 产权模糊，激励不相容，管理层假公济私，基层政权大肆干预，乡镇企业成为基层政权的提款机。3、 灰色市场，即乡镇企业的成功是在特定时期（私人部门尚未大发展，国有企业经营一团糟）产生的，当真正的高效率市场来临，乡镇企业就会失败。作者对以上论点进行了逐条批驳，但是其批驳并不像此前的论述有说服力，作者成功地证明了一个特定时期基层政权直接运营的乡镇企业的合理性，但是其反对改制的论点充满各种逻辑错误，直如骂街。只能认为作者缺乏制度经济学的功底，同时对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感情深厚。我对于集体所有制的成功的观点是，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在改革开放的头十五年，市场非常落后，在实行双轨制、生产资料难以获得，外汇管制严厉难以进口机械设备、政府对经济大量干预导致没有“关系”难以做成生意、社会诚信缺失、金融系统非常落后融资困难、法制缺失、没有质量控制体系假货泛滥的情况下，基层政权的中介作用大大提升了乡镇企业的经营能力、获得各种资源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确实比当时赢弱的私人企业更加能够适应市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企业所面对的是一个糟糕的、不完全的市场，如果因为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能更好地适应那种“市场”就去继续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努力去创造一个更加高效率的市场经济的话，就如同因为黑社会能够更好地适应治安糟糕的城市就去大力发展黑社会，而不是努力发展城市治安。一项经济改革是否应被实施的根据是“能否长期地改善相关的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其重点在于长期，短视的我们会迅速地坠入各种各样的囚徒困境不能自拔。集体所有乡镇企业适应市场但是在长期会通过各种途径，如政府关系、肆无忌惮的贿赂、压低工资、暴力抗债等去破坏市场经济，而不是增强它；如同黑社会更加适应治安糟糕的城市，在长期也会使城市治安更加糟糕。两者在特定时期都是对人民有利的，在混乱的年代前者提高了人民的收入和福利，后者提供了安全保护，但是他们仍然注定要被抛弃，在发达市场中只能走在社会边缘。虽然不能同意此书所有观点，但是其内容对于蹲教室学经典理论数量技术的经济系学生非常重要，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复杂和多样。强烈推荐。

中国基层政权的正面作用，乡镇企业的历史作用及改制中的集体资产流失

潘老师的博士论文，时间比较早，1994年左右的。总体上看，很发人深省，论证也很有利，最后会发现也有很多观点和材料有牵强附会之嫌，而且2004年又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但其坚持自己独特观点的精神很值得学习，而且也确实是有价值的观点——关注乡村政权的积极作用，这样的研究现在也是不少的，基层社会中的基层政权有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应可也可以发挥更为积极和正面的作为。另外是对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改制中的问题的最早关注。2004年，郎咸平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弊病，提出“国退民进”式的国企产权改革已步入误区。引起巨大的影响，被称之为“郎旋风”。而著名学者秦晖在90年代末《三农中国》一书中用实证材料，证明乡镇企业改制中的集体资产流失。潘老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啊。

从几个关键词做点转述吧

我也不会写专业书评，只能从“农民”、“乡镇企业”、“基层政权”等几个关键词出发做点转述。请不吝指正。1.“农民”：在这本书中，农民既是乡镇企业中被组织起来的生产者或者生产集体，也可以说成是在市场竞争中因为有无集体组织形式的存在而获得截然不同两种命运的集合。农民是极富创造力的群体，只要给他们一个良好的组织形式，他们“就是龙”，就可以冲破一切设置在自己面前的壁垒，在市场博弈中取得成功。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看不见的手”并不比“看得见的手”对农民更仁慈，更有利。2.“乡镇企业"：也可以说成是集体经济（至少从这一概念去理解更易懂）。这一经济单位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在于”产权不清晰“，“产权不清晰”意味着产权没有明晰到个人头上，也即除非是落实到个人头上否则不算是明晰的产权。但是集体经济凭借着与乡村基层政权的密切关系还是在改制之前大力发展着。3.“基层政权”：是政府与乡村和农民的中介，更是乡镇企业的“合伙人”或者庇护者。有力的，严密的基层政权可以获取村民的信任，带领一方某发展，而软弱的，松散的基层政权则可能导致农村基层的乱象，甚至暴力冲突，例如四川仁寿事件。从这一点上看，这本书很符合“不是经济学……而是政治学”的著作，如作者本身的定位一般。

详尽的调查，非主流的结论：有关中国农民的讨论

非主流主要指的是本书的结论。作者大批特批诸如“乡镇企业私有化”“海选”等等90年代后期成为主要指导中国乡村发展的观点，认为个体的小农在市场经济中是无法取得竞争的有利地位的，只有得到强有力的基层单位的组织，才能成为市场竞争中有力的基本单位。他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越是实行包干到户越早，集体主义越为薄弱的地区，比如凤阳小岗地区和成都附近的仁寿地区，农民越只能达到温饱的水平而无法致富；越是对包干到户抵抗强烈，集体主义势力强劲的地区，比如华西，山西赵家堡等地区，基层组织越能将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办乡镇企业而致富。国际政治里面的确有一个类似的理论，讲的是后进国家如何进入已经被先进入国家牢牢控制的市场。简单说来，国家统制经济（如东亚发展模式）是和平进入的唯一条件。这就要求强有力的国家管制和对人民的思想灌输等等有违经典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发展策略。只不过这样的政策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呢？在追赶阶段这样做的确必要，可是当进入和缓的增长阶段，国家的高投资很可能会导致市场消费能力的不足，管制经济的另一面又有可能是各种资源浪费，粗暴简单的行政方式一旦失去对未来美好未来的描述也会变得让人无法信服，最为关键的是，在国家大战略方面，怎么保证不会出什么差错？这在我国，也是有惨重经验的。另外，我在这本书中读到很多更像是道义批判而不是学术讨论的字眼，这与潘维给人的一贯感觉相吻合。诸如“食洋不化”“坐在书斋的学者”的字眼经常可见，甚至他还用上了“愚蠢”这种词，下面这段话让人感觉象随笔：“大多数民主派总也说不出什么具体的道理，讲不出多少证据，于是只好反反复复、喋喋不休的高唱民主是‘普世价值观’，是合法性的‘法’。”这种句子对读者来说，又有多少说服力呢？应当承认的是，此书的第一手材料来源非常丰富，这是做社会科学应当学习的。但是，大多数潘维引用的话语都来自农村的基层干部，从他们的说辞中，不难印证书中的结论，即农民的力量分散，眼光短浅，需要引导，需要管理，不应该闹事，应该尽力配合干部的工作。可是农民本身的话语，他们对基层干部的看法，他们的赞扬和抱怨，似乎只占据了很少的部分。读完此书之后，我照例寻找了一下学术界的评论。不过好像没有什么系统的批评，不论是中文文献还是英文文献。不知道有没有比较严肃的书评，毕竟我很想看看业内人士的看法。

不过如此

可惜，苏南、温州和珠三角这些最杰出的经济发动机，竟然都属理论体系之外的例外，看起来这个所谓理论体系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