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的两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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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2-7
ISBN:9787108040596
作者:王焱,饶淑荣 编
页数:545页
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
公共论坛——社会理论的两种传统
两种自由传统
政治哲学：在英语世界与欧陆之间
自由的面孔——两种自由在美国
演化论适合陈述自由主义吗？——对哈耶克式论证的反思
两个传统与两种自由观发微
政治理论的两种传统与汉语学界——学术研讨会发言选刊
专论
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
“政治”概念之分析
个人主义：现代政治思想冲突的
一个焦点
域外新论
为什么是卡尔·施米特？
自然法与自然权利
新知旧学
梁启超与德国国家主义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演变——以康有为为中心的考察
学人志
韦伯的自由观
与过去相遇：斯金纳访谈
公共书林
作者简介
《公共论丛·第八辑-社会理论的两种传统》，本书内容简介：社会理论与近代社会共生，而尤为重视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古典社会理论中，以英国苏格兰启蒙传统与法国传统影响最著。本辑的主题，是从这两种社会理论的分疏入手，探讨英法两国不同的社会理论传统与政治社会结构，更重要的是这两种理论传统对于当下世界的影响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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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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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从1734年起，孟德斯鸠呕心沥血伏案写作，用了整整十三个年头写作《论法的精神》。1748年11月，他的这部书终于得以在瑞士正式出版。当时评论界既有好评如潮，也不乏驳难非议。其中，一位研究法学与伦理学的学者评论最为有趣，他说他感觉到，孟氏作为“一个外人闯进他人的领地行猎来了”。时至今日，孟德斯鸠的这部著作尽管早已跻身于名著之林，但是关于此书的性质，依然人言言殊。在囿于现今学科建制的人们看来，该书实在很难归类，书名像是一本关于法学的著作，其研究对象也包括了法律与政体的类型等，但在内容上却是包罗万象，并不仅仅涉及法学和政治学。即使是在那个时代的学人眼中，此书也是将那些通常看来毫无关联的东西加以综合分析，但是最终，竟然导致了一些具有普遍性原理的出现。 孟氏关于法的理念，一是自然法，即认为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他们的法（法则）。这些规律是确定不移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在孟德斯鸠看来，法律的不同形式又取决于特定的环境特别是社会状况。孟德斯鸠政治法学的新颖之处，就在于他引入了具体的历史-社会关系。与通常的法学家不同，他论述的是一种广义的法，所以，该书书名用以表述法的概念是loi一词，在法语中既有“法律”也有“规则”之意，而不是法学家通常使用的droit。结果，这一点也不免引来许多法学家的非议。他们认为，法非关系，关系非法。而孟德斯鸠法学观点的新颖之处，就在于他引入了具体的历史社会关系。毋宁说，他论述的其实是一种广义的法，那些正统法学家看到他引进社会关系来研究法学，觉得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而孟德斯鸠认为，人受很多种事物的支配，包括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因素，因此他提出了“法的精神”的概念。他认为，“法的精神”是一个包括所有局部的总体解释，从而将传统的法学研究提升到了社会理论的高度，在这一意义上，“法的精神”，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社会理论的精神”。 孟德斯鸠怎样看待社会（société）这一事物呢？首先，他认为社会是有别于政治、经济等事物的；其次，他将社会视为本身具有一个整体结构的大系统，是一个其各个部分只有从总体上来看才有意义的系统。尽管社会现象从表面看来千差万别，但是在深层次上存在一定的结构，包括各种准则、制度、法律，这就是社会理论家所说的“社会建制”。法就是社会整体精神或者内在本质的一种表现，各种不同的法律虽然都是人类理性的体现，但各个国家民族的法又都有其各自的特性。后来的研究者说，孟德斯鸠把自己的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和历史学观点结成一个恢弘的体系。由于孟德斯鸠的理论视野非常宽广，他看到了现代性的多种面相，这对现在我们所研究的很多问题依然具有借鉴意义，因此现代法国学者路易?阿尔都塞（L.Altusser）认为，孟德斯鸠是近代社会理论的先驱。 社会理论或者社会思想的研究，起源于对于现代性的深入思考和全面探究。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曾经指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岁月里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在它诞生的第一个百年里，出现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经典大师。在当代，则有哈贝马斯、卢曼、吉登斯等人。 从吉登斯的分析论述中，可以看到社会理论是近代学术的一个产物，起源于古今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的断裂。现代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在形式上有别于所有类型的传统制度。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之所以能够获得空前的扩张，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资本主义，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市场经济（西方学者一般把它定义为一种经济制度，主要内容包括私有产权保护，资源主要依赖市场加以配置等）。现代性扩张的第二个制度性因素就是民族国家的出现，这是一种新型的政治组织形式。而孟氏的社会思想就同时包含对现代性这双重面向的深入思考。 一 孟德斯鸠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开创了社会理论的研究取向。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英法两国知识界的交流非常频繁，孟德斯鸠也经常去英国旅行。当时在英国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工商业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新的时代气息。古典哲学家像柏拉图曾经抱怨过贸易破坏了社会的良风与美德，但是孟德斯鸠却认为，在商业贸易风尚产生之前，欧洲的风俗并不是善良纯朴的风俗，而是充斥着暴力掠夺等野蛮行为，主要是由于商业贸易行为的出现，才使得这种政教习俗变得和平、文雅，逐渐文明起来了，这有助于人们摆脱那些有害的偏见。孟德斯鸠讴歌商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长久而深远的改变，所以他说，“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文明，哪里的文明就增长。”“商业文明可以使人培养温文尔雅的精神。”他的社会思想的研究主题之一，就是讴歌商业贸易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双重益处：一是商业通过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市民社会共同成员开始相互了解，由此使得他们逐渐失去了攻击性，以往时代，这种攻击性时常导致战争的发生。二是商业社会带来社会的繁荣，对比于那个时代专门从事劫掠的军队与政府，政治权力对社会蛮横的干预，其实是有害无益的。对于激情与利益之间的紧张，孟氏认为，激情可以使人为非作歹，但是利益却可以起到制衡作用。 不宁唯是，“虽然每个人都认为是在为自身的利益而工作，但结果却是为公共福利作出了贡献。”（《论法的精神》第3卷，第7章）美国学者赫希曼就此认为，孟德斯鸠早在斯密之前即已“系统阐述了‘看不见的手’这一思想，即关于使个人的欲求不知不觉地与公共利益合而为一的思想”。（A.赫希曼著，李新华等译，《欲望与利益》，上海文艺出版社，第2-3页）正是孟德斯鸠开创的社会思想研究的这一维度，启发了其后的苏格兰启蒙学派。 苏格兰启蒙学派是英国格拉斯哥与爱丁堡的学者形成的一个思想群体，他们和法国哲学界有很多交往，像休谟就曾经在自己家里接待过卢梭。这一学派的杰出之处在于，和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哲学家不同，他们把社会视为具有自身历史的独特结构，认为不能把应当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社会等同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派编写的《百科全书》中却没有社会的条目，在后者看来，哲学就是最高的学问。 苏格兰学派的重镇亚当?斯密在讲授道德科学的时候，所教授的内容包括今天社会科学范围内的各个科目。他认为社会科学由两个部分组成，除公益外的其他美德部分叫做伦理学，讨论公益的部分叫法理学。亚当?斯密以及其他苏格兰思想家都不赞同当时流行的那种社会契约论思想，他们认为只有人们合作的时候才能找到所追求的东西。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爱和吸引，不得伤害的天性，就是使得人群能够走向联合的基础。亚当?斯密把这个东西称作“正义”，正义不是准备去爱别人，而是阻止伤害，所以政府一要制定行为规则，二要提供法官与司法程序，以惩处对一般人进行伤害的行为并提供救济。政府的职责除了维护社会稳定之外，还包括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外部侵略等等。在苏格兰学派看来，社会秩序是在个人不考虑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追求各自的私人利益而无意识造成的。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被视为人类行为的原动力，而公共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加和。社会的自发秩序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自发秩序就是指社会的实践、规则、制度，它们并不是出于人们预见到会得到好处、而有意识自觉地创建出来的秩序，而是人们追求自己目标的人无意识地导致的结果。苏格兰学派社会理论有一个最重要的贡献，他们强调理性的成长受到社会演化的制约，人的理性并没有跳出文明之外重新对文明做出整体性重新设计的能力，因此一切社会进步都必须以传统作为基础。 当代哲学家、加拿大的查尔斯?泰勒认为，在英国，社会被视为一个外在于政治的实体，实际上社会被划归为经济体范畴，认为社会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生产行为、交换行为和消费行为的总和，它有自己的内在动力和自己的规律，这集中体现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后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了苏格兰学派对于社会的构想，认为苏格兰学派建构的市民社会模型只能说是社会中的市民部分，不同于家庭和国家，只是市场，只是社会的商业部分。要让这个市场得以运作、成员得以受到保护，需要有必须的制度和机构，才能有助于个人利益的实现，因此他把私人财产所有权视为市民社会最重要的特征。而关于政治共同体的观念，在苏格兰学派那里却没有得到多少重视。 尽管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很多成员都承认他们受惠于孟德斯鸠，但他们却没有注意到，孟德斯鸠在讴歌商业贸易带来文明的同时，也指出贸易将人的一切关系都金钱化的弊端，因此，他同时也指出，应当通过设立制度和宪法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希尔斯所说的那种具有“公民”观念的社会模型，主要就来自于法国社会思想的贡献。托克维尔曾经指出，尽管一个自由社会久而久之会带来富裕和财富，但是自由本身是有价值的，这和自由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无关，在自由中寻求自由以外的东西只配成为他人的奴仆。这是对苏格兰学派的一种批判，因为这个学派认为，“公共自由或我们所称的政治自由，只具有辅助性的或工具性的重要性，因为其重要性只在于强化个人的自由。”（[英]唐纳德?温奇著，《亚当?斯密的政治学》，褚平译，第37页） 受当时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苏格兰学派把经济和生产力的决定论推到了极致。这种以物质财富生产分配来解释近代社会意义的做法，实际上是亚当?斯密的成就，也是后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点。苏格兰学派要求建立和工商贸易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政治体制。他们对社会理论的贡献，主要是把社会看作是一个过程，是演化的结果，是一定的经济社会和历史力量的产物，可以通过经验科学的方法加以分析和把握。特别是他们强调社会建制是社会行动无意的后果造成的，这就既对法国启蒙哲学家的思想误区给予顶门一针，也突破了孟德斯鸠社会理论静态分析的局限，但是他们的社会模型却都是围绕“经济人”建构起来的。 近代中国知识人大多也相信苏格兰学派的经济决定论，所以很多先前信奉马克思的人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哈耶克的追随者，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这一现象，其症结大约就在于此。很多人认为，经济秩序是一种最好、最理想的社会秩序，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应该推广这种经济思维和经济秩序，以至久而久之，人们在一事当前面临抉择时，大都从当下的短期效益出发，这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思维惯性。 苏格兰学派总的倾向是力图用个人利益来制约激情，以道德情操来调节市场社会。也正因此，亚当?斯密具有了两种身份，一个是社会理论家，一个是道德哲学家。作为社会理论家，他特别弘扬商业社会带来的自由；但是作为道德哲学家，他也批评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缺失。他在《道德情操论》里强调每个人都有看见别人受苦难、产生同情心理的倾向等等。但是他对于市民社会及其政治体制所导致的结果，只能用一种虚拟的“道德人”来进行调和，未免过于苍白了，他没有能够从社会建制方面来纠正市民社会所带来的弊端。 施特劳斯学派的克罗普西认为，用亚当?斯密的道德教诲作为基础的社会，其实就是现代形成的自由商业社会，“斯密并不以政治或社会生活的出现来划分文明和野蛮。他所指的文明生活，全归最高等的经济生活，亦即以人的文明程度和人的经济组织的发育程度并列。只有商业活动充分发展的社会，才配称为文明社会。”于是，“传统的政治问题，就变成了某种经济问题的呈现。”(克罗普西等著，《经体与政体》译者序)从亚当?斯密的社会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社会的政治之维，就在此失落了。 二 卢梭一方面自称是孟德斯鸠的传人，想要解决苏格兰学派市民社会的模型所造成的公民身份缺失问题；但另一方面又受到古典哲学家柏拉图的影响，想用政治来整合社会。卢梭对平等作出了最充分的论证。他认为，市民社会以商业为基础，自然会产生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比如说商业社会有雇主和雇工，所以无法形成一个平等的关系。由于市民社会是人类不平等的来源，因此，他想用激情来制衡这种单纯依赖利益构成的关系。但是他和孟德斯鸠的社会观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孟德斯鸠看来，社会是一个以客观结构或者客观因素为中心构成的体系；而在卢梭那里，社会是集个人意志而形成的以神秘的“公意”作为基础的有机体。通过卢梭，法国社会思想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从贵族主义出发的“平等论转向”。孟德斯鸠出身于贵族，在他构想的社会里面，贵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但是到卢梭那儿，贵族阶层的力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不是斯巴达人，也不是雅典人，而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商人。”对于卢梭来说，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有自由，因此他想要找到一个出路，将平等的价值重新注入到法国的社会思想里面。 卢梭认为，对公民而言，其生存全在于他和城邦的关系，在于他明白自己的利益和公益是一致的；而资产阶级把自身利益和公益做了一种区分，要实现他们的利益就需要社会的存在，他们利用市民社会剥削他人，同时又依赖他人生存，资产阶级必须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界定自己。假如人们不再相信公益存在的话，资产者就产生了。所以，卢梭不太相信靠自我利益产生的市民社会能够提升人类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受古典哲学的局限影响，他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正是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他的解决方案是把社会和国家视为同一个事物。卢梭将自己原来名为《论市民社会》（De la société civile）的著作，改为《社会契约论》（De contrac social），就是在看到市民社会所带来的弊端之后，为了表示对于单纯以个人占有为中心的市民社会的异议。他想通过社会契约论，打造出一个政治与社会合一的社会模型。这其实就是回到古典哲学家的城邦国家。在苏格兰启蒙思想那里，在个人主义强劲动力的推动下，英国人建立了适合资产者的政治社会体制，但是在卢梭看来，只有让资产者成为公民，才能真正实现平等和自由。市民社会在卢梭看来只能使人堕落。在分散的个人没有经过充分政治整合的情况下，卢梭提出，解决方法是从自然状态出发，把社会分解成个人，订立契约，建立国家。但是这样一来，社会的维度就消失了。 三 法国古典社会思想的集大成者，当非托克维尔莫属。在苏格兰学派看来，现代性的新颖之处，就在于现代工商业的大发展；而在托克维尔看来，现代性却意味着民主制取代贵族制的世界性的同质化进程。法国古典社会思想的模型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模型，这是苏格兰与法国社会理论之间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 苏格兰学派的社会理论，以自利的个人为基础，但是一味诉诸私人利益，形成的只能是一个缺乏政治维度的市民社会。由于这一社会以私人占有为基底，所以，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由此也就成为一个单纯的资产者的社会(bourgeois society)。而在孟德斯鸠、卢梭直至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思想传统视野里，“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而是无和全中间的一个中项”（法国思想家Pascal语），在托克维尔看来，人们追逐财富的本能欲望与通过参与政治引人向上的境界的提升，需要一种平衡。单单是追求赤赤裸裸的物质利益，不可能构成真正的政治社会。近代民主作为一种同质化的力量鼓励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值得肯定的只是那种“恰当理解的自我利益的原理”（la doctrine de l’interet bien ententu），而不是所有利己主义的激情，因此，应当遏制极端的利己主义、物质主义，单纯依赖赤裸的物质利益只能造成鄙俗的物质主义的大流行。在法国社会思想史上，首先提出“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自由”的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尽管特别强调自由的消极属性，强调对于私域的保护，认为“商业已经是事物的常态，唯一的目标，普遍的趋势和国家真实的生活。”不过尽管如此，贡斯当也同时指出，危险在于，当人们都专注于享受消极自由、个人独立的时候，很容易忘掉自己的公民身份。因此，他一方面批判卢梭的方案是替暴政掩饰的华丽托辞；却又同时指出，卢梭提出的问题必须正视，即怎样均衡商业社会鼓励私利的主张与政治社会中的公民义务感和参与承担公共事务。 孟德斯鸠当初曾经指出，在君主制下，不是对于金钱的追求，而是对于政治荣誉的追求，才可以对公共福利做出贡献，使个人生命的意义获得提升。大革命之后的托克维尔接续了这一主题。在他看来，政治生活是使人趋于完美的手段，而行使政治自由，则是克服原子化社会的弊端和幻想所必须的。在《论民主在美国》一书中，托克维尔直接针对苏格兰学派的个体假设进行了批判：“每个人便开始自己顾自己，道德家们也在这样的自我牺牲面前表示却步，他们只去研究公民的个人利益是否在于为全体人民造福的问题，而当他们一旦发现个人利益与全体利益有符合和相同之处，便急于去阐明。后来这样的发现与日俱增。而原本只是孤立的观察就变成了普遍的真理。”（《论美国的民主》，中译本，下卷，第651页）在他看来，英国走的是一条通向现代社会的特殊道路，一般来说，其他国家，甚至包括欧洲的国家都很难模仿，反而是法国进入现代社会的那一路径，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法国社会思想当时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解决大革命以后法国的“原子化社会”（société atomique）的问题。所谓“原子化社会”，指的是在经过大革命以后各个阶层被夷平了，个人可以独立经商，发财致富，但是由于法国人过度沉迷在私人领域里，过度考虑私人利益，社会的政治性和公共领域就消失了，社会成了“散沙社会”、“碎片社会”（société en poussière）。托克维尔有一个著名观点，后来被研究者提炼为一个简洁的说法，即“贵族不可能，民主没希望”。在一个革命后的社会里，贵族为什么就不可能了呢？因为革命已经把贵族阶层铲平了，想要重建革命前的封建贵族等级制已经失去了可能。在现代性条件下，贵族的正当性已经流失了，无法重建。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当政时代，大肆贩卖贵族的头衔，很多新资产阶级通过花钱去买贵族头衔，但是像中古时代的贵族那样骄傲的灵魂，却不是靠花钱就能买来的。“民主没希望”，是指因为革命以后社会的中坚力量消失了，大家都在那儿忙着发财致富，没有人考虑法国社会整体的政治问题，导致公共领域出现了缩减，公共生活逐渐消失，而社会的消失导致国家权力的不断扩大，个人的自由空间不断缩减。从被革命撕裂的社会中释放出来的，只是在市场上为个人牟利的“原子化个人”，是在过去旧的社会死亡之后遗留下来的一盘散沙，导致民主目标无从实现，托克维尔因此认为，革命后的法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社会。 法国大革命史的权威菲雷（Fran?ois Furet）曾经这样解释托克维尔的观点说，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因为太民主了，所以没有办法拥有贵族的东西；因为太贵族了，所以没有办法拥有民主的东西”，这是法国在大革命以后陷于长期停顿的最大困境与悖论。在托克维尔看来，走出这一困境，除了进一步扩大政治民主外，必须通过政治过程来实现公民的整合，使公民在参与政治过程中追求自由和个体尊严，用一种超拔世俗、特立独行的气质，压倒那种由同质化的社会状况造成的追求物质享受的琐屑卑微的小小快乐的风气。 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不断分殊化，那种依赖单一的经济之维构建的社会模型，无法解释政治和革命危机出现的原因，也无法解释那种剧烈的、重大的社会变迁的动因所在。单一的经济社会视角，只能体现出消减政治价值本身的一种企图，而无力对社会的重大变革与急剧变迁作出说明。唯有法国的古典社会思想传统，在经历过大革命的转折后，通过新的理论整合，其社会模型已不再是苏格兰学派“经济人”的社会模型，而是“政治人”的社会模型。托克维尔既肯定苏格兰学派建构的市民社会是构建平等的政治社会的基础，没有市民社会里的平等就没有政治社会里的平等，因为如果民众连从事工商贸易活动的基本权利也没有，遑论享有政治社会中的平等呢！因此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维度，但这并不是社会的全部，他倡导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努力建构一个后革命时代的政治社会。在英语里，“政治社会”往往就是“国家”同义词，但是在法语里，“政治社会”是国家之外的一个独立的政治维度，社会并没有通过契约把政治权利完全出让给国家，社会永远保持着政治的维度。这是法国和英国的社会理论所具有的本质的不同。 法国古典社会思想自始至终高扬政治对于人类事务的主导作用，拒绝让政治学成为经济学的附庸，所以西方学界有论者曾指出，当今学术界从亚当?斯密转向托克维尔，意味着政治事务自身的价值正在逐渐地显现并日益受到重视。 王焱谨识 2011年11月10日改定“公共论丛”第8辑《社会理论的两种传统》主 编 王 焱编 委 李 强 高全喜 刘小枫汪丁丁 张辰龙 贺卫方公共 论丛 2012 Vol.8 ――――――――――――――――――――――――――――――写在前面公共论坛 —— 社会理论的两种传统 西登多普 两种自由传统马克·里拉 政治哲学：在英语世界与欧陆之间史克拉 自由的两种面孔钱永祥 演化论适合陈述自由主义吗？——对哈耶克式论证的反思刘训练 两个传统与两种自由观发微政治理论的两种传统与汉语学界（学术研讨会发言选刊）高全喜、应 奇、李 强、韩水法、刘 擎、任剑涛、曹卫东、刘训练、薛 军、李洪雷、刘海波、肖 滨、胡传胜、谈火生、陈 伟、徐友渔、徐向东 佟德志专 论韩水法 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 江宜桦 “政治”概念之分析 周 枫 个人主义：现代政治思想冲突的一个焦点 域外新论戴岑豪斯 为什么是卡尔·施密特？ 唐纳德 自然法与自然权利 旧学新知单世联 梁启超与德国国家主义王 焱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演变——以康有为为中心的考察 学人志鲍罗南 韦伯的自由观 周保巍 译 与过去相遇——斯金纳访谈 公共书林 -
10年了，居然看到了第八辑。03年，第七辑出版后，曾经以为《公共论丛》就此夭折，心痛之极。10年后，再次见到《公共论丛》，狂喜。犹记在《公共论丛》初读《两种自由》时的思想震撼。也许，《公共论丛》的再续刊行意味着又一个小阳春？
精彩短评 (总计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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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有的爱不释手的学术文集，《公共论丛》对于比我大十岁的那拨人来说意义重大，第八辑也多是旧文，其中很多内容甚至是某些前辈靠十年前审检过的。今是昨非，在当下衮衮诸公多以谈自由为耻，争相研习时髦论说之际，希望这本书能给年轻一代提供新的思考维度 -
就个人观点，只有《为什么是卡尔·施密特》和最后一篇斯金纳的访谈是值得一读的，剩下文章都非常平庸，充分反映了国内低下的理论水平，以及洋鬼子其实也会写垃圾论文…… -
学习自由主义 -
第一，导言没有落款不知作者，有些遗憾；第二，编者慧眼；第三，江宜桦这样纯的学者竟然能够做总理，这有些冲击我的三观：这究竟要算作中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抑或现代范式下学术与政治的归途？ -
自由主义通过整合共和理论，在现代社会重建政治之维。 -
社会理论的两重传统：英国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传统。市民社会VS政治社会。经济人VS政治人… -
近年来，有潮人感于自由主义的平庸，鼓噪“衰落”说，或起儒家宪政，或玩政治法学，沐猴而冠。倒是王焱先生正派健朗，一面利用黄彰健、孔祥吉、茅海建的历史研究成果，一面借鉴托克维尔的历史-社会学方法，褒扬陈宝箴父子在湖南的稳健变法，批判康有为尊君、划派、作伪、政治浪漫派的危害，其论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