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权力》章节试读

《文化与权力》的笔记-第322页 - 结论

在布迪厄的所有理论概念中，“文化资本”的概念呼唤我们关注市场社会中文化资源的权利方面，它无疑因此而受到了最广泛的接受。这个概念是非常有力的，它激发了布迪厄对教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以及分层社会学的出色研究。通过对于语言、知识、文化风格塑造人际互动的细致而无所不在的方式的关注，这个概念促进了我们对于把社会背景效应转化为不平等的学校教育成绩以及随后的就业机会的过程的理解。在教育社会学中，这个概念使得人们能够细致地研究孩子从家庭中继承下来、并随后带到学校的文化资源如何影像学术成就。在艺术社会学中，这个概念还被有效地用以表明，家庭与学校的文化社会化如何塑造了对艺术的行为与态度。
文化资本的概念位于西方思想中两种激烈对抗的知识传统的中间点。一方面，通过把文化等同于资本的一种形式，布迪厄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认为文化是一种具有自主性的权利资源，它不能被理解为经济因素的上层建筑衍生物；另一方面，布迪厄也突破了把经典教条的普遍价值神圣化的人文主义传统。他认为观念与审美价值体现了生产这些价值的人的实际利益。这样，布迪厄通过作为一种权利形式的文化的理论，把这两个不同的传统联系起来。
……
在一个马克思主义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的理论显得不那么令人信服的时代，布迪厄提供了一种颇有吸引力的替代理论，因为他关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数量与重要性上都不断增长的知识职业与服务性职业。但与后工业社会理论家，例如丹尼尔贝尔不同，布迪厄表明这些新的文化实践如何体现了新的统治形式与社会利益。而且，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的理论，以及文化资本通过学校教育而代代相传的理论，已经生产出关于现代社会中精英分化的强有力的洞见：扩大的英才教育的受益者不再是资本家，而是具有文化资本的专业人员家庭的孩子。
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源调节阶级差异——特别是在趣味与生活方式的领域——的精细研究，与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理论是尖锐对立的。后者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模式中，阶级的差异正在淡化。布迪厄认为，尽管有大众消费市场的兴起，文化实践在法国依然是潜在的阶级区分的标志。布迪厄的研究引起了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例如在美国，有人认为消费者选择的差异更多的是收入差异的结果而不是布迪厄所说的是社会地位、荣誉的结果，而且阶级—文化的差异类型更可能是上层与下层群体的特征，而不是中产阶级群体的特征，后者的消费选择更直接地受到大众市场的标准化的影像。
在市场机制渗透到现代生活所有领域的发达社会，作为一种资本形式的文化对于分析社会分化过程是一种有用的概念化工具。但是在市场机制还不十分发达的国家，这个概念似乎就不那么有用了。在那些与法国相比高雅文化传统不那么强大、而文化差异十分显著的社会，这个概念的流行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了。此外，这个概念暗示着一种关于能动性的观念。它把行动者归结为老谋深算的投资者，不管他们处于社会分层秩序的哪个位置，他们的动力都是把自己的投资机会最大化。作为资本的文化（culture－as－captial）这个隐喻在解释媒体、艺术、学术等行业的时候特别有用，在这里，个体寻求把自己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回报，这对于解释那些为孩子寻求有价值的教育类型的家庭也特别有用，但是对于分析没有多少权利资源的群体就不那么有用了。
当布迪厄分析文化实践如何采取符号价值的形式并掩盖其在把社会不平等合法化时的作用的时候，他能够以特别深刻的洞见拓展并重构韦伯的合法化理论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但是，他对于权利的合法化方面（尤其是间接的、隐蔽的效果）的强调使得他比较少地分析纯粹地经济权力与武力强制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没有消失地重要性。他对于误识的强调可能高估了错误意识在使被统治者继续处于被统治地位方面的作用。个体与群体常常清楚地看到权力关系的任意性，但是缺乏改变它们的必要资源。布迪厄对知识分子在为等级社会提供认识分类时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深刻分析也可能高估了知识分子在某些现代社会中在统治其他社会精英方面的重要性。
————————————————
＊Gartman对布迪厄关于文化实践的阶级差异模式的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式的批评：
Gartman指责布迪厄通过把文化结合进对阶级的界定而在阶级与文化之间确定了一种“同意反复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而言，阶级基本上是由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而生产关系反过来又决定生活方式与文化（上层建筑）。Gartman进一步评说，随着大众消费社会的出现，文化差异不再标志潜在的阶级差异。消费选择方面的差异，显示的不是个体身份差异或社会荣誉差异，而是收入差异。这些认识使得注意力偏离生产方面的阶级不平等，偏离社会荣誉的领域而转向收入竞争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起作用的时努力勤奋以及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