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书评

场——空间——公共领域

“场”是一个很空间化的概念，譬如说风月场，自然会让人联想起歌舞影厅，说磁场，则会联想到地球南北极。当“场”被引入到正儿八经的学术研究中时，则让我们联想到“地域社会”、“中世共同体”、“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概念。毫无疑问，这些概念都指向一个或明确或模糊的空间。拿公共领域来说事，哈贝马斯（Habermas）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甫经翻译出版，立马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一场大讨论。其实，这本书99年才翻译过来，而国外学者如黄宗智、魏斐德、罗威廉、玛丽兰金、萧邦齐等人早在七八十年代时就已经就“公共领域”与晚清史研究的结合性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有了很多否定之否定性的讨论。这种研究实际上是在“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帝国主义”——“中国中心观”的学术史脉络下出现的，是对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一种回应。只不过这些学者在深入中国内部同时，适当的引入了一些西方的模式体系。“公共领域”与“新教伦理”类似，也是一种理想型的模式。因为国外学者对中国晚明以来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如公所、商会、善堂等迥异于西方的现象总有一种异样的隔膜之感，而哈贝马斯贡献的这个模式在解释这些现象时正好能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客观的说，这种模式的引进确实给予晚明以来中国史研究以独特的视角和新鲜的活力，开辟了一些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如地方绅商的位置界定、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近代报刊兴起以及其“志在广开民智”的立意带来的公共舆论和公共参与、社团在转变提升移民认同感从而引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等等。但理论的嫁接经常出现的“水土不服”问题以及“西方中心论”的指责，也使公共领域分析解释模式遭到批评。黄宗智主张用“第三领域”的概念来代替公共领域，罗威廉、玛丽兰金都将中国的公共领域限定为“管理型的公共领域”，非西欧意义上的“政治型公共领域”，至于日本学者，如夫马进，在其《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中，则毫不客气的挖苦，西方学者若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找出所谓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无异于走死胡同。相比较来说，日本学者更注重立足中国本身，挖掘中国内部资源，而不是像西方学者先验性的以理论述史实。方平先生的《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在我看来，是将公共领域这一理论应用的比较好的一个尝试。其实我们可以将这本书与小浜正子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放在一起看。方平先生在这本书里展现了很宏大的问题意识，并对公共领域理论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应用效应有非常清楚的了解，因而论述非常有张力，似乎步步如履薄冰，而大开大合之处也不少见。史料搜集方面也是“穷形尽相”，功夫之深不亚于日本学者。我个人觉得方平先生似乎对乡土意识（亲缘、业缘）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在中国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的作用稍有轻视之意，似乎不慎妥当。在这方面与日本学者比，似乎方平先生在理论运用上顾此失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