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国学研究前沿

章节摘录

插图：首先，企业按照固定税率缴税，剩余利润交由企业自主支配，由此来对国有企业经营者进行激励。其次，当地政府征收的企业税收收入也只需按固定比率上交上级政府。企业发展得越红火，当地的经济增长越快，政府也就有更多的盈余。换言之，低级别的政府收入上涨程度取决于官员们是否成功地促进了辖区内的经济发展。在此意义上讲，财政分权制是地方官员愿意以企业家的方式参与和管理地方企业的关键条件。1994年，《公司法》颁布实施。90年代，中央政府一手推动的体制变迁为国有企业转制为公开招股的公司构建了框架，其目的是通过公司化和挂牌上市使亏损的国有企业盈利。上市能够使公司获得投资，也能使它们拥有公共型公司的合法身份。政府于1994年颁布了《公司法》，意图引入西方式的公司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在现代企业制度取代了原有党政领导管理企业的旧体制后，清晰地建立了起来。与西方企业一样，如今，董事会和CEO在公司的管理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公司法》的实施使得政府对公司事务的介入，无论是质量上或是程度上都有了变化，政府不再具有之前不可动摇的垄断权力和对国企的控制权。公司化改革和上市将上证交易所挂牌的公司的平均国有股权减少到1／3。董事会中代表国有资产利益的官员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共同组成一个委员会，尽管其中小股东的利益仍然没有获得充分表达。为使国有资产的管理更加专业化，管理的权力被下放了。在地方上，有三种类型的组织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一行会（商会）、相关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这些机构有清晰的科层结构、职责和任务，因此更具专业化，管理和获取信息的能力也更强。另外，政府不用像过去那样管理这么多企业。过去，运营国有资产的公司要担负使其保值增值的责任。如今，这些职责对于公司来讲是外在的，但是官员作为国有股份的代表进入董事会，参与公司治理，仍然与公司保持直接的联系。鉴于此，他们仍有权代表政府利益参与公司的战略决策，尽管在《公司法》条款中，这种参与仅是指导性的。因此，CEO对公司的管理有充分的话语权，而政府作为股东也有一定的发言权，持有股份越多，地位越重要，另外，还有对决策的表决权。最重要的是，公司制改革和上市举措，与国有资产管理分权化和专业化，其核心要义与乡镇企业的管理差别不大，都是由负责产业发展的地方行政机构来对公共资产实行专业化的管理和统筹。通过这些结构改革，中国政府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发展型政权，与同处东亚的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非常类似。但是，差异仍然存在，只要党的组织也与行政机构一样保有对企业事务的协调权力。出于这一原因，对国家活动的分析必须要同时考察政府官员和党群领导介人企业经营行为所引起的效应。

后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前沿》这部汇集了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学的最新成果的著作，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为迎接以“和衷共济：中国与世界的共存之道”为主题第三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举办，由科研人员编译而成的。该书课题组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在各位课题组成员的积极配合下，由科研处组织协调、实施。在编译、汇总过程中，由黄仁伟副院长负责整体策划和组织。课题组自2008年3月至8月召开了四次研讨会，就选题、分工、编译和综述方面展开工作，顺利完成了预期目标。全书由九章组成，内容涉及经济学、世界经济、国际关系、法学、社会学、社会保障与医疗卫生、哲学、历史学等学科。其撰写分工如下：经济学胡晓鹏和沈桂龙；世界经济黄烨菁；国际关系张屹峰；法学程维荣和金永明；社会学朱妍和李煜；社会保障与医疗卫生肖严华和周莹；哲学石永泽；历史学马军。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内容多，书中肯定存在许多不全面甚至错漏之处，恳望学者同仁批评指正。最后，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本书能在近期付梓出版。

书籍目录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变化观察

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不同判断

中国社会转型研究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

中国医疗卫生体系

中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趋势评判

中国近代史“范式”与中国民族主义问题

中西哲学的融合及儒学与民主的关系问题

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崛起”的多重解读

编辑推荐

《国外中国学研究前沿》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简介

《国外中国学研究前沿》汇集了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学的最新成果的著作，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为迎接以“和衷共济：中国与世界的共存之道”为主题第三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举办，由科研人员编译而成的。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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