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悖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苦难的力量 展现不为人知或被人视而不见的“社会痛苦”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理解和解释，揭示社会苦难的根源和通常被掩盖的制造苦难的机制。凯博文的研究批判性地揭示了现代化的特定版本建构道德困境的方式以及我们的日常实践如何将社会经历变成了“自然的”或“正常的”，从而模糊了“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政治的和专业的过程有力地形塑了对社会痛苦类型的反应，这些过程包括权威性的和经过论证的对于集体苦难的认可。因而研究所要面对的更为有趣和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痛苦是如何在社会中产生的，作为一种文化过程的对于痛苦的承认又是如何获得和抑制的（Klein—man，1997，pp.1—23）。 布迪厄更是将“社会痛苦”这一充满病理学隐喻的概念转换为社会学概念，并由此阐明自己的研究目的：“把社会上难以明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可辨的症候，从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他将政治比喻为医学，认为政治家如同医师：仅仅记下症状和病人的陈述是不够的，必须努力去发现疾病，而疾病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必须着眼于推理从而揭示结构性的原因。社会科学要能够解释社会病患的最明显的征兆，判断和理解导致病患的真实原因，就需使人们意识到被掩盖的各种形式的不幸的社会起源，包括人们最熟悉的和最隐秘的。他要突破各种各样的屏蔽，这些屏蔽背后掩饰的是社会疾苦。他还要动员人们控诉那些使他们变得不道德和堕落的社会运作机制，而正是这些社会机制滋养了人们的反感、苦恼、绝望（布迪厄、华康德，一九九八年，第262—280页）。正是在此意义上，社会学成为一种解放的工具，并因此是一种慈悲（generosity）的工具。从布迪厄等对于社会苦难的调查、揭示和寻找原因中，可以体验到“社会学的的确确有着除魔祛魅的效果”，亦不难感受到一种博大、深邃、浑厚而且充满悲悯的胸怀。 在我们长期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村庄里，农民称自己为“受苦人”。这虽然是从事农业种植业者的自谓，但其包含的意义却远比从业概念沉重得多。对当地农民来说，“苦”既是身体的感受，也是精神的体验；是对客观事物的评判，更是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的表达。“身体之苦”和“心灵之苦”构成他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当然也构成他们的历史的重要内容。可以概括地说，这些普通农民的历史正是一部苦难的历史。 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苦难，农民必须调动全部的勇气、能力和智慧，在其中求得生存。这构成了在苦难中挣扎的历史，而正是在此意义上，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创造和推动了历史，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对于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苦难构成那个时代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但这种种痛苦却是弥散于生命之中的，通常是无从归因的，因而他们对苦难的表述常常不可避免地带有先赋性和宿命论色彩。将个体的身体之苦和精神之苦转变为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痛苦，从而激发阶级仇恨和阶级意识，是在革命政权进入乡村社会之后才发生的。

书籍目录

出版前言

1995年

乱世的两难选择

“开心果女郎”

启蒙的两难·康德篇

1996年

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市场·国家·公共领域

何以“保守主义”，而又“新”？

列炬张乐迎卢梭？

1997年

“否则就永远不能讲了”

追溯“市民社会”的历史渊源

赛义德笔下的知识分子

格瓦拉为什么出走？

1998年

否思社会科学：国家的迷思

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

泰勒与多元文化主义

学术分科及其超越

关键在于立宪

1999年

走进公共领域

学术、政治与自由的伦理

公正为谁而设？

“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作者简介

自欧风东渐，现代性以疾风暴雨之势在中国登场，古老的东方社会发生了大变化。若自其变化而观之，古代与现代之间诚然存在断裂；而若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盈虚如彼，而卒莫消长”。或许，这就是现代悖论所在。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到底层社会的万家优乐，宏观如须弥山，微观如芥子尘，现代性的悖论，也引发了思想界的一连串悖论……本书选编了《读书》杂志1995年到2009年是思想评论经典文章，包括葛剑雄的《乱世的两难选择》、崔之元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吴敬琏的《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冯象的《正义的蒙眼布》、李泽厚的《课虚无以责有》、江平的《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王跃生的《全球化时代的“山寨现象”》等等，均为思想评论个性鲜明、独树一帜的文章。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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