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传统

章节摘录

　　四、“帝”——中心氏族的中心人物　　由上节，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上古时代就已面对的两大问题：一是多灾的环境不断地向人们的挑战；二是天下万邦间的关系问题。　　只要行人群的地方，就免不了有矛盾和斗争。荀子曾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荀子·礼论》）占代的中国人是怎样解决社会矛盾，从而决定占代中国文明走向的呢7从一个大的时段来看，由上古的天下万邦，到春秋时代的数十诸侯国，再到战国七雄，最后由秦统一天下。统一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势。但在如何统一的问题上，却一直有两种路线：一种是“以德服入”的路线，——种是“以力服人”的路线。前者主要依靠涵化融合的方法；后者则主要通过战争兼并的方法。大体上说，东周以前　　走的是“以德服人”的路线，东周以后走的是“以力服人”的路线。而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的价值观，肯定“以德服人”的路线，而否定“以力服人”的路线。　　丘古时代之所以实行“以德服人”的路线，一直被说成圣人在上位的结果，从而形成一种悠久的令后入神往的“德治”传统。然而试观当时形势，这又是不得不然的社会选择。因为上占时代的天下万邦反而形成一种矛盾的相对平衡，任何一个氏族或部落都不可能包打天下。一个氏族或部落要去征服别一氏族或部落，那就要冒着自己同时被削弱的危险，而有可能被第三者所征服。况且，当氏族社会已经认识到近亲繁殖的害处而实行外婚制的时候，氏族和部落间的友好相处是非常必要的。以当时之形势而言，各氏族间的和平相处，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这并不是说当时没有凶顽好战的氏族，《史记·五帝本纪》说舜“流四凶族，迁于四裔”，即是将这些凶顽氏族赶出大社会共同体之外，流放至边远地区，以营造各氏族间和平、和谐的生存环境。　　氏族和部落间的磨擦和冲突也是难免的，这就需要社会有调停者和仲裁者，正是基于这种社会需要而有各级首领和酋长的产生。唐代柳宗元在其著名的《封建论》中说：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无羽毛，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而听命焉。其智而　　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 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也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 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 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 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　　中国在文明国家出现之前，原始的社会组织已具相当的规模，柳宗元对其形成过程的概括和分析，可谓历史会心之作。这是因为原始时代尚无阶级分化，君长刑政的性质基_奉上足凋节仲裁，而不是阶级压迫。但柳宗元这里只强调了一个方面。其实当时的君长刑政还有公共事务的重要组织管理职能，比如，禹会合诸侯人民共同治水，即体现君长刑政的公共事务的组织　　管理职能。　　如上所述，在解决天下万邦间如何相处的问题上，在治理多灾的生存环境问题上，古代中国人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政治智慧：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地区内成功地创造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能行之有效地履行其职能，一方面在诸侯万邦间起到其调节仲裁作用，一方面在全社会的公共事务方面发挥其组织管理职能。　　那么，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中国上古时代，各氏族的文明发展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文明初创的某项重要发明先在某一氏族诞生，这一氏族也就成了中心氏族，从而具有了“王天下”的政治地位。这也就是说，在原始时代的相当长的和平时期，中心氏族的地位的获得，不是凭武力，而是凭文化。所以，与世界许多民族歌颂武力征服的英雄史诗不同，中国人所歌颂、所感戴的是文明的缔造者。　　司马迁作《史记》从黄帝开始，黄帝代神农氏而兴。黄帝又称轩辕氏，这可能表示车的发明与其氏族有关。《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黄帝先后打败了“侵陵诸侯”的炎帝，擒杀了“暴虐百姓”的蚩尤，被诸侯尊为天子。以我们今日的认识看，黄帝是那时部落联盟或酋邦的大酋长。《史记》同篇又说黄帝一生曾东至海岱，西至空桐，南至江淮，北逐荤粥。司马迁作《史记》，读万卷书，走千里路，他曾到黄帝所至之处考察，“所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这似乎说，曾有某位称为“黄帝”的人一生中到过这许多地方，但对此事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尸子》载“子贡问孔子日：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日：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这样说来，并非黄帝本人亲至四方。但不论怎么说，以黄帝为代表的中心氏族所管理的地区幅员己相当广大。并且，这个中心氏族逐渐变成了氏族显族，1以后的唐尧、虞舜、夏、商、周乃至春秋时代的许多诸侯国的统治者都是黄帝的后裔。　　“黄帝”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从而是此一时代的象征和标志，而此一时代的一切进步和成就都归结为“黄帝”一人。经历一个神化的过程，黄帝也就成了一个半神半人、亦神亦人的人物。2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帝”字的理解问题。“帝”字在儒家经典《诗》、《书》之中，在商周甲、金文之中主要表示“上帝”这样一个宗教观念。这是“帝”字的最初意义呢，还是逐渐演变出来的意义呢?我们认为是后者。　　按照唯物论的观点，“上帝”的宗教观念不过是人间最高统治权力的投影。没有人间的下帝观念就不会产生天上的“上帝”观念。许慎《说文解字》说“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这种解释比较接近原始的意义。　　甲骨卜辞的“帝”字，大率写作呆、罘、米、罘、罘、*、*、呙诸形。而金文中有V、丫者，3“帝”字是一个象形字，《说文解字诂林》引吴大徵《字说》云：“象花蒂之形……蒂落成果。即草木之所由生，枝叶之所由发，生物之始，与天合德，故帝足以配天，虞、夏稀喾，稀其祖之所从出，故柿字从帝也。”又其《说文占籀补》：“古帝字作丫，如花之有蒂，果之所自出也，后人增益之，作焉象根枝形。”王国维、郭沫若、侯外庐等均从此说。　　刘翔又从仰韶文化遗址等史前陶文中找出一些认为是“帝”之初文的符号，提出“帝”字最主要的部分象植物的子房，认为这“无疑是当时华夏民族对植物崇拜的原始的文化心理的反映。……华夏文明是在植物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孳生发育的，华夏民族称谓本身，就保存着原始植物崇拜文化的信息。华、花二字在殷代卜辞里是同一个形体，便是佳证。至于本象花蒂之形的帝字，其最初语义的蕴涵的意念，即是对植物的原始崇拜，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植物而言，开花结果，生生不息，花蒂是其根本。植物花蒂的这种带根本性的神异力量，很自然会引起人类的重视和崇拜，进而成为自然界至尊神的化身。到了殷商时代，隐没了花蒂本义的帝字，已经成为表述人们意念里的自然界至尊神的尊称。”。刘翔的意见大体不错。只是有一重要之点尚需探讨。从黄帝时代到殷商时代，其间千有余年，“帝”字不仅隐没了“花蒂”之义，也还隐没了“人帝”之义。试想，对植物的原始崇拜如何便下跳到对有人格神意义的“天帝”的崇拜昵?这其中不是有一奥秘需要破解吗?　　生殖一事，本自神妙，春种一粒，秋收万籽，籽又生籽，以至无穷。上古之人生存艰难，怀孕率低，养育亦不易；处于蒙昧、野蛮之时代，人们本有生殖崇拜的观念，并因植物种植的经验，知植物花蒂有包孕“种子”之德，因而对“蒂”亦发生崇拜，以为其中有生养的魔力；久之，人们认为氏族部落的某些人物也有生养万物的魔力，并视此为大德。

前言

　　1928年3月26日，初舂的西湖，天空中飘荡着浅浅的温润的绿色，一辆黄包车从西冷桥后边烟树婆娑的民舍中匆匆而来，停在孤山前山的湖畔罗苑门前，车上走卜来…位气度儒雅的瘦长老人，缓缓地走进罗苑狭长的楼门中。他正是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来参加刚刚建成的国立艺术院的开学典礼。紧接着，他面对三十佘位教职员、七十佘位学生，语气深长地发表了题为《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重要讲话： “入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改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藉以真正完成人们的生活。”　　蔡元培先生一生数载旅欧研学，作为一代硕学通儒，曾经遍览欧陆各大博物馆，深研世界文明史的演变，甚至还是美学研究的专家。他深知艺术作为人文关怀的重要形态，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完备的知识和认知体系的意义。1912年4月，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发表了著名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注意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主张，井明确指出培养人才对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个方面的要求。在“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又大声疾呼“文化运动中不要忘记美术”，在《新青年》上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论文，引起海内外的注意。在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的心目中，“美术”二字包含着相当宽的意义，泛指一切美的文学艺术和道德言行。]928年国立艺　　术院在西湖之畔创立，正是他锐意推行以“美育代宗教”的重要举措，同时，作为横跨中丙界域、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先驱，蔡先生坚信办学一是应该有学术至上、思想自由的学术气度，力主在学术上“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是应该强调欧洲的人文教育思想，把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识的批判者作为奋斗目标。蔡先生在艺术院的开学典礼上发表《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讲话，对一个艺术的专门化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学校所寄予的精神思想，已经将一种庄重的学术使命作为立校之本、创业之基，托付给了一代年轻的创业者们。蔡元培先生以思想界、教育界一代伟人的远见卓识，为新创的艺术学府，奠定了学术讲坛的高度。　　艺术院建院之初的一代教授们大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这是一个年轻的艺术理想者的集群。一方面，他们中大多数人旅欧的学历、中西两个学域的开阔视野形成了不凡的志向和学术积累；另一方面，他们置身于中西文化冲撞和救国图强的精神理想之下的痛切思考，使他们具有激昂的改革的锐意。他们一腔热血、满怀热望，做学问，创杂志，办画展，创立“艺术运动社”，主持中国最早的高等艺术教育，带着艺术和思想的锐气，带着反封建斗士的勇力，涉人一个艺术学府对一个民族存亡和文化迁变所能起作用的方方面面。尤其在积极投入艺术创作的同时，他们养成了讨论问题、著书立说的风气。他们一方面从振兴东方艺术、唤醒民族意识的艺术社会学方面着眼，纵论艺术作为人类优秀精神载体和发展动力的重要意义，痛陈艺术衰微对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深重影响；另一方面，从美术发展和艺术风格等具体问题人手，系统研究中西美术的殊异渊源和演进的形态，探索和思考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术教育的诸多问题。这个现象，在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史上被称为“理论热”，它作为艺术家涉人文化研究的一种集群现象而备受大家的重视。1999年，当郑朝先生编撰《西湖论艺——林风眠及其同事艺术文集》并嘱我写序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艺术学府在它初创期所曾经涌动的人文关怀的热力；感受到我们的精神家园的一代拓荒者所开掘的不凡的学术疆域；感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治学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主掌着我院的学术宗旨并得以代代相传的精神脉络。正是这个优秀的教授集群，从一开始就以浓郁而严肃的历史使命感，在理想与现实、开放与固守、为人生与为艺术等深刻的矛盾中，求取两端理想化的结合，坚持着追求一个学术的理想：以时代的精神，广泛吸收各派所长，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去表现东方的意境和情韵，创造东方新兴艺术。今天，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而深情回望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这一代教授们以毕生的追求，以一世的心血所铸造的我院学术讲坛的高度。

书籍目录

许江:重建讲坛的高度(丛书总序)

1 姜广辉：新思想史:整合经学与子学

2 姜广辉：论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

3 王风：《周易》与易学

4 许抗生：略谈老子道家的智慧

5 吴光：儒家思想的变革与创新

6 陈其泰：春秋公羊义

7 梁涛：《论语》的结集与早期儒学的价值观

8 王中江：从“德治”到“力治”

9 徐斌：竹林七贤的社会关怀

10 朱汉民：宋明理学

11 方尔加：关于阳明心学的研究方法

12 李存山：中国的气论自然观及其与西方自然观的比较

13 吴锐：二论中国古代的山文化

14 张海晏：中国古代水文化研究

15 刘文英：中国梦文化 

16 刘庆柱：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思想史概说

编后记

编辑推荐

　　正如人们业已充分认识到的那样，当代艺术在从内部日1走向外部之后，不仅与外部世界建立起全面而紧密的联系，而且成为国际文化竞争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当代艺术家，构筑起开阔的文化视野和积极的文化观念是十分必要的。而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来说，这将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保证。因此，我们在“知彼”的同时首先要“知己”，因为只有充分了解和认识了自己的文化资源和生存现状，我们才能做出正确和有效的选择。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秉承着从国立艺术院到中国美术学院以来我院一贯重视艺术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积累的优良传统，在成功地组织了“现代思想与艺术”和“当代艺术问题”两个系列讲座，并分别形成《人文视野》和《人文艺术》两本论文集之后，从2001年10月开始，我们又设计了以“现代性与中国”和“中国思想论坛”为主题的两个系列讲座，分别邀请了十余位国内著名的专家就相关领域内的学术问题进行了介绍和探讨。　　“现代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引起国内美术界的兴趣以来，已成为美术界的重要话题之一，并推动了美术界在相关学术研究上的深刻性和广泛性。然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却是由此而造成的分歧，即对20世纪中国美术作出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判断。在我们看来，分歧的产生主要在于对“现代性”本身认知以及价值标准的设定，因此，对“现代性”以及20世纪 中国的认识就是一个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我们组织了现代性与中国”系列讲座，围绕现代性和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分别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语言、人权、人口、艺术、文学、外交、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为美术研究提供思路和支持。与之相适应，“中国思想论坛”系列讲座则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角度为“现代性”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背景和空间。在此，我们尽量考虑这个系列的多样性、包容性和系统性——无所不包并非本讲座可以和应该做到的——目的在于扩展和延伸人们在讨论“现代性”问题时的纬度。　　本论文集就是“中国思想论坛”系列讲座的结晶。在本文结集出版之际，我们首先感谢许江院长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感谢应邀参加讲座的学者、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和所有给予我们各种关心和支持的朋友。没有他们，本讲座的举办和本文集的出版是不可能的。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室主任姜广辉研究员，他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思想论坛”系列讲座的实施始终给予了关心、支持和指导。　　高天民　　2003年6月9日于杭州

作者简介

本论文集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角度为“现代性”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思想背景和空间，共收录有16篇文章，即《论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略谈老子道家的智慧》、《中国古代水文化研究》等。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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