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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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5-1
ISBN:9787510812729
作者:钱穆
页数:9150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内容概要
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宾四， 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书籍目录
《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说明 钱穆先生简介 著名学者评钱穆先生 《钱穆先生全集》总书目
编辑推荐
传统文化联结海浃两岸人心，而钱穆先生的作品集中华传统文化学术之大成。《穆先生全集(第二辑 共29种)》对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增进认同感都具有正面意义。
作者简介
钱穆先生全集，在台湾经由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而成，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以《钱宾四先生全集》为题出版。作为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筹划引进的重要项目，这次出版，对原版本进行了重排新校，审慎订正文中体例、格式、标号、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至于钱穆先生全集的内容以及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注解说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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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楼遗文《中国近代儒学趋势》——钱穆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之骨干，此义人人知之。盖儒学本由中国文化而孕茁，自有儒学而中国文化亦遂发扬广昌而滋大。儒学原本孔子。然孔子曰：“我好古敏以求之”，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称之曰：孔子之为集大成。故虽谓儒学为中国古文化之结晶，可也。孔子殁，非儒反孔者四起，百家争鸣，皆欲与孔子为代兴，杨墨老庄其著也。当是时，儒学之为世诟病，亦既甚矣。有孟子者出，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又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能言距杨墨者，皆圣人之徒也。”继孟子而起者有荀子，荀子之排击诸子，较孟子而益厉。其著书有《正论篇》、有《非十二子篇》，虽子思、孟子有不免。又曰：子游氏之贱儒，子张氏之贱儒，虽七十子之徒有不免焉。然独尊仲尼无间言。夫孟荀皆一世之魁儒畸人也，其尊孔子如此。而后百家之气焰以衰，儒术之尊严以定。故儒学之推行，亦非孔子一人之力所能主。在其当身，必有七十子者扶翼之。及其后世，又必有如孟荀者呵护之，故虽谓儒学之推行，为中国文化自身之演进，亦无不可也。战国纷争之局既歇，而秦汉一统之盛运方启。于斯时也，政治定于一尊，学术思想亦有调和融会以出于一之需。《吕览》、《淮南王书》皆出于此时，而莫能竟其功。求有以调和融会百家之异说，折衷而归之一是者，盖非推本于儒术，则莫克尽职焉。于是而秦皇汉武之间，乃有儒术之新化。今《易传》、《戴记》所载，盖莫非是时之产物。上自荀卿，下迄董子，当时儒学之所以包罗吸纳诸家之异说以自广大而得达夫学术一尊之地位者，盖不自于汉武之创置五经博士，而在野之著述，固已俨然有以踞其尊严而无愧矣。要而言之，如《易系》、《中庸》多采道家，《礼运》、《孝经》兼取墨义，《春秋公羊》三统之说，本诸阴阳家言，而又旁及刑名法术以为褒贬。百家精旨，苟可调和融会于儒术者，秦汉诸儒无不兼养而并蓄之。故非孟荀之驳辨，无以见儒学之尊。非秦汉之和会，亦无以见儒术之大。秦汉诸儒之与孟荀，犹车两轮，犹鸟两翼，左之右之，而孔子之道乃得大行于后世。若谓后世有新儒学，则我必以秦皇汉武间之诸儒者首当其选矣。大汉一统之绪，将斩未斩，而郑玄之括囊大典，遂为两京儒学殿军。魏晋以下，诋儒讥孔者，纷纷籍籍，又不知其几何家！时则老聃之与瞿昙，遂与孔子隔席分尊，若鼎足之三峙焉。论其风力之广被，沾染之深入，视战国百家犹多过之。虽隋唐盛世，而学术分野，终未合并。则儒术之衰，抑又甚矣。韩愈愤然自负以孟子之拒杨墨，而力有所弗胜。其友人李翱，则以和会说《中庸》。逮于宋世，儒术终起，然阳法韩愈之排击，而阴师李翱之和会。盖宋明七百年儒学，亦如秦皇汉武间诸儒，无虑皆调和融会于道释之间。苟其为说之可以兼养并蓄无害于我者，则无不蓄且养。故濂溪《太极图》传自方外，而程氏之门，无不流入于禅者。后人谓：“朱晦庵是一个道士，陆子静是一个和尚。”其语虽酷，亦非言无由。迄于阳明良知之传，渐失其真，而和会融通之风，益泛滥横决而无可收拾。于是晚明诸儒起，始谋所以修藩篱而坚壁垒。如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诸人之所排诋，虽程朱有勿免，而陆王更无论。彼其正言厉色，亦犹夫孟荀之遗意也。故苟无程朱陆王之和会融通于前，将无以见儒术之大。苟无晚明诸老之剖析辨驳于后，亦将无以见儒学之尊。非尊无以立，非大无以行。自有孟荀之驳辨而来秦汉之和会，自有朱王之和会而来晚明之驳辨。虽一往一复之际，顺逆有殊，而儒学之所以立，孔子之道之所由以大行，则胥此二者之左右之，如车之轮，如鸟之翼，固两而不可一缺焉者也。窃尝论之，学术之有和会与驳辨，亦各因其时而然也。当战国之衰世，儒学之初兴，我势未立，我道未尊，则孟荀之驳辨尚矣。析之有以极其细，剖之有以尽其精，凡其说之苟有异于我者，无不昌辨而力斥之。凡我说之所以卓立而见尊者，则职此之由也。逮夫秦汉一统，世运既转，而儒术亦已尊。一世之人，方务为高瞻远瞩，兼包并举，其气无前，其抱无外，则和会融通之意兴焉。盖前者忧深而虑远，后则气盛而心开，夫非时与势之为之欤？濂洛初兴，亦值宋之盛世，承百年太平无事之后，礼乐文运方起，和会融通，适以成我之大，而无患其损我之尊。南渡以还，建安集其大成，而金溪即别树壁垒，此固偏安之气局也。姚江起于明代，亦包罗兼容为多。及于晚明，宗邦覆矣，民生瘁矣，衣冠文物扫地尽矣。使于此时，不皭然有所自表异，不确然有所自持守，将沦胥丧亡之无日，而又何有乎和会以自大？则晚明诸老之所为穷剖而极辨者，亦岂得已而不已哉！故北宋如前汉，晚明似先秦，此实儒家之两翼。凡儒术之所由以确立而大行者，乃此两翼互为而共成之，而不可或缺焉者也。而其间之异同离合，则犹有可得而略论者：当孟荀之时，虽亦高论王霸，推极于国家天下，要之其立说之所偏重，则个人之心性学养为之主，而大群政教功利为之辅。迄于先汉，其风斯变。时则政出一统，世运方新，学者之所想望，于大群之政教功利尤急，而小己之心性学养转疎焉，此畸轻畸重之异也。若北宋诸儒，其和会融通似前汉，而其偏重于人心性学养则转似先秦。晚明之剖析驳辨似先秦，而其偏重在大群之政教功利，则又似前汉。此其间亦有说：盖前汉当盛运初启，学者莫不踊跃蔪向于大同太平之治，各思述其道以易一世而跻于所理想，故其言政教功利，率多游神泰古，驰骋恣肆，而征实非所务。至于晚明，国覆种奴，一群方陷于鱼烂瓦解之境而不可猝救，故其神敛，其心恻，若痛定之思痛，其于一群之政教功利，多惩前而毖后。为历史之反省，而不敢轻发舒。虽活泼磅礴不如前汉，其敦笃就实则愈之。满清盗憎主人，蠹故纸逃死而称经学，斯无足道者。道咸以往，以海疆之多虞，而满族之箝制防遏也转弛，学者骤脱羁轭，而所以震荡其心魄者，则有似于晚明。故其言率偏于一群之政教功利，而个人之心性学养有不遑。而其时则欧风东渐，凡彼之所以为政教功利者，又与我相悬绝。富强慴其神智，既不得为韩愈之排击，乃又相务趋于李翱之和会。故一时之学风，转有类于前汉。斯则以衰世之人心，而强慕盛世之学业，晚清道咸以下之大体则然也。辛亥鼎革，政体丕变，一时人心，若久缚而乍解，若长蛰之思苏，而又东西之接触既频，士大夫揖让周旋于多邦群族之间者既久，若将披心胸，豁肝胆，以怀纳诸新而融之为一大，秦汉和会之风进而益奋。《公羊》之变法，《礼运》之大同，可以参是中之消息矣。然而国步之艰难依旧，群体之隳颓日甚，秦皇汉武之丰功伟烈，既不可骤冀，而晚明诸老之所为骛心而动魄者，亦复如梦魇著人，不得遽醒。则迟徊瞻顾，凡其创钜而痛深者，皆孤孽操危虑深之资也。于是和会之不足，而辨驳之风随以俱起。是则前汉晚明，其为儒学之两翼，所凭以左右夹辅而扶摇直上者，当今之世，乃有齐头并进之观，斯非希觏之一奇欤？故挽近来学者称引儒书，所乐为援据而阐发者，非《易传》、《戴记》，则往往在晚明，此辛亥前后五六十年中风气，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抑学术之事，能立然后能行，有我而后有同。否则，不立何行，无我何同？苟非孟荀之强立，亦无以来秦汉之广负。而今日者，在我则至愚至弱，至乱至困，既昧昧然不信我之犹有可以自立之地，而失心强颜以游慕于群强众富之列，曰：“我将为和会而融通焉，我将为兼举而并包焉，甘受和，白受采，先既无以为之受矣，更何期于黼黼文章之观，酸醎五味之调乎？故凡苟有以异于我者，必辨之晰而争之明，斯所以尊我使有立也。凡苟有以通于我者，必会其通而和其趣，斯所以大我使有行也。而今日之我，求其能尊而有立也尤亟。大心深识之君子，其将有体于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