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飞》书评

亲爱的，你飞不过戴维·贝勒的陷阱

跑酷之于“Parkour”，堪称比“保龄”之于“Bowling”更为精妙的翻译——跑是这项运动的“形”，酷则是它的“神”。　　　　王唯铭的小说里，历来不会缺少两类人——物质上的富足者，以及所谓的精神贵族。《亲爱的，飞》中的跑酷者汪铭，也许可以归入后者。　　　　三四年前，“城市狩猎者”王唯铭编辑刊发上海滩第一篇关于“跑酷族”的报道。在这部“早潮三部曲”的开篇之作中，跑酷又成为小说的关键情节。这项法国人戴维·贝勒开创的极限运动足称“早潮”——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提供任何褒贬“跑酷”的预设。王唯铭笔下那个若隐若现的另一个上海，一直是令人困惑的——它真实存在，但并不为人熟知，又足以激荡旁观者的心灵——可对于当事人呢？依据生活常识和自身经历，笔者推断：如果他们因为“装逼”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涉足其中，最终也不过是早早晚晚地“混”成一种习惯。《亲爱的，飞》正是在引导阅读者揭开这个“小众”的时尚背后暗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在这项炫酷的运动中，极具天赋的汪铭得到了什么？是“高级蓝领”的社会地位（这个地位在当下还真不算多么高），抑或是可以不再“啃老”的经济收入？是意中人坚贞的爱情？还是一些微薄的名声？None of them。一如汪铭的“师父”所说，“跑酷不能带给你任何东西”。汪铭的“飞”，提供了一个足够让人沮丧的样本：所谓新鲜、所谓时尚、所谓弄潮，它仿佛一个黑洞，如此魔幻，产生巨大的拉力，将你吸入漩涡，然而在它的背后，却不过是一个无边无际的陷阱，唯一的结局，不过是在彻底撕裂的快感中粉身碎骨。尽管如此，《亲爱的，飞》仍然是一份事关青春的不羁宣言。在这部没有传统的所谓正面人物的小说中，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汪铭的厚爱——虽然他不愿上高中、“啃老”、扬言要杀了老爸、还差点在夜店“出卖男色”，但只要他进入跑酷状态，他便是那个精神世界里的主宰。书中，汪铭挑战“戴维·贝勒飞翔”的那惊天一跃，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意向性，表达了青春对于自由的极度向往，而它的表述方式竟还是如此的“无所为而为之”。只是，当“飞”背负了太多“为了××而自由”的镣铐——90后黄因因的爱情、70后程文如的欲望、60后汪红旗与熊仁义之间的恩怨情仇之时，是否在汪铭凌空而起之前，就已经注定了追梦的折翼？于是，作者残忍地揭示出一重更深刻的悲哀——在汪铭追求自由的路途上，诸多“拦路虎”中必须首先直面的竟是他的父亲、曾经的摇滚青年汪红旗。汪铭与生俱来的对于自由和梦想的追求，显然是父亲汪红旗的基因遗传和社会遗传的共同作用。但陷入社会底层泥潭、几十年守望着一座亭子间的汪红旗，却在儿子锋芒毕露地拒绝被人复制时，退化成阻挡儿子向终极自由翱翔的“绊脚索”。这一宿命式的悖论，是作者力透纸背的哲思，也制造出阅读者的无所适从。掩卷深思，若干年后，汪铭是否会变成另一个汪红旗？就像《家》中高觉慧揣测祖父年轻时的荒唐，就像“垮掉的一代”有朝一日为人父母……王唯铭不会简单地在书中给出答案，但可以料想答案几乎是一定的。有一个无从辩驳的证明——在上海，几年里各家媒体对于跑酷族的种种追踪报道显示，这个部落曾经的梦想家们，纷纷退出了跑酷社团，甚至彻底否定了自己的青春轨迹，但新人又在不断加入……其实，“摇滚青年”汪红旗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坚守者。这个队伍里的人，若不是在功成名就中异化，便是在俗世中变本加厉地卑琐。时光倒转至1990年，王唯铭在北京访遍中国著名的摇滚歌手，这些人的现状是否可资参考？如同他过去的绰号那样，作者王唯铭就是“摇滚”，现在他仍然是一个中年“跑酷族”。所以他仍在借用汪铭之口宣告：不要试图将任何所谓成功的人生复制给我！即便汪铭迟早要被同化为另一个汪红旗，但很抱歉，至少现在不行！至少，要等到下一代的“摇滚”和“跑酷族”出现，他才可以交出叛逆者的接力棒。相比以往的作品，在《亲爱的，飞》中，具有王唯铭特色的个人化语言大幅度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猪”、“贱人”等称呼，“晕”、“汗”等口头禅，“跑酷”、“暴走”、“伪娘”等光怪陆离的生活方式。人到中年却写起了85后主人公的故事，既不是风花雪月，也不是蜗居之类的现实困境，而着力于探讨他们精神上的追求与困境——比之同龄的作家或作为后辈的新生代作家，这是王唯铭在写作上富于个人色彩的独到之处。无从否认，书中一些人物的思维可能还不够“像”当下那些80后，但笔者特别想要提示的是——这既可能是《亲爱的，飞》中的白璧微瑕，也蕴含了另一种成功的可能性：长久以来，对于“85后”、“90后”，是否更被当做一个既定的概念，而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以及他们与过去每一代人之间的共性？我们又如何能断言，85后汪铭的精神气质，不会履行着某种轮回——恰如今日之王唯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