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生态之破坏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抗战前后山西社会生态环境　　第一节　战前山西社会经济环境概述　　一　地理与社会经济环境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平均海拔南部约830余米，向北渐高至1666米，素有“表里河山”之誉。由于深受断层作用影响，70％以上的地貌为山地和丘陵区，主要山脉有太行山、五台山、太岳山、吕梁山等山系。太行山形如卧弓，南起黄河北岸，北端与恒山、五台山相连；五台山最高峰约3166米，为山西之巅，以佛教圣地而闻名于世，山间流泉汩汩，万涧交注，庙宇楼阁隐没在苍松翠柏中，尽显佛光仙气；太岳山主峰在霍县（今霍州市）东南，山脉向南与中条山相连，向西至永济与华山遥遥相接。群山间形成一连串陷落盆地，自东北向西南依次分布着大同、忻定、太原、临汾、运城五大盆地，盆地海拔也顺次从1000米降至250米。这些盆地土质肥沃，拥有较为丰富的地下水与山泉水，是山西最为重要的农耕区域。汾河是山西境内最大河流，全长250余公里，发源于海拔2333米的山西北部宁武管涔山，向南流经阳曲、平遥、霍县、临汾至曲沃县西转，经新绛过河津西边人黄河。另有漳河、桑干河、涑水、三川河等10余条主要河流以及大小不等的诸多支流沟谷，汇水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共有240余条。不过，由于地处高寒，山西属大陆性气候，全年雨量较小，河水水势很弱，河床也窄，很难形成高山流水之势。　　山西高原气候比较干燥，全年降水量400～600毫米，由西北向东南递增，夏季雨量较大，春秋季雨量较小，春季多旱。全年无霜期约150天，地形相对复杂，区域之间差异大，无论耐寒作物莜麦、荞麦、胡麻，抑或喜温作物玉米、小麦、棉花均可依地种植。　　复杂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山西经济的地区差异，五大盆地、山问狭长地带及周边区域由于地势平坦、雨量充沛成为山西最主要的产粮区，而梁、峁错综分布的广大山地、丘陵区域则因地貌崎岖不平、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工商业乃是以市、镇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中部城市太原是山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国前期人口约8万。以太原为中心的经济圈包括阳曲、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等市镇，其中太谷、祁县、平遥、介休4县票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北部城市大同曾是北魏故都，自古即为边陲重镇，民国时期则成为连接内地与塞外的重要中转基地，亦是京绥铁路主要站点，当时人口约4万余，商业发达，尤以杂粮、皮毛生意见长。另外，阳泉、汾阳、临汾、运城等城镇也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经济带。　　山西最为丰富的物产资源是矿藏资源，从地质构造基础来看，山西处于华北地台与大兴安岭褶皱带之间，隆起区与沉陷带共同作用使此地岩浆活动剧烈，从而形成多种内生和外生矿床。在多种矿产资源中，尤以煤、铝土、铁资源储藏丰富。据1916年地质调查所勘察，中国煤炭储量2390亿吨，其中华北地区1679亿吨，而山西探明煤炭储量即达1270亿吨，占全国煤储量1／2强，且主要分布于大同、太原、阳泉、寿阳、轩岗、富家滩、孝义、介休、潞安、平定等处。铝土矿是仅次于煤的第二大优势矿种，主要分布于原平—保德—怀仁、寿阳—阳泉—和顺、兴县一孝义、夏具一平陆、五台等地。铁资源方面，平定、盂县、晋城、太原、宁武、静乐、临县、定襄、五台、代县等地的铁矿，无论从藏量卜还是品位上均较优良。此外，汾河沿岸的石膏藏量在几十亿吨以上，可用于水泥生产和提取硫酸。静乐及岚县一带锰储量不下5000万吨，阳泉、赛鱼、太原东山锰矿数量也不少。五台县南东冶镇蕴藏着用于制造炼钢平炉的耐火材料红白硅石3亿余吨。这些矿产构成了山西资源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为山西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源保障。　　二　工矿业　　山西历来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内陆省份，全省直到19世纪末不过寥寥数家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作坊。进入20世纪之后，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开始将部分资本投入工业建设，先后出现利用简单机器生产的太原火柴厂、太原机械局、太原电灯公司、晋新印刷厂、玉成永铁工厂、顺铁工厂、振元铁厂等近代企业。除此之外，又陆续开办了20多个轻纺企业。相比之下，矿业发展尤其煤炭开采在此时取得一定成果。1907年，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简称保晋公司）在太原成立，该公司下设平定、晋城、石家庄分公司，后又增设大同、寿阳、天津、保定、北平等分公司。保晋公司以蒸汽机为动力，大大提高了生产效能，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又对铁炉沟、剪子沟、贾地沟等中小煤矿进行技术改造。继保晋公司之后，1913年成立平定建昌公司，1915年创办平定中孚公司，1916年创建孝义华兴公司，1918年和1919年出现平定广懋、中兴、富畅、济生及大同宝恒公司。1920年，大同同宝公司组建，至此大同地区形成了以裕晋、保丰、同泰等40余家矿业公司组成的矿业生产群。不过，这些厂矿除少数采用机器生产外，大多以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生产工艺较为落后，无论从生产规模和资金投入抑或生产效率上均不足以奠定山西近代工业体系。　　1930年，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惨败。经此一役，阎认识到“没有比得上蒋介石那样的经济力量，就不可能将其敌手的军队拒之到山西之外”。为此，从1932年开始，阎氏着手施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决定建立涵盖工矿、交通、金融的“山西人民公营事业”，山西经济由此出现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该计划的实施主要以山西境内煤、铁等资源为依托，以兴修同蒲铁路为纽带，以“山西人民公营事业”为重要内容，以太原、大同、阳泉等城市为中心，以“西北实业公司”为龙头，初步建立山西近代经济体系。计划实施不久便初显成效，全省61个产煤区1934年产煤总量已达5032713吨，超过1931年2266333.62吨一倍多；全省电厂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发展到31处，总装机容量达28582千瓦，其中大部分用于民用照明、冶金、煤炭开采、纺织、面粉加工等生产生活领域；全省轻工业到1936年总产值已达2040万元（法币），主要产品年产量如卷烟达到46900箱（每箱5万支）、饮料酒346吨、火柴116600件（每件240包）、机制纸346吨，印刷厂发展到122家，蛋厂增加到116家。由于能源开发以及经济勃兴，涌现出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如太原到1937年“就成为一个包括二十一个工厂的综合工业基地”。以上成就有赖于“山西人民公营事业”的发展，而其重中之重则是“西北实业公司”的建立与发展。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西北实业公司”下属的工矿企业已成为振兴山西经济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并随着工业体系的形成，效益剧增，如到1936年就已盈利10369042元（法币）。有关“西北实业公司”下属各企业及其运营情况详见表1—1。　　在山西工矿业体系中，除“山西人民公营事业”下属工矿企业外，省、县、村营公社也是不容忽视的力量。以省营公社为例，晋丰面粉公司、大同煤业公司、晋通花店等主要企业总资产达340余万元。其他如晋北矿务局、土货商场、阳泉煤业公司等省直属企业资本也在350万元以上。上述新兴企业构成多层次多领域的产业链，并将山西经济推向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些近代工矿企业的兴建与投产，“使山西的工业在全国开始占有一定地位”。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山西刚刚起步且初见成效的近代工业基础建设却被1937年日本所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完全阻断，山西艰难的近代化进程由此而止。　　三交通运输业　　山西近代交通网络是随着山西近代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近代交通以火车、汽车运输为标志，以铁路、公路修建为发展脉络，同时辅以邮电网络扩充。这些均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表征。　　1.铁路与公路交通　　山西是中国较早拥有铁路干线的省份之一，到1911年已有正太和京绥两条铁路干线。其中，正太线为窄轨线，全长235公里，山西境内路长172.381公里；京绥线为标准线路，全长830余公里，山西境内干线长148.4公里。1919年，又建成长20.569公里的京绥线大同运煤支线。两条铁路干线是晋煤外运大同三地开通市话业务，其中太原电话局拥有交换机500门、架空明线1064.32公里；一个是1915年成立的山西军用电信局，该局在以太原为中心的28个市县开通市话业务，仅太原总局就有交换机250门。长话业务起步较晚，但在两系统竞争中发展很快，到抗战前省内各电报局、卡已均可接转通话，同时省际长话亦连通了河南、陕西、河北、江苏、湖北、湖南、江西和热察绥蒙等地。　　总的来说，到抗战爆发前，山西已基本形成以铁路、公路、有线通讯线路为动脉，以火车、汽车、电报、电话为主要工具的连通省内外的立体式交通网络。但这一较为完备的交通网络在日军侵晋之后立即沦入敌手，并成为日军掠夺三晋资财及奴役广大人民的有力工具。　　四　农林牧副业　　山西属农牧结合地区，在地势上多表现为山岳地带，除河东一带部分地区土地肥沃外，其余各地均较贫瘠，加之水利资源有限，近代农业生产所受限制较大。作为一个以农为主的省份，耕地自然是其发展的基本要素。据统计，1932年前，山西耕地一直保持在6000万亩左右，之后略有下降，但到1936年又恢复到6510万亩。耕地中旱田多，水田少。据1935年统计，全省旱地面积5551万亩，占农田面积的97.2％；平地2244.5万亩，占总面积的39.28％；山坡地2772.22万亩，占总面积的48.51％；河滩地243.83万亩，占总面积的4.25％；碱地243.71万亩，占总面积的4.26％；荒地48.99万亩，占总面积的0.86％；水田面积161.02万亩，仅占农田总面积的2.82％。　　从土地肥瘦程度及与自然环境关系上讲，大体可分为北部、中部及南部3个区域，农作物无论从产量还是品种上也均可照此划分。北部地区人口分布较为稀疏，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且灌溉设施不甚发达，加上冬季寒冷，农作物多为一年一季；农作物主要是燕麦、粟、高粱等，其次是豆类、马铃薯、荞麦、胡麻等，小麦均为春天播种且面积很少。该地区百姓主要食用燕麦、小麦、马铃薯，并辅以高梁、豆类。到1930年代，粮食亩产量也没有超过8斗，每年粮食总产量约1000万石，除去自用尚余350万石。中部地区是以太原盆地为核心的辐射区域，此处为山西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人口稠密，水利条件较好，且气候较温和，能够种植部分冬季作物。农作物以小麦为主，次为燕麦、玉米、黍等。并有少量水田。亩产量比北部地区高，每亩平均在1.2石以上，粮食年产量达2700余万石。该地区人民多以高粱、玉米为食，所产小麦大都销往晋南或外省。同时，盛产各类水果，崞县梨、忻县桃杏以及徐沟和文水等地葡萄、汾阳核桃不仅产量可观，且口感驰名中外。定襄、文水、汾阳、太谷、祁县等地则是山西著名产棉区，年产棉均在3万担左右。山西南部地区属于重要产棉区，1930年代年产棉花达60万担。农产品主要为小麦，大约每年可产500万石；其次是高粱、玉米、豆类等。由于棉田挤占粮田以及人口众多等因素，该地粮食生产不足，需仰仗山西其他地方或外省供给。除棉花之外，烟草亦是该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如曲沃产量最高时可年产烟草450万斤。以上划分基本依地域而设，但各地农田分布实际很不平衡。据1935年山西农业调查数据显示，耕地在100万亩以上者有大同等6县；50万～100万亩之间者有榆次等44县；50万亩以下者有祁县等55县。如按农户划分，全省共有农户1829836户，每户平均4.8人平均耕地31.2亩，每个农业人口人均耕地6.85亩。其中，辽县人均耕地最多，约142.8亩；平顺最低，人均耕地仅8.3亩。在被统计的105个县中，农户人均占有耕地10亩以下的县有4个；11～20亩的有17县；21～30亩的有27县；31～40亩的有27县；41～50亩的有10县；51～60亩的有3县；61～70亩的有4县；71～80亩的有6县；81～90亩的有2县；91～100亩的有1县；百亩以上的有4县。就全省而言，加上非农人口，人均占有耕地约5.04亩。　　由于地理及时局的影响，山西自民国以来粮食产量增幅缓慢，1916～1936年20年间只增加26.625万斤，年均增长幅度0.2％，每年平均亩产量净增不过1斤。到1935年，山匿粮食总产量为5533.7万石，其中水稻12.7万石、小麦1658.76万石、谷类1872.4万石、玉米562.8万石、高粱1054.3万石、豆类354.3万石、薯类191.6万石、其他464.2万石（薯类之马铃薯按每4斤折1斤粮食计）。1936年，山西粮食产量达到最高峰，总产量为3367410吨，人均产量为每一农业人口317公斤，每一劳力635公斤。　　农业发展与林木种植可谓相辅相成，但山西由于自然条件及人为破坏等因素在近代森林覆盖率不高，只有天然林数处，即北部地区宁武、岢岚一带和中部地区交城、方山、静乐等地以及南部地区沁源、安泽一带3个区域。民国时期，为了综合发展本地经济，阎锡山在《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中专门对林业做出规划，设想10年之中以保护旧林和增造新林为基本方针，政府每年播种240万亩新林，期成量为70％，必成量至少50％。同时，在民众中广泛宣传，鼓励植树造林，要求每年每户以2株为期成量，1株为必成量；逐年生产树木750万株，500万株为必成量；生产树苗圃50万株为期成量，25万株为必成量。全民性的植树造林很快取得效果。据1935年晋绥社会经济调查统计社统计，是时，山西全省共有森林2743763亩，天然林1309682亩，人工林有木材树12280212株、生产树4161268株。各县中，以宁武森林最广泛，共有579000亩；木材数以崞县（今原平市）最多，达427006株；生产树以高平为首，共有696447株。这些木材除用于本省外还向内蒙、河北等地输送，其中宁武、大同的木材销量最大，两地在1926年时就出产木材60353株；其次是方山、离石、中阳、交城、介休、沁源等地，当时出产各类木材22744株；再次是垣曲等地。　　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畜牧业的勃兴。20世纪初期，山西家畜以羊、鸡数量最多，牛、马、猪等则相对较少。但随着农业经济的逐步发展，各类家畜数量明显增加。其增长情况参见表1—2。

内容概要

岳谦厚，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顾维钧与抗日外交》、《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华北抗日战争史》等10部；译著《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抗战前后山西社会生态环境　第一节  战前社会经济环境概述　第二节  日本入侵与山西社会的反应第二章  日军对山西工矿业及交通运输业的掠夺与破坏　第一节  工矿业及交通运输业掠夺计划　第二节  工业受损统计及其量化分析　第三节  矿产资源受损程度及其影响　第四节  交通运输业被掠情形第三章  日军对山西农业资源的掠夺与破坏　第一节  日军对土地的强征占用及破坏　第二节  日军对粮食资源的掠夺与毁坏　第三节  日军对棉产资源的统制与掠夺　第四节  日军的鸦片政策与鸦片种植　第五节  山西农村经济受损的总体估量第四章  日军对山西人口资源的掠夺与破坏　第一节  人口损失的调查与统计　第二节  人口损失与人口结构之变化　第三节  人力资源受损程度　第四节  人力资源受损的社会经济影响第五章  日军对山西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掠夺与破坏　第一节  日军对文化教育机构的直接破坏　第二节  日军的殖民化教育　第三节  山西人文生态环境的恶化第六章  日军对山西民众身心环境的侵害　第一节  “三光作战”下的民众心理　第二节  “细菌战”与“毒气战”下的民众身心健康　第三节  “烟山毒海”侵蚀下的“社会相”　第四节  “慰安妇”的血泪结语  山西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贡献参考文献后记

作者简介

《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生态之破坏》不限于从表层上描述日本的侵华暴行，而以“社会生态”为角度，通过大量数据的统计及量化分析，从深层上挖掘战争之直接损失、战争之间接损失、战争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应时性影响以及对战后社会发展的隐形性、历时性或长效性影响。

图书封面

---

 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生态之破坏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