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书评

社会学做成这个样子还有点意思

春秋战国，从封建社会转向专制社会，封建时代的瓦解比欧洲早了接近2000年，幸运的是，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民主制度和宪政制度的推行，而春秋之后是战国，战国结束却是秦政。作者关心的是，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社会流动发生了何种变化？社会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第一和第二都是肯定的结论，毫无疑问，但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是作者分析的三个重点，传统的贵族在内斗与战争中纷纷垮台，旧的阶层逐渐崩溃了，新兴阶层向上层流动，春秋开始变化，到春秋末期，整个政治结构都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做好了准备。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呢？作者并没有回答。在我看来，诸侯争霸带来了组织竞争，相应的军事制度、政治（管理）、经济（战争资源）与意识形态纷纷出台，战争模式也由象征性的贵族战争发展成为大规模杀伤的平民战争。进一步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诸侯争霸呢？人口的增长和农业剩余的增加应该是其中的重点。我来说重点：第一，本书是为国际学术界来写的；第二，用了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大量的数据分析，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将古文献（左传与史记）中的战争、人物列出来，按照时间段进行统计，还有战争的方向等等——我最先看到赵鼎新的讲座中用到这些东西（当然，赵有进一步的发展，他关心的是国家兴衰），惊为天人，原来基本的东西都在这里；第三，论证的几个点逻辑非常清楚。资料与考证也很讲究，没有只引用符合作者结论的这种搞法，而是把几种不同的解读放在一起，然后说明为何自己的解读可行性更高；第四，从孟子等话语中，明确的指出了即使并非事实，也肯定是一种期望和社会中所认可的价值观，用来分析意识形态，这在秦晖的解读里最早见过。社会流动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社会固化与等级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但这样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存在了，社会流动就成为稳定社会的一个重要阀门，当这个向上流动的口子越来越小，而下层越来越多的时候，社会秩序稳定已经无法维持，要么发生结构性的变动，要么接受固化的意识形态，或者通过火山爆发，不改变结构，但是解决一部分人口问题。法家既提供了官僚政府治理的理论，又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而儒家的思想意识形态，则提供了一套新的秩序观。但是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只是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不稳定系统，说他不稳定，因为法家的治理术没有办法解决官僚制度本身带来的腐败和低效率，到了朝代后期，一定会形成一个固化的结构，从而导致革命，说他稳定，是因为即使革命之后，结构仍然不变，意识形态也不会发生变化，只是江山轮流转而已。这似乎与刘先生的系统论（超稳定结构）相契合。

不会写标题。。。

虽然英文书名是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但翻译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还是很有误导性的，叶公超在初版时就题过书名《先秦社会史论》，这个还好一点。这本书指向是社会流动，作者自述这本书的问题是：春秋战国两个时期中1.“社会流动的自由度有多大？”2.“流动是发生在一个没有变化的社会结构之中的吗？”3.“如果社会结构维持不变，又是什么引发了社会个体更大的社会流动？”4.“如果社会结构变动，具体什么在变，何时开始变，怎样与社会流动的这种变化联系起来？”当然整本书的组织基本也是沿着这个逻辑链进行的。作者将左传中“公子”“卿大夫”“士”等等阶层的出现次数进行统计，结果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公子出现比例越来越低，卿大夫和士越来越重要，并且通过对军队和土地流转的考察，证明平民的地位也在提高，从而证明从春秋到战国社会流动性逐渐增强，并且将商业的发展、经济形态的变化和观念的转变作为这种流动的动因或结果。个人认为，除了作者所明确强调的主题以外，这本书另一个隐含的问题意识是试图解释一个专制国家的形成过程。在春秋时期，公子阶层逐渐失去权力，权力转移到卿大夫手中，这可能与卿大夫阶层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有关。这个时期被作者暗示为一个贵族化的时期，作者在最后一章还试图以“礼俗社会”（P.185）加以形容。而贵族分治的结果是贵族阶层的内部斗争，从而导致了贵族总体的消亡，与此同时，一部分贵族斗争的获胜者依赖“家宰—武士”阶层获胜，后者被描述为一个专业官僚阶层，伴随着以德行而非血统取士的新观念，从而建立一个国君专制，任免官僚的专制体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论证不免是粗糙的。整个论证过分依赖数字统计的结果，对内在机制的解释不充分。而统计的史料对各个国家的偏重是有严重差异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其异质性不允许这种有偏的抽样。另一方面来看，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即可以看做某种趋势，也可以看做战乱的伴生品，所以以社会流动增强暗示某种社会性质的变化未免有些草率。另外，中间阶层的消亡导致了统治者的直接面对群众，这一机制应该还能带来一系列其他后果，书中也完全没有考虑。不过不妨将许的这种解释视为一种洞见。虽然许在前言中回忆道，芝大当年正处于计量方法和韦伯主义的双重统治下，但并没有从许的著作中看出太多韦伯的影响。事实上，我觉得许的论述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伴随任何整体性的叙事。相比较而言，后来鼎新赵就试图将战争作为推进新的国家形态的主要机制，许田波更是描述了一种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形成过程。两人的共同点在于都希望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一种国家的理性化趋势。但是许既不将他论述的转变过程与理性化的过程相结合，也没有将他论述的经济变化和观念变化作为自变量来解释，他在后半本书里论述的变化基本上是与前半本书保持平行和相互佐证的关系。这使得许的著作更像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不过拿后来的研究非议之前的研究是非常不道德的，更何况我也没太仔细看（昨天晚上买的书），所以误解也是在所难免的。何况还是开创性著作吧。又，许倬云的旧学底子确实好，虽然看左传史记把史实看到很熟不是太难，但感觉他对文本的感觉确实很好，不仅仅是对史实熟悉就可以办到的。另外一点感受是，这种贵族制度逐渐瓦解的过程也是一种反埃里亚斯的进程，上古“礼”约束下的高度的自我道德节制传统逐步被打破，战争残酷性加强，马基雅维里主义伴随理性化的出现。这个问题没有深入想过，只是觉得反文明化的过程与理性化进程存在一种很有趣的张力。

如果

尚未读此书，如果说这本书是通过统计数字和分析展现了社会的变迁，那我很有兴趣一读。在读过黄仁宇的几本书后，我越发觉得，数据统计对于呈现历史客观的重要性。至于历史学家，我还是比较推崇旅美历史学家，他们的观点更客观，角度也会不一样。这里还不得不提下李约瑟博士，这个远在英国的中国通。如果有时间，我一定会读下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我相信他对中国近代的研究在所有中国历史学家之上。

包装多重要

所有的事例都是那么耳熟能详，不过从社会流动的理论角度来看，好像一切都有了新的意义。轴心时代最剧烈而深刻的变迁在这一层面上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述与解释。理论的意义正在于此吧。如果没有每章最后对社会流动的曲终奏雅，与《左传》、《战国策》的白活译文相去也就不远了。当然社会流动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了，这里提示我们的是人。人的状态决定了社会的状态，它一定是历史中最积极的因素之一。当年看到杜正胜《编户齐民》的论文深感兴奋，读完此书，又动念读下老杜那部超厚的著作。不过双手腱鞘炎发到转动都困难，想到那本砖头样的竖排书，实在是头皮发麻，罢了罢了。

新鲜的视角

对于业余的历史爱好者来说，这本历史研究专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通过统计数字和分析展现了社会的变迁。另外，附录关于古籍成书年代的研究结果以及如何从中筛选可靠资料的说明也很有趣，正好可与同时看的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相应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