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书评

天下生民与国家国民

当我们在评价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之前必须首先正视这样一个问题，这本著作虽然在所谓“复线历史观”的提出上表现出了独创性，但在实际的论点论述中却大都承袭了前人。这个前人，指的是已故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80年代所著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但悲情的是，本书的译者显然既是一个日语的二把头又是对海外汉学不甚了解的人士，居然将沟口雄三误译成了“沟口友三”）。杜赞奇的《民族》之于沟口的《方法》，正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之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又如汪晖的《反抗绝望》之于竹内好的《鲁迅》一样，虽然论证方式有所不同，但在核心论点上前者往往直接借用后者的理念。我们所说的核心论点，在杜赞奇的语言中被解释为“民族国家话语”和“封建国家话语”在历史文本中的交错；又被阐述为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内，革命的话语由对“地方分权”的叙述到对“中央集权”的叙述的转变过程。但是正如许多70、80年代在美国接受学术训练，受后现代理论影响言必称“话语”的学者一样，杜赞奇的阐释是无法让普通人看懂的。读他的著作，就好象是在观赏一个意淫在话语中走火入魔的人在表演自慰式的狂欢。如果是我的话，比之杜赞奇令人费解的《民族》，更愿意研读一下沟口的《方法》。虽然杜作在诸如华北农村和地下集会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上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无论是杜赞奇还是沟口雄三，究其核心论点，无非在于辨明中国历史中“生民”和“国民”，“天下”与“国家”的区别。我们都知道顾亭林的那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常常将顾氏的名言当成爱国主义的原型，殊不知顾亭林有言在先，“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与“国家”在顾亭林的叙述中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古之大贤要保存的，是“天下生民”还不是“国家国民”。而如今，北京公交车上天天反复唱响的却是“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原本“肉食者谋之”的国家，成了但丁笔下那个“为所欲为的人”，天下生民到成了为国家兴亡而存在的一个个匹夫。自然，我们也可以为伟大祖国辩护，声称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同于旧社会的封建王朝，国民国家是黑格尔眼中的“历史的终结”，社会主义中国则是承袭了“历史的终结”并代表全体人民=生民利益的天下。这未必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当孔子的巨大图腾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俯视毛的时候，沟口雄三所谓的“儒家社会主义”似乎即将成为可能。但是，我们仍然十分担忧，当中国青年的人流向着体制内汹涌前进的时候，当中国的天下理想没有个体的觉醒作为中介的时候，天下生民可能还将继续臣服在国家国民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