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远古的呼唤

章节摘录

书摘    甲骨文被发现和确认之后，引发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的搜集和研究。以写《老残游记》而闻名的刘鹗(1857—1909年)在1903年出版了甲骨文的第一部专著——《铁云藏龟》。孙诒让(1848-1908年)在1904年出版了《契文举例》二卷。罗振玉(1866--1940年)在1910年出版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首次肯定甲骨文出土的地点就是殷代帝王的国都。长期以来人们对《史记》上记载的商王朝世系表示怀疑。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出现的王亥、王恒、上甲等商代诸先公、先王进行详细考证，证实《史记》、《世本》所记载的商王朝世系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可信的；同时他肯定受祭祀的商代帝王有康祖丁、武祖乙、文祖丁(即康丁、武乙、文丁)之称：王国维最早把对甲骨文的研究突破了局限于文字的考释，而将其作为原始的史料用以探讨历史、地理和古代礼制。后来，罗振玉、董作宾、郭沫若、胡厚宣、孙海波、唐兰、于省吾、陈梦家以及港台、日本和欧美等地的学者在甲骨文字的研究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目前已经释读出的甲骨文字有2000多个，占已发现甲骨文字的一半左右。甲骨文的研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美国、英国、日本、瑞典、俄罗斯、德国等国也很盛行，有不少人通过各种方式搜求甲骨，许多大学或者博物馆都有收藏，研究甲骨文的专家也很多。所以“甲骨文学?已经不但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且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巨大关注的学问。    其次是敦煌密室的发现。    众所周知，位于甘肃省西部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自4世纪起人们在那儿开石窟、造佛像，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诸代一千多年，形成了以莫高窟和西千佛洞为中心的艺术宝库。在近千米的崖面上洞窟鳞次栉比。据统计共有洞窟492个，现存壁画总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彩色塑像2400余身。莫高窟在明代曾一度荒废，到清康熙年阎再度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一世界闻名的胜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一些外国人也不时前往，俟机掠取文物。    1900年有一个姓王的道士在莫高窟发现了一个密室，室内藏有大批的经卷，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洞内藏有各个时代的写经、文书和文物4万多件，堪称文化宝库：敦煌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可是在那个中国任人宰割的年代，尽管许多有识之士奔走呼号希望政府出面保护这批稀世文化遗产，可是昏庸的清政府并不为之所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相反，外国人却闻风而动，纷纷以“考察”的名义到边陲敦煌，做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敦煌宝库遭到空前的浩劫，大量经卷和文物被外国人掠去。  先是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1862-1934年)掠走写本文书24箱及绘画绣像5箱，不久法国人伯希和(1878-1945年)在1908年买通王道士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经卷写本和画卷精品6000余件。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910年藏经洞中劫余的写经有一大部分用原始的交通工具——牛车运回北京(沿途的官员冒充风雅截留了其中的一部分，为了充数，有时将一份经卷撕开)，交京师图书馆收藏。但是那些来自外国的文化侵略者并不死心。1911年日本人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带领大谷探险队从王道士处弄走大约500件经卷和两尊唐代彩塑。1914年斯坦因再次到敦煌掠去5箱写本，价值连城。俄国人得知消息比较晚，但是也不甘落后，1914-1915年奥尔登堡(1863-1934年)从敦煌窃走文物2000件以上。    敦煌藏经洞的这些资料，包括佛经手抄本、佛教故事集、各种俚曲、绘画以及当时的帐本和契约，时代主要是隋唐五代到西夏。这是研究当时佛教信仰、艺术、社会经济以及其他问题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史料价值非常之高。敦煌密室发现的文书总书达50000余件，现存国内的约16000件，分藏在国外的有35000件。有许多外国的大学和图书馆藏有敦煌经卷，有的还成立了一些敦煌学研究中心。以至于有人放言：“虽然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研究的基地却不在中国。”此话固然是出自狂妄之徒之口，但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被劫掠的经过，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    截至1937年，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完整头盖骨化石5个，下领骨14块，牙齿化石150多个，还有少量的躯干骨，代表了40个左右的个体。“北京人”的脑容量平均为1043立方厘米，介于猿和现代人之间，他们的头盖骨比现代人约厚一倍。眉嵴粗壮，向前突出，左右互相连接。颅顶正中有明显的矢状嵴，头骨后部有发达的枕骨园枕。“北京人”的面部较短，吻部前伸，没有下颏，有扁而宽的鼻骨和颧骨，牙齿粗壮，门齿的舌面凹陷呈铲形，这是蒙古人种具有的特征。“北京人”的下肢骨除了骨壁较厚和髓腔较小外，和现代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证明他们已经可以直立行走。根据大腿骨长度计算，“北京人”男子的身高在157厘米上下，女子在150厘米左右，比现在华北人的身材略低。    和“北京人”同时存在的动物有：肿骨鹿、李氏野猪、梅氏犀牛、葛氏斑鹿、三门马、鬣狗、羚羊、剑齿象以及各种啮齿动物等，共37种。和“北京人”同时存在的动物全都是地质学上所谓的更新世中期的产物，距今年代大约30---50万年。这样，“北京人”的年代大体也就定下来了。    “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在科学史上有深远的意义。在这之前，虽然1856年在德国发现过尼安德特人，1891年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发现过“爪哇人”，但是这些发现由于保守思想的束缚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之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了打制石器和当时人用火的痕迹，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所谓的“直立人”(也就是以前所谓的“猿人”)的存在才得到了肯定。“北京人”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环节，为“从猿到人”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30年在清理周口店“猿人洞”顶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山洞，这就是所谓的山顶洞。1933-1934年由裴文中主持对山顶洞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山顶洞洞穴中发现不少人类化石和动物化石。人类化石的特征除了个别地方保留一些原始特点(如骨壁较厚，髓腔较小)，其余已经和现代人没有多大区别；伴出的动物化石大都是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现生种。地质年代属于更新世末期，距今大约二万年上下。在洞穴中发现的文化遗物不多，发现的石器不如欧洲月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精致，但是骨器、角器、穿孔兽牙、穿孔海蚶壳和小石珠等却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吴金鼎在山东省章历县(今济南市下属的章丘市)调查东汉时代平陵城遗址的途中发现了龙山镇城子崖遗址，随后在1929年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发掘。该遗址的文化内涵和以往所知的仰韶文化不同，城子崖是一处以磨光石器和黑色陶器为主要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最初将这一新发现的史前文化命名为“黑陶文化”，但是这个名词容易使人误解为凡是有黑陶的遗存都是黑陶文化，后来按照世界各国考古文化命名的惯例，命名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存续年代为公元前2600--1900年之间。1929到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组和山东省联合先后两次发掘了城子崖遗址，确立了龙山文化研究的基础。在发掘过程中虽然发现板筑的夯土城墙，但是未能贸然确定。1934年完成了大型发掘报告——《城子崖》，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考古发掘报告。    1932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郭宝钧(1893—1971年)在河南省浚县辛村主持发掘了西周时代卫国贵族墓地，共发掘墓葬82座。这些墓葬的年代从康叔受封到卫国的灭亡，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1世纪到8世纪。这些墓虽然早年被盗掘过，但是仍然出土了大批青铜器，这批铜器因为有确切年代可考，所以为商周考古断代提供了标准器。193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梁思永和尹达等人在山东省日照县(今日照市)两城镇发掘了一处重要的龙山文化遗址，遗址的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精美黑陶、石器、蚌器和玉器。从出土的陶器上观察，两城镇和龙山镇城子崖出土的遗物既有某些联系，同时也有区别，当时人们就推测这是同一文化由于时代上的先后或地域的不同而表现出来的差异。可惜没有来得及全面整理就由于战争而中断。后来日照两城镇的发掘材料一部分被运往台湾，另外一部分存放在南京博物院。    这一年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在杭州湾地区发掘了在文化面貌上和龙山文化十分接近、以黑色陶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这就是后来有名的“良渚文化”。    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的侵略军一度占据了将近半个中国，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考古学不得不中途停顿下来。虽然抗日战争时间长达八年之久，但是人们追寻远古历史的愿望并没有放弃。    河南省博物馆等单位1971年对洛阳市含嘉仓城的发掘被认为是隋唐考古研究上的重大事件。含嘉仓城位于洛阳隋唐东都宫城约东北，创建于隋大业年间，面积达42万平方米：已钻探出排列整齐的圆形粮窖200多座，窖穴的口径一般在8-18米之间，深6-12米。在已发掘过的几座粮窖内出土有刻字或墨书的铭砖，记载着粮窖在仓城的位置、储粮的来源、粮食的品种和数量、入窖的年月以及管理人员的职官和姓名。含嘉仓的发现和发掘给我们提供了1000多年前我国大型粮仓的实例，反映了当时储粮的特殊措施、各种记录和管理制度。    1971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博物馆对唐高宗之子李贤(章怀太子)墓进行了发掘。该墓是唐乾陵的陪葬墓之一，位于乾陵东南约3公里。根据文献记载，文明元年(684年)李贤被武则天流放到巴州(今四川省巴中县)后自杀。唐中宗复位后于706年将其以雍王的身份陪葬于乾陵。711年重开墓室，以章怀太子的身份与妃子合葬。墓的地面有覆斗形的土堆，地下全长71米。墓内的彩色壁画内容丰富，绘有狩猎出行、马球比赛、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宾客行列等。    ……

书籍目录

一、源远流长的古代考古学二、近代考古学的序幕三、战火中的探索四、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考古五、考古调查发掘的全面展开六、在十年动荡中艰难生存七、新中国考古学的第二个春天八、硕果累累的十五年

作者简介

没有人能想象到，离我们如此遥远的中国考古学从诞生那天起，就一直紧贴在历史的脉搏上，中华民族百年律动决定了中国考古学一个世纪的荣辱兴衰。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了震惊世界的甲骨文，第二年他就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中永远地倒下了。1907年，探险于茫茫大漠之中的斯坦因从敦煌盗走了第一批国宝，拉开了莫高窟蒙难的序幕。1927年，中国第一代考古人在北京周口店向世人宣布“北京人”的发现，然而那一枚曾让多少国人激动不已的头盖骨却在日本侵华战争的硝烟中神秘地失踪了。

    一百年来，中国考古学从萌芽、诞生起，一直在民族灾难的挤压下，在夹缝中艰难成长。直到十年浩劫终结，民族的腾飞为考古学拓展出广阔的天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的考古学突飞猛进，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新中国考古学从此跟随着我们的民族一道走向辉煌。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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