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国寻踪

章节摘录

书摘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尤其是两个埋藏坑的发现：那神秘诡异的青铜面具、神树，铸工精细的青铜群像，精美的玉石礼器等，显示出成都平原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古代文明和灿烂的青铜文化，但是三星堆的一系列重大发现无疑又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首先，三星堆文化的渊源便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在成都平原一系列早期城址发现以前，三星堆文化的出现在考古上显得很突然，仿佛从天而降。而成都平原早期城址群的发现及宝墩文化的确认，便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的直接渊源，三星堆文明乃是根植于宝墩文化，并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一些因素，发展起来而成为中华文明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紫竹村遗址位于崇州市区西南约2．5公里处的隆兴镇紫竹村，该遗址是在1997年秋由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调查时发现。遗址东距西河约2公里，地表保存的城垣平面呈方形，分内外垣，内垣边长约400米，现存宽约5-25米，高1-2米。外垣多被破坏，部分地段尚存宽3—10米，城址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该遗址尚未发掘，但采集的陶片大致与宝墩遗址的相似。    通过以上遗址的发掘，不仅在成都平原确认了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首次比较明确地将成都平原的古文化上溯至了约当中原龙山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寻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的直接渊源。当我们看到在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已有如此巨大的早期城邑的出现，那么高度发达的三星堆文明的形成也就会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成都平原已发掘的最典型的三星堆文化遗址就是以之作为文化命名的三星堆遗址，该遗址位于广汉市南兴镇，处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遗址分布范围包括真武村、月亮湾、三星堆、西泉坎、东岳庙、青龙包、横梁子、马屁股、狮子闹、洪水碾等，共两乡五村72社(组)，面积约12平方公里。该遗址从30年代首次发掘以来，已近70年，前后经过多次较大规模的发掘，目前已公布材料的有几批：1963年9月20日至12月3日，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在月亮湾发掘，一共选择三个发掘点，第一点选在燕家院子东南30米左右的稻田里，北面靠近当年出玉石器的水沟，东距月亮湾土埂约200米，共开探方11个，此处地层分三层。第二个地点在水沟北岸，真武宫后约40米，开探方1个，堆积薄，出土遗物少，与第一地点同。第三地点选在月亮湾梁子上，该处地层由上往下主要包括四个层位，一是汉墓，二是灰白和灰黑相间的粘土，为汉代地层，三是灰烬层，四是黑灰土层，三和四出土遗物与第一地点第三层相同[11]。从此次发掘的各地层的遗物分析，第一地点的二层与第三层和第三地点的第三、四层的文化面貌区别较大，第一地点的第三层和第三地点的第三、四层应属宝墩文化遗存，第一地点的第二层属三星堆文化遗存；1980年5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三星堆堆子的东侧进行了发掘，获得一些陶、石器，同年11月至1981年5月，又在三星堆堆子的中部的东侧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为1100平方米，加上1980年5月试掘的5个探方，总共揭露面积为1225平方米，后将这一发掘地点编为三星堆遗址的第三发掘区。此次发掘，发现房屋基址18座、灰坑3个、墓葬4座、玉石器110多件、完整陶器70余件及陶片10万余片。此次发掘的地层共分8层，除第1层为近现代农耕土，第5、7层为间隙层，不出遗物外，其余地层均出土大量的陶器[12]，其中6、8层的文化内涵与上面地层的区别较大，属宝墩文化遗存，2—4层属三星堆文化遗存。1982年4至12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又在三星堆第三个堆子的南侧进行了两次小规漠的发掘(此处编为三星堆遗址第一发掘区)，揭露面积159平方米，文化层共分6层，1、2层为近现代农耕土，3—6层为早期先秦文化堆积，但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只有第3层和1号沟3层、2号沟3层、2号沟4层的部分材料[13]，由此可以看出，第3层出现有尖底杯、尖底盏等十二桥文化的典型遗物，当属十二桥文化遗存，其他地层单位属三星堆文化遗存。此次还发现一座窑址，平面呈马蹄形，窑底为斜坡形，窑壁较直，窑口约0．44米，窑后有一烟道，窑长2．2(不含烟道)、宽l，63、深0．12—0．25米；1984年3月14日至5月12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又在距三星堆北面约600米的真武官西泉坎发掘面积175平方米，出土大量的陶、石器，同时发现大量的成品及半成品的石璧和废料，还有房屋基址，从而推测此处很可能是石璧的加工作坊。还出土一件双手倒缚的石雕像[14]。能见到的先秦文化遗存有2、3、4层，其中第4层应属宝墩文化的堆积，第2、3层属三星堆文化遗存。1986年3至6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联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达1325平方米，是历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一次，也是文化层堆积最厚、地层叠压关系最理想、出土遗物最丰富的一次。文化层堆积最厚的达2．5米，可划分为16个大的文化堆积层，20余个地层单位。发现有灰坑109个、房址数十座，出土遗物近2000件[15]。其中的13—16层和19号灰坑为宝墩文化时期的堆积，4—12层为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堆积。从前后几次发掘的情况表明，三星堆遗址实际包含了从宝墩文化至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三个文化阶段的遗存，而其中的三星堆文化阶段是该遗址最发达、最繁荣的时期，是这一遗址的主体文化。    在三星堆文化三期以后，成都平原的古文化又在经历着一种变化，陶器在原有小平底和圈足的传统基础上，出现大量的尖底器，这种变化在三星堆遗址上层已明显地体现出来。在1982年发掘的三星堆第3层中就出现大量的尖底杯、尖底盏等，与三星堆文化相比，又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这便是脱胎于三星堆文化发展起来的“十二桥文化”。    一、十二桥文化典型遗址的发现与分析    对十二桥文化也有一个逐渐发现与认识的过程，最早发现属十二桥文化阶段的遗址是1956年清理的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该遗址位于成都市北门外驷马桥北去l公里，老川陕公路的西侧，除发现了大型的夯土台外，在台址上还出土大量的石器和陶器。有石壁、石斧，陶器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尖底罐、沿外拍印绳纹的盆、盖纽等[1)，其特征与十二桥遗址的12、13层比较一致。    1956年在新繁水观音又发现一处重要的属十二桥文化阶段的遗址，该遗址位于县城西南半公里许，该处有小庙一座名“水观音”，因此得名。遗址所在地区较周围略高，水观音小庙即建在遗址的西南边缘上，遗址的东面160米有成彭公路通过，西南有锦水河故道。遗址的范围初步估计南北约300米，东西约100米。1956年10月，水观音砖瓦厂在取土中掘出铜兵器5件和尖底罐2件，四川省文管会将其收集，并于取土坑的西南角发现有文化层。因此后来四川省博物馆先后在此作了两次试掘：第一次是1957年2月至3月，地点在水观音庙的后面、砖厂取土场的西南角，共开3X3米的探方8个，出土遗物有益、大量的尖底器和圜底器。并清理墓葬1座。第二次是1958年4月至7月，地点是在第一次的东南面，发掘面积800余平方米，出土遗物除与第一次相同的外，还有磨制和打制石器，并清理墓葬7座[2]。椐据发掘的情况看，该遗址可划分为三个文化堆积层，3层属十二桥文化遗存的堆积，据报告的叙述，3层又可分为上、下两层，清理的8座墓中，早期墓报告称出于文化层的底层和生土层中，从其“出于生土层中”的叙述方式来看，“出于”当为“打破”，那么早期墓当为打破3层的下层和生土层。由此推之，晚期墓则为打破3层的上层。这样其层位关系由上至下为：晚期墓、3上层、打破3下层的早期墓、3下层、打破生土的早期墓，可惜现在已无法将其分开。总的来看，其早期墓和3层与十二桥遗址的12层比较接近，晚期墓与十二遗址10、11层比较接近。    三星堆文化众多宗教圣物的发现，反映出三星堆文明时期强有力的宗教神权政治的存在，宗教成了统治者巩固其政权的一种手段，当我们看到那些大型的祭祀礼器和反映与神沟通的祭祀场景遗物的时候，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其宗教祭祀活动的奢侈与壮观。十二桥文化仍然秉承了这一传统，大量卜甲的发现说明此时巫风盛行，彭县窖藏青铜器中大量祭祀礼器的存在，说明宗教祭祀活动仍然盛行，与三星堆文化时期一样，沟通神的祭祀活动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仍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最能反映这一宗教活动存在的是羊子山土台遗址。    在成都市北门外驷马桥北去1公里，老川陕公路的西侧，曾经有一座直径140、高10米的土丘，那便是羊子山土台遗迹，凤凰河从土丘西北迂回向南、经威风山南麓流经市区东面人锦江。1953年底，由于砖厂在此取土，西南博物院进行过清理，当时估计羊子山可能是一座大墓，所以只清理了土丘上面的古墓群(j至1956年2月，由于砖厂取土，羊子山已缩小至40平方米左右，残高7．5米，同年3月21日，在土丘的西南面的原地层出土打磨的残石壁一段，加之在此之前已注意到土丘为人工夯筑，又迟迟未见当初估计的大墓出现，便引起了注意，经仔细观察见其断面有规则的夯层，方确认其为人工夯筑的土台建筑。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两座器物坑的发现，极大地震动了中外学术界。原来一向被认为只是到战国时期随着蜀国的崛起方出现经济、文化飞跃发展的成都平原，竟然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便建立了王权国家，产生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化。这一突如其来的发现，怎么能不在学术界尤其是历史考古学界引起震惊和关注呢?其实，  回溯一下四川考古的历史便会知道，两座器物坑的发现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该地区就曾发现过玉圭、玉璋、玉琮、玉璧等礼仪用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多次发掘，又出土了丰富的文化遗迹和遗物，证明广汉三星堆一带确是一处范围广大的古代遗址。两座器物坑中的奇珍异宝，过去虽不曾露面，但它毕竟是该遗址的有机组成，它们的发现并非不可思议。    然而，关于这两座器物坑的时代、性质、文化归属与族属，其在整个三星堆遗址中的地位，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以其为代表的三星堆文明的来龙去脉以及与其他文明的关系等重要学术问题，都随着它们的发现提了出来，都需要给予认真思考、研究和回答。    当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决非轻而易举。首先，最重要的是需要对该遗址和其他相关遗址进行有计划的发掘。这项工作从1986年至今一直不曾间断。三星堆的土坯城墙、墓葬、窑址、房基和包含物丰富的文化堆积的发现，成都平原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等为代表的宝墩文化的发现，成都十二桥遗址的发现……都为这些问题的回答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同时也必须开展以消化考古材料为重心的各方面的综合研究，包括对有关文献史料的研究，否则，回答就很可能是片面的、有欠缺的。    面对道道充满魅力的历史难题，许多人都在积极应答。摆在我案头的由江章华、李明斌执笔的《古国寻踪》书稿，便是众多应考者的答卷之一。我不敢说逐字逐句地做了研究，但毕竟是用了两天时间通读了一遍。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三星堆遗址和相关遗址发现、发掘的历史；归纳了方方面面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所发掘的材料，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围绕两座器物坑和三星堆文明诸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关于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三星堆文化来源于宝墩文化又相继发展为十二桥文化、晚期蜀文化；三星堆两座器物坑宝藏是三星堆文化阶段国家宗庙重器，后被取而代之的十二桥文化阶段人们毁坏掩埋；器物坑中出土的青铜器分别为被祭祀神灵、致祭者的形象和用于祭祀的礼器与仪仗；成都羊子山土台的始建年代和性质等问题的论断等均有新意。关于蜀文化研究相关问题的思考也发人深思。这份答卷是不是对上述问题最好的回答我不知道，但在我看过的一些相关著作中，我认为《古国寻踪》是一部对成都平原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诸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作了相当深入研究的著作。这是在基于汉人扬雄《蜀王本纪》和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等文献史料写成的古蜀历史之外，在研究了大量考古材料基础上构建的另一部古蜀历史。因为它依据的史料是古人活动时遗留下来的实迹和实物，因而也就更具有可信性。阅读过这部书的读者，对文献记载的蜀人历史可能还会半信半疑，但一定不会再怀疑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就有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就曾产生过与中原商王朝并驾齐驱的古国，到秦汉时期才最终融入统一的文化体系。该书的写成与出版，为重建中国上古史特别是上古史的西南篇，奠定了一块厚厚的基石，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追求的学术研究的最佳境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任何学术问题的回答决不会“舆论一律”。江章华、李明斌二位先生在该书中的种种论断，有些是大家一致的意见，有些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赞同，有些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不同的看法。但不论属于哪一类，都尚有继续研究的必要，而且当你解决了一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提出新的研究课题的时候，学术研究永无止境。江章华和李明斌都是年轻有为之士，我相信一定会在这部专著问世之后，围绕其中已经涉及的或即将提出的一些关键问题，穷追不舍，继续钻研下去，不断作出自己新的回答。              李伯谦  2000年5月17日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三星堆文明的发现与探索

一 惊世之发现

二 探索者之路

……

第二章 三星堆文明的基础――宝墩文化

一 宝墩文化的发现与认识

二 宝墩文化的年代及其变迁

……

第三章 辉煌的三星堆文明

一 三星堆文化的形成及外力作用

二 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

……

第四章 三星堆文化的继承与展――十二桥文化

一 十二桥文化典型遗址的发现与分析

……

第五章 最后的辉煌――战国青铜文化

一 辉煌的战国青铜文化

……

附录 三星堆文化研究论著（1933-1999年）

后记

作者简介

《古国寻踪:三星堆文化的兴起及其影响》是三星堆文明丛书中的《古国寻踪》，全书共分五章，其内容包括三星堆文明的发现与探索、三星堆文明的基础——宝墩文化、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三星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十二桥文化、最后的辉煌——战国青铜文化。

 《古国寻踪:三星堆文化的兴起及其影响》内容全面、条理清晰、结构合理，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及学术性，可供相关人士参阅。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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