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巫的世界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良渚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程　　一、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良渚文化遗址自1936年施昕更先生发现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许许多多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而今良渚文化已经闻名于世界，尤其是大量精美玉器的出土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回顾70年来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发现与命名　　1936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余杭良渚一带发掘了良渚棋盘坟、苟山周围以及长命桥、钟家村等遗址，同时调查获知的遗址有十余处之多，出土了大量的黑陶与石器，并撰写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从而成为良渚文化研究的发端。　　施昕更先生对良渚遗址的发掘，是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考古在黄河流域所取得成果的影响下进行的，是近代考古学在长江下游地区的一次成功尝试。当时在黄河流域已建立起了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和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东西两大文化对峙的学说。在传播论与黄河中心论旧史观的影响下，良渚一带所发现的黑陶，就自然被归入了东西对峙的两大文化之列，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向东南传播的一支。　　1936年以后，由于战争的爆发，这一地区的考古事业也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基础建设蓬勃发展，考古事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开始了大量积累材料的阶段。　　1953年浙江发掘了杭州老和山遗址。　　1954年江苏发掘了无锡仙蠡墩遗址。　　同时，江苏省1951年发掘了准安青莲岗遗址，1955年发掘了南京北阴阳营遗址，这两处遗址的发掘，使研究者们开始认识到东南地区文化的土著性，于是在1956年提出了青莲岗文化的命名，从而为思想上冲破传播论的束缚打下了基础。这对良渚文化的研究无疑是一个促进。　　1956年和1958年，浙江省对吴兴（今湖州）钱山漾遗址进行了发掘，在该遗址中区分出了包含几何印纹陶和不包含几何印纹陶的上下两种文化堆积。为认识良渚文化的内涵及从时代上探讨这一地区黑陶与几何印纹陶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开始从特征上对这一文化的内涵进行总结，注意到了“他处所未见”的“鱼鳍形鼎足”，“特殊的三角形石刀”等“自己的特点”。钱山漾遗址下层所发现的木桨、竹编、丝麻织品以及水稻等农作物种籽，也大大地丰富了这一文化的内容，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　　钱山漾遗址发掘之后，在浙江吴兴邱城、杭州水田畈、上海马桥、青浦崧泽、松江广富林、江苏苏州越城、吴江梅堰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发掘，无论在地层堆积序地上，还是文化遗物上，都大大丰富了对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研究者们抛开黑陶这种简单而笼统的概念，开始从器物特点及组合上总结出如鱼鳍形足鼎、发达的圈足器、表面易脱落的黑皮陶、穿孔石钺（斧）、三角形石刀、石耘田器、有段石锛以及精致的玉器等这些与山东龙山文化不同的特点。于是1959年夏鼐先生把长江以南太湖流域主要包含黑陶的这种文化，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从而开始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新历程。　　（二）区系的建立　　中国古代的遗址一般都不是单一性的，一处遗址往往包含有多个时期的文化堆积，所以在包含良渚文化遗存的许多遗址被发掘的同时，在地层序列上也逐渐确立了良渚文化——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的叠压关系，从而为寻找良渚文化的渊源，建立本地区的文化序列，奠定了基础。　　在研究上，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对本地区提出的青莲岗文化、良渚文化、湖熟文化等几支土著文化，一方面强调其土著性，另一方面又带了传播论的观念，只作平面的理解，并没有从地层关系与类型学角度给予深刻的探究。所以良渚文化作为太湖流域的一种土著文化，从龙山文化系统中独立出来，虽已被研究者们所接受，但对其年代的估计，却受了传统史观的偏见，认为其下限要达到商周之际乃至更晚。　　从1966年到1972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全国的考古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1972年以后，随着考古工作的恢复，大量新的考古材料的发现，以及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的陆续公布，使我国的考古事业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在1972年公布的第一批钱山漾下层的碳-14数据，表明钱山漾下层的年代并不晚于黄河流域龙山文化，从而使研究者们对良渚文化及本地区的偏见，开始有所改变。　　由于碳-14数据所确定的绝对年代的依据，及地层叠压上的多次证明，青莲岗文化作为早于良渚文化的“长江南岸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在1972年已得到了确认。1973年发表的《略论青莲岗文化》一文（《文物》1973年第6期），把这一文化分作了江南、江北两种类型，并注意到了宁镇地区和太湖地区的差异，以崧泽中层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被当作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的最晚阶段，在这里第一次被提出来，并作为和良渚文化的联系加以考虑，指出“崧泽中不少器型已开始具有良渚文化的某些特点”。　　在70年代前半期，太湖地区主要发掘了江苏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吴县澄湖，上海青浦崧泽，浙江嘉兴雀幕桥、双桥等遗址。大大丰富了对良渚文化及本地区青莲岗文化内涵的认识。尤其是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第一次出土了琮、璧等玉器的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为进一步认识良渚文化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形态，提供了新的资料。　　与此同时，1973-1974年及1977年，在浙江杭州湾南岸，发掘了余姚河姆渡遗址。河姆渡文化以其年代的久远和特征鲜明的文化面貌，凸现了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性，举世瞩目，从而为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77年可以说是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的一个新的转变期的开始。　　首先，夏鼐先生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中，提出青莲岗文化的江南类型和江北类型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建议把江南类型称为“马家浜文化”，包括马家浜和崧泽两个阶段，并指出“南京北阴阳营下层墓葬，似乎代表另一种文化”。依据碳-14数据指出，马家浜文化年代上相当于中原的仰韶文化，认为良渚文化是继承马家浜文化发展而来的，其年代则相当于黄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且开始的时间要早一些。　　随后在1977年10月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从时间上、地域上和文化发展序列上，给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充分的肯定。　　苏秉琦先生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块块设想”。把长江下游分成了微山湖一洪泽湖以西的苏鲁豫皖四省相邻的地区，以南京为中心的宁镇地区和太湖一钱塘江地区，为以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南京会议上，许多文章提出了太湖地区从马家浜到良渚的序列。对崧泽中层所代表的遗存，有两种意见，一种把它归人马家浜文化中，另一种则把它归入良渚文化，但是作为从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的一个过渡阶段的中间类型，则是普遍的共识，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的渊源关系从而得到了确立。　　对于良渚文化的确立和认识，我们可以看到是从它的内涵渊源、区域和年代这三个方面进行的。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大量考古资料的公布和新材料的发现，良渚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一支高度发达的土著文化，才开始真正为人们所重视。（图1-1）　　（三）良渚文化的内涵　　良渚文化在经历了漫长的个性认识与渊源探讨之后，在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进入了对自身内涵进行深入研究的阶段，至80年代中期可为其前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建设的高潮期。客观上大量的动土，促使了许多新的遗址的发现，另外几十年的考古实践，也为寻找遗址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江苏继草鞋山发掘之后，1977年又在吴县张陵山发掘到了随葬琮、璧等玉器的良渚文化大型墓葬，从而开始引起学术界对良渚玉器的关注。一方面这些中国礼制中的重器，竟在一向被认为是“蛮夷之地”的江南找到了渊源；另一方面大墓与小墓之间所表现出的悬殊差异，也足以使人们相信，这一文化的社会分化与进步，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978年、1979年和1982年，南京博物院对常州武进寺墩遗址进行了几次发掘，又获得了以数十件琮、璧等玉器随葬的更为壮观的大墓，对琮、璧等玉器的形制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并提出了氏族显贵者及其家族墓地的观点。　　随后1982年和1983年，上海文管会在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了随葬大量玉器的良渚大墓。在对墓地的解剖中认识到，这一突兀的土山，竟是专门为埋葬这些墓主人而由人工堆筑营建而成的“土筑金字塔”。这一认识上的突破，不仅为探讨良渚大墓的特点、性质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也为日后许多的发现提供了经验和启发。　　浙江省于1978年至1986年，先后在海宁千金角、徐步桥，平湖平丘墩，余杭吴家埠，嘉兴雀幕桥，海宁三官墩等地，发掘清理了80余座良渚文化小墓，为研究良渚文化自身的发展分期和文化内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与认识的启发下，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良渚文化发现地——余杭县长命乡反山，终于发掘到了良渚文化的大墓，共清理出了排列有序的11座墓葬，这些大墓在排列位置、墓坑规格、随葬品的多寡与种类上，都反映出许多的差异和严格的规定，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与认识，为我们从一个墓地整体上考察良渚文化的社会分化与分工等提供了新的材料。通过反山的发掘，对良渚玉器的种类、组合与功能等，都有了许多新的认识，从而开辟了良渚玉器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对以往作为兽面（或饕餮）认识的玉器上的图案，由于反山出土了完整的神人兽面结合的图像，从而在解释这一图像的内涵上，有了完全不同的角度，将其认作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反山14号墓出土的玉钺的把上从头到尾镶嵌了米粒大小的玉粒，从而为复原玉钺的安柄形式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将以往称作“舰形器”的玉件，恢复到了钺柄的前端位置，并提出了作为权杖功能的论点。（图1-2）对三又形器、冠状器等主要玉器，都找到了符合其功能的合理解释的依据。对良渚玉器从单一的认识，扩展到了对包括琮、璧、钺、三又形器、冠状器、玉璜等完备的玉礼器系统的探讨。（图1-3）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考古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全国各地不断有新材料发现，旧的史观受到了更为彻底的冲击。探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模式，成为考古界最热门的课题。　　1986年《辽海文物学刊》发表了苏秉琦先生在辽宁兴城的讲话。讲话中苏秉琦先生对区系型的理论进行了补充，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并指出这是当时考古工作的重点和大课题。这一理论的提出，也为良渚文化的研究如何走向深入，指明了方向。　　1987年以来，江浙沪三省市的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先后取得了一系列的考古成果。浙江省主要发掘了余杭的瑶山、钵衣山、汇观山、梅园里、卢村、上口山、庙前、茅庵里、莫角山、塘山、横山、文家山、卞家山、后头山、横圩里；海宁的郜家岭、荷叶地、达泽庙、大坟墩、佘墩庙、金石墩；嘉兴的大坟、高墩；海盐的王坟、龙潭港、周家浜、仙坛庙；桐乡的普安桥、新地里、徐家浜、叭喇浜、姚家山；平湖的戴墓墩、庄桥坟以及浦江的阔塘山背等遗址。　　江苏省主要发掘了新沂花厅，吴江梅埝龙南，常熟罗墩，昆山赵陵山、绰墩，江阴高城墩，武进寺墩以及句容的丁沙地等遗址。　　上海主要发掘了金山亭林和淞江的广富林等遗址。　　从墓地、祭祀址、居住址等几方面，大大丰富了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在浙江余杭的良渚镇与瓶窑镇约30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已由原来施昕更先生所知的十余处遗址，扩展到了100余处。并且对许多遗址的性状，有了一定的了解，提出了“良渚遗址群”这一具有整体意义的概念。1987年发掘的余杭安溪瑶山遗址，揭露出了一座在平面上呈内外三重土色结构，边缘砌有石头护坡的覆斗形的祭坛遗迹。并在祭坛上清理了12座与反山相类似的良渚文化大墓。瑶山的发掘，不仅又一次获得了大量的精美玉器，而且也为良渚文化增加了一项新的重要内容——祭坛。从而使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良渚大墓与祭祀址、良渚玉器与祭祀的密切关系。　　1991年，在西去反山仅2公里的瓶窑汇观山上，又发掘到了一座与瑶山相类似的祭坛，复原祭坛面积1500多平方米，清理良渚大墓四座。通过此次发掘，对这种良渚祭坛的形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证明它在立体上是一种阶梯状的分级外延的形式。这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线索和启示。　　正是在对反山、瑶山、汇观山等这些高等级墓地与祭祀址认识的基础上，浙江的研究者们开始寻找与这些墓主人生前相应的生活场所。位于反山东侧的大型平坦土台，成为注意的目标。经过1987年、1992年和1993年的几次发掘，证明这座被叫做莫角山的大型土台，即是良渚文化目前所知的最大的古城址。它东西长有670米，南北宽约450米，堆积厚度达10余米，在其中心部位发掘到了以泥沙和石块多层夯筑的大型宫殿的基址。这一发现为认识良渚文化精美发达的玉礼器系统，以及在遗物与墓地上所表现出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组织结构等，找到了依据。并为复原良渚社会，将良渚文化的认识真正提高到古国的程度，提供了资料。2006年6月至2007年11月发现了围绕莫角山四周的古城墙。据目前调查试掘的初步结果判断，良渚古城的范围，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总面积约290多万平方米，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

内容概要

刘斌，字法光，1961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祖籍山东青岛。 
　　198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自1985年至今一直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工作。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史前考古和玉器。 
　　曾参加过浙江余杭反山、瑶山等著名的考古发掘工作，主持发掘过浙江海宁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良渚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程　一、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二、良渚文化玉器研究的历史　三、走进神巫的世界——反山、瑶山、汇观山发掘记第二章 巫师的法器与首领的权杖　一、良渚文化玉器的分类与定名　二、良渚文化的神徽与玉礼器　三、良渚文化的鸟与神　四、良渚文化的玉琮及仿琮形器　五、良渚文化的冠状饰与耘田器　六、良渚文化的玉钺与石钺　七、良渚文化的龙首纹玉器第三章 良渚文化玉器的加工制作　一、良渚文化玉器的制造者　二、良渚文化玉器工艺的源流第四章 从遗址走向良渚人的现场　一、良渚文化的聚落与等级　二、良渚文化的祭坛与观象测年第五章 在更大的时空中认识良渚文化　一、从玉器的角度观察历史的嬗变　二、良渚文化的年代与后续　三、大汶口文化陶缸上的符号及与良渚文化的关系后记

作者简介

《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回顾了良渚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史，选择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地作为案例带领读者走进遥远的时空。同时，作者通过对玉器所反映的精神内涵来解读巫术在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力。良渚地区不断出现的考古新发现使之成为考古学领域的热点，《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也试图横向对比大汶口文化，在更大的时空中来认识良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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