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章节试读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86页 - 笔杆子的大对决

由于日本人天性中宽容和较为开放的一面，他们吸收外国的异质文化而没有太多的排斥。他们试图认识这些不同的文化因素的各自价值，与此同时也努力保存从他们自己的过去继承下来的价值准则。他们一方面追求民族的统一，同时允许异质因素的共同存在-----中村元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02页 -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

近代外交的成败势强，则理便讲得通；势弱，就无理可讲。再会讲理的外交官，顶多是败的程度好一些，始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蒋廷黻
（李鸿章）的外交思路和技巧，与其说是学自洋务实践，不如说是讲求权诈的中国特色政治手腕在外交领域的运用。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19页 - 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

太平天国的灭亡：
（太平天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止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
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孙中山
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无所异。-----梁启超
他们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却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李大钊
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太平天国的历史将倒退黑暗时期：中世纪----------冯友兰
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当时洪杨不是不推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钱穆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既缺乏政治学术，又不能罗致政治人才辅弼，而始终建立不起一个健全合理的政治组织。人性弱点，往往能共患难而难共安乐，早年誓同生死的患难兄弟，一旦享富尊荣，经不住物欲的诱惑，与权势的冲突，竟自斗而亡。最为讽刺的，是他自己揭橥的革命宗旨，常自行推翻；自己所订的天条，已自行违犯----陈致平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56页 -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皇帝向右

明治维新政治领导权掌握在下层武士之手，而经济推动力则是三井、住友、鸿池、小野和安田之流的大商人日益增长的财力。
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说，实际成为日本避免外来干涉的一道“缓冲墙”。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06页 -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

鬼使时代的中国外交体系，地位低下，难有作为，在国家大事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再加上人才缺乏、庸人泛滥，对于外交事务多奉行鸵鸟主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勉强维持“洋务”，自然难以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重要意见
其实，落后不一定会挨打，落后了还要打肿脸充胖子似地装龙头老大，才一定会挨打。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48页 -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皇帝向右

帝制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变法这剂猛药无补于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因为他已无法提供有力的条件来完成任何对自己有益的事情。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70页 - 笔杆子的大对决

我不特别地急于证明我的原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如果它证明有效，很好，如果无效，那就很不辛。（但是）我无意对我的立场在遥远的将来可能产生的结果负责。----福泽谕吉
文化英雄的作用不在于他们的才能超越了民众，而在于他们从民众的要求中汲取能量，汇聚成时代精神。

与其成为苍白虚弱的学究，不如不学无术而身体健康---福泽谕吉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11页 -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

弱国比其他国家更需要有灵活的外交方针、健全的外交体制、谙熟外交艺术的人才和一系列旨在维权的外交对策。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71页 - 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传统中国实行人身依附的知识系统。中国知识分子参与的知识系统，是被统治阶级牢牢控制的、为专制统治选拔后续官僚的科举知识系统。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科举制度对其人格、志趣和精神的养成，超过了其他任何因素。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63页 - 笔杆子的大对决

专制政府必须使人民变得渺小，使人民彻底的成为“孤独的人群”，蜕化为“沉默的大多数”——而没有健全的个人，所谓人民是不存在的，“人民”只是一个空壳，甚至成为拯救人民者的敌人。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52页 -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皇帝向右

一种文化唯有开放进取，积极吸纳外部文明的有益成分，才能具备自我更新的活力。但文化的开放，取决于该文化系统内的人们尤其是知识界和政府当局具备开放的文化心态。而开放的文化心态的形成，则必须使人们主动了解外部文明，认清世界局势，并找到自己文明和别国文明的长短。
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鲁迅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39页 -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皇帝向右

中国之坏不在于立法不善而在于积弊太深，积弊太深不在于无治法而在于无治人。-----清·孔昭莱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35页 - 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

在获得汉人士大夫阶层支持方面清洪之间的成败：
（针对太平天国）清廷以传统道德的精神力量凝系了传统制度下的社会力量。
（太平天国）没有能力组建起一个政府，甚至无法组建一个像衰老的清政府那样带给人民同样利益的政府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21页 -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皇帝向右

日本的武士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侠客，但他们不是独行的游侠，而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正因为他们既个体又集体的存在，因而渐渐形成了极大的势力，并长期控制日本的政局。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69页 - 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汉唐以来一直傲居东方，夜郎自大心理难以萌生危机意识；相反，日本文化的杂和性，使得日本知识分子少有优越意识，在文化面前的自卑感恰恰是产生危机意识的土壤。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41页 - 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

近代以前，中日两国的专制统治阶级的性格不同，中国统治者是文人，以“文”入仕立朝，以儒学作为专制统治的道德基础；日本统治者是武士，以武扬名入仕，以武士道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
只有文武兼备的人才有坦白光明的人格----雷海宗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32页 -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皇帝向右

日本文化的综合性和杂交性，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士大夫那种优越感，更注重学问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所以在承认差距，改革自身方面，他们相当痛快彻底。大多数人都能顺应时代，冷静地思考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西洋文明和意识形态。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45页 - 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

在视“造反”为大逆不道的中国，一个起兵反叛而被镇压的人，不知道要把“叛臣贼子”这顶帽子戴到猴年马月才罢，就连子孙后代也休想咸鱼翻身。而在日本，西乡隆盛们尽管闹得举国不宁，成为阶下囚后却依然可以得到法律公正的审判，不像在同时代中国那样被可怕地生吞活剥。可见当时日本确实已经迈向文明法治的近代化国家，而中国却因袭着中世纪杀人不见血的野蛮传统。专制体制本身就代表着兽性野蛮，兽性的体制只能靠兽性的手段维持巩固，从血腥到血腥是每一场斗争的必然归宿···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在这片讲求儒家仁爱的国土上永远血淋淋地不断上演。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83页 - 笔杆子的大对决

日本的现代化改革一开始就对已然落后的儒教进行了全面清算，最终落脚于对西方价值观的全面认同，而中国的改革却始于对传统的拼死捍卫。
当康氏作为一位乌托邦哲学家时，他是超越儒家的；但作为一位实际的改革家时，他仍然在儒家画地为牢的圈子之内。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49页 -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皇帝向右

中国农业社会周而复始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虽然培养了中国人勤劳勇敢、质朴无华的传统美德，但也养成了中国人崇拜传统、安分守己、因循守旧、狭隘闭塞的社会心态。这种以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为土壤的传统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思维方式的封闭性与单向性，造就了中国人文化性格上的顽固与惰性。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65页 - 笔杆子的大对决

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深度和局限，往往代表这个民族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他们的思想在引导或限制这个民族的时候，又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30页 -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皇帝向右

民族有民族的性格，国家有国家的性格。一个民族的成员通过一种公共文化和民族意识联系、凝聚到一起，这种代表国民精神内核的文化一旦形成，无论好坏都难以改变。
世界各民族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与外部交往有限，都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观和世界观。
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大清国的人们理解和接受的只是外来文化的表层结构，即“硬文化”部分，至于深层结构的“软文化”部分，即一个民族的观念定势和心理积淀，则是积重难返，严重拒斥。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27页 - 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

1.等级森严、皇权至上的专制政体，既是配置腐败的温床和土壤，亦是太平天国内部尔虞我诈、兄弟残杀的祸根。
2.公共权力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它的“伦理性”，即人们不仅要追问权力的正当来源、权力使用的正当性，还要把权力与权利人格联结起来，考量当权者的品性与人格。
3.在中国，就是挪动一把椅子也要流血-----鲁迅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54页 -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皇帝向右

康有为的设计方案实际上·是新旧两个幕府同时存在，新的开始运作，旧的逐渐废置。其结果却是旧的去不了，新的也建不起来。
日本的新旧对立远不如中国这么激烈。明治之前的德川幕府不管如何不好，却能给国家大致上以和平有序以及称得上有效率的行政，并提供了政治、社会以及制度上的成规可作依据，君主复辟结束了将军体制，但多半是在统治阶层内部重新分配权力，而不曾摧毁原有的政治结构，减少了保守与改革两派人士间的异化与冲突。这一切都成为明治政府最宝贵的遗产。而日本本身有一个十分独特、十分有利的情况，即存在体制内的反体制力量。由于幕藩体制的特殊结构，本来属于统治体制内的势力——一部分武士、强藩、朝廷，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反幕倒幕的政治力量，······。明治维新正是为一个此前基本健全的行政体制注入了新观点和新力量，而戊戌变法时的清廷已因内在的衰弱而趋于死亡。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79页 - 笔杆子的大对决

从某种意义上讲，康党是中国社会急于事功（挽救危亡）普遍心理造就出来的一批以急功近利为特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急于雪耻图强的中国社会，烘托出一批同样急不可耐的狂人
在近代中国，儒学的浸染和西学的修养似乎都没能给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们以默默坚持的勇气，反倒增加了他们在新旧夹攻下进退失据的尴尬和懦弱。
如果因为理想而变得贫困，那就在贫困中生活，如果因此而变得富有，那就把钱随心所欲地花掉。其余则笑骂由人，自己不喜不悲。------福泽谕吉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18页 -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皇帝向右

只有变法，才能在公私两方面给光绪提供反叛慈禧的契机，使他站在道德和公理的制高点上与慈禧一决高下。但是长期养成的懦弱性格，使光绪遇事畏缩，他根本没有胆量与实力去和慈禧对抗。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94页 -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

倘先驱者不为时容，屡遭打击迫害，受害更深、更远的，恰是那个时代、社会自身。
一个巨大的民族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转型，本不是一件简单的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其中充满了认知的障碍、人事的舛错、价值观的混乱。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42页 -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皇帝向右

变法缺乏周密的计划和科学的统筹，不是稳扎稳打而是急功近利，不是循序渐进，而是贪大求全。
维新派在政治改革上激情燃烧，而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却一筹莫展，从而远远地脱离了底层群体，尤其是农民群众。维新派拿不出解决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的解决方案。
光绪皇帝所走的路是对的，但他的顾问康有为等人没有政治经验，他们简直是因好心而扼杀进步。他们可以说是因狼吞虎咽而死，不知消化，想要在三个月内吃三年的粮食。----赫德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77页 - 笔杆子的大对决

康有为的一生，始终未能摆脱传统文人与专制皇权和官场难舍难分的关系。······他的脑袋虽然进入了新时代，脚却留在旧时代；他在十九世纪是挺立潮头的时代骄子，在二十世纪却成为画地为牢的落伍者。他也曾努力主要“通世界之识，养有用之才”但他本人得遇圣主、感恩保皇的思想终生根深蒂固。个人际遇的宠辱悲欢，“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扰乱了他作为一个学人平和的心境，使他过早地与政治牵绊不清。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85页 - 笔杆子的大对决

从本质上讲，王权与民主永不相容。民主宪政是争取的来的，而不能靠施舍赠与。
他（福泽谕吉）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治人与被治的三纲五常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尔形成的，并不是人性中固有和普适的，它甚至不能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孔子的学说完全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并非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败。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12页 - 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

西乡隆盛诗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少年
老夫游猎度残生，狂矣病乎踏雪行。获兔泉儿悠然憩，寒松翠挺暮云横。1873 退隐鹿儿岛
几励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愧瓦全。吾家遗法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1873 南洲遗训
白发衰颜非所意，壮心横剑愧无助。1877 代表下级武士反政府
孤军奋斗破围还，一百里程垒壁间。我剑已折我马毙，秋风埋骨故乡山。1877军返鹿儿岛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70页 - 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渡边华山论日本封建：天下为一大箱，诸侯为一小箱，士闭其内，制活物世界于死地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66页 - 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人

西夷皆专于物理之学，故而，审度天地四方，不以一国为天下，而以天下为天下，因是，颇有广张规模之风气----------渡边华山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36页 -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皇帝向右

光绪阵营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党人，是一伙缺少实际政治经验的书生，迂中带狂；而明治阵营以伊藤博文为先锋的改革人士，既深且博。光绪集团和明治领导集团的见识不同，实力悬殊，致使中日两国的变法南辕北辙，天壤之别。
天下之政，非贤不理；天下之业，非贤不成。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04页 - 两个女人的沧桑时代

中国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统治者不是不懂的建立现代文明法制的好处，而是不愿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75页 - 笔杆子的大对决

文弱使人习惯利用心计，而不能恃武力使自身摆脱困境并最终解决问题，当是无可怀疑的。而其深层的根源仍在于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和影响。坐井观天式的文化优越感使入仕之前的士人、儒生读书兴趣单一，科举考试更严重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发展，使其创造力低下。久而久之，代代相因，不断扼杀知识分子的多向思维与创造性，使他们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更难发挥自我创新意识，主导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
有没有创新意识，敢不敢创新实践，常常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10页 - 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

在中国文化里最大的权力来源不是制度，也不是武器，而是无私的道德地位征服人心----（美）白鲁恂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03页 - 两个女人的沧桑时代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的头脑”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72页 - 笔杆子的大对决

光绪身边的变法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体现在康有为身上。而康有为的不成熟，则体现在他的狂字之上。
传统中国文人的悲剧宿命：他们虽有献身精神，但疏于政务，疏于世事，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必要的准备。
政坛没有给谁设立道德法庭，政治家只讲求共同利益，不能过多地拘泥于个人道德。
与明治维新强大而庞杂的同盟军相反，中国的维新队伍随着变法的深入而七零八落，四处走散。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78页 - 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人

西方人重逻辑推理，中国人重直觉顿悟；西方人持科学思维，中国人持艺术思维；科学主张理性，重法则；艺术只谈境界，重体会。
不读中国历史，不知中国的伟大；不读世界历史，不知中国的落后。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45页 -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皇帝向右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包围与进攻面前，必须以本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来对抗外来压力。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50页 -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皇帝向右

日本是一个岛国，领土狭小，资源贫乏，特别是经常受到火山、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和威胁。日本人自古以来一直抱有严重的危机感。其文化是在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空间内形成发展的。这种与外界隔绝的空间形成的文化，易产生对外部世界进行探索的浓厚兴趣，从而形成岛国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传统-----以无我为中心的文化，以一种无我的空白状态去理解和接受外来文化。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26页 -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皇帝向右

日本人是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积极消化，强壮了自身；而中国却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虽然抵御了一时寒冷，却无从改变根本的体质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81页 - 笔杆子的大对决

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本能地在政权之间选择和归附，急于效力，自觉不自觉地卷入政治的漩涡，而又每每在迅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落伍。

学问和政治的目的虽然相同，都是为了“增进一国的幸福”，但由于两者的特点不同，他们所要完成的使命也是不同的。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喻成一个人的话，学者和政治家其实都是其保护其人的作用。只不过学者是讲授平生的养生法、防患于未然，而政治家则是临病时加以治疗的人。既然职责不同，就应该各行其业。-----福泽谕吉《学问的独立》

政治是动态的，是活泼的；而学问是静态的，是沉潜的。一旦学问从属于政治或服务于政治，学问就会失去其方向；而一旦政治凌驾学问，也必然遗害无穷。

当时无论中国或日本，维新运动中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操作都是两件迥然有别的事情，也是非常繁难的任务。这两项任务不应该也不能由一种人来同时承担。
在群情激奋下，危亡无日的恐惧导致变法运动的早产——启蒙准备的先天不足，与变法过程的后天失调，使一身二任的维新派勇气虽嘉，却于事无补，变法的失败也就自在其中了。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75页 - 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人

日本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没有被体制化，没有超乎寻常的生存压力，没有生死存亡的外在刺激。如果说在官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要有所作为，大都要通过做官以实现自己的志向与抱负，特别是明清时期更是如此；而在日本，知识分子的志向、抱负却未必非要通过做官来实现。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技能或凭一技之长获得社会的承认，此种情形在西学东渐之后尤为明显。当时的中日两国虽然同为专制社会，但日本社会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反而使日本知识分子处于社会上层。
由于日本没有科举制度，所以对西学的钻研，也是知识分子出人头地、通向成功的一条途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只有通过科考而别无他途，西学对其自然无关紧要。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22页 - 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

来自敌人的尊敬是最大的荣耀。
朝敌不等于国贼-----西村茂树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173页 - 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传统社会，给予知识分子唯一的进身之阶就是官场，不论个人有多大才能，当官做事业必须是经过这一制度的过滤而后方可，这必将造成知识分子对这种制度的强烈依赖性。他们怎能不趋之若鹜，怎能不明哲保身，又怎能长久地保持所谓独立自由的思考？于是这种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正直之气消磨殆尽，更不要谈对国家、民族的报效之心了。即使通过考试而取得了官位和功名的知识分子，大多也是摧眉折腰、蝇营狗苟而少有信仰与原则。他们除了摘取功名富贵之外，从无远大志向和广阔胸怀，甚至连自己的皇帝主子也不欲为之尽忠效命。
越是来之不易的东西，人们对其越加珍惜，这种珍惜往往是非原则和极度自私的。因而即便是国难当头，读书人也只记者不能误了自己的功名。
长期侵淫在险恶的官场，中国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不愿冒牺牲身家性命的危险去关心与己无关的外部世界。在巨大的风险和现实的利益面前，他们自觉选择了安于现状，明哲保身。长此以往，他们便也慢慢蜕化成为毫无独立思考能力的体制内的应声虫。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84页 - 笔杆子的大对决

康有为出于对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坚持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实行了所谓“尊帝讨逆”的方针，将慈禧排斥在变法之外，扩大了打击对象，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这才惹恼了慈禧本人，激起她的迅速反扑。

由于康有为身体里始终流淌着旧时代君臣一体的血液，注定了他只能用儒家的孔教传统嫁接西方的立宪主义，采用传统的变法理念搞一场划时代的改革。他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在思想上敢于无所顾忌；他又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改良主义者，在行动上拒绝突破·。他因而成为保守派和革命派共同鄙视的恶徒。
中国人应当知道究竟是政府为人民存在，还是人民为政府存在。----福泽谕吉
文明虽然是人类的唯一目标，但其路径可以是多元化的，因此具体到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假如有利于国家文明，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君主的，也可以是共和的。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09页 -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

日本赋予外交以国务之首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明治时期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欧美外交实质上也是头等内政，外务省则是衔接内政和外交的枢纽。
弱国比其他国家更需要灵活的外交方针、健全的外交体制、谙熟外交艺术的人才和一系列旨在维权的外交对策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笔记-第233页 -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皇帝向右

所谓中戏学之争，其实挣的是满清统治集团背后的现实利益，而不是学术上的真理、强国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