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方法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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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ISBN:9787539928203
作者:傅斯年
页数:218页

章节摘录

考古学的新方法今天(11月19日)所讲的题目,诸位大概已经知道了。这个题目,虽然很平常,但是所讲的事实,却是很重要,尤其是研究历史的人应当特别注意。考古学是史学的一部分,这个部分与其他部分不同,因其与自然界有关;与地质学是不能分开的,如离开了地质学,考古学就失其效用,考古学就根本不能成立的。所以考古学在史学当中是一个独异的部分。所谓方法,无所谓新旧。所谓新方法,不是在好高,不是在骛远。假定这个方法,用来可以得到新的知识,就是好的方法。若是用来得不到新知识,即不可靠,就不算是好的方法,也就不是新的方法。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变迁,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进步,在转换的时候,常有新观念新方法产生。以方法为抽象的东西去讲,本无所谓新旧之分了。讲到考古学的本身,及考古学的事情,须注意下列各点:(一)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古来思想家无一定的目的,任凭他的理想成为一种思想的历史——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二)古代历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因为除古物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作为可靠的史料。我国自宋以来,就有考古学的事情发生,但是没有应用到历史上去;盖去古愈近,愈与自然界接近,故不得不靠古物去证明。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属于文化方面,不比现代材料,多可注意于人事方面,因为文化史,特别是古代史的着意点,不是单靠零碎的物件,一件一件的去研究,必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用一件一件的东西去研究,固然有相当的结果,所得究竟有限,况其物的本身,间有可怀疑之处,所以应当注重整个的观念。譬如在两千年后,在地下掘得现在所用的火柴,各处有各样不同的见解,就是所代表的文化不同;在欧洲是表示文化的发明,在中国是表示文化的接触,在南洋群岛是表示文化的进步。同属一物,在各处所表现的意义,就各不相同;如后来不以全体的观念去研究,就不能得到很多的意义,和普遍的知识。所以要用整个的文化观念去看,才可以不至于误解。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古代历史多不可靠,就是中国古史时期,多相信《尚书》、《左传》等书,但后来对于《尚书》、《左传》,亦发生怀疑,不可信处很多很多,于是不能不靠古物去推证。中国最早出土的东西,要算是钟鼎彝器了。周朝钟鼎文和商代彝器上所刻的文字去纠正古史的错误,可以显明在研究古代史,舍从考古学人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在光绪末年以前,尚无人注意到发掘古物;就是有的,亦无可考。在光绪末年河南安阳(彰德)西北,洹水以南的小屯,有甲骨发见,甲骨上刻有卜辞。最先得者为商人刘铁云。他虽搜罗的不少,但是以龟甲为古董,所以没有什么贡献。其次得者就算是孙诒让了。他把甲骨文考订出来,断为商朝古物;他考订的成绩,足与钟鼎相印证。再其次为罗振玉、王国维二人。罗振玉收有一万多片,他的著作,有《殷虚书契考释》等书。王国维更应用于历史方面,确有不少的贡献,如对于帝系文字,有极大的帮助:如王恒王亥,为《史记》上所无,现在已把他补正;又如商代世系表上外丙之外字系讹误,又已把他修正了。所以我们研究古史,完全怀疑,固然是不对的;完全相信,也是不对的。我们只要怀疑的有理,怀疑的有据,尽可以怀疑。相信的有理有据,也尽可以相信的。要是这样,就不能不借重考古了。我们中国考古学家,还是用旧法整理,已有这样发展和成绩(所谓旧方法只限于陶器)。若用新方法去考察,所得当不止此。首用新方法的人,为瑞典人安特生(Anderson),完全用近代西洋考古方法去研究。在奉天发见史前时代的人迹;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见石器铜器;在甘肃洮县也发见了不少的古物,这个地方所发见的,较其他地方更为重要。安氏说其所发见的遗物,最早时代在七千多年以前,最晚也有三千多年,多是些新石器时代的东西,铜器也有少许。在河南方面,所发见的铜器是很进步的。此外法国的教师,在河套地方,也发见旧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国人考古的旧方法,都是用文字做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外国人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做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最近外国人在亚洲新发见的古物有几处,如印度西北部和小亚细亚,都有发见。最重要的,要算是在里海与黑海之间安奴(Auau)地方所发见的六七层的陶器了。这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因为这些古物,能表示各时代的文化。不过他们所研究的观点,在普遍的方面,所以对西洋文化无关的东西,他们就不注意。在中国的外国考古学家,对于纯粹代表中国文化的,他们不注意,他们所注意的,是在中西文化接触的产品。这是他们特别的他方,也是他们远大的地方。陶器是最容易流传下来的,所以被发掘的陶器居多,我们就可以用掘出的去参订历史。用陶器考订历史,有三种便利的地方。1 易于保存——陶器不容易破坏,所以能在上古遗传下来。2 时代易分——陶器有时代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陶器,我们可以因陶器的区分而为时代的区分,这是最容易最妥当的办法。3 变化很快——陶器是因时因地而变的,并且因日常所用,变化很快。我们从陶器的变化就可以知道古代文化的变迁,所以沙锅陶器等等,是研究古史惟一好史料。安奴地方的开掘物中有带彩色的陶器,花纹很大,不外红黑白三种,为中国所无;在中国河南奉天甘肃各处,也有带彩色的陶器。日本人在朝鲜也发见 相同的东西,但是花样不同,因此可以证明史前安奴、朝鲜、中国各民族的生活及其变化。安特生的考古方法,确实是比中国人有进步,所得的有趣味的材料,亦为不少;但是他的实际工作甚多可议之点:(一)不能利用中国的材料;(二)走马看花,不能充分的考验;(三)粗心挖掘,随便毁坏;(四)如掘不得,即随便购买。关于购买一层,最不可靠,因为不知道他的来源,不如亲自掘出来的较为确实可信。把掘出来的考订完竣,再把买来器物做个比较,是不能把买来的当作材料的。安特生对于考古的功劳,着实不小,但是他对于甘肃一带的古物,因发掘时的不细心而毁坏去的,却也是不少。我(傅先生自称,以下皆仿此)在前两年,同几个同伴到河南殷墟去了一次,想切实的研究一下,但有几种困难:一、前人已掘出不少,所剩的都是零碎不全;二、不是在短时间内所能办到的,因此没有得到什么大的效果。我想考古学与人类学有关,所以于古器之外,应特别注意人骨之测量,再根据比较法来推测当时人类之形状与其变化。所以研究年代学(chronology)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比较的(rela-tive);一种是绝对的(absolute)。先用直觉的,绝对的,定个标准时期,然后依照这个时期的东西,去推定其他地方的所发见的古物,是在这个时期以后,或在以前,因此年代的前后,也就弄清楚了。考古学上最难定的是绝对的时期。而殷墟是考古学上最好的标准时期,便于研究的人去比较:因为这个时期,是史前的一个最后时期,以这个时期的人骨做标准,去比较其他地方所发见的人骨,来定他们的时代先后,可以知道人类的演进是怎样;同时汉殷墟发掘的陶器做标准,推出其他地方的陶器变更情形,及其时代关系,可以断定其时文化是怎么样。又用比较的方法,并可以证明安特生所考据的,是否有误;中国向来所传说的,何处是误。这种工作,是最切要而最不容易的工作,总希望在二年以内,可以成功,用具体的著述报告出来。最近发见唐宋时代及唐宋以前的房屋,直隶各处,都有发见。房屋的发见,却是为安特生所未曾注意,未曾做到。安氏以为古代人类在山洞中居住,或在森林里憩息,是没有房屋的;因为当时发见古代石器时,并没有屋子这样东西。后来无意中发见一个商朝的屋子,确是冶金的地方,地为长方形,屋子里面比外面要低一米突,一层一层的向下,在地上仍可以找到未熔化的铜条、碎金、有花纹的镶金和极薄的金叶等等。以镶金来说,可以证明商鼎是镶金,确实是不错的。商朝是铜器全盛时代,所以兵器也很有进步。刀箭都是用铜制成的,我们现在尚可以发见商朝骨制的箭头,是平时用作练习的,比欧洲古代所用箭头,要厉害多了。因为箭头下部两旁,制有倒齿,射进人的身体的时候,是拔不出的。若是箭头配有毒药,射到人的身上,立刻可以致人死命。欧洲所发见的古箭头如*形,殷墟所发见的商代的古箭头如*形,所以我说商代的兵器,要比欧洲进步(记者按:甲骨文矢字作灸,像镞,亦可为商朝箭头像*形之一证)。这个时候的陶器极多,但是没有带彩色的,多属于纯纹的陶器,足以代表商代文化的特点。陶器之外,有不少的兽骨,兽骨的种类,有野马,野鹿,牛羊等等,猪骨很少,可以证明当年此地尚属游牧民族的地方,是毫无疑义。因为农业发达的地方,家畜也必繁盛。猪是家畜中的重要部分,如果当时是农业社会,当然猪骨存留下来的一定很多。所以断定此地与曾经发见过多量的猪骨的地方的民族情形不同,文化也就不同了。这个时候已有交易,我们曾经发见过当时所用的贝,每只上有小孔,可以用绳线穿起来的样子。此外又发见商代的衣冠形式,以及发镇(为压头发用的)等项,可以证明当时“衣裳之治”。当时的民族,决非断发民族,是毫无疑义的。种种发见的中间,尚有可以使我们注意的地方有两种:一、铜器模型——在古代的坟墓中,掘出许许多多的铜器,制造亦很进步。铜器模型,是占这些铜器中间一大部分。二、安葬方法——古代葬事,是不用棺椁的;安放的部位,有伏有立,有侧有偻,却是没有仰的。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足以耐人研究的地方。殷墟所发见的东西,尚不敢断定完全是商代的,或许也有些周代的在里面,所谓之商,是商期的末年。因纣与文王是同时的人,纣都彰德(即今安阳),文王是常去朝拜的;因为他们同时,所以分定商周是最难的一件事,只有待将来遇有机会再去考证(记者以个人的推测,在殷墟发见周的东西,也有可能的事实。不外下列三种原因:一、据地质学家说,地层也时有错乱的,如果殷墟地层是错乱的,在殷墟发见周朝古物,是可能的事。二、是周所贡的方物,因为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于此已可见周之文化所及,范围广大。况商朝把周所贡的东西,混在自己的东西以内,也是可能的事。三、纣囚文王于羑里,羑里是在彰德(今安阳)与朝歌(今淇县)之间,是包括在商都以内的地方。自从文王囚于羑里,他的臣子家人,常去探望他,因此把周的东西带到商都去,也是可能的事)。殷墟的地层,最深的殷,在第四层;第三层是隋,第二层是唐,第一层是明。中间有断了不少朝代,这不过是一种显著的提示,并不是说丝毫不爽的分期。殷代文字的寄托,多在甲骨文之上,已是毫无疑义的。所刻的甲骨,只有两种:一种是牛的肩胛骨,一种是龟的腹骨。龟甲多刻卜字形(记者按:龟甲用火灼所得的裂纹,名之日兆,兆有多种;如*、*、*、*、*、*等,可以证明龟甲所刻,不一定卜字形),凡是君主有疑怀,或是国家有大事不易决定的时候,将龟甲用火烧之,那末没有着火的一面,必定因刻痕而拆裂,由裂痕向上向下,以决定凶吉。同事董君,专门研究龟甲,考订文字,用新龟甲去试验,是否照所说的一样:不久当有报告出世的,无须我细说。有人说龟甲上所刻的文字,行列是颠倒错乱,其实他没有懂得原来用意,就以偏概全。这是不对的,文字的方向,向上向下,向左向右,是看刻在什么部位而定,并不是随意乱刻的;不能以片面的认识,□□□错了。我们要从全部的考古学研究起来,不能抱残守缺,否则就犯以上所说的毛病;我们要用全副的精神,做全部的观察,以整个的文化为对象去研究,所以必比墨守陈规专门考订文字要口的多。所谓新方法,不过如是而已。今天所讲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见地,不过把经过的事实略略的叙述了一遍。因为来去匆匆,缺乏时间会预备点材料,只就忆想所及,为诸君道之:挂漏之处,尚请诸君原谅。对于考古学的讨论,不久当用文字发表。这篇演讲稿子,没有经过傅先生修改,凡有漏误的地方,概由记者负责。再者傅先生讲演的时候,并画了许多古物图与地图,不能一一把他绘在记录当中,使讲演更加明显,应向傅先生道歉,更应向读者申明的,记者附识。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记于致知堂(原载l930年12月《史学》第一期)

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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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史料论略考古学的新方法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夷夏东西说战国子家叙论《史记》研究

编辑推荐

《史学方法导论》收录了傅斯年先生1918年至1941年的八篇有关史学问题的学术文章。其中以《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为代表,在此文中,傅斯年先生不仅详细分析了各种史料发掘、鉴定与应用的方法,而且强调了“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的一贯观点。其他七篇文章依照时间顺序排列,从多个角度反映了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思想。

作者简介

《史学方法导论》主要内容: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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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总计15条)

  •     还没开始读呢,不过很期待。
  •       
       朱渊清先生在上海古籍版的导读《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中,对傅斯年在史学乃至整个学术界的影响有比较客观的认识。
       详情还得细读原文,这里摘抄一段朱先生在文后注释里对傅斯年社会影响的解读:
       傅斯年是民国时期最清晰认识到现代社会责任信托专业分工合作特质的学者,他坚持史语所从事科学创新的尖端研究,反对号令公众的推广普及。没有傅斯年对现代性的认识践履,史语所就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科学进步。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体现在社会所有的领域,1946年1月在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傅斯年与陈布雷笔谈蒋介石,傅斯年写道:“蒋先生对上海市民言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此乃国家元首所以责其公务员而负责做到者也,非对人民之言也。”(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135页。)但是,即便60多年后的今日中国,行政首脑们还是完全不能体认这种现代性的责任承担的职业道德。
  •     只翻了一下,但觉得不错
  •     这是一本历史学理论著作,好书,值得一读
  •     速度快,商品好
  •     要细细品尝
  •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     真正的大师 真正的精品!
  •     建议包装的时候该用硬质纸壳
  •     一代国士!
  •     共收入了孟真公13篇学术论文,题目“导论”只是其中第一篇,当然导论所提示的确实是学史之人必须了解的基本。其它各篇也尽显傅公严谨考证的学术风采,此书乃学史必读。
  •     傅斯年的好书!
  •     单看这一本,就知道整套书的编辑质量了,编书的即外行,又偷懒。
  •     文笔洗练,见解独到,气场高傲。
  •       09年刚考上研的时候读的这个书,人大出版社的,很糟糕……
      
      所收的文章杂而无当,不成系统。内容芜杂不算,居然连排版校字都乱七八糟,英文汉文皆然!不仅文中错漏百出,连标题都能把你搞晕……《说<广陵之曲江>》中加在“广陵之曲江”上的书名号是什么意思。堂而皇之在封面上排着傅先生的名字列个“雷颐点校”,点校了个啥????你不来乱点一通说不定还好读些……时隔三年的现在想起来都让人要默念三字经……
      
      若不是傅先生有真才实学,在这被庸才的后人和不负责任的出版社编排得乱七八糟支离破碎的文字中,还能透出学术的光芒,能让读者得几度快乐,这书真得让人吐血了!
      
      没买的朋友们,请千万不要买这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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