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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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8-6
ISBN:9787108029072
作者:李泽厚
页数:411页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实用理性与吃饭哲学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第一节“度”的本体性Ⅰ“度”来自生产技术§1什么是“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人类(以及个人)首先是以生存(族类及个人)为目的。为达到生存目的,一般说来,做事做人就必须掌握分寸,恰到好处。人(人类及个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维持肉体生存,即食、衣、住、行。要食衣住行,就要进行“生产”,所以,这个“恰到好处”的“度”首先便产生和出现在生产技艺中。动物也生存,也掌握“恰到好处”,那是出生后生物族类本能不断训练的结果。你不看见过小动物的各种“游戏”活动吗?那就是为了训练、培育这种“恰到好处”的肢体及神经技能。由于人类是以使用一制造工具来猎取、采集、栽种、创造食物的生物族类(见拙著《批判哲学的批判》,下简称《批判》),其世代相传、相互模仿(mimes)而不断扩大的生产技能中所掌握的“度”,比之任何其他生物族类,便无比广阔。我曾以“人类如何可能”从根本上回答“认识如何可能”。(见《批判》)“人类如何可能?”来自使用一制造工具。其关键正在于掌握分寸、恰到好处的“度”。“度”就是技术或艺术(ART),即技进乎道。可见,“度”之关乎人类存在的本体性质,非常明显而确定。没有这个技艺的“度”,人类就不能维持生存,族类(以及个体)就不存在。《周官·考工记》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弓人为弓,……巧者和之”。郑注:“和,犹调也”。所谓“和”、“巧”、“调”,都是描述生产技艺中这个无过无不及的“度”,真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差之毫厘,失以千里”。可见,“度”并不存在于任何对象(object)中,也不存在于意识(consciousness)中,而首先是出现在人类的生产一生活活动中,即实践一实用中。它本身是人的一种创造(creation),一种制作。从而,不是“质”或“量”或“存在”(有)或“无”,而是“度”,才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第一范畴。从上古以来,中国思想一直强调“中”、“和”。“中”、“和”就是“度”的实现和对象化(客观化),它们遍及从音乐到兵书到政治等各个领域,其根源则仍然来自上述《周官》所说的“工有巧”,即生产技艺中的“和”、“中”、“巧”、“调”。“度”是“中”、“和”的本义,是“中”、“和”的实现行动。teche的希腊文本义也是让事物从隐蔽中涌出,倒正好点明人通过制造一使用工具的“度”的把握而实现出的创造力量。用我以前的话说,这也就是在成功的实践活动中主观合目的性与客观合规律性的一致融合。人的本源存在来自此处。§2人类既依靠生产技艺中“度”的掌握而生存、延续,而维系族类的存在。“度”便随着人类的生存、存在而不断调整、变化、扩大、更改。它是活生生的永远动态的存在。也只有从这里去解释“生生”(《易传》),才是历史本体论的本义。从Kant、Hegel、Marx将哲学问题归结为主体性问题,而现象学的“一切原则的原则”也是通过主体性来论证其有效结构和组成中(也即在其构造中)的一切客体的客观性,所有这些,似都应从此生产技艺中的“度”来解说,才能得到真正的本源。“度”——“和”、“中”、“巧”,都是由人类依据“天时、地气、材美”所主动创造,这就是我曾讲过的“立美”。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出现了“度”,即是“立美”。美立在人的行动中,物质活动、生活行为中,所以这主体性不是主观性。用古典的说法,这种“立美”便是“规律性与目的性在行动中的同一”,产生无往而不适的心理自由感。此自由感即美感的本源。这自由感一美感又不断在创造中建立新的度、新的美。主观性一意识性恰恰可以缺乏“度”。这是由于没有客观物质生存的直接制约,主观性一意识性常常可以泛滥成灾。这从历史说,有时无可避免,有时甚至有益。但也有其有害的方面。有益在于能够明确和帮助“度”在人的意识中的建立,有害则因其随意性而阻碍、损伤实践中“度”的生存和发展。  Ⅱ 结构、形式与超越§3“度”作为物质实践(操作活动及其他)的具体呈现,表征为各种结构和形式的建立。这种“恰到好处”的结构和形式,从人类的知觉完形到思维规则,都既不是客观对象的复制,也不是主观欲望、意志的表达,而是在实践-实用中的秩序构成。人类在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操作中,发现了自身活动、工具和对象三者之间的几何的、物理的性能的适应、对抗和同构,发现不同质料的同一性的感性抽象(如尖角、钝器、三角形等等),由于使用工具的活动使目的达到(食物以至猎物的获得),使因果范畴被强烈地感受到,原始人群开始了人的意识。以“度”作为本体的人类主体性对自己主观性的要求,首先是操作活动的规范化和秩序化,程序化展现为各种巫术礼仪形式的操作一演算口诀的建立,然后在意识上表现为由后世形式逻辑及各类抽象范畴所表达的认识功能。这个认识论的方面,拙作《批判》一书已加以检讨,即从实践(亦即“度”的本体性)来谈人类认识形式的建立。这里要强调的只是,这种种人类意识的萌芽,都是在亿万次大量经验尝试错误中通由个体突发涌现出来的“完形”。出来之后,被原始人群不断模拟(minmes)而得到巩固和传授。它实际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也就是真正的创造性。这种创造和模拟带来了心理上的情感愉快,这就是“领悟”。这“领悟”的中心是想像——即对客观并不存在的状态或事物的情感性的理解和知觉,这也正是上述美感即自由感的起源。第二,“度”不仅使主体认识形式得以建立,而且主客体之分也是在“度”的本体性基础之上才能实现的。主客体在“度”的本体中本来混而不分,但在主观性的意识中,却逐渐需要区别。因为,“度”本是依据各种具体的天时、地利、人和(群体协作)而产生,从而,对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事物的性能、情境、状态的把握,便成为“度”和掌握、了解、认识“度”的具体内容。如((考工记》所云:“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兵刃、陶器、轮车、树舟……各各以其不同的物质材料、以其不同的性能、状态如坚柔、曲直、长短、厚薄、大小、锐钝、深浅……等等,使天时(如春夏秋冬),地利(如山、地、河浜),人(如群体关系),物材(如上述各种材料及性能)进入人的生存情境中,构成了“度”的本体性的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结构,并具有随时、空、条件不同的历史变异性。从而,“度”的本体性,作为本源,不仅是人为(主体的)发明(invention),而且又是自然(客体的)发现(discovery),所以,它的结构和形式能被普遍地应用于客观对象。不仅形式逻辑、认识范畴,而且像中国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声、色、味等等的杂多统一)也都是对“度”、“和”、“中”的主观解析。如前所述,在“度”的本体中,主客本是完全融为一体的,离开这个“一体”,主、客本无意义。也有如《考工记》所云:“凡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虑血气”。作弓以及弓,其价值和意义均不在其本身(即不在制造工具和工具本身),而在不同的人(如人的身材、气力以至性格)的使用(“君之”)中。“度”的建立是为了“用”,也只有在“用”中才能有“度”的建立。中国人说的“中庸”,即此意。可见,主客体的二分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它来源于人在实践活动中恰到好处的“度”的建立。后世一切理性的形式、结构和成果(知识和科学),也都不过是人类主观性对“度”的本体的测量、规约、巩固和宣说。可见,理性本来只是合理性,它并无先验的普遍必然性质;它首先是从人的感性实践(技艺)的合度运动的长期经验(即历史)中所积累沉淀的产物。它是被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完全离开这一根本基地的理性翱翔,可以(虽不一定)发生危险。这正是实用理性论所不同于一切先验理性论的地方。这一点本书后面还要讲到。总之,不是人对神的依从关系,不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是人与自然(包括内、外自然)通过“度”的历史构建所形成的人化关系及其前景,才是“历史本体论”所要探讨的课题,譬如过去拙著中再三提及的“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等等。也正是它们规定了人与神、人与人的关系。§4“度”的本体(由人类感性实践活动所产生)之所以大于理性,正在于它有某种不可规定性、不可预见性。因为什么是“恰到好处”,不仅在不同时、空、条件、环境中大不相同,而且随着文明进展、人类活动领域的无比扩大,这个“度”更具有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度”的建立是各种创造发明和科学发现,也更是艺术的创造力量。这种似乎是神秘的动力即是我以前强调的“以美启真”。它“自然”地显现出某种新东西。我曾引述Einstekn,它不是经验的综合,不是逻辑的推演,即既不来自经验,也不出自推理,而是“自由的创造(想像)”。也有如他所说,我们所能经验到的最美的事物就是神秘,它是所有真实的艺术和科学的源泉。历史本体便建立在这个动态的永不停顿地前行着的“度”的实现中。它是“以美启真”的“神秘”的人类学的生命力量,也是“天人合一”新解释的奥秘所在。“度”的本体日日新,又日新,推动着人类的生存、延续和发展。这“日日新、又日新”,也就是突破旧的框架和积淀,突破旧的形式和结构,这就是“超越”。人只有在不断创造和超越中才能前行不辍,停顿就是静寂和死亡。科技将日日新又日新,人类的生活也将如此。历史本体论之所以不苟同各种反科技的潮流和思想,也在于它确认人类的生存、延续亦即人类的存在,就是通过使用一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掌握“恰到好处”的“度”(即使最初是原始形态的创造石器)而实现的。其后,尽管形态日益复杂,社会结构及其思想意识、精神世界日益取得独立性质,这个本源性的人类存在(Marx称之为社会存在)仍然是其本根、基础。即使全世界的衣食问题解决,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已难区分(例如信息化占据统领地位和在生活中全面实现),也即是所谓人类史前期的结束,科技对人类生存的本根性也仍将持续不变。概而言之,“实践”作为人类生存一存在的本体,就落实在“度”上。“度”隐藏在技艺中、生活中。它不是理性的逻辑(归纳、演绎)所能推出,因为它首先不是思维而首先是行动。它是本体的非确定性、非决定性(ontological uncertainty indetemlination),它与美、审美相连,所以也才充分地表现在艺术一诗中:准确又模糊,主客体相同一的感受……如此等等。§5你看见那《周易》阴阳图的中线吗?那是曲线而非直线,这即是“度”的图像化。它不仅表明阴阳未可截然二分,不仅表明二者不仅相互依靠相互补足,而且也表明这二者总是在变动不居的行程中。这正好是对“度”的本体性所作的并扩及整个生活、人生、自然、宇宙的图式化。那曲折的中线也就是“度”:阴阳(即动静,见拙作《己卯五说·说巫史传统》)在浮沉、变化、对应以至对抗中造成生命的存在和张力。“度”的恒动性、含混性、张力性也正是今日的后现代状态的人生。它不是理性所能框定的轨道、规则或同一性,它充满不确定、非约定、多心、偶然性,它是开放、波动、含混而充满感受的。所以,即使把它比拟于Aristotle的“中道”(meall),也迥然不同于A氏以理知思辨为最高最纯的幸福。幸福仍然在感性的“度”中。人不是神。波状曲折的中线作为人的命运所在,正是“度”的本体性的本真实在。但科技(主要是现代工业化以来的科技)、机器、数字、大生产……,由于在资本社会中采取了极端理性化形式和形态,使工具理性在所有领域内极度延伸和统治,便反而扼杀、堵塞、阻断了这个人的本体性的“度”的本真展示。所以,一方面,科技展现了人类总体的“度”的本体存在;另方面,科技又扼杀着个体的本体存在。于是出现响亮的反科技的呼号。回到根本,回到源头,来重新探索,重新解释,成了今日哲学的要务。对“度”的本体性的确认和检讨,正是如此。  第二节 回到根本  Ⅰ 语言为本或生活为本§6语言缺乏“度”。外交辞令中也许有之,那是因为有关生存利害甚至存亡,必需字斟句酌。归根结底,仍然是为了人(国人或国君)的生存。出此范围,则或言而无信,或言过其实,或大言炎炎,或狂言乱语。总之由于无直接关乎人的生存一存在,从而无需“度”的严格讲究,语言总是被充分滥用着。孔老夫子早就有感于此,总是告诫弟子要谨言木讷。语言、思想容有深刻的片面,行动、实践却重把握的中庸。语言必须使用概念(语词),概念本就是使经验、感知、想像固定化、僵硬化的产物。语言只有在具体使用中,亦即词语只有在句子中,句子在上下文中,上下文在整个文本中,文本在特定社会(时空条件)语境中,才能了解或才具有其“意义”。语言是为了使用,它服从于人们日常生活。所谓“服从”,就是说它的使用、变化、生成和消失在根本上依靠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后者是本源性的,前者是派生性的。语言需要有非语言的实体作为依靠。这个实体最终只能归结为人的吃饭(生存)问题,亦即“人活着”的问题。这就是语言的先验所指。我写这“人吃饭”、“人活着”,虽也是语言,但与活着、吃饭毕竟并不相等。人吃饭、人活着是活生生的直观的现象和事件,它本身并非语言、言语或文本。没有语言,它仍存在;但没有它的存在,也就没有语言。 ……

内容概要

李泽厚(1930-) 美学家。长沙宁乡人。1948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职,1978年起任研究员。1982-1983年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访问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美学研究,是中国美学学会副理事长。近年主要在国外讲学,是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著有《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世纪新梦》等。

书籍目录

历史本体论  序  第一章  实用理性与吃饭哲学第一节  “度”的本体性第二节  回到根本第三节  历史建理性  第二章  巫史传统与两种道德第一节  经验变先验第二节  社会性道德第三节  西体中用  第三章  心理本体与乐感文化第一节  心理成本体第二节  “道由情生”第三节  文化心理结构己卯五说(增订本)  序  说儒学四期一  源起二 问题三 同化  说巫史传统一  巫君合一二  “巫”的特质三 由“巫”而“史”四 “德”与“礼”五 “仁”与“诚”六  道家及中国文化基本范畴  说儒法互用一  “礼”“法”区别二  “礼”“法”交融三  借鉴历史  说历史悲剧一历史与伦理二 自由派与民粹派三“度”的艺术说天人新义一 由来与历史二 自然的人化三  人自然化附录一  初拟儒学深层结构说附录二  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后记补篇中华文化的源头符号(一)鱼:生命的符号(二)龙:权威/秩序的象征(三)汉字:并非口头语言的记录“说巫史传统”补(一)由巫到礼(二)礼的特征: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三)天道与天主

编辑推荐

《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作者李厚泽,黑格尔建立了古典时代的逻辑学,李泽厚极不严格地建立了现代时代的逻辑学。……以度为开端的历史本体论,以不确定始,以不确定终,此之谓后现代主义。           ——何兆天

作者简介

“历史本体论”这个词汇在作者多年的论著中不断被提及,这本新著即就此展开述说,重点围绕“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勾勒出“历史本体论”的大体轮廓。 “历史本体论”本是平易道理,毫不高深,因之也就直白道来,而不必说得那么弯弯曲曲,玄奥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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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情本体、历史理性与两种道德——《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讲》读书笔记李泽厚的哲学体系被他命名为人类学历史学本体论,或者历史本体论。理解他的思想,可以从三句话入手“历史建理性,经验变先验,心理成本体”,分别对应认识论、伦理学、存在论。在认识论问题上,李泽厚以“人类如何可能”从根本上回答Kant提出的“认识如何可能”。历史本体论的第一范畴是度,所谓的度就是恰到好处。因为人类(以及个人)首先是以生存(族类及个人)为目的,为了肉体上的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和生活,因此就必须恰到好处的生产恰到好处的生活。这涉及唯物史观,哲学意义上的唯物史观指的是总体而言,人类生活首先以穿衣吃饭的物质生存为先,人们大众的衣食住行和他们的基础—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对人类存在具有绝对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从宏观上来说本质上大体无差,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决定论,只是就人类总体发展的存在本体亦即从千百年的历史鸟瞰角度而言,它只是哲学提示,并非某种可以直接搬用的公式和教条。其次,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它常常只是社会变更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于对于人类总体而言,物质存在具有第一性,所以就必须掌握度,在实践活动中主观合目的性与客观合规律性统一,否则肉体就无法匀称和谐在展开的世界中的生存。因此,度就具有本体性,人类的延续没有度就没有可能。人类既依靠生产技艺中度的掌握而生存,度便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变迁。因此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无固定之形。“度作为物质实践(操作活动及其他)的具体呈现,表征为各种结构和形式的建立。”并且既不是客观对象的复制,也不是主观欲望的表达,而是实践中的秩序构成。在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人类感受到强烈的因果范畴(比如食物的获得),于是开始了人的意识。“以度作为本体的人类主体性对自己主观性的要求,首先是操作活动的规范化和程序化,程序化展现为各种巫术礼仪形式的操作—演算口诀的建立,然后在意识上表现为后世形式逻辑及各种抽象范畴所表达的认识功能。”而认识功能的实现,便是所谓“理性的内构”,实践中的操作理性内化为认识结构。度不仅使主体认识形式得以建立,而且使主客体在度的掌握下得以区分。因为度要面对各种不同的生产协作情形,就必须对各种事物的性能、情境、状态把握考量,予以区别分开,最终主客二分。“后世一切理性的形式、结构和成果(知识和科学),也都不过是人类主观性对度的本体的测量、规约、巩固和宣说。”因此由这恰到好处的度,李泽厚提出了实用理性学说。以度为主体的实用理性学说,不同于先验理性论,认为人类理性本来只是合理性,并无先验的普遍必然性,而是从人类的感性实践(技艺)的合度运动的长期经验(即历史)所积累沉淀的产物。“对于人类的个体而言的先验理性,实际是合理性经由历史的沉淀而成的心理形式,并通过广义的教育传递给后代。”所以度是理性,但又高于理性,因为度因为要处理无数不同的感性实践活动而具有某种不可规定性、不可预见性,具有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度不是理性所能框定的轨道、规则或同一性,它充满不确定、非约定、多中心、偶然性。人类就是以掌握度的实践而存在延续,所以李泽厚说所谓的“历史本体”并不是某种抽象物体,不是理式、观念、绝对精神、意识形态等等,它只是每个活生生的人(个体)的日常生活本身,而度的本体性是这日常生活本身的体现。由于人类无数年的实践的历史活动建构了人类的理性,由这理性出发形成了道德。道德不同于法律,在于法律是外在的强制而道德是个体内在的强制,即理性对各种个体欲求自觉地压倒或战胜,而非感情决定。道德就是个体对社会人际关系在行为上的承诺和规范。理性对感性的这种自觉的、有意识的主宰、支配,构成了道德行为的个体心理特征,李泽厚称之为“理性的凝聚。”总之,道德在心理上是人类所特有的理性凝聚的成果,这种“理性的凝聚”对个体感性存在所起主宰、支配力量之强大,被Kant称之为绝对律令(catagorical imperative)。道德超乎功利,也与幸福无干。因为在绝对律令的支配下,个体往往要求牺牲一己的幸福,超越甚或否定个体的感性幸福、快乐乃至生命而取得崇高的尊严地位。那么这种个体“理性的凝聚”的伦理意志或道德力量又从何而来?个体的幸福、经验、利害、要求在它面前必须被服膺,绝对服从又是为何?这里要区分两种道德: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宗教性道德,也就是绝对主义伦理学比如Kant和一切宗教,也包括中国儒家传统完全相信并竭力论证存在一种不仅超越人类个体而且也超越人类总体的天意、上帝或理性,正是他们制定了人类总体与个体都必须服从的道德伦理。此道德准则的理性命令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要求“放诸四海而皆准,历时古今而不变”,为亿万生民遵守和履行。它把个人的“灵魂拯救”、“安身立命”即人生意义、个体价值均放置在这个绝对律令之下,取得安息、安顿、依存、寄托。这种绝对命令对人的行为具有不可抗拒、无可争议的规定性和规范作用,回答人为什么活。人们以之作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准则和内心规范,来实现人的存在价值,并伴随着各种仪式性的活动、举止和组织,并重复进行,来传布、加强、巩固内心和情感。它是超验或先验的理性命令,却要求经验性的情感、信仰、爱敬、畏惧来支持和实现。也正因为这一绝对原则(人类总体的生存延续)是理性的,与个体的经验和情感可以无关。所以也正如Kant所尖锐指出的:绝对律令在前,道德感情在后。那么这宗教性道德源出何处,通往何方?李泽厚认为,这宗教性道德原是一种社会性道德。“它本是一定时代、地域、民族、集团即一定时、空、条件环境下的或大或小的人类群体为维持、保护、延续其生存、生活所要求的共同行为方式、准则或标准。”为了能够被民众所服从,就被加上超人世超社会的神圣性,本源出自超越此有限人际、生活世俗的“天理”、“良知”、“上帝”、“理性”从而慑服万众。神圣性使其获得在人们心中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话语权,具有非个体乃至非人类总体的所能比拟的巨大力量,从而成为民众服从、信仰、敬畏、崇拜的对象。而人类群体之所以会形成和延续社会性道德,使之成为宗教性道德的渊薮,在于一个历史事实:人类本体的脆弱和对生存的渴望形成巨大的反差,人的生存本身构成了人生的价值所在。而为了能够更容易乃至更好的生存下去,在人类的早期阶段,人类个体就需要与群体紧紧相依,个体为了自己也就必须为集体的生存奋斗。所以形成了伦理要求,并使之变为自觉意识来约束、统治个体,以维护其群体与族类的生存延续,于是也就有了作为维系群体人际关系的原则、准绳的社会性道德。因为这社会性道德对人类群体来说特别重要,维系着无数人的生存,于是也就被神圣化,成为渺小的个体所不能抵抗、不能争辩、无法阻挡的力量而被认同、服从和履行。使之成为个体自觉意识到人生意义、生活价值、安身立命、终极关怀之所在。也就是说,宗教性道德所宣扬的道德的先验或超验的普遍必然性只是一定历史时空的客观社会性的经验的幻想与提升。任何宗教伦理学说,都是将社会性道德的经验内容塞入宗教性道德的超验形式。经验性的社会性道德内容以先验的宗教性道德形式出现,成为神圣崇高、普遍必然的绝对律令,使个体在履行这道德行为中,其内心在心理境界超出狭隘的经验范围,具有某种独立自主而无所待的强大精神力量。不过,既然在人类的传统中,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本是一家,如今区分两种道德又有何意义?李泽厚回答道,因为随着我们进入大工业化时代,古老的社会性道德尤其是后发国家的社会性道德无法适应剧烈动荡变迁的现实世界,使得他们身上的神圣性被逐渐消解,诸神被黑夜掩去,一切神圣崇高被现实所祛魅。因此就如Marx所言:“一切固定的东西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重估一切价值的结果是新旧冲突、社会无序,道德危机与信仰危机笼罩在人类自身,无所敬仰无所畏惧,也就对人类的秩序与延续不以为然,也就放肆的破坏人类的秩序与延续。为了让人们心中重新产生畏惧使得人类能够安然延续,就必须建立起适应现代性的新的道德。李泽厚认为最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道德,无疑是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由市场经济内生出来数百年习俗历史的形成的现代社会性道德,或者说自由主义道德。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现代社会性道德由现代社会自发形成,最为适合不过。现代社会性道德以抽象的个人(实质的个人各自不同,先天后天情况均各不同)和虚幻的“无负荷自我”的平等性的社会契约(实际契约常常没有这种平等)为根本基础,个体第一,群体第二,个人权利第一,公共利益第二。因为所谓的公共利益都是建立在个体的契约之上,社会由个体组成,不能也不应高于个体。所以,现代社会性道德解放了人类,使个体从集体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拥有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free from)和能去做什么的积极自由(free to)。由于这社会性道德,人类才能够拥有如今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以往不敢想象的相对优质的人权状况。但是现代社会性道德不能够给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它只是一种公共理性,而不是与非理性相关联的私人意识。它只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公德,不涉及或者说也放弃涉及人们安身立命的私德。否则,便悖逆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而且,现代社会性道德的普遍必然性来自现代社会经济,并非先验或超验的原理准则,也不是圣人或上帝的神圣意志。基本上来说,它只是行为的理性法规而很难作为信仰的对象。不仅如此,自由主义价值观在欧美的充分发展其实也走向反面,主张个人正当权利第一的个人主义最终走向一切古往今来的神圣价值的命定结果——事与愿违。过分强调自由选择导致的是公共参与的缩水和在公共利益上的冷淡,人被异化,社会被原子个人化,相互之间的联系被人为斩断。于是人情淡薄,人际冷漠,心理浮躁,精神空虚。人生无目的,世界无意义。也就有了后现代主义的过把瘾就死,人活成碎片,沉沦于虚无之中。尽管他的活法可以说是没有危害到其他人的合法利益,符合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因此是正当的。但是无论怎么说,都不是正义的。既然现代社会性道德无法给人们提供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同时它本身也具有极大的弊病。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这就是李泽厚区分两种道德的缘由。李泽厚引用Rawls的“重叠共识”(overlap consensus),主张将“对错”与“善恶”分家。即将现代世界各社会、各地域、各国家、各文化中人们基本的行为规范、生活准则,与各种传统的宗教、主义所宣扬的教义、信仰、情感、伦理区分开,割断它们的历史的或理论的因果联系。现代社会性道德具有普世性,因为这是政治哲学问题,要解决的只是“对错”问题,权利、义务问题。其所要求的只是个人履行现代最低限度的义务、遵行最低限度的公共规范和准则,如履行契约、爱护公物、恪守秩序、遵循各种职业道德、服兵役、不侵犯他人等等。一旦违反公共规范,由于破坏共同生活秩序,有损他人正当权益,也就绝对是不道德的。这里只是调整人们行为的客观规则与利害冲突,不涉及个人的灵魂拯救与终极关怀问题。只有对错,无关善恶。因为善恶最难解释清楚,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乃至不同个人,对善恶的理解都是大相径庭的。由于避开对善恶的争论,现代社会性道德能够给所有人提供一个重叠共识,能够给所有人提供一个自由交往的平台。其不以任何教义、主义为依据,只是宣告保证每个个体有在不违反公共基本生活规范的前提下,去选择任何一种信仰作为自己心灵归宿的自由。大家各自相安,在自己的正当领域内寻找自己的善,从而超越自我,得到生命的圆满。对个体可以有宗教性道德的期待,但不能强求;对个体必须有社会性道德的规范而不能例外。一个是最高纲领,一个是最低要求。不过,区分对错和善恶后,两者就此一点都毫不相干了吗?那倒也不是。两种道德的区分,善恶与对错的分家,其实是Weber所谓的“理想型”的构建。李泽厚指出现代社会性道德以理性的、有条件的、相互报偿的个人权利为基础,传统宗教性道德则经常以情感的、无条件的、非相互报偿的责任义务为特征。人毕竟不是机器,即使按社会性道德生活,也毕竟有感情的渗漏。尤其是中国人,更讲究合乎情理。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两者是互相影响渗透,密不可分。而且宗教性道德(善恶)对社会性道德(对错)也可以起到范导但不能是建构的作用,比如培育对纳粹和日本大屠杀的历史事件绝对性的伦理感情(憎恶),这里涉及善恶。当然,可以允许有人去否认论辩这些事件的有无(这里涉及对错)。由是,使关注对错的社会性道德受到情感上关注善恶的宗教性私德的影响,对一个社会的健康成长也就大有裨益。当然国家不能强制人们接受某种宗教性道德,但是可以倾向于支持某些宗教性道德的主张观念,只是这里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需要专门的政治哲学去讨论,李泽厚也就不展开讲了。那么对于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上世纪中国人李泽厚先生认为我们该寻求何种宗教性道德呢?与西方的基督教所宣讲的圣爱,爱人由上帝旨意命令因而情感中富含理性成分而来不同,李泽厚以为,中国传统宗教性道德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天地国亲师为代表符号可能更适应中国的感性的心理结构。李泽厚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来自两希传统(古希伯来与古希腊),由于两希自然环境艰苦,于是内心充满对神秘的主宰人类命运的,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崇拜。由是神人异质,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区隔清楚。世界的规则由上帝赐予而为凡人因理智去把握,而上帝超越于世界,是凡人不可能把握的本体。因此,人的情感一方面是理性化的,另一方面又是非理性和反理性。所以,西方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极度发达。而古代中国相对处于一个比较丰饶的环境,只要辛勤耕作按时作息就可以取得显而易见的巨大成果,从而对命运不可抗拒对上天极度敬畏的感情并不强烈。由是,人就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与相当高的地位,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再加上祖先崇拜,使神人同质,彼岸与此岸重叠成一个世界。由是情感和理性均停留和发展在人际关系之中,十分重视历史经验。以亲子为核心的血缘宗族关系和世间情感的提升扩展而非上帝的命令去爱人,理性渗透在感情,而不是绝对主宰,但动物性情感又没有充分展露。因此,要求合乎情理,合情合理而不是绝对的理性也不是绝对的兽性来处理道德。因此,文化差异决定了适合大多数人的宗教性道德还是要从中国历史本源去寻求。那么中国的情感本位能否有绝对律令的神圣崇高呢?为什么一定要一种信仰来安身立命呢?这里,我们开始转入李泽厚的存在论范畴,因为这牵涉到人活着的问题。人在世界上艰难的活着,不仅仅要战胜自己各种不可得的欲望的纠葛,更要面对自己终将死亡这一事实。死亡是时间性的,没有时间也就没有死亡,而时间由此在来表述,没有此在,也就没有时间。此在不存在,时间对他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此在在时间面前展现自己最大的局限性,也就是寿命上所有人都平等的终将终结的局限。而由于血肉上的有限存在无法超越时间,也就是无法永生。因此此在需要精神上的寄托,使自己得以不朽。时间逼出了信仰问题,此在作为人,是动物性的存在,存在主义认为生无目的。而此在要想超越自身的局限,就需要一个目的,所以人总是叩问我为何活着。由着这目的,似乎此在也就可以永恒的存在了。而要想永恒,最简便的方法似乎是信仰一位神祇,因为神是超验超时间的。以神为目的,得神拯救,个体也就可以超越现世无限的烦恼与痛苦。纳入神的体内,也就不必在意现世的时间有限所带来的局限。可是,自从现代社会工业化的进程狂飙突进,一切宗教都被理性祛魅,面向死亡而生存,亦即面对那不可说而又偏偏实在的时间而存在所急迫的追求依托,意图超越仿佛只是一个笑话。于是,Nietzsche说上帝死了。紧跟着死亡的上帝,Heidegger带来因人生有限而导致的无归宿的恐惧感所造就的深渊。Heidegger的Being是上帝神秘性与生物生命性的统一,通由Dasein来敞开、呈现。因为此在必死而无定,由是为了反抗在社会里遭遇的烦畏,超越自己的有限性,就意图除去一切非本真非本己的社会关系,追求本己本真的除去与他人共在的绝对自我的追求。Being-in-the-world人生在世,与世人同在,在他的眼里只是徒添此在烦畏的冗余物。但是追求的这最本己的存在,只属乎自己而无关乎他人的存在,实则不过是一种虚无。人自我追求剥除一切社会关系,实则是自我原子个人化,在社会责任里自我放逐,即活在碎片与放纵之中,又为极权主义埋下了伏笔。因为极权主义就建立在一群邻里之间毫不相干,原子个人化的暴民之上。物极必反,一旦过分追求绝对个人,人往往会没有安全感,就会转身投入对集体的向往,通过集体的力量实现意志里个人对上帝的谮越。只要想到Heidegger在二战时候与纳粹的纠葛,这位一直号称要避开人群的哲学家最终还是不例外的沉溺于众人,我们就必须对历史暧昧的身影感到恐惧。倘若从追求绝对自我出发,那么存在主义对人类的遗毒至今流害不浅。步存在主义之踵的后现代三圣反对使人区别于物,使个体的生理性生存获有超生物性的意义、目的、价值、内容。反对所谓理想,强调当下即实在,快乐在此刻。人反抗世界对自己的异化,却只能打打擦边球,其以颓废来超越有限性其实依旧是活着,依旧是被消费主义纳入自身而被规训。他们说白了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来的一剂清醒剂,不可能也不配作为我们这个被机器统治的人类社会的解药良方。人恨自己不要活着,但是还是要无可奈何的活着。尤其随着现代社会来临,Hegel指出人类进入散文生活,没有激情,没有英雄,有的只是很快被淹没的喧嚣与骚动。平淡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轴,烦与畏敲击着人类的心空。人该怎么活呢?李泽厚说,不妨先让我们从什么是活说起。我活着,首先是肉体的存活,我需要吃饭,喝水,与基友做爱,休息,以及我还要工作。但我肉体活着就意味我活着么?Cloning一个我,那个我还是我吗?很显然不是,因为我的意识与被复制的我的意识显然不同,那个我具体的生——衣食住行、做爱休息与我现在具体的活并不相同。那个我比我晚生,其所存在的痕迹也明显不同于我。所以,每个人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我活着也不单单只是肉体的活着,还有“我意识我活着”。因此,植物人并不能真正活着,我在梦中失却自我意识也不能算真正活着,婴儿有意识但没有自我意识也不能真正算活着。“我意识我活着”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在一定客观时空下的社会产物,因为我是在某个世界中与人共在,与这些社会关系一起存在。“我意识我活着”与“我活着”始终是历史性的存在,由是,历史才是存在的本体。历史本体建立在工具—社会本体和心理—情感本体之上。工具本体使人活着成为可能,心理本体使人意识自己活着成为可能。历史本体论与其他存在论不同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并不像Heidegger,Kierkegaard一般摒弃现实社会的存在。相反,他认为这与社会关系打交道,Being-in-the-world人生在世,从中沉淀烦与畏,怕和爱,喜与悲,欣与憎才是人活着的真谛。与其因为死亡无所定的必然而将存在抽象为可怕的深渊,不如使他具体化落实到人世的情感上。人本来就生活在情感-欲望之中,尽管佛家希望“无所住而生其心”,消灭七情六欲而往生极乐。但贪嗔痴喜怒哀乐本是人间真是,哪怕无悲无喜的淡漠,不也是一种心境,一种情绪?所以,回到人生有限,承认命运无常。生死之间有大恐怖,无可奈何又必须奈何。因此,沿着中国传统,李泽厚顺手拈出“情本体”这一概念。“此本体悲情,包括抵抗与追求,包括虚构来生,指意无限,总是在活动中变化中(becoming)。这活动、变化其实也即是存在(Being)自身。它虽不限于存在者,却只有常住在存在者中,才有其实在。”诚然,彻底掏空的个体会走向深渊,为世情所纠缠的人生也会走向异化。倘若不信仰上帝,不认为“唯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我们就必须在历史性的此在人际间寻找意义。“喜怒哀乐之未发,为之中。”中国传统将个体的生理情感以正道而行,作为灵魂得以寄托,生命最终归宿的最后家园,这也是情本体所强调与追求的。中国巫史传统所形成的乐感文化把上帝、永恒、不朽建筑在此际人世中,不同于基督教精神圣爱与兽性纠葛,灵魂拷问和叩问死亡中满心欢喜走入黑暗,在此获得净化获得救赎获得超脱。于黑夜中祈祷光明,在地狱中仰望天堂。中国缺乏对极端畏惧、极端神圣和罪恶感、幽暗意识的深度探索。但是缺乏超越之维的弊端也同时意味着人很难陷入绝对隔离和怪异孤独的凄惨处境。追求人情温暖,在日常起居,平常生活里通过“理性的融化”而来的审美积淀消除泯灭对时间的情感焦灼。我活着,便已安然。我曾说过:“人们所历之遇沉淀为记忆,等待迟早那天被唤醒,走出身体。”就以一心之力感知世界的个体而言,时间积攒太多偶然,因为敏感,这偶然我们有时称之为命运。“你的命运行在这世上,在尘世展开,我称之为国。每日时空流转,屡见万象森罗,人与物,事与情,种种头绪,各执一端,化入你的心空(mind sky)。他们与你我为异质,不同,不类。但是进入了你的时间,就构成了你的命运。因为这些阅历—经历(客观),以及由此触发的感情(主观),在经验世界由意识转化为记忆,在灵魂中沉淀从而进入理念世界,万物皆为我化。那些在地球在这块苍老的土地上留下过足迹的人,不论是生,是死,陪同着这不言不语的星空,幼时陶醉过的溪林,被妹妹打碎的陶红瓷器,二叔祖父在民国时拍下的老旧照片从此活在你的生命中,因为你活着,所以他们也活着。这些记忆潺潺流水像那繁花分瓣,在你的国土上开遍天涯。不分迩远,不分昼夜。他们已被活化,随时在某个角落走出你的身体,站在你面前。你的心空能承载多大的世界,你的国土就能绵延多大的世界。在你的国中,时间分化,一个在心灵中波动,一个在肉身上太息。而你感受到的,往往是你心灵的轻声细语,至于其他的一切一切,都成了时间之外的往事。遥遥远远,渐渐湮灭。”“爱与亲密无间、心心相印与携手共进,才是人生在世最深沉的基础结构。”A.Einstein说过,各人都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与安定。情本体以记忆而沉淀,执著于此际人生,于平凡、表面中出丰富,以情感陶冶人性。以美启真,以美储善。只要你生活过了,你便可以心空万物而潇洒如故。那些恨过怕过爱过乐过的过去渐行渐远,但又存活在记忆里,只等一天我去将之唤醒。时间留不住,奈何匆匆,因此也就更有必要把握当下时间。生活的意义即在生活本身,以情感为本体,纵然生活中活在人世喧嚣之处,弄堂玩偶之家,心理亦可以趋向本己本真,趋向超越时间的境界。时间消逝,但是你依然拥有你的生命。你所独有的那份人世体验和心理情感,才是真实的人性出路。只有它才能丰富你的此在,只有它才能使自己感到自己独特的存在。人总得活着,而活着唯一的真实物唯有你我积淀下来的情感。由于客观社会环境和主观生命体悟各自不同,不同的人堆积沉淀形成的不同的心灵积淀。因此积淀这一形式是每一个人类都共同的,但是其内容又是各不相同的。由于人类一体化的发展,人类可以更加方便的选择、接受不同自己文化的文化,所以个体积淀的差异性也就更加巨大。“就在这千差万异的积淀中,个体实现着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潜能和创造性。”这意味着人类以往的那种同质性消亡,偶然与独特成为生命的选择和归宿。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个体体悟自己的人生,而终将不朽。他并没有死亡,而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情本体意识到自我活着,意识到我自己的感情才是最重要最能够被自己所依靠的存在与归宿,因此要自己寻找,自己决定,自己负责。自己寻找自己的命运,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要比身后有个上帝的依靠,更为悲壮,更为神圣。依恋我们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将之走向虚无。“不是一切已成碎片只有当下真实,不是不可言说的存在神秘,不是绝对律令的上帝,而是人类自身实存与宇宙协同共存,才是根本所在。”明月直入,无心可猜。 陈梦羽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二日在爱你的产区宿舍
  •     高远矣,未能竭其深厚,是我看完此书后的第一感想。大抵书斋里产生的思想,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李泽厚的学说,从论理上说,足够详明;从逻辑上说,足够严密;然而总是缺少一点点打动人心的东西。究其原因,不外其产生于象牙塔,缺少生活的磨砺和验证。毛润之讲的,一切联系群众,对于治学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可能为民所用,为民所喜,为民所乐。部分重要段落摘录如下:1. 用古典的说法,这种‘立美’便是‘规律性与目的性在行动中的同一’,产生无往而不适的心理自由感。此自由感即美感的本源。这自由感-美感又不断在创造中建立新的度,新的美。2. 总之,不是人对神的依从关系,不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是人与自然(包括内、外自然)通过‘度’的历史建构所形成的人化关系及其前景,才是‘历史本体论’所要探讨的课题。3. 人不是神,波状曲线的中线作为人的命运所在,正是‘度’的本体性的本真实在。4. 语言必须使用概念(语词),概念本就是使经验、感知、想象固定化、僵硬化的产物。5. 问题是走向何方?回到禅宗、道家的不可言说或神秘的私人语言?否。它将导向颓废或死的寂静,与‘日日新’的‘度’的本体性质即仁的生存背道而驰。只能走向现实的生活-人生,即更勇敢地面向‘人活着’。6. 只有‘心理’才能成为人所诗意栖居的家园。‘人活着’产生出它,它却日渐成为‘人活着’的根本。7. 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于人多么的重要。什么光荣、事业心、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莫言。8. 这种‘否定辨证论’,我曾称之为今日资本主义的解毒剂和装饰品。资本社会把它放在学院院墙之内,以示众声喧哗,自由民主,而并不严重影响或真正触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它们也没有认真去研究这个基础。9. 即使许多人抱怨今天的物质文明,非难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祸害和灾难,但真正愿意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甚或回到夏无空调冬无暖气的数十年前去的人,毕竟不多。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历史规律’或‘必然性’。亦即‘经济决定论’。10. 唯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赞颂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最冥顽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Heidegger。11. 从浪漫派到后现代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这里:不是去摧毁、否弃理性,而是补充、解毒理性,也就是前面我讲的阴阳。12. 理性只是作为生活的‘工具’即第二性的存在,才享有其价值和意义。将它置之于生活之上,便是本末颠倒,头足倒置。13. 不是先验的、僵硬不变的绝对的理性,而是历史建立起来的、与经验相关系的合理性,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它既是历史理性。14. Darwin指出,自然界的竞争,并无必然法则可寻,关键正在个体偶发,是个体的自发变异开放着进化的必然。个体为适应环境所做的奋斗、努力,可以造成种类的革新和延续。在人类,亦然。15. 我不相信个体的不朽。我认为伦理学只是对人的关怀,并无超人类的权威立于其后。-A.Einstein16. 理性对感性的这种自觉的、有意识的主宰、支配,构成了道德行为的个体心理特征,我曾称之为‘理性的凝聚’。17. 即都以世上人间的各种道德准则、人的行为规范、心性修养,本源于超越此有限人际、生活世俗的‘天理’、‘良心’、‘上帝’、‘理性’,正因为这样,人群才慑服,万众才信从。18. 个体为自己也就必需为群体(氏族、家庭、团体、民族、阶级、国家)的生存而奋斗。这种奋斗甚至牺牲,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的伦理学的实在。19. 佛教来自西域,在中国或变为士大夫不舍弃世俗生活只求超越心境的禅宗,或成为老百姓去灾免祸、求吉避凶、为人间现实利益服务的净土,在对己待人的诸多方面,仍大多沿袭儒学礼教,仍然是仁义忠信、孝亲爱人,只加上或决然避开朝野政治(道),或扔弃各种世俗生活(释)。20. 我以为,在现实行程中,前者(消极自由)经常是改良性的,后者(积极自由)经常是革命性的;前者多是具体经验的转换性创造,后者则多有乌托邦理想的号召与向往。21. 例如不必将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自由、人权、民主一定追溯或归功于基督教或希腊文化之类,而明确认为它们只是现代人际关系中共同遵行的政治、法律原则(政治哲学)。它们要解决的是‘对错’问题,权利、义务诸问题,实际乃是现代经济生活(西体)的产物,所以才有世界性的客观社会性。其普遍性‘必然性’来自我所谓的工具本体,而并非来自‘天赋人权’或基督教义。至于各民族各地区各文化所讲求的传统伦理学,实乃宗教性道德。宗教性道德要求普世性,却恰恰没有普世性,因为它涉及‘善恶’问题,各宗教各文化对善、恶有不同的教义和观念。22. 今天如除去其产生年代的各种具体内容(‘服丧三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等),这种传统的‘仁义’感情和‘天地国亲师’的信仰,对今日现代生活仍然可以有引导、示范但非规定、建构的作用。23. 其实,Nietzsche最应提出的一问是,‘我为什么会发疯’?从古典中国哲人的‘德润身’、‘睟面盎背’理论来看,Nietzsche正好是现代散文世界的失败之作:超人自我仍然没法对付这个‘我活着’。自己的自觉意识不能撑持住,遑论其它。24. ‘历史本体论’提出了两个本体,前一本体(工具本体)承续Marx,后一本体(心理本体)承续Heidegger,但都作了修正和‘发展’。结合中国传统,前者得出‘实用理性’,后者得出‘乐感文化’。两者都以历史为根本,统一于人类历史的本体。25. 你有过(当然有过)突然梦醒时不知你是谁、身在何处的感受吗?这正是‘我意识我活着’的意识暂时消失。于是你(我)很快把它找回,以延续我活着的‘我’,即把我又重新放进某个具体的客观时空条件下而作出认同。26. ‘我意识我活着’也就这样在这个不可解的矛盾中,即前面讲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与‘闲愁最苦’的矛盾中永远挣扎着、苦痛着、轮回着。中国禅宗其实已参透此中消息,而想消灭‘我意识我活着’,但又仍需活着。于是,非有非无,无因无果,不言不示,不去不来,心中已空无一物,却还需活着,于是只能是‘担水砍柴,莫非妙道’了。27. 将神作为情的唯一对象去追求,舍去世间的‘精细条目’,便可以成为被牵引的盲从羔羊。从而只要一声‘上帝死了’,‘此在’掏空,灵魂便一无所有。评论:此一部分,颇有仲尼知其不可而为之之慨。28. 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都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29. 由于巫史传统,巫通天(神)人,使华夏文明对人的有限性、过失性缺少深刻认识。‘天行健’‘人性善’容易漠视人世苦难和心灵罪恶,沉沦在大团圆的世俗,从诗文到哲学,中国都缺乏那种对极端畏惧、极端神圣和罪恶感的深度探索。30. 一切都将消逝,你什么也挡不住、留不下,除了你独有的这份人世体验和心理情感。这一份存留在你自己心底的酸甜苦辣,却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不要轻视,不必低估。也许,只有它能丰富你的‘此在’,只有它能使你感到自己独特的存在。31. 这也许是乐观的人类的未来,即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个体独特性、差异性的全面实现。它宣告人类史前期那种同质性、普遍性、必然性的结束,偶发性、差异性、独特性将日趋重要和凸出。每个个体实现自己的创造性的历史终将到来。32. 例如郑家栋说,道德良知既然如此圆善、完满,达到了完满状态的本心性体、道德良知,何以又要坎陷自身而下开知性呢‘?这种’坎陷‘的动力和可能何在?33. 用繁复的理论、高玄的学问大讲儒学乃’生命之学‘、实践之学’、修身之学、道德之学,实际上却完全无关于自己的生命、实践、修身、道德,那么这种‘生命之学’、‘实践之学’、‘道德之学’、‘修养之学’究竟又有什么意义、什么价值呢?‘不能正己,焉能正人’? 这不正是他们自己所极力反对的无价值、不道德的智力体操和空言戏论么?这不也是从孔孟到宋儒所深恶大忌、痛加贬斥的么?34. 我所谓‘四期’,是认为孔孟荀为第一期,汉儒为第二期,宋明理学为第三期,现在或未来如要发展,则应为虽继承前三期,却有颇有不同特色的第四期。35. ‘四期说’以为,正因为传统还活着,还活在尚未完全进入现代化的中国亿万老百姓的心里,发掘、认识这种经千年积淀的深层文化心理,将其明确化、意识化,并提升到理论高度以重释资源,弥补欠缺,也许,这才是吸收、同化上述欧风美雨进行‘转坏性的创造’的基础。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从内外两方面开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36.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缺少政治学理论。马克思以为经济上所有制问题如果解决,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问题会自然解决,因之未加重视。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设想废除议会,人人参加政府管理;毛泽东在‘文革’中用红卫兵砸烂各级党、政,想以‘革命委员会’‘勤务组’代替官僚机构;等等,均宣告彻底失败。如何在维护个人权益和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人民民主,既不强凌弱,又不众欺寡,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难题。37. 这就是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巫’的基本特质通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途径,直接理性化而成为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根本特色。巫的特质在中国传统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坚固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所在。38. 神不是某种脱开人的巫术活动的对象性的存在。相反,人的巫术活动倒成了‘神明’出现的前提。‘神’的存在于人的活动不可分,‘神’没有独立自足的超越或超验性质。39. 到周初,这个中国上古‘由巫而史’的进程,出现了质的转折点。这就是周公旦的‘制礼作乐’。它最终完成了‘巫史传统’的理性化过程,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根本。40. 在中国,天道与人道是同一个道。天、天道、天命、天意总是存在和呈现在人道之中。从而,此‘道’很难成为超验对象,而只能是呈现在‘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中,在人及万物的生命、生长中,在君王的德政和礼制中,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奋斗中。41. 《论语》中讲仁超过百次,每次都不同。仁并无概念规定,随具体情境、对象而参差出入。42. 自此以后,中央集权,四方听命,一直延续两千余年。尽管其中有南北朝的分裂,有唐代藩镇割据延伸至五代十国的短命王朝,但毕竟只占较短时期。由国家行政体制高度统一(郡县制),权利高度集中于中央,所带来的种种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则是形成中华民族长久大一统局面并延续至今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而这,确实法家的功绩和成果。43. 但是,我以为,汉代儒学所完成的儒法互用,却比上述这些远为深刻和重要。因为他们所作的,是将先秦原典儒学的基本精神,移植到法家政刑体制内,进行了转化性的创造,使之成为这一体制的灵魂和基石。这才是关键所在。44. 这个衔接的根本基础,我以为,在理论上便是以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的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的天人宇宙观。汉代儒学的主要贡献就在这里:它吸取了道法家和阴阳家的学说,承续并完成了自思孟、《周易》以来的,以阴阳五行为构架和话语的、具有相生相克的反馈机制的天人宇宙图式。45. 这个系统表层用的是阴阳家以及道法家的话语,其深层构架却仍然是儒学。它是儒学转化型创造的典型范例。其转化性创造在于,把阴阳家、道法家原为中性的天、道、阴阳,赋予了儒学的情感性。也即是说,将情感性极强的孔学主要范畴-仁,注入天、道、阴阳之中,做出了宇宙人情化的系统开拓,成为儒学的新时期。46. 这种情理因不同具体境况而大有其特殊性和变异性,很难以一种规范了的理性标尺来衡量裁定。所谓人情冷暖只能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原心论罪’的原则给法律判决留下了极为宽泛的伸缩余地,大为削减了法的理性形式所要求的普遍性。47. 所以陈寅恪说,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48. 百年来的反复论争似乎结论相当明确:必须采取现代西方法治,舍弃以伦常替法律、以人情代理性的传统‘礼法’。49. 特别是长期的人治社会中,由于徇情枉法所造成的遍地冤案,特别是经过‘无法无天’时代的惨痛教训之后,要求维护个人权利为根本,实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理性法治,并以西方为模拟标本,即使有‘乡土中国’的栅格阻拦,也将无法避免地成了大势所趋和当务之急。50. 中国在跨进现代,却被迫必须展望后现代。中国正急于需要工具理性作社会支撑,却又必须及早看到理性的局限和可能导致的危害。51. 我所谓的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指的是以现代个人权益为基石,以社会契约为原则,要求保护私有财产,维护个体自由,强调自发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要求政府不加干预。他们依据经验理性(合理性),主张价值中立,论证效率优先,兴高采烈地拥抱全球一体化。他们反对传统体制,强调政治民主(多党、议会、普选)是当前首要课题;并认为自由主义原则具有某种超越或先验的普遍性,放之四海而皆准,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或迟或早都将走上这条道路,从而肯定同质化;并似乎以历史的代言人在宣告历史的终结。52. 我所谓的民粹派(或民粹主义)指的是,与自由派相反,他们以群体(大多数民众)利益亦即社会正义为基石,揭示资本社会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强调国家资本及全球一体化带来的严重灾难,赞赏民族国家对内(干预经济等等)对外(抵制跨国公司等等)的积极功能。他们重道德,重传统,反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文化对大众的精神污染;认为历史远未终结,民族之间、宗教之间、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全球范围内正明显加剧。他们要求政治民主,但不同意彻底否定革命。53. 总之,一派强调个人权益,一派强调社会正义;一派欢呼经济自由、外资进入,一派控诉社会苦难、外资掠夺;一派主张当局应与美国联盟,彻底与左派决裂,尽快走向民主政治,一派认为当局已与美国联盟,共同压榨老百姓,应予揭露;一派欣赏物质享受的欢娱,一派悲叹精神生活的堕落•••••如此等等。54. 自由派的主要谬误,我以为有两条,一是它的根本理论有问题,它那自由意志的个体存在及社会契约,以及自由选择、自我决定、原子个人等等,从洛克、卢梭(人生而平等)到康德(人是目的),到罗尔斯(无知之幕、原初状态),都是非历史的社会观和历史观。55. 所以自由派第二个毛病,在于不顾中国实际,忽视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行程中的种种祸患;对如此众多人口和如此急骤地步入现代化的中国来说,这是需要特别小心应对的严重问题。56. 民粹派的根本问题在于,与自由派一样,没有客观地深入中国今天的实际,只是大量搬用当前西方流行的各种反资本主义的学院话语,生硬移植于中国,从而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以及国际资本在中国现状中的情况和比重,批判多于建设,除表达道德义愤的伦理主义精神外,不能提供任何积极可行的理论模式或正面主张,而且容易滑向重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革命老路。57. 总之,简单说来,基本分歧在于:自由派和民粹派始终反对将经济发展列为首位,一个要求立即实行政治民主,一个激烈呼吁社会正义;我则仍然强调经济发展第一,但日益重视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个人自由问题。我一直以为只有经济发展是无可争辩的‘硬道理’,其他均属有条件可讲的‘软道理’。58. 旧伦理规范已经逝去,新规范未及建立。上帝死了,人可以胡来。散文时代失去了英雄,迎来的是后现代的颓废。59. 提出‘自然人化’问题,正是重视这个临界点。因为只有消除对自然界的损害,才能恢复‘自然人化’的正面价值,即人类生存发展而改造自然环境的必要性。60. 这特异之处就在于,动物性和文化性已交融混合在一起:既是动物心理,又有某种文化成果积淀其中;既有社会性(文化性、理性),又有个体性(动物性、感性)。我称之为‘文化心理结构’。这也就是‘内在自然人化’的‘软件’。61. 至少从存在主义开始,当然也可以从康德算起,哲学重心已经转移到伦理学。但伦理学今天实际也已一分为二,即以‘公正’‘权利’为主题的政治哲学-伦理学,和以‘善’为主题的宗教哲学-伦理学。62. 文化人类学证实了许多这种相互不同和冲突的道德行为和道德观念,从而认为一切道德、伦理都是相对的,都是特定时空条件下即历史的产物。伦理从属于历史。只有历史主义,不可能有独立的伦理主义。63. ‘人自然化’要求人回到自然所赋予人的多样性中去,使人从为生存而制造出来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机器世界(科技机器、社会机器和作为二者现代结合的语言信息机器)中挣脱和解放出来,以取得诗意生存,取得非概念所能规范的对生存的自由享受,在广泛的情感联系和交流中,创造性地实现人各不同的潜在的才智、能力、性格。尼采大声疾呼的,也正是这个。64. 这也就是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愉快,这愉快不在于外在的功利、不朽的声名,而在于个体潜能(才能、智力、性格等)的充分实现,在于创造性的自由享受和天人合一。它便是人生意义最高层次的‘天人乐’。65. 人是目的(康德)、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在各种情感联系中,发展每个人所特有才力、智慧、幸福、快乐和一切潜能,即充分实现每个人的独特存在,将成为人生主要意义之所在。这也许是未来可实现的梦想,也正是美学哲学的指向,愿以此指向作为迎接新世纪的祝福。66. 至于这个一个世界(人生)的来由,当然并非始自孔子,而是源远流长,可能与远古黄河流域自然环境优越(较诸巴比伦以及埃及、希腊),人对天地产生亲近、感恩、敬重而非恐惧、害怕从而疏离的基本情绪有关。67. 一般来说,血多表层结构已随时间而消逝或动摇,但积淀在深层结构层次上的那些东西却常常顽强地保存下来。其中既有适用和有益于现代生活的方面,也有阻碍现代生活的方面;今天对此无意识加以意识,搞清它的来龙去脉,正是认识儒学的真正面目,以卜测未来的重要途径。68. 他们所否定的不只是表层结构的儒家学说,不只是那些伦常政教体制,而更是积淀在深层结构中以‘儒’为主的一个世界观的华夏传统。用一句时髦的话,这是对中国‘民族性’、‘国民性’的挑战。69. 火仅热,水仅寒,此寒此热因何理而然,事甚难测。为欲强不知以为知,乃设所谓阴阳,又于其里面设所谓太极。。是皆汉国圣人之妄作也。-本居宣长70. 总之,中国的忠来自对人的诚挚(‘为人谋而不忠乎’),从而使有条件的、相当理性的;日本的忠来自对神的服从,从而使无条件的、相当非理性的。71. 中国的五伦关系以‘孝亲’为核心,日本的社会秩序以‘忠君(神)’为基础,前者的对象、范围及关系非常具体、世俗、有限和相对自由,后者则更为抽象、超越、无限和非常严格。72. 死亡的共同性本来只在动物性的终结,如果畏惧的是这个,那人不过是一意识或超前意识的动物而已。73. 总之,从古代的朱子学、阳明学、古学、国学到现代‘启蒙’者、军国主义者,和战后的企业主,尽管各有不同、大有差异,却以不同形态,共同地体现了这条‘和魂汉才’、‘和魂洋才’,亦即神秘主义与经验论(或非理性与重实用)携手同行的道路特征。它使日本在古代吸收中国儒学,使社会文明化;在今日吸收西方文明,使经济现代化。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74. Freud的生死本能,Nietzsche的will to power, Heidegger的Being,说到底,其实也就在标指着这个来自生物本能的强大生命欲求和生存意志。尼采和海德格尔反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追求知识和道德的哲学,其实也就是在现代基础上要求追回这个人类源头的生命和生存。但他们把它高度理论化、抽象化和哲学化了。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符号,‘鱼’所宣示的哲学也正是这个人的生存和生命。所以,不是精神、理性、意识,不是天理、良知,不是现代新儒家的道德精神,德性自我,而是那实实在在的‘人活着’即人的物质性的生命、生存和生活,才是第一位的现实和根本,是第一原则和首要符号。这也才是真正的生命哲学,它是本源性的人的生存本体论(存在论Ontology),即人类学历史本体论。75. 即在黄帝-‘龙’的暴力权威统治下,衣食住行、社会生活得到了秩序的规范和规范的秩序。这种理性化的生活秩序在当时却恰恰需要由这个反理性的神秘而恐惧的虚构形象(‘龙’)来呈现和代表。76. 历史总以恶为杠杆,在污秽和血腥中曲折前行。77. 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78. 人们在易书中所要探究的,不是际遇的吉凶祸福,而是在吉凶祸福中如何自处。79. 内圣之学无论多么重要,都不可能是理学的终点,它与外王之学紧紧地连在一起,为建立合理的人间秩序而服务,而且也只有在秩序中才能真正完成自己。80. 所以,原典儒学的礼乐论、汉代儒学的天人论、宋明理学的心性论虽然形态大有变易,但中国的礼教并无动摇。81. 因为,在儒学看来,这些宗教信仰大体上只是解决个人身心困境以及生死寄托问题,与儒学在救世济民和大同理想的伟大功业中所体现的神圣性和宗教性相比,要远未狭隘和次要。尽管其他宗教也讲普度众生,拯救世界,但它们是主要从个体心灵出发而不是从阔大的现实世界的伦理-政治着眼,因之儒学认为在救世济民、经世致用的宏观视野中所展现神圣性的天道,作为天经地义,便是更高更大的神或神明。82. 中华文化是肯定人们现实生命和物质生活的文化,是一种非常关注世间幸福、人际和谐的文化。
  •     个人认为,要理解李泽厚的哲学和一些思想,美学方面的没太多体会,重要的是把握两点,多想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多读现在的时事评论,两方面结合,慢慢会感觉有那么点意思。

精彩短评 (总计78条)

  •     开始读感觉不理解,几遍过后.收获良多,能发前人所未发.让我对中国文明有粗略的了解!
  •     博学深奥的作品,好书!
  •     有陷阱,在笔记最后一段。
  •     李泽厚首先是个历史学家,和金庸一样,其次是哲学家
  •     不错,挺好,值得好好阅读。
  •     《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
  •     正在看,觉得是李泽厚写的,就买了。。。
  •     还没有看,不过装帧很精美!
  •     多学习~对于我,深了点
  •     读不下去了我放弃了行么
  •     这本书还没有看,等看完,思想史再说。趁活动先买来了。对李教授本人著作及观察的方法结论很是赞同
  •     此书乃智慧之书也,语言亦雍容典雅,可为思想浅薄、文笔粗疏者之针砭。
  •     理解中国时下的文治武功不能不参考李泽厚的看法
  •     对于历史的研究,作者的思考是非常有深度的,这本书值得一看。
  •     不愧为大学问家
  •     封面推荐说他后现代主义,李泽厚听到要气死了吧
  •     李老师的书,绝对没有说的,值得一读!!印数也很不错,三联书店也没说的,值得买!!
  •     人书俱老
  •     李泽厚的书常读常新,大家就是大家。
  •     之前可先读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作者是基于康德“先验理性”之后书写的自己的实践理性。《历史本体论》系统阐述“历史建理性”“经验变先验”“心理成本体”,“度”贯穿始终。《己卯五说》中对“自然人化”和“人的自然化”阐释了儒道互补的伦理学与美学的划分。附录的中日比较也颇不错~
  •     : B016/4437-3
  •     《历史本体论》还没来得及看,刚刚收到,很高兴,应该不错,印刷质量很好
  •     李先生的书,没什么说的。
  •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这是在当当买过最满意的书,实在找不出有啥缺点,从包装到书的质量,再到价格,非常满意,下次下单把全部的都买全
  •     李泽厚先生的书,不用多评价了,好书!
  •     好书 很好的书
  •     很喜欢李泽厚的书,这套装帧大气,内容很好,很适合喜欢它的人读,我作为读者真的是爱不释手。
  •     内容深奥,充满哲理,虽然有些观点不完全认同,通篇闪烁智慧的亮点。值得精读。
  •     历史本体论 是李泽厚哲学的一个缩影。想了解他的哲学思想这本书是不得不看的。
  •     书很厚的,内容还没有看,但封面已是如此有厚重感,要静静的读的,必会受益匪浅。
  •     三联书店的书,没的说。很不错装帧设计都很喜欢
  •     一版再版的好书,值得拥有!
  •     算是中后期的总结之作。
  •     名家名著,受益无穷,又逢降价,谢谢。
  •     好书,值得一读,折上半价买的
  •     给爸爸买的,他说很好
    很值得一读的书,耐看,值得回味!
  •     李泽厚加三联值得珍藏
  •     值得静心品味
  •     李泽厚的思想史和自创的所谓历史本体论是比较重要的学说,他的指向性,和在具体问题上的预见与现在的政策,方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让我觉得,读起来会有一种打开未来大门的感觉。。。是幻觉么?
  •     4月7日读完,打算构建一个李泽厚主义
  •     装帧很好,收藏了,第一次读李泽厚的该书,感悟中`~
  •     李氏著作,虽有一偏,有不伤大雅。勉强及格。
  •     别人推荐的,但是真心看不懂
  •     读过一遍,买来再读。
  •     帮朋友买的,大致看了下,很受益
  •     李泽厚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康德启蒙哲学三分法,李泽厚据此提出了文化积淀说和人类本体论,这些概念随着使用出现了变形,所以李泽厚以历史本体论重新梳理了上述概念。不过,写作已经不比盛年时期。己卯五论,则是李泽厚将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概念重新梳理的产物,应该算是中古代思想史论的续篇,在这部书中,李泽厚强调了儒家的巫史传统,认为巫文化是中国传统中超越性的一面,不再强调历史上的浪漫主义,这是一个超越。强调儒法互补,则是对于儒学四期的理论证明,虽然在古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强调了汉儒,但是没有就理论问题加以说明,在儒法互补一章,则是将汉代儒家与法家结合的问题进行了哲学论证。儒学四期,也是针对港台新儒家继承宋明理学心性儒学进行的批评,可以与宋明理学偏论加以参考。应该说,此书是李泽厚原有结构的补充和完善。
  •     翻过。mark
  •     中国的文史源于“巫”,四期儒学走“民粹”
  •     李泽厚最火的时代的八十年代,但他的很多观点到现在仍具有启发性
  •     还可以吧!还行
  •     李泽厚没得说,值得一读,精装版,厚实,就是稍贵
  •     历史本体论是一本描述历史观念的书,看了很有启发,要努力突破旧有观念的极限。
  •     内容很好,书的质量也不错,就是外包装破了灰尘挺多
  •     印刷质量少见的好,纸墨精洁,装订细致。
  •     巫史传统:礼乐是巫的理性化
  •     肯定是好书。不过现在看不懂。留待以后有时间慢慢研究或者等我儿子长大让他自信看。
  •     装帧精美,大师力作,有厚重感,细细品读。
  •     西方哲学解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化的安身立命之道。
  •     云里雾里
  •     不敢瞎说。
  •     木的说
  •     一般般般般般般般般般般
  •     :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
  •     兼有文字优美
  •     李泽厚的书确实很值得一读。但有些思想我是不赞同的,比如说儒家、道家那一段,对道家的理解我认为不够。
  •     装帧很好,内容经典,大家之作
  •     李泽厚先生的大作,总是让人意想不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值得玩味。
  •     重读历史本体论,仍会对诗意的语言与清澈的观点倾倒
  •     满意!@
  •     现在感觉,李在很多地方实在是说得不清不楚。
  •     在老师的要求下读的,也算是有些收获。生活的意义即在生活本身。
  •     这样的书,要反复的读,才有韵味
  •     一般,不是很深,就是太贵
  •     好看,在没有读书压力的时候看最舒服了。
  •     挺不错的,导师推荐的,可读性强
  •     不喜欢读这本书,扔回图书馆去
  •     李泽厚到底是文学?哲学?史学?还是美学家?谁说的明白,可当今中国大陆,以能独立思考而著称的,可能只有此公了吧,仅此一点,足以自傲,虽然略显驳杂,但绝对有厚度,都是不服不行的。这本最好地体现了李公杂家本色,呵呵,跨界跨的让人都不知如何说起了,五说,说的是儒学、巫史、儒法互用、历史悲剧、天人新义,不明白吧,那你也买本看看,怎么就说到一块去了,还让你觉得他那么有文化呢?书本身精装,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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