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驹史学文存

章节摘录

插图：一、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篇 沿革考第一章 绪论地理环境支配历史支配一地文化之发展，其要素有二：一日地理环境；一日社会环境。地面为社会成立之基础，故于人类社会之发展，有莫大之关系。社会学者，于是倡为《地理环境说》（The Geographic-cnvironment Theory），藉以诠释社会变迁之原。若白克尔（Buckle），森柏尔（Semple），汉廷顿（Huntington）辈，皆其俦也。夫历史既为人类赓续活动之累积，则历史之开端及其发展，要不外二者之交互作用使然。法人邵可侣（Elisee Reclus）氏，即谓历史为地理之因人与人继续不断之反应作用累积而成，英人斐格莱（James Fairgrieve），亦主历史之变迁，出于地理条件支配之结果。不过地理环境，并非处于完全支配之地位。论其影响，在人类文化幼稚时代，力量至大；反之，文化愈进步，人类控制自然之能力愈大，则其力愈小，其理至明。且人类不仅调适环境以求生存而已，其势必趋于寻求更优越之调适；更优越之生存，然后社会始有进步。是故一地方之文化，遇有地理上之缺憾，或社会需求之日繁，则人类为求更优之生存计，或积极的予以改良；或消极的转移或扩充其地位。历史上民族之转徙与混合，文化中心之嬗递，疆域之展拓，商业之往来，莫不循此轨辙，交相兴谢。然则社会因地理条件而变迁，地理亦因社会之变迁而改易，与互为因果者矣。文化中心之嬗递社会中心转迁者，社会变迁现象之一也。人类社会现象，自始即常在变动中。此种变动，或起于人口，或起于文化。后者尤为社会成立之基本要素，人类之社会行为，无非在文化中活动而已。若进而究此变动之由来，实不外发明与传播两端。传播者，一种文化，由一文化区域传至另一文化区域之谓。盖文化极赋传染性，不与外界接触则已，一经接触，便有传播之可能。其传播之方向，若无外力阻止，当由内部传向外方，由原发明地向外渐渐广播，此原发明地者，即所谓文化中心是。是故文化传播之倾向，初由原中心地传至次中心地，如是而逐渐推广焉。伸言之，文化中心之转迁，涵义有两：一为旧中心之改变，一为新中心之产生。此种转移，或基于地理环境之差异：原发明地文化之产生，原自有其超卓之条件，历时既久，社会变迁，其地缺憾，往往自然流露，如气候之不良，地形之狭隘，此种弊窦，殊非人力所能补足。

前言

我就读上海师范大学时，张家驹先生已经去世四年，当时也不知道其人其书。我学宋史，追随的是程应谬先生，从先生那里才听说张荫麟与张家驹的大名。据先生说，他在西南联大听张荫麟的宋史课时，开出的参考书只有《宋史纪事本末》。那是1938年的事，由此也可见当时宋史研究草创未备。程先生还说，他对宋史缺乏全面研究，只是校点了《宋史》，材料熟悉些：已故的张家驹先生才是宋史专家。也许受到指点，大学一二年级，我阅读了所能找到的张家驹著作：《赵匡胤传》、《沈括》与《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尤其是第三本书，视野的开阔，史料的翔实，给一个宋史初入门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不仅关系到对中国经济史的总体把握，也影响到政治史、社会史与文化史诸多领域，堪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在张家驹之前，虽有学者对南北经济嬗变消长做过零星的探索（其中较著名的日本学者为桑原骘藏与加藤繁，中国学者则有丁文江、谭其骧与全汉升等），但将这些不成系统的关注提炼为一个关系中国史全局的重要命题，并给出全方位论证的，张家驹功莫大焉。从燕京大学高年级起，张家驹就涉足这一问题。1942年岁末，他自述道：“此七八年来，对于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迁转之史的研究，颇饶兴味。”这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就是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宋代东南之繁盛》。这篇论文的具体内容不得而详，他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与《宋室南渡后的南方都市》等文章，或许与此有关。1936年，张家驹中止了在燕京大学研究院的学习，南下故乡广州谋职，其研究却并未中辍，“积久而卡片愈众”。但不久抗战爆发，他也辗转播迁，积累的资料“多所散佚”。1938年，他流寓香港，重搜史料，“始复旧观”。次年岁杪，他着手撰著《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至明年春，草就上篇。1939年岁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之沦陷，他继续在“火线之下，潜心工作”。他自述其情其景说：“维时炮轰之声，晨昏不绝，作者蛰伏斗室，如若无闻，自念生命危于顷刻，益觉时光之可贵。”这种不惜以生命写历史的精神，让人想起中国史家“史不可灭”的古训，也让人想起数学家高斯在拿破仑围城时研究不辍的执著精神。1942年3月，他“逃难故乡，续成最后两章”。而战祸却使他的“所有卡片，悉数牺牲”。

书籍目录

前言

一、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

二、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

三、张家驹史学论稿

附录：

1、一位为人师表的学者——纪念张家驹同志逝世十周年 程应镠

2、宋史学家张家驹传 李培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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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驹史学文存》：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两宋经济重心的的南移张家驹史学论稿

作者简介

张家驹（1914～1973）广东人。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30年代即开始发表宋史研究方面的文章，如《宋代公路考》（1935年）、《南宋两浙之盐政》（1935年）、《两宋与高丽之关系》（1936年）、《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1936年）、《宋代造船工业之地理分布》（1942年）、《宋代社会中西南迁史》（1946年）等。

解放后，任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副主任。张家驹从事辽金元史教学的同时，致力于宋史研究，先后出版《两宋经济中心的南移》（1957年）、《赵匡胤传》（1959年）、《沈括》（1962年）等专著；发表了《十一二世纪中朝两国的友谊》（1951年）、《宋初的水利建设》（1957年）、《赵匡胤论》（1958年）、《宋代的两淮水寨——南方人民抗金斗争中的一种武装组织》（1960年）、《辨奸论的伪造为北宋党争缩影说——并略论邵伯温及其〈见闻录〉》（1961年）、《范成大的地理学》（1962年）等一系列论文。他参加过中华书局组织的《宋史》点校整理工作。张家驹根据教学经验，写下了《我对宋辽金元一段教学的体会》（1957年）。他的工作为上海师范学院宋史研究与教学奠定了基础。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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