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学的转折
出版社: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12
ISBN:9787560742618
作者:陈峰
页数:243页
书籍目录
绪 论
一、学术史回顾
二、本书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 社会史论战的发生脉络
一、学术理路：西潮冲击下现代中国史学的嬗递
二、思想语境：唯物史观风靡于世
第二章 社会史论战的过程
一、广义的社会史论战
二、狭义社会史论战的三个阶段
第三章 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定位
一、以往的定位及缺失
二、学术视野中的重新审视
第四章 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社会史论战
一、“中国往何处去”：以学术研究关怀社会现实
二、论战的意识形态性
三、意识形态化的是与非
第五章 从食货之学到社会经济史：社会史论战对中国经济史学的
催生和形塑
一、论战与经济史两种路向的开辟
二、《食货》与经济史研究的专业化
三、论战对经济史研究方法与特色的塑造
第六章 走向跨学科之路：社会史论战的方法论意义
一、跨学科与现代史学方法
二、论战中古史与社会学、人类学的结合
三、论战中经济史与经济学、统计学的交汇
第七章 理论、方法与材料：社会史论战的成就及困惑
一、论战崇尚理论方法的得与失
二、论战对新材料的开掘运用
三、论战对理论与材料关系的反省
结 语
一、论战与唯物史观派史学的确立
二、论战之后的民国史坛
附录一 社会史论战在苏联和日本
一、苏联思想界的交锋
二、日本史学界的论争
三、苏、中、日三国的学术互动
附录二 相关人物生平简介
参考文献
后记
编辑推荐
《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求突破，期望能将关于社会史论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第一，挖掘被尘埋已久的一部分事实和细节，还原出一些比较重要但长期遭到忽略或扭曲的面相，收到拾遗补阙之效。第二，突出问题意识，超越就事论事的局限，在对论战本身的来龙去脉、发展线索、内在逻辑加以梳理考辨的基础上，胸怀百年史学演变的大势和全局，通过回眸社会史论战进一步检视和省思中国现代历史学面临的基本问题和主要困惑。第三，转换评价尺度，改变以往以政治标准裁断学术的做法，力求做到以学术之是非为是非，将论战史学放到学术史的天平上称量。本书由陈锋著。
作者简介
本书共分七章，内容包括：社会史论战的发生脉络；社会史论战的过程；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定位；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社会史论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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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搞了一辈子中国古代史学史的老教授怎么突然要给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探实”了，说是要在“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索一些尚未明晰的史实”，实际上就那么8页纸，参考当代学者不超过几篇文章，还没有既存研究综述。可是就见老教授拿着一个40岁不到的年轻学者超过200多页的专著（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反反复复的批，何苦呢，老教授不过就是最近看了这本新书，感到不满，何必那么拐弯抹角。关键是他要说我不是跟你年轻人过不去，我是在为这个领域指导方向，俨然一副该领域权威指导初学的态度，可是关键在这个领域，谁有资料谁才具有发言权。8页纸对200多页的专著？每页几个注释对人家参考文献就列了十多页？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谁在“探实”？ 老教授文章末尾还来一句：“以上的观点并非属于对社会史论战的评论，而是立足于对当时历史状况的求真探实。”还好老教授提醒我们，就这么几个注释，实际上这就是评论而已，而且只是一篇表达不满的书评而已。本文就是对老教师批评之反批评。老教授的核心问题首先在于概念不清或偷换概念，所以总是在骂自己想象的对手，可人家根本就不是这样，或恰恰相反。试举几例：1. 比如他的核心论点“不能剥离政治性来研讨社会史论战的史学影响”，实际上就是个自相矛盾的表述，你可以说“不能剥离政治性来研讨社会史论战的影响”，可是既然限定只是讨论各种影响中的“史学影响”，自然要把政治性和学术性分离开讨论。搞研究的都知道问题可以综合讨论，也可以分析讨论，怎么不能用分析法讨论了呢？可见逻辑混乱。2. 老教授说：“社会史的论战确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但这是在论战基本消退后，何干之、吕振羽、翦伯赞等在总结、评议和重新研究过程中实现的，这不该算作论战本身的效果”。看到了吧，论战的效果只能是后来研究的人的功劳，和论战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什么逻辑？3. 老教授又说：“至于对《读书杂志》高潮期的大论战，经历者与随后的总结者似乎都评价不高”，举了几个例子后就说：“可知当时各派的亲历者、总结者都不看好社会史论战“，先不要说几个反思论战的例子就能代表各派人马全盘否定自己参加的论战吗？那么当时干嘛积极参加？这是挑几个批评就夸大到毫无意义。最最主要的是老教授公然偷换概念，前面还说是几个人对“《读书杂志》高潮期的大论战”的评价不高，后面就说各派都不看好整个“社会史论战”了。他自己明明白白在前面说到：“陶希圣早在1929年就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将研讨延伸至中国社会史领域”，所以他自己意义上的社会史论战也是从1929年开始，而且他后面还说：“中共干部派有组织性地没有参加论战，改组派代表人物陶希圣也未积极对待，《读书杂志》社会史论战的专辑，实际上主要成为托派和独立参与者的舞台”，既然时间上，参与人员上都没涵盖整个社会史论战，怎么用《读书杂志》上的论战偷换整个“社会史论战”呢？4. 老教授逻辑自相矛盾的顶峰，也是不少人观念上的枷锁，就是至今还不能把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和学术性的马克思主义分清，非要给自己找坑跳。老教授说：“论战者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某些方法，是否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论辩，不能从表层现象来轻易判定”，注意，他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结果转而说：“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是全面、系统接受其思想体系，不能杂糅多种其他理论，不应把参加论战的人们都无区别地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好了，那么问题来了，先不说他非要把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信仰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成一个东西，而且还要说“马克思主义向来将意识形态，政治方向与学理认识联结一起，反对割裂”，最最主要的他还要再加上一句“论战中各派相互攻击，背后多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并非纯学术辩论”，那么像他这样推导，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家，例如郭沫若范文澜等人，由于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意识形态，政治方向与学理认识联结一起”，那么他们研究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背后多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并非纯学术辩论”。所以老教授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没有学术性的结论。当然抛开政治正确，这个观点可以是一种观点，可是这和老教授上下文的基本观念都不符啊。你看他后面就说“钱俊瑞，薛暮桥等遵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论证了中国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占主要地位，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的侵入并没有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核心问题。由此自然地得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给中共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其所取得的业绩都是社会史论战无法比拟的。史学界理应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予以更细致的研讨，给以更高的评价”。看到了没，老教授提到参与中国农村性质论战的钱俊瑞、薛暮桥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农村，取得了政治上和学术上双重的业绩，而且还都是社会史论战无法比拟的。怎么同样是用马克思主义，怎么一个政治性强不是好事，甚至没有学术性；一个既有学术性成就，就连政治性成就也是光荣的了？说到底，老教授的核心问题还是不能理解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和学术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从西方产生发展的历史不够了解的结果。在中学政治课本上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三大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西方学术源流中既有理论的发展，不需要和政治方向、意识形态不可分割，它可以服务于某种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但也可以不服务，只是学术研究的一种解释方式而已。举个实例，今天还存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不需要入党，也有各自政见。另一方面，社会史论战各方相当程度共同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能用“全面、系统接受其思想体系，不能杂糅多种其他理论”来作标准，这样就会回到过去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经院哲学式的辩论中去。如果非要严谨点就说他们的理论与被定义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有相当程度的重合。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概念当然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当然不只他一家在用，可是就当时的中国来说，很多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首先是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认识的，他们当时围绕的概念，就是大革命期间在解决现实中国问题时引入的马克思主义所引申出来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老教授不认同陈峰教授“社会史论战确为民国史学的一大转折，结局和影响是将考据派独霸史坛的局面扭转过来”的结论。他说：“就民国史学而言，社会史论战根本未能触动整体的史学格局，董作宾考释甲骨文的工作依旧，顾颉刚编纂(古史辨)与考察历史地理依旧，梁思成调查研究古建筑史依旧，陈垣考订历史文献与宗教史依旧，哪里显示出考据史学衰退的迹象？陶希圣开展经济史资料的搜集、考订乃是向历史考据风格靠近，就连郭沫若后来也把主要精力放到金文，甲骨文资料的整编和考释上。”可是说来说去，他只是在讲社会史论战以前就崭露头角的人工作依旧，可是民国史学的书写就写这几个人吗？稍微了解近代史学史的都知道，民国史坛到社会史论战以前称得上一派的，最主要的就是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为首的一派，其他非主流派别还有旧派史家等。而社会史论战后，出现了另一派就是郭沫若范文澜等为首的唯物史观派，还有随社会史论战而兴起的经济史研究，如陶希圣为首的食货派。无论怎么写，民国史学在社会史论战后多了两个新的大派别，怎么不能是转折呢？至于郭沫若陶希圣整理史料，并不影响他们是受“史观”刺激才在做这些工作的。至于老教授不认同“考据派”的说法，实际上指桑骂槐地还是批了王学典教授的“史料派”和“史观派”的分法。他说：“从来没有考据派独霸史坛的局面。其中，进化论历史观长盛不衰，传统史学理念根深蒂固，各类史学流派难以尽数，即使以考据见长的史家如陈寅恪、钱穆、顾颉刚等，何曾缺少宏观史识与理论思维？更不用说萧一山、柳诒徵、何炳松、蒋廷黻等各色历史著作家各有思想宗旨，还有朱谦之、常乃悳等专事构建历史体系的学人，可谓五光十色，多种取向!此乃民国时期学术文化的基本特点。”在这里老教授又是在骂想象中的对手，“史观派”与“史料派”的提法从周予同一直到余英时都有，起码到余英时这，“史观”指的是指“以系统的观念通释中国史全程”，重点就是唯物史观派。史料派指的是“以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中心工作”（余英时《中国史学额现阶段：反省与展望》）。不是有一点理论就叫史观派，也不是有一点考据就叫史料派。另一方面，老教授接着说：“有一种学术观点，将民国时期的史学描述为史观派与新考据派（或称“史料派”）的对立，恐怕乃是主观虚构，依据不足。事实上，不同历史观之间的矛盾，对上古史之疑古与信古的矛盾远远大于不同治史方法之间的区别。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庸俗进化论历史观，人种论历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社会生物历史观等混同而称为史观派史学，认为其共同的对立面是历史考据派，此见解昏聩糊涂，难以成立。同样将相互激烈论辩的信古派与疑古派史家一股脑儿算作新考据派认为他们都压制史观派也是很武断的说法。这种观点是把复杂、多元的近代史学简单化、公式化，严重违背史实，应当重新审视和思考。”老教授实在是不能理解概念工具的作用，不同历史观是有矛盾，信古疑古是有矛盾，可是它们和史观派和史料派的对立是两回事，因为这是概念工具的一种分法，就像把数字分成奇偶数是一种分法，在偶数中再分3的倍数和5的倍数等等是另一种分法。老教授提到的这些对立当然存在，可是依据是否系统引入西方社会科学，对整体历史有一个观念把握的分法才能把所有史家分为两派，这种分法，并没有说没有其他的分法，没有其他派别的对立。这种概念的工具的作用是为了考察所有史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这种立场对其治史的影响。叙述史学史不可能没有概念工具，可是概念工具当然不代表当事人只以这一种概念看待自己，也不意味着不能用其他概念工具去叙述它，只是这一种工具在这里有它具体的意义罢了。可见，老教授还是把概念工具的矛盾分析当成现实生活中价值上的谁和谁有矛盾，还在说谁和谁的矛盾大于谁和谁的矛盾，所以谁和谁不能作为一对矛盾分析上的概念出现。老教授还在改革开放前怕被扣上史料派帽子的阴影中，不允许某些学派划入史料派的名义下；还要觉得马克思主义的史观神圣过其他史观，怎么能和其他学派共有史观派的名义。说到底老教授反而更加在乎史料史观派背后的价值褒贬，而没有把它视为一种学术解释方法而已。从余英时到王学典，从来没有给史观派整体高过史料派的价值属性，他们都寻求史观史料的平衡，但是绝不会拒绝对客观发生的史学史作分派处理，对偏重史料和偏重史观的史家如实派分。完全排斥派分的人只是因为他不希望自己心爱的史家不能冠上“史观史料并重”的美名。具体的偏重没有什么错，绝对的并重永远也在理想中，时常检查史观史料的偏重与并重问题，只是为了给时代风气及时调整方向。在学术上任何人被划入任何派，只是为了作宏观检视，讨论在一个问题上所有人的态度大概是怎样，按偏重作派分。被戴一个帽子没什么，关键是由于价值褒贬永远只被戴一个帽子，在各种概念工具交织之下，一个人也就如其所是，概念工具也就并没有成为戴在这个人身上的作为价值枷锁的政治“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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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大了些，其实讲的是社会史论战。“民国”？“史学”？“转折”？都还需要考量一下 -
发挥王学典的观点，从社会史论战到《食货》兴起。 -
就史学而论史学，恰恰忽视了社会史、经济史的跨学科性质，背后则是对西学源流之隔膜。当然，是否存在“转折”，这涉及整个历史图景的构建，但就梳理脉络而言，还是比较清晰的。 -
最大亮点就是在王学典重塑唯物史观派的基础上重新塑造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史意义。其一，有以论代史的感觉，尤其是后几张的重点：学术与意识形态、跨学科、理论与方法问题等。其二，过分抬高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史价值，甚至成为“史学的转折”。另外，最近南开乔治忠发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一文，可参考。 -
史学家的视角，按时间梳理了社会史论战，叙事流畅，比另一本更有可读性，但也因为不懂社会学，一些问题并没有说到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