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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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1-01
ISBN:9787563363193
作者:王尔敏
页数:236页
内容概要
王尔敏，1927年生，河南周口市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55年应史学大师郭廷以之招入台北中研院，参与近代史研究所的筹建。主要著作有《清季兵工业的兴起》、《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和《五口通商变局》等。
书籍目录
自序前言百年来的史学风气与史学方法——纪念朱云影先生逝世六周年之讲演郭廷以先生与中国近代史之学术建树郭廷以先生与近代史学风郭著《中国通史》叙录沙学浚先生与地缘政治学之开山学风沙学浚先生历史地理学之理论纲领张贵永先生及其西洋史学论述经世思想大师刘广京对于学同道之启导与护持戴玄之先生在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的学术贡献鬼谷先生唐德刚广东十三行权威史家梁嘉彬近代史继承大师李国祁今代醇儒陆宝千当今近代史学中的统计学派南港学派之史学宗风及其学术成就
编辑推荐
上古有谚云：“杨子哭衢途。”设喻大思想家杨先走以双歧道路，由于不能决定选走哪一条路就痛哭起来。今天也是，但不须再哭。你可问我，两条路，一个是附庸于主流，这在20世纪自有所指，选到可以名利双收。可真不幸，我是宁选择非主流。 20世纪百年间，高明学者岂少哉，若果不附从当代主流，势必被挤到非主流，或终至于没没无闻。唐君毅先生曾悲慨地形容为“花果飘零”，我看是可以惨到“焚琴煮鹤”。皆有实例可陈。请一试阅这一百年间的非主流学派吧！
作者简介
本书主要讲述和评论了20世纪史学的主要流派之外的非主流史学和史家。20世纪史学的两个主流学派：一个是科学主义史学派，史家傅斯年、顾颉刚以及教育家蔡元培承此科学主义思潮而倡率科学治史；一个是马列主义史学派，郭沫若、翦伯赞等自是重要领袖。非主流史学流派有国粹学派、南高与学衡、战国策派、钱穆的传统史学派、张其昀历史地理学派、南港学派等。著者筚路蓝缕，以五年时间回顾其中之一家——南港学派，评述了史学家朱云影、郭廷以、沙学浚、刘广京、戴玄之、唐德刚、梁嘉彬、李国祁、陆宝千等的学术传承和成就，书写南港学派的宗风、人物体制和学术贡献，回顾和反思20世纪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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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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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一书，感到此书有几点不成功之处：一、书名是什么？内容又是什么？书名是《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暂且将“非主流”一词所指的抛开，题目在时间上跨度一百年，在空间上没有具体限定，从头至尾没有言明“中国”一词，自然当将的是整体的历史学学术界。然就内容来看，作者所记录的实际上就是所谓“南港学派”的几位历史学家的学风、学养以及学术贡献，更具体而言，所论即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创始之初几位重要的学人与掌故。书本身内容所涉极为有限，题目却过于宽泛。与其说是在论史学与史家，还不如说是对中研院近现代史所历史的回顾和细描。因此，严格的说，本文犯了文不对题的大忌。读此书，却有助于加深对中研院早期历史的认识，换一个更具体的题目或许更好。二、如何判定“主流”与“非主流”，就算我们将视线仅限定在中国的范围内，那么二十世纪也跨越百年，纵然存在主流与非主流的问题，自然在不同的时间段也有不同表现。三十年代的非主流到了八十年代或许就变成了主流。作者认为20世纪史学有两个主流学派，一是科学主义史学派，代表人物是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二是马列主义史学派，代表人物有郭沫若、翦伯赞等。从这几位代表人物来看，这两种学术研究方式的确有很大影响力。根据作者所言，所谓“非主流”是“弱势之群”（自序，1页），如不加记录，容易“在世势迁流中遭到淘汰”（自序，1页），变得“无人知晓”（自序，2页）。那么我们来看，作者在前言中提到的那些“非主流”学派。比如，南高史学派，其代表人物向达、郑鹤声等。学衡派中考古专业名家如李济、夏鼐等，另外还有一关键人物陈寅恪。战国策学派如雷海宗、沈从文等；新亚学派罗振玉、王国维、余嘉锡、钱穆等；历史地理学派；以及其他个人如罗香林、饶宗颐、柳存仁、周策纵等等。凭我个人的肤浅知识，这些人在历史学界的影响远远不亚于作者所谓的“主流”学派，有的甚至在其之上。比如李济、夏鼐等人，可谓开了中国科学考古学之先河，试问现在从事考古学乃至先秦史学研究的学人何人不知？罗振玉、王国维、向达等在敦煌学界的贡献也为整个世界敦煌学者们所肯定。此外，饶宗颐先生作为泰斗级人物，其对古文字学、史学的贡献无需多言，只需看其纪念文集上的文章，便知饶公对学界的重大贡献。另外罗香林、柳存仁等，但就摩尼教如此狭窄的题目来说，此二位的文章也是任何一位学者绕不过去的。历史地理学派的发展在中国历史学界更是方兴未艾，史念海氏、侯仁之氏的弟子正将这一学派发展得愈加壮大，颇受关注。另外陈寅恪、钱穆二位及其弟子们对中国古代史乃至整个人文学术界的影响在此就不必赘述了。如此可以看出，作者所谓的“非主流”不仅对学家有影响，且影响甚巨。我以为，术业有专攻，学术应不同的血脉，分成不同的学派是可以的，然以主流与非主流划分之，不免主观价值判断的色彩太浓，难以服众。三、作者所谓的主流有二——以傅斯年、顾颉刚等代表的科学主义史学派和以郭沫若、翦伯赞等代表的马列主义史学派。后一种因为中国特殊的政治国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将其名为正统自不可厚非。然将前一种列入“主流”，将其与其他史学流派相区别是不合理的。从行文来看，作者对“主流”和“非主流”有浓厚的个人情感的评价。如作者言“庸劣者，凭小聪明自能当令成主流；饱学之士，若不愿迎合潮流，势必遭其湮没”；“在信念上我绝不崇洋，也不放弃中国本位意识，自然我会被归入非主流”，因为“主流一定以洋为主”；“主流派不是学问最高，而是声势最大；饱学之士，不是学问最低，而是声势最小”。照我理解的作者的意思，其一，主流派与非主流派是当时社会公认的一种划分，而非作者独创，不然他怎么会“被”归入非主流派呢？然而事实却是，这样的划分却为作者的一己之见，并非学界普遍观点。其二，所谓主流就是追随西方理论，追随世界潮流，非主流则是纯粹只讲中国史学。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傅斯年强调的史学即史料学，动手动脚找材料、顾颉刚提倡的二重证据法，正是对历史学实证性的肯定，这是史学的一般性普遍的原则，而非单纯地跟风兰克的结果。我们再看作者所谓的“非主流”学家们，大多都是具有西学背景的，尤其是学衡派等人。李济、夏鼐氏的考古学方法完全是受到西学训练所得。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决非单纯地以史论史，而是具有深刻的理论功力才能著出。此外，如饶宗颐、周策纵、柳存仁、张广京、唐德刚等学人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因此，作者以自己的分类，进而写出“（学衡派）学殖造诣无论中西也俱在北派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之上”这样的话语实在是不应该。我以为，作者本书涉及史家涉及专业背景跨度极大，每个人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以一己之见，将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界划分成所谓主流与非主流极不合适，且作者的划分也并没有严格的标准和清除的界定，导致许多地方自相矛盾。所谓学者有国别，学术无国界，学者们面临的是整个学术水平的推进，任何一个学者所面临的学术史都是整个人类在某个专业或课题上的贡献和进步，而非具体一个国家。因此，不能以追随西方或保持国本这样的标准来为某一学派贴标签。只有建立在整个学术史上进行研究，才是对学术的贡献，否则会带来巨大的重复研究和资源浪费。作者将这些具有深厚学养的前辈学人在自己主观划分的主流非主流中进行排队，实在不应该。暂不说微观层面这些学人具体专业有别，学术贡献之间不存在可比性。另外，对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等比较宏观的问题，这些史学大家们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况且如果要细究起来，中国近代学术学科的建立，本身从根上来说就受到西学得很大影响，中医就算是仅有的保留中国传统学术术语结构的学问了吧，也受到现代社会的极大挑战。我们现在在行文中通行的一些语汇，很多皆来自西文或日文，事实上在做任何一个题目时都不知不觉纠缠在比较研究之中。因此，简单地在这些史学前辈头上扣上“中”“西”之名，实在是对这些前辈大家之大不敬。这是我粗粗读罢这本书的一点想法，或许作者如此命题如此言说，尚有深意或不便言明的原因，如果因不了解那些深意和背景，而对本书形成了误解，也请作者原谅后生的无知与不敬。后记：本文写于2006年12月4日。近日又碰到王氏著作，顾念兹文，贴此。 -
《二十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王尔敏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25•00元。《张贵永先生及其西洋史学论述》我必须在此郑重交代，张贵永先生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同时是这一代的负盛名的西洋史学教授。史学是以心理的与外界的因果关系，根据当时的共同价值观念，来研究与叙实人类团体活动在时空中的演进事实的学问。（张致远：《史学讲话》，22-23页）这儿我们要知道，每一现象连续的差异的变化，为什么在这一点，历史与自然科学不同？那是很容易解释的。历史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活动。人类的心理不仅由于外界的而亦由于内部的原因，由于内心的反应与个人的意识所形成的。感觉，思想与意志等内心动机都应属于心理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在历史上占优势，外界的原因亦得经过个人的意识变成心理的动机。心理的原因虽然也有根据自然的需要，得由普遍定律决定，和外界的因果相同，但在解释另一种现象时，便有另一种方式。这里的原因不能产生永久不变的或者可以预想得到影响；而是在每一情形与每一事件。产生各不相同的影响。人性不能在单独的事实上完全相同，我们只能观察其差异，加以分析，然后再作解释。个人与团体的现象都应如此。团体的现象亦不能像布格尔（Henry Thomas Buckle）说的，用普遍定律或统计来断定，不管在各民族生活中可能产生类似的情形、制度与思想，但决不会是全然相同的。和自然现象根本不同的，人类活动要看各个人能够吸收多少，看他怎样受影响，这就同他的天赋、地位与职业有连带关系。同时个人亦跟着演化程序改变。又因为他们的改变，全体亦得改变，这是很不容易察觉的。所以史家的责任就不能仅以研究团体生活找寻普遍定律，而忽视个人与事实，忽视个别现象的差异。这种研究方法只能应用之于自然科学，或与自然科学性质相同的学问。我们的学问只对于人类活动有兴趣，尤其注意各种演化的特征。所以如果有人把这一层实际内容忽略定律，限制历史研究，自然定律所不能解释的，就认为不是学问了。（张致远：《史学讲话》，24-25页）(天开：张氏在治史中，极为重视个人心理的因素、民族文化的因素。而不只是仅仅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是一个时代造英雄；与英雄造时代的问题。)我们应该清楚认识，普遍的永久不变的价值观念，在研究人类活动的真想的学问里不能存在。就是在哲学的思想系统与宗教信仰的范围内，认为有永久价值的，在各民族与各时代的生活里，就不能说永久不变。我们必须从事实经过，就各时代各种范围的史料智识所能获得的结论来确定。因此，我们不能以自己或我们时代的价值观念作批判，而应根据史料，研究当时当地的价值观念。（张致远：《史学讲话》，76页）大的精神运动，当其兴起的时候，像是能控制生命现实，有了绝对性质。但一经细心查验，就可找出另一种趋向的精神力量，已经在寄托着。18世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种新的精神力量，像是在相当时间占了胜利的优势。可是相反的趋势同时起来。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的世纪，并不是绝对独霸，而是在它的内部已经包含着足为19世纪发育成长的浪漫主义与历史思想的种子。这在欧洲各处都能察觉到的。（《张致远文集》，台北，“国防研究院”，1967年6月初版，21页。）我们把莫赛、赫尔德与歌德认为18世纪新历史意象的最重要的开路先锋。从远处观察，这三位人物由于他们的根本思想趋向一致，但从他们的性情与内心精力来说，却有惊人的差异。这也许是新历史思想的特质。他们虽然创了新的一致的原则，来把握历史世界，却由于生气蓬勃，变化万千，最特殊的个人动机与精神特质所涵养成的。连到了今日却是继续如此，这样才不至衰息，不至变成学术技艺的呆板现象。莫赛的成就坚实和谐，以稳定的步骤，融解了专家的经验与启蒙运动的冲动。（《张致远文集》，29页。）（兰克的七大本《英国史》）兰克写这两部大著的本意是相同的：一个伟大在民族向来拥有双重使命，民族的与世界历史的。因此他觉得历史家亦有其著史的双重责任。（《张致远文集》，138页。）根据档案馆的史料研究，在这些档案馆里兰克又消耗了好多年的生命，并且出之于精美绝伦的写史艺术，这两部大著确系他历史创作与政治智能最完备最成熟的结果。极少有一个法国或美国史家能把本国民族历史贡献，如此客观地放在世界史的视线上去。（《张致远文集》，140页。）（汤因比[陶培恩]《历史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带给人类一个新的时代。旧国家的摧毁，国际联盟的成立，它的精神和国际性的行动，昭示思想潮流的转变。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韦尔斯的《世界史纲》风行一时。世界文化的形态学和人类历史的普遍意义，它的时间和空间的扩充，新观念和新著作如雨后春笋，应运而起。陶恩培对此具有同感，自然他更是一位真实的历史学家。（张致远：《史学讲话》，104页。）陶培恩说出他的论点：一个社会在其生命的过程中势必遭遇连续发生的问题，每一个问题的发生的就是命运的刺激。（张致远：《史学讲话》，114-115页。）陶培恩的名言：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历史研究，一如其他社会活动的学问，须受时代和地方所盛行的思想潮流的影响。（张致远：《史学讲话》，115页。）张贵永自是扼要明确地提示陶恩培所创的史学理论，可以说简单深彻，明白易晓，当引据以供参阅：现在我们要用一个新的说素来解释文化的起源，陶恩培认为文化的发生是挑战与反应（Challenge and Response）的结果，并能以历史事实来证明。（张致远：《史学讲话》，115页。）张氏一家之言：1． 历史的想象。2． 史家之灵感。3． 学术纪律。4． 写作艺术。5． 文化动因。《中国通史》引论 (郭廷以)一、 历史的性质1． 已（以）往的活动人之所以敢于自命“万物之灵”，是因为他能相对的[地]支配万物，以增进自身的幸福。他之所以能具有此种能力，不只是由于他的智能获得的成果继续保持，使经验知识不断延长，愈积2． 鉴古知今与通变3． 历史的整个性“变”并非突变，而是演变。有人群即有历史，有历史即有“变”。时间与空间为历史的两大要素。在时间方面，人群的活动是继续不停的，而且总是前进的，“后来居上”。尽管有迂缓或迅速之别，但只有起伏，永无间断，一如流水。这是历史的永恒性，亦即进步性。为了便于研究，则可就其缓速起伏，依其先后，予以人为的区划，此所谓“断代史”。在空间方面，人群的活动是相互推移的，不论其为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即令有显著与晦暗之差，但时常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孤立。在近代环球大通的时代表现得固极明白，即在古代亦非完全绝缘。纵不能说是“四海一家”，东西一体，确系息息相关，此激彼荡。这是历史的广被性，亦即世界性。人们就其与自身关系的深浅，按其地域集团，使各为单位，此所谓“国别史”。简单的[地]说，历史是整个的，“变”是庚续的，交互的。读史必须于纵的方面古今并重，横的方面中外兼顾，以求其通。如此才能认识“变”的全貌，史的整体及人群或民族生活的全部过程动态。（天开：以时间来区划“断代史”；以空间来区划“国别史”，此为郭廷以的新方法。）二、 中国历史的认识1、 永恒性希腊、中国同为人类文化的东西两大系统，代表所谓希腊文化者久已不是希腊人，而中华民族迄今仍为中国文化的不之祧之宗。2．统一性人群的生活无时不在变，历史自亦无时不在变。但是在中国是万变不离其宗，始终不越常轨。此“宗”与“轨”即是统一性。有史以来，如就政治形态上来看，有分有合，但合为正常，分为暂局，合的时间为四分之三而强，分的时间不足四分之一。原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单位，精神一致。这是最伟大而莫之能御的向心力，所以总是暂分而终合。3．汉族及其他各族的地位无疑的[地]，汉族为中国历史的骨干，但并不是汉族至上。由于环境及机遇的关系，汉族的数目比较多，知识能力亦比较高强，自然的发生一种领导作用。其他戎、狄、东胡、突厥、蒙古等族，一时落后，未能追随并进，因而有了差异。不过彼此的真正分别，只在文化程度与先进后进，并无其他不同。双方的关系，有若兄之与幼弟，同属一个大家庭，家长的权力自属于身居兄长的汉族，因之汉族经常成了中国或中华民族的代表，汉族的历史并不等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全部中华民族的整体活动历史。在活动的过程，彼此之间不无误会争执，只能视为内部的一时纠纷，纵然有时有华夏与夷狄之分,甚至中国与外族之分,亦只是生活方式的区别,并不失其为中国的或中国史的一部分,《魏书》、《北史》以及辽、金等史之列入正史，即为最好的证明。4． 中国史的范围何谓中国？照古人的解释，中国就是京师《诗经》将“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与“惠此京师，以绥四方”对举，《毛氏传》：“中国，京师也。”）中国就是礼义之国（《公羊》谓“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何休注：“中国者，礼义之国也。”）京师是首善之区，礼义代表高度的文化，所以中国即等于文物会[荟]萃之所，亦即最有文化的区域。这种文化，渐被渐广，由黄河流域的中原、南而大江南北，及于岭表，北而长城内外，达于朔漠，东尽辽海，西极[及]葱岭。中国的范围随之而愈扩愈大。韩愈谓“孔子之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颇能道出中国的推演。中国的范围如此，中国历史的范围亦如此。（天开：在郭廷以的观点里，中国范围扩展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过程。）《沙学浚先生与地缘政治学之开山学风》沙学浚先生，字道夷，江苏泰县人，留学德国攻研地理学，长于制图学、人文地理、政治地理、聚落地理，尤工擅于历史地理之综合研究，著有《国防地理新论》、《地理学论文集》与《城市与拟城聚落》等书。位置理论沙氏所提出之位置一词，明确解释，等于西方之position或situation。他认为位置是地理学上一个基本概念，虽可以指实某特定之一点或几个点，但其抽象意义，在于表达一种地理因素，不尽在于能够观察地表上实体范围，宗旨更在于思想领会，由意识上肯定此一地点之价值。沙氏更比喻陈说，地表上任何之点，可以表现其位置，却并非任何地点均有价值。沙氏又陈说，位置价值之保存，系因人文地理学之评估而确立。可以分辨价值所属，乃有政治的、经济的、交通的、国防的等位置价值。在抗战期中，时势背景也给予学者深重启发，当日国防思考急切，在列强环伺之中国，应普遍重视位置价值，用以推测强敌动向。沙氏之学理提示，足以发人深省。位置价值虽是一个新观念，而沙氏乃在古代纵横家言论中找出中国重视位置之渊源，并举出各家理说以为佐证。举苏秦说秦惠王之言：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野，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就国防角度，以展现地理位置价值。沙氏举例区分为中枢位置、绿洲位置、走廊位置和关隘位置，每种均举现时实例，自有充分说服力，在此须细说。沙氏倡说位置论理，实际应用于严肃研究，表达于三篇重要论文：其一，海国之类型；其二，国都之类型；其三，中国之中枢区域与首都。沙氏所作“海国”定义：“海国”一词，不指一国临海位置的形式而言，而系指一类国家，他们与其他民族的联系，主要依赖海洋交通，其国力发展系于海洋控制。一国海岸线不论如何之长，临海位置不论如何优越，如其海洋交通、海洋生活不重要，则不得称为海国，只是大陆国。（沙学浚：《地理学论文集》，252页。）同时沙氏更举海国应备之六大条件，是即：海洋贸易、海洋外交、海洋渔业、海外属地、海外移民及海洋据点。其能全备六大条件者只有英国，其次则为法国、美国。沙学浚：《中国历史地理》，76-78页：都南京是席丰履厚，都北平是任重道远。都南京是掌握现在，都北平是创造未来。都南京是守成与创业并重，都北平则为创业、为进取。就海陆并重言，都北平之国防意义大于都南京，因此北方边防问题未克澄清。都南京之经济的意义大于都北平，因此长江大动脉的雄厚势力难以摇撼。沙氏此语，每字有千斤之重，点破人们看清问题，增强信心。当是金石之言。尤其此文发表于1944年12月19日《大公报》“星期论文”。当时抗战胜利尚未到临，已充分展现其高远识力，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天开：善于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将历史地理进行分类、定性，而且善于细分细划，剖析。）空间理论关于“世界经济空间之类型”，沙氏提出四种研究途径之区别。第一种是政治性空间。第二种是狭义的经济空间。第三种是以气候为主经济为辅的经济空间，特以经济上生产重心之农、林、渔、牧作区别，因受不同气候影响，经济空间表现不同，于是而显现热带、温带、寒带之经济区域。第四种是说地理条件及生产方式之分布作为经济空间。关于北方草原民族北亚成为俄人移住殖民地是亚洲人空间征服上的一失败。中国汉民族早建立定居之农业空间，发展出亚洲东南广阔空间，可谓物阜民丰。偏偏在地理位置上北方有蒙古高原，乃广平无垠之大草原，以气候关系不能发展农业，却方便于空放之游牧生活。其广阔领域，亦足以形成国家。天然地理条件，造成南北经济空间之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民族习性不同，政治体制不同，遂至造成长期对峙形势，直到清代方达于统合。一、 胡人夏季游牧、秋季南征；二、 胡人志在补充物质，用兵必须得益，自必掳掠；三、 胡人精骑射击，运动力占绝对优势；四、 胡人马多而精壮，汉人马少；五、 胡人生活简单，经济能自给，汉人用兵大漠给养困难；六．大漠行军作战，地形上汉人困难而居劣势；七、中国边防用屯戍之法亦难维持久远，困难甚多；八、国防费用胡人轻而汉人重；九、胡人以少胜多。汉人众不抵寡；十、汉人不免常用和亲政策，但难持久。然中原虽长居劣势，迭受侵陵，甚至亡国。但文化蓄养深厚，文治创造力强，有相当韧性足以承受强大冲击，终有恢复之机。此是文化力量命使然。“历史地理”（姜道章教授）1、 政治疆域的变迁2、 地理发现与探险3、 古代方志4、 地理对历史的影响5、 历史对地理的影响6、 过去地理的重建7、 不同的连续文化层景观8、 古今地理的变迁9、 地理变迁的过程10、 对过去的地理的回顾11、 历史地理遗迹的研究12、 对过去地理的识觉13、 历史地理模式14、 历史地理的理论 -
《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是台湾著名历史学家王尔敏在耄耋之年所撰的一部回忆性文集。全书以十五篇怀念文章组成，主要评述了台湾史学界“南港学派”几位学者的史学成就，同时亦穿插了作者近几年来对于20世纪史学的回顾和反思。关于此书我有两点比较感兴趣：一是台湾学界动态并不易得，何况还是从“非主流”的角度切入；二是作者成书之时业已退休，以旁观者清的姿态指点人物，文风自是愈发大胆辛辣：一枝笔赞起人来不遗余力，骂起人来亦丝毫不留余地，作者酣畅淋漓，读者眉飞色舞，相得益彰，颇感痛快。读这本书，首先应该仔细读读它的自序和前言，由此可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与精神主旨。尤其是前言，直如一段“非主流”流派简史，阅毕当可对大陆以外的20世纪“非主流”史学流派，获得一个简洁清晰的大致了解。全书正文十五篇，依次评述了“南港学派”史学家朱云影、郭廷以、沙学浚、刘广京、戴玄之、唐德刚、梁嘉彬、李国祁、陆宝千等的学术传承和成就，比较全面地描摹了南港学派的宗风、人物体制和学术贡献。其间对于台湾史学界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种种污浊不堪之处，作者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道破，笔锋尖锐处往往一针见血、直指其弊。书中所谓的“主流”，指的是20世纪的两个史学学派：一个是科学主义史学派，以傅斯年、顾颉刚以及蔡元培等为代表，倡导以科学治史；另一个是马列主义史学派，则举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等为其重要领袖。在作者看来，这两派学者多以西方理论为支持，前者追随德国史学家兰克的理论，后者则唯马列是从，两者都是当今的“显学”。至于“非主流”，即指除上述两派之外的所有史学流派，包括国粹学派、南高与学衡、战国策派、钱穆传统史学派、张其昀历史地理学派，以及此书所论之南港学派。此外还有游学于香港和海外的数位史学家，诸如简又文、饶宗颐、柳存仁等。作者这样分类，有存些纪念留与后人以避免学术湮灭的意思，也有宣扬“以中国为主体”的史学研究方法而与“学洋派”唱反调的意图。如此截然分明地划清界限，既有浓厚的调侃与反讽意味，也有一种抱道守一、不屑同流合污的清高在里面。然而不管这样划分是否客观合理，我都非常喜欢作者的“非主流”意识。在这个动辄以“主流”意识来规范人们思想的时代，有点“非主流”的精神无疑能让人获得一种快感。是故意的叛逆也好，是率性的冲撞也好，作者的个性在字里行间张扬凸显。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两条路，一个是附庸于主流，这在20世纪自有所指，选到可以名利双收。可真不幸，我是宁选择非主流。”王尔敏著：《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1月，25元。
精彩短评 (总计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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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流。。。好酸啊这~ -
我喜欢非主流。 看过几本非主流作者的书， 名气还是很多的吧 -
一天就看完了。名字太大，估计是编辑行为。 -
序有几段值得一看 -
感动，但是感觉作者很啰嗦。 -
这本书大家对他的评价过低或许是因为溢美之词过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大师的著作几乎没有在大陆出版，使得看此书犹如嚼蜡，我是为了看沙学浚才看此书的，大致的有些了解了！ -
没有想象的好 -
更像是20世纪十几篇史学家传记。读之，可以大致管窥一下台湾的史学界。至于“非主流”嘛，最好别用这个词吧。而且，不太喜欢王尔敏，虽然《淮军志》不错。 -
少数的自我勉励。不过都是大家，值得学习。 -
满纸戾气，尔尔之作 -
意有所郁结而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胪列前贤，以抒其怀，表“非主流”之不得意不如意。 -
“中研院”内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