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历史观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ISBN:9787544700092
作者:[美国]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
页数:850x1168毫米 1/32页
章节摘录
书摘由于相信历史进程是有意义的，因此从威廉·冯·洪堡到将近一一个世纪之后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都愿意把国家看作是一种伦理制度，从长远来说它的利益是与自由和道德协调一致的。但是一旦有关社会存在的神圣目的的信仰随着19世纪思想的日渐世俗化和自然主义的胜利而衰落，那么权力和道德协调一致的历史主义信念的哲学基础就失去了可信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汉斯·凯尔森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法哲学家所提出的“法治国家”的概念，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政府观——例如由约翰·洛克提出的通过“已制订和颁布的法律”进行统治的思想——有着本质区别。对汉斯·凯尔森这样的法律实证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国家遵循已制订的法律并承认私人生活领域，但是法律内容的公正或是不公正的问题则变得不重要了。正如霍洛维尔教授所指出的，古典的整体自由主义(integral liberalism)主张国家存在“是为了保持人的尊严和个体自治，实现作为人的个体所固有的那些价值”。对于19世纪末支持“法治国家”的德国人来说，“制订法律的程序和方式代替公正成为法律的标准”。由此对国家权力的道德限制就被取消了。尽管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仍然忠于19世纪的唯心主义遗产，但是特莱奇克有关国家纯然就是权力的坦率主张，以及随后被梅尼克称为“强力生物学伦理”的各种表述，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历史主义的理论前提的合理结果。 历史主义为自己对历史事实的开放程度而引以自傲。对它的拥护者来说，古典的德国史学传统的强大力量在于它完全不受意识形态影响。梅尼克认为德国历史主义代表了理解人类事务的最高点，因为它使得历史思想不受规范性的概念的束缚。相反，它试图理解具有鲜活个性的历史事实，而不是将其强行纳入观念的束缚之中。不过，作为一种历史理论，德国历史主义拥有意识形态的很多特点。民族传统的德国历史学家并不寻求对每一历史情况都从内部加以理解，通常也犯了他们所指责的西方历史学家所犯的过错：将概念或是规范强加于历史事实之上、历史学家从反映其个性和身处其中写作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印迹的立场出发研究历史，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使德国历史主义与众不同的是这一立场的僵硬，以及这些历史学家拒绝用历史的观点看待他们的有时间限制的政治、社会观念和规范但是在更狭隘的政治意义上，历史主义在很多方面还是像一个意识形态那样运转的。 P15-16
内容概要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1926— )史学家和史学理论领域著名德裔学者，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著有《对权威的崇拜：圣西门的政治哲学》(1958)、《德国的历史观》(1968)、((欧洲史学的新方向》(1975)、《哥廷根大学，1760一1800；及历史研究的转变》(1980)、(《20世纪的历史学：国际视、野中的批判性概述》(1993)等。
书籍目录
中文版前言………………………………………………………………………………
修订版序…………………………………………………………………………………
初版序……………………………………………………………………………………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德国历史主义的起源…………………………………………………………
第三章 德国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一）：
威廉·冯·洪堡…………………………………………………………
第四章 德国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二）：
利奥波德·冯·兰克……………………………………………………
第五章 历史乐观主义的顶峰：“普鲁士学派”……………………………………
第六章 “历史主义的危机”（一）：哲学批判：
柯亨、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韦伯…………………………
第七章 “历史主义的危机”（二）：
恩斯特·特勒尔奇和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第八章 德国历史“观念”的衰落……………………………………………………
第九章 尾声：最近十五年……………………………………………………………
推荐阅读材料……………………………………………………………………………
索引………………………………………………………………………………………
编辑推荐
德国历史思想的最根本贡献，亦即对史料的批判性分析的强调，与一种试图将特定政治和社会现状合法化的、远非客观的“历史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历史主义”虽不能说直接导向了纳粹主义，但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德国彻底抛弃民主制度和确立权威主义的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尽管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拒绝古典进步观念，但是在一个文化抑郁已在西方国家的自由思想家中日益明显的时代里，他们对于现代世界的未来仍然明显优质乐观态度……
作者简介
本书围绕对十九世纪到当代的德国历史观和德国民族史学思想传统的讨论,追溯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性历史,考察了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历史观。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如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受到了对德国民族性认同的深刻影响,这种“历史主义”虽不能说直接导向了纳粹主义,但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德国彻底抛弃民主制度和确立权威主义的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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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景》 作者：庄振华 正如一切这样那样的“主义”，或许“历史主义”自从被命名为“主义”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被脸谱化了，拥护者用它标明自身身份，反对者则把它用作妖魔化的手段。但不同于任何其他“主义”的是，它似乎与德国的命运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如果允许冒一次天下之大不韪的话，我们的确可以说，历史主义的式微让人怅然若失，似乎随之而去的，不仅仅是历史上的某种思潮，还有这个世界的某个精魂，某种悲壮。 历史主义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不同的人对这一历史有不同的描述。德国历史学派最后的重镇梅尼克在他的《历史主义——一种新历史观的兴起》中将历史主义的发生远溯自英国的莎夫茨伯里、休谟、吉本，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意大利的维科和德国的莱布尼茨，这是将历史主义作为具有欧洲普遍意义的运动来处理了。而这本《德国的历史观》的作者伊格尔斯并未试图推翻这种说法，不过正如伊格尔斯指出的，梅尼克拿来作为历史主义核心的“个体概念”，“似乎远不是整个欧洲都有的，它比梅尼克所认为的更具有独特的德国根源”。伊格尔斯将体现的这一独特性的历史主义只上溯到莱布尼茨和赫尔德。 我们知道，强调个体性，这在德国不是一两个思想家突如其来的发明，而是贯穿路德、莱布尼茨、黑格尔、洪堡、兰克、狄尔泰、新康德主义诸家、韦伯、梅尼克的一条深厚的传统。与英法思想最明显的不同是，它将国家不是看作为公民谋利益之用的契约之物，而是看作本身具有价值的目的。用个体性的眼光来看，每一阶段的历史都不可用任何普遍规律之类的东西来加以研究，而只能通过“理解”来进入其独特性，这种对待历史的方式无疑是与自然法（natural law）学说直接抗衡的，它有效地抵制了科学理性对历史领域的侵袭。 然而人们之所以对“历史主义”避犹不及，是因为将它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挂钩几乎已成惯例，更是因为它往往背负了纳粹主义先导的罪名。正如伊格尔斯指出的，兰克为保障历史的独特性而规划的客观历史研究其实并不客观，而是极具意识形态特性的，实际上，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普鲁士军国主义以及俾斯麦铁血政策服务的。而且它一直以此历史观自傲，视他国为野蛮无教养，直至纳粹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过去之后，它又极力将该事件视作偏离这一历史观的、来自它自身外的欧洲堕落现象，以便为自己开脱罪名。此时及往后的德国历史学，诚如伊格尔斯所说，还有历史主义的些许痕迹，但学科内的分化和科学实证主义的侵袭已使过往那种宏大深厚的历史感成为明日黄花了。纳粹事件带来的是绝对的惊惧，绝对的虚无，阿多诺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即便如此，纳粹事件还是拒绝成为话语工具。 二 平心而论，笼而统之地将“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军国主义—纳粹主义”作为区别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标签，并将几乎大部分德国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都强塞到这一框架下来，名曰“德国的历史观”，这绝不是哪一两个人的做法，而是普遍存在于英美思想界的现象，它几乎已经化成一种固定模式和内在冲动，因此伊格尔斯持这种观点本不足为奇。这里面有太多的成见和误解，太多随时准备给人扣帽子的“政治正确”，我们仅仅为了给某一方辩护而对其中的问题一一进行考究，也许意义并不大，但我们可以看看伊格尔斯这一做法的理论预设，考察考察历史主义本身的历史规定性，以及批评者所反映的强大保守主义潮流的实质。 伊格尔斯说：“我在基本观点上一直是世界主义的，深深服膺于启蒙运动人权和理性的价值观。正是此种信念促使我对‘德国的历史观’进行批判性的审视。……我试图将德国史学放在西方历史思想和历史写作潮流的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的确，站在启蒙理性自认为普遍有效的立场上，将历史主义当作一个他者，谈论历史主义遇到的普遍与特殊、永恒与相对的难题，是很容易的，因为自家已经有个稳靠的基础了，邻家发火，自然可以大发议论不心疼了。然而这样一种“客观”不仅有些不近人情（似乎这就是“客观”的题中应有之意呢），更重要、也不容易为人所理解的是，它是对评说者自身命运的漠视。 如果单从学理来看，历史主义的出现源于自由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后来演变成价值与事实问题）。我们知道，虽然康德对自由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具体回答基本上已经过时，但他提出的问题框架却是至今为大陆和英美思想界所共同接受的，同样地，尼采所宣称的“一切价值的自行贬黜”并不是德国国内的某个现象，而是一个全西方、全现代的现象，一切以往的绝对价值都变得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此“相对性”是现代的一个普遍现象。固然，历史主义主要发生在德国，但历史主义也绝非一个德国现象，它只不过最为集中最为明显地代表了现代性由科学理性的独大走向实践理性的对抗，再走向虚无主义的历程而已。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借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困境将“相对主义”及其责任独独挂在“历史主义”的尾巴上，自己却躲得远远的，以为这样就可以将相对主义与历史主义齐齐打发掉了呢？ 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任何纯学理的东西存在。学理从来都是与权力，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而权力与政治首先意味着承担责任的能力。为了避免将过多的道德评判牵涉进来，我们不打算在此追究伊格尔斯的这种做法的原因，只是想指出，对“相对主义”的指责本身很容易就陷入相对主义了。我们知道，打破本质主义、实在论，承认事物（尤其是历史事物）的有限性、相对性，这几已成为现代哲学的基本共识，伊格尔斯以避免“相对主义”为由，退入启蒙理性的普遍价值中去，这虽绝非思想上的软弱，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它没有看到，在尼采之后再将那些本身已经是相对的、不普遍的所谓启蒙理性“普遍”价值拿来评判一切，这本身非但没有消除相对主义之祸，反而助长了相对主义；它没有看到，世界上并不是启蒙理性普遍价值与相对主义二者必择其一所能穷尽的。 如果一个现代中国人躲避世事纷繁，只以所谓的提高个人境界为能事，这不仅说明他在逃避现实，更是对原本意义上的“境界”的背叛；同样地，给历史主义扣一个“德国”的帽子，以为我们采取一个别的什么现成的立场就可以将它对付过去，那也只能说明我们的幼稚。 三 然而如果真要避免所谓的“相对主义”，又不至于简单回归某种启蒙理性的立场，看来只能寻求某种“第三条道路”了。 众所周知，历史主义是对历史性的一种深刻规定：历史是个体性的、独特的、只能被理解而不能被外在规律化的。这种规定曾经一度成为德国思想界的骄傲，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借上帝、精神、道德等等终极物的庇护而不致沦于相对主义之手。为这一延续数百年的深厚传统所激发，狄尔泰也曾以“历史理性批判”为终生的志业。 德国历史学界是严重滞后的，在尼采赋予历史性以新规定——历史就是权力——之后，在韦伯的社会学研究之后，甚至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很久，德国历史学派基本上还沉浸在过往观念的泥淖中，罔顾经济与社会对历史的巨大影响，直至二次大战之后才大梦方觉，然而这对于挽救历史主义来说为时已晚了…… 在虚无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当代，如果说尼采虽然揭露了一切非历史物的历史性根源，但他救治虚无主义的药方仍然还带有太多旧形而上学的痕迹的话，那么取代尼采的“历史是权力”，对历史性的新的规定会是什么样的呢？在此我们不能、也不愿提出一个“应该如何如何”式的答案，只是对事实上可能会在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的一种历史观做个“预测”：因为虚无主义已经表明西方历史观穷尽了其一切可能性，在不与其他非西方形态的历史观发生实质性交流的情况下，这种新历史观只能是对历史性本身的独断性挑战，也就是说，独断性地规定，过去的未必一定是过去的，以近乎命令的方式将过往的某种历史之物规定为普遍物。这将会是比以往一切保守主义更保守的保守主义，它是对历史单向性本身的挑战，在根本上不同于启蒙理性无反思地接受普遍物的做法。简言之，这是以权力设定历史，“权力是历史”，但这种最大的保守主义是否会仅仅是尼采那个形而上学命题的反题呢？ -
“历史主义”的三重含义——评伊格尔斯的《德国的历史观》开场白：今天，我为大家解读的是本书的倒数第二章，同时也是1968年版故事的结尾：“德国历史‘观念’的衰落——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对德国历史思想的冲击”。在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故事中，我将分为三个部分来完成，第一部分，我遵循以往的解读原则，对本章的结构和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概述；第二部分，我重点介绍我对历史主义的理解，在此，我将提出“历史主义”的三重含义，包括逻辑的历史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和政治伦理的历史主义；第三部分，我将回到本书的开端，依照我对历史主义所提出的前提假设，来检视伊格尔斯对历史主义的定义和本书的两个方法论原则，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会涉及到历史主义对我们当前的意义问题，处理历史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问题，也即当前我们所谓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争吵。第一幕：本章的结构和内容在伊格尔斯讲述的关于历史主义的故事中，我们从洪堡、兰克所奠定的开端、到普鲁士学派的顶峰、再到历史主义危机，最后就来到了德国历史观念衰落，在这一故事的叙述中，伊格尔斯基本上遵守了导论所设立的结构：一个方法论原则，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原则，在归纳从洪堡、兰克到梅尼克、吉哈德•里特尔的历史学派思想的过程中始终参照新康德派的知识论原则；一个讨论重点，历史主义与政治理论的关系问题，伊格尔斯站在英美自由民主的立场上对历史主义所带来的20世纪的灾难性事件进行了批判。 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我再对这一结构做一些评判。其实，伊格尔斯一方面认可兰克等历史主义者所设立的现代历史的科学研究原则，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伦理的层面否定这些历史主义者的民族国家观；这一韦伯所设立的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原则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冲突和张力，这在本章中也会有所体现。回到本章的内容，伊格尔斯分为四个小节，用两次世界大战两两分开，前两节主要讨论一战前后的思想界，重点是魏玛共和时期的历史学界、文化科学界和哲学界；后两节重点讨论二战前后的德国思想界，特别是史学界对二战的反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接续本书的最后一章的内容，德国史学界也从传统的政治观念史向社会史经济史、哲学概念史的艰难转型。由于本章所涉及的史家与史著过于繁多，前两节又与上两章多有重合，而且明显缺乏前二章明晰的叙述结构，所以在此也只能简要的概述。在介绍第一小节的内容之前，我简要叙述一下我对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式的认识，借用孟子对战争的经典评价：“春秋无义战”， 虽然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种族和民族冲突，但是，使其成就其为世界性的战争的则是世界权力失衡和经济利益重组的内在逻辑，由此我们看到，一战带来欧洲帝国的衰落，掀起了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世界经济中心从欧洲转向了新兴的北美洲，更为重要的是，沙俄帝国过渡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为世界历史注入了新的力量。一战后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的大萧条，刺激了世界局势的再次失衡和重组。按照伊格尔斯的思路，我们可以大致可以分为三股政治力量，苏俄社会主义，英美自由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以及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这三股力量也在伊格尔斯的叙述中得以体现。回到第一小节，从开端到结尾，我们可以看到，伊格尔斯始终有一条梅尼克的线索，对待梅尼克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伊格尔斯的立场，我们知道，梅尼克通常被认为是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最重要的阐释者和实践者，往往被称为德国的“文化象征”，其一生重要的四本著作恰好和德国近现代历史的四个时期辉映：德意志帝国时期对应《世界主义和民族国家》（1908年）、魏玛共和国时期对应《近代史的国家理由观念》（英译本为《马基雅维利主义》，1924年）、第三帝国时期对应《历史主义的形成》（1936年）、联邦德国对应《德国的浩劫》（1946年）。伊格尔斯认为，“《国家理由的观念》标志着梅尼克思想的高峰和转折点，他在这里清楚地看到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乐观主义的历史观的瑕疵，那种历史观未能看到权力（Kratos）与精神情操(ethos)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梅尼克这里的二元论分享着新康德主义的知识论原则，权力与道德的二元紧张立场不同于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的同一性哲学，而《世界主义和民族国家》与《历史主义的形成》却与黑格尔“现实即合理”的乐观主义处于同一立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伊格尔斯来探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思想观念，在两种观念的冲突中，1917年德国史学本应该出现一场“哥白尼革命”，但是这些转向的代表只是少数，在这一节，伊格尔斯重点介绍了两位非主流史学家：奥托•辛策和埃卡特•克尔，这两位史家在二战后才得到严肃的重视，辛策对传统史学观念的挑战是他的制度史研究，在《霍亨索伦家族及其成就》一书中，结合了古典的德国史学观念和对于社会与经济力量的一种深刻理解，避免了将普鲁士的社会政策理想化 。同时，他也间接加入了兰普勒希特论战 ，考察了20年代若干重要社会理论家的基本理论预设。他反对纯粹理智的方面着眼来理解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观念史研究路径，提出以唯名论的方式来考察社会制度和过程，由此，国家就不会表现为个体。“国家”概念乃是一种“理想类型”，国家并不具备黑格尔意义上的神圣的精神。 埃卡特•克尔同奥托•辛策一样，也看到了社会史研究的重大价值，《海军的建立于政党政治，1894-1901年：德国帝国主义国内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前提的剖析》在1930年的出版也标志着对于传统德国史学的唯心主义假设的最勇敢的挑战，德国史学家自从兰克以来传统上就在谈论的“对外政策的优先性”，被克尔以“国内政策的优先性”所取代。 在伊格尔斯看来，对于凡尔赛合约和魏玛共和国的拒斥仍是德国史学界的主流，他们仍旧效忠于各种民族传统。我们看到，伊格尔斯也并没有向后来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者那样，来探讨德国道路与欧洲历史的关联，而是分享着他所谓的德国传统的观念史学研究模式。在第二节中，伊格尔斯主要描绘了在文化科学家和哲学家中的相对主义和悲观主义色调，我们知道，尼采和布克哈特的后继者斯宾格勒出版的《西方的没落》迎合了一战后欧洲普遍的悲观主义情绪，伊格尔斯以斯宾格勒做参照，主要讨论了战后关于史学的哲学思想，包括：西奥多•莱辛的著作《历史学就是给无意义者赋予意义》，艾里希•罗萨克的著作《精神科学导论》和《精神科学的逻辑和体系》，海德格尔的划时代著作《存在与时间》。伊格尔斯的主要观点是战后的哲学思想抽空了新康德派的最后一个稻草，“作为一种理论的历史主义就此达到了它的逻辑结论。倘若一切真理和价值判断都是个别的和历史性的，那么历史中就不再有什么稳定的支点”。 这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历史》一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历史主义就此走向了其道路的尽头。由此也就形成了像政治科学家卡尔•施密特、作家恩斯特•云格尔、哲学家海德格尔这样的“政治决断论者”。在此，我也做一些简短的评述，可以说，这一节是本章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上一节，伊格尔斯就忽略了兰普雷希特论争在史学界的重要价值，在这一节中，他不仅遗忘了文学界的托马斯•曼的影响，而且忽视了现代哲学史上的现象学运用，特别是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克服，以及要求对思想进行严格而精确的数学分析的路径，而这一努力与莱布尼茨、康德以来的哲学研究的科学精确化要求一脉相承。看来，他在写作本书时，也并没有重视伽达默尔在1960年出版的《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叙述了从康德美学带来的张力、到历史学派，最后到现象学运动的的顶峰海德格尔的发展过程，恰好把海德格尔的理解的历史性上升为诠释学原则，由此完成他的实践哲学转向。就伊格尔斯所认为的海德格尔的“伦理学问题”，勒维纳斯也认为海德格尔整个哲学体系中并没有伦理学的位置，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整部《存在与时间》就是用现象学的严格逻辑来探讨一个问题：伦理学问题。由此，我也倾向于认为，就是在这里，伊格尔斯埋下了与新历史主义的争吵？回到本书的第三小节来看，二战的灾难性事件使得德国的思想界与政治和历史学传统的决裂比1918年后的那场决裂要更加深刻和真实。 德国思想家第一次开始对历史主义的立场提出挑战，并试图回到某种类似于自然法的东西。这一最为激烈的批判工作主要由哲学家吉哈德•克吕格、卡尔•洛维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来完成，他们都共同呼唤一种“希腊式样的自然法”。 关于他们的著作和思想，国内学界做过重要的介绍，在此也不再复述。接下来，简要概述一下第四节的内容，这一节伊格尔斯主要介绍德国的史学界对第三帝国的反思性批判，《当代史季刊》成为研究纳粹那段历史最重要的刊物，老一辈历史学家仍旧对传统历史观抱有同情式的批判，像吉哈德•里特尔在《欧洲和德国问题：论德国政治思想的历史独特性》一书中既承认为军国主义的过度膨胀，又认为纳粹主义不仅仅是德国所独有，其根源要更多到现代欧洲文明中而不是普鲁士传统中去寻找。伊格尔斯认为，《德国的浩劫》、《欧洲与德国问题》都是辩护词，企图复兴德国唯心主义和民族政治传统。 而新一辈的历史学家日益转向社会科学的方法，也逐渐与国际接轨，兰普勒希特似乎最终取得了胜利，代表了与传统历史学实践的决裂。 或许，新老更替并没有如此顺利，弗里茨•费舍尔《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目标》一书严格按照兰克所谓的“如实直书”原则，却得出了德国一致的扩张主义，也由此引起了“费舍尔大辩论”，催生了“比特菲尔特学派”（政治史的批判学派）。伊格尔斯在这一节所叙述的内容基本上和我们所了解的德国史学史大致相同，也和下一章多有重合，在此，也不多做介绍了。第二幕：“历史主义”的三重前提假设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我要讲述的故事的第二部分，“历史主义”的三重含义。在此要说明的是，我提出的是关于“历史主义”的前提假设，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类型”，而这一条件性的标准不是对历史主义的实在性的描述，而是范导性或启发性的检视历史主义的手段。套用哲学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就是知识论的，而不是本体论的。 在此，我将把历史主义的条件性假设分为三个层次：逻辑的历史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政治伦理的历史主义。当然，这三个层次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补的。 举一个类比，布罗代尔在二战后出版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中对时间结构的区分：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 ，与此类似，我把上面的三个层次的区分对应于空间结构的划分：世界史、欧洲史、德国史。当我们在世界史的层面讨论历史主义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把德国的历史观和欧洲的历史观纳入到讨论的范畴，同样也应该把我们自身的思想传统纳入到讨论的视野中来，这样，在我们自身的可能性之中筹划自身的理解才能叫做世界史。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我们从自身经验的立场上来理解历史主义，祖先崇拜可以成为我们分析的一个视角，我们所理解的个体是在家族谱系的结构中向过去和未来展开的，并且在向过去和未来展开的过程中形成了诗书礼乐、三纲五常的自然法传统，以及进一步实现在空间上从家到国再到天下的建构。也即是我们常常被教化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人们常常说的“家和万事兴”。以此为参照的话，我们就可以对比，在欧洲历史上，他们是怎样安顿个体、民族和国家的。回到历史主义的三个层次来看，当我们从逻辑的层面来讨论历史主义的时候，其实，我们讨论的是共相与殊相这一对范畴。这里来看，它就像算数1+1=2一样，具有超时空性。仅以近代为例，莱布尼茨就认为一切论争都可以通过数学分析来解决，有了争论，我们就可以算一算，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将看到，莱布尼茨既被称为历史主义之父，单子论就为历史主义讨论中的个体提供资源，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历史主义是18世纪德国人的发明。同时，莱布尼茨又被称为分析哲学的鼻祖，莱布尼茨把逻辑分为主、谓、系、质、量五个方面，后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就是从量化理论来确立他的逻辑原子主义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不仅德国有着浓厚的历史主义传统，而且英美同样有着持续的历史主义传统，只不过我们常常用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将两者区分开来。 这里，可以通过分析哲学与康德的争论来这一争论，分析哲学之父弗雷格认为算术纯粹是概念分析的，反对康德意义的5+7=12是分析综合命题，以此继承莱布尼茨意义上的算一算来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语义学运动，而康德则通过牛顿意义上的数学来为他的形而上学奠基。这样，我们就进入历史主义的第二个层次，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我们可以通过柯林武德的《形而上学论》为例来分析。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柯林武德在历史主义的传统上往往被人忽视，常常被称为克罗齐意义上的历史主义的后继者或英国的观念论者。借助柯林武德研究专家Giuseppina D’Oro的出色研究，柯林武德在历史主义传统上的意义将会凸显出来，D’Oro重点处理了柯林武德《哲学方法论》与《形而上学论》之间的连续性问题，而这一问题在柯林武德研究史上也常常被称之为“彻底转变假设”（radical conversion hypothesis）。 柯林武德的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同康德一样，反对本体论的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在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中发展到了极致，同时也反对逻辑的历史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的拒斥，而柯林武德用《哲学方法论》中的“重合的类”（overlap of class）来统摄两者。D’Oro借用彼得•斯特劳森《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中的概念，把《历史的观念》作为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来看待。 这样，关于柯林武德的诸多争论都可以得到解决，同时，柯林武德在历史主义传统上的位置也会明晰起来。接下来就进入到历史主义的第三个层次，政治伦理的历史主义，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历史主义是德国人的发明，这一点也在梅尼克的《历史主义的形成》一书中得到了体现。个体的意义不是静止的、机械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个体是无限的，可以从中推演出整个世界。这里的历史主义不是逻辑的或形而上学的，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生命原则，上述的三重含义由此也获得了一种统一。伊格尔斯也正是在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德国的历史观》中的主要论题就是探讨历史主义与政治的亲密关联，与梅尼克不同的是，伊格尔斯的历史主义采取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原则，以此来弥合历史主义中的科学主义与民族国家观的冲突。但是，事实和价值在伊格尔斯这里显然是相互排斥的，他并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依存互补关系。而这一点，在他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论争中表现的特别明显。第三幕：历史主义对于当前的意义问题与我们自身源远流长的历史主义传统相对照，历史主义在欧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确如梅尼克所认为的那样，是近代的发明，这也可以从历史主义带来的持久争论中得到例证，为此，我们就会进一步追问，历史主义对于欧洲以及我们自身的当前意义为何？接下来，我们就从新历史主义所引发的论争来探讨。历史主义在20世纪30时代前后逐渐演变成为了“欧洲问题”，在德国浓厚的历史主义传统中，梅尼克1936年完成了《历史主义的形成》；在美国，曼德尔鲍姆1938年完成了《历史知识问题——对相对主义的答复》，集中讨论了德国的历史主义问题；在法国，雷蒙•阿隆1938年完成了《历史哲学导论》，也探讨了德国的观念论传统；在意大利，克罗齐、金蒂利继承了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在英国，柯林武德、波普尔也在1939左右讨论了历史主义的相关问题。而在战后，最为出名的就是波普尔的《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效应，在此书中，波普尔主要以黑格尔、马克思为对手，探讨了反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和拥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在方法论上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倡独特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历史主义在认为历史中有一种客观规律以此来预言未来上，采用自然科学的立场也是错误的。 此后，关于历史主义的论著层出不穷 ，伊格尔斯的这本《德国的历史观》，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波普尔批判德国历史主义的进一步深化，由此也为伊格尔斯赢得了诸多的声望。但随着科学主义统一化立场所带来的“历史的重负” ，历史主义中的人文主义主义传统慢慢浮现在人们眼前，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就成为了这一转向的路标，完成了历史主义向新历史主义的过渡。怀特运用法国结构主义和语言学的理论，分析了历史主义传统中的深层结构：历史诗学。在怀特“元史学”的统摄下，历史学家兰克，既与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处于同一结构之中，同时又与法国启蒙传统的米什莱、托克维尔处于同一结构之中。在《历史主义、历史和比喻的想象》一文中，怀特对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批判进行了反批判，他认为：“传统上对历史与历史主义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每一个历史‘表现’都包含传统上称之为历史主义的诸多因素”，“我们把伟大的历史著作移出科学的范围而纳入经典的文学之时，这本质上要归功于历史学家的比喻性语言”，“当我们对伟大的历史编撰和历史哲学失去兴趣的时候，它们将会在艺术中获得重生”。 如果说怀特的“历史诗学”仍保留着康德主义的色彩，然而对于有着浓厚哲学抱负的安可施密特则要追寻明克、罗蒂的道路将历史主义进行到底，“历史哲学实现了文学转向，但并没有实现它的语言转向”，“历史写作将会成为语言哲学的哲学反思对象”。 在2010年发表的《表现与指称》一文中，安可施密特就处理了语言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这一问题。 回到历史主义的三重含义来看，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家的历史主义类似于逻辑的历史主义，但是他们在语言学的转向中，把逻辑的扩大为了修辞的，在此我们看到逻辑也同样具有着历史性，后现代主义是历史主义的激进化，“作为一种叙事实体的历史理论，叙述主义是一种历史主义，它剥去了自身所有的形而上学添加物和启蒙运动实体论的最后剩余，而这一实体论仍然保留在洪堡、兰克的历史观念的概念中。” 但是安可施密特这种排斥性的历史主义却与分析哲学处于同一立场，他能否完成他哲学抱负，在此也持保留态度。在与伊格尔斯的争论中，伊格尔斯认为：“过去明显地不能直接领会，我赞同安可施密特隐喻是获得历史理解的有效手段，但是，隐喻或理论为了成为历史理解的手段，要求一些广为人知的实在的假定，尽管逼近这一实在的认知过程是复杂的和可争论的。” 在回应伊格尔斯的批评中，安可施密特同样看到了伊格尔斯的基本立场，“我与伊格尔斯的真正差异可能是，他赞同启蒙运动的范式，而我倾向于历史主义者，他们之间的争论会进入恶性循环。形式逻辑告诉我们，一旦触及讨论的基本原则，恶性循环往往是由习惯上的信念造成的。” 借用历史主义的三重前提假设，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于历史主义的争吵并非不可弥合。通过柯林武德对历史主义问题的探讨将为我们提供解决这一争吵的最佳例证。 -
章可：历史主义：德国悲剧的起源对德意志民族来说，纳粹的这十几年仿佛是他们全部历史的一个轴点。二战之后，从本土到世界各地的无数学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追溯其上，从这个民族的漫长历程里搜寻出二十世纪极权政治的起源。诸如黑格尔和尼采等许多思想人物都被研究者们重新作了诠释，并与希特勒的帝国划上了联系。但还不止如此，《德国的历史观》一书作者伊格尔斯先生告诉我们，这个民族曾经出现的那些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们，以及由他们共同塑造的那个“德国历史思想”的传统，于这个问题上同样难辞其咎。历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其基础是在十九世纪奠立的，而这其中大部分功劳就应归于德国人。从尼布尔、兰克，到普鲁士学派三大家，直至蒙森和兰普勒希特，在几代德国史家的努力和影响之下，一种建基在史料整理和批判工作上的历史学，向成为独立的人文学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并在整个学术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十九世纪甚至被称为是“历史学的世纪”（梯叶里语）。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用伊格尔斯的话说，1880年之后的历史学，就成了“一门遵循兰克学派原则的学科”，它确信它能够排除所有妨碍讲述那个“实在”，不偏不倚地达到“如实直书”（兰克的名言）。然而，史料批判方法和专注于事实的准确并不是兰克甚或十九世纪的德国史家们所独有的，更不是他们的全部。伊格尔斯最关心的，是构成这些历史学家们方法论思考的哲学原则，换句话说，看上去似乎匠气十足纯粹机械的历史学，其实远非这么简单。在开始这本书写作之前，伊格尔斯就已经意识到，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德国的历史学家们所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高度地意识形态化了的。对史料的批判性分析的强调，与一种远非客观的、而是试图将一种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合法化的历史哲学结合在一起。这种历史哲学，是和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性历史相伴随的，正是它使得德国民族主义中的反民主的特征得到了合法化，伊格尔斯将其称之为“历史主义”（Historismus）。“历史主义”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在十九世纪的著作里它已经被频繁地用到，并有很多种含义。那么，伊格尔斯所说的，构成这本书最关键概念的“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呢？他作了这样的界定：“历史主义观念的核心是假设在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之间存在根本差异，由此在社会和文化科学中需要有一种与自然科学方法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因此历史成为理解人类事务的唯一指南，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人类特性，每个人的特点只是通过自身的发展才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这种历史主义更多地强调了个体性和历史性，于空间上，每一个个体都是真实而鲜活的，也是独特的；于时间上，每一个时代都拥有其自身的结构和特点。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强调了恒常和理性，而它则是对启蒙运动的反拨。那么，这种貌似单纯的历史主义观，为什么竟至产生这样大的政治效力呢？伊格尔斯说，在这个历史研究的民族传统里，有三组观念居于核心地位，他们都与历史主义相关。其一是国家概念。德国历史主义将“国家”视为一种历史力量的产物，它是由自身生命原则控制的一种“个体”，它本身即是目的。德国的历史学家们排斥那种功利主义的国家观，即将国家视为体现民众利益，谋求民众幸福的一种工具，在他们看来，国家绝不仅仅是经验的存在，而还体现了更高的精神原则。第二是反规范，即一种拒绝以规范性术语进行思考的观念。历史主义认为任何个人和制度都不能以外在其产生环境的标准来评判，而只能依据其自身的内在价值，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人类制度的“理性”的价值标准。德国的民族史学始终把目光集中在自己国家的发展上，它缺乏超越国家和政治的观念，甚至否认了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第三是反概念，即拒绝概念化的思考。从威廉?洪堡到狄尔泰，许多顶尖的学者都在试图建立一种德国式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他们认为，在历史学和精神科学里，概念和归纳的价值是很有限的，概念化的同时都等于清空了历史事实里原来的鲜活特质。当然，这不等于说德国的历史研究就排斥了所有理性，事实上，德国史家们从未使自己摆脱概念化的思考。但他们都强调，历史理解需要有直觉认识的参与。以这样三组观念为纲，伊格尔斯系统阐释了德国历史思想的绵长传统。这个“历史主义”的传统开始于赫尔德，主要的理论奠基者是兰克，而在普鲁士史学派三大家??德罗伊森、西贝尔和特莱奇克那里达到了最完全、最乐观，民族情感最为强烈的顶峰。即使是像威廉?洪堡和梅尼克那样以往被认为自由主义色彩相对较重的人物，也同样被伊格尔斯列入了该传统塑造者的行列，在他们的身上同样有这些观念的显现。进入二十世纪，在一战之后的年代里，德国思想界开始出现了“历史主义的危机”，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如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韦伯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这种危机在特勒尔奇和梅尼克两个学者身上则表现的最为透彻和显明。尽管如此，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他们对于自己所抱的某些信念并没有太多的怀疑，而更多的魏玛时代史学家们，仍然坚定地恪守着历史写作的民族传统。直到另一次大战的来临，一场更大更残酷的浩劫之后，这个传统里的某些观念才真正被置于思想的法庭上加以审判。《德国的历史观》首版于1968年，可能是伊格尔斯的所有著作里被征引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本。在它写作的时候，英语世界里还没有一本全面讲述德国历史学的著作，虽然它的出版被认为是开创了此类研究，但伊格尔斯的初衷并不在此。他希望讲述的，其实不是德国历史学的历史，而是一种思想的历史，尽管这个研究里几乎涉及到了两个世纪来所有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如今的中译本所根据的，是1982年该书的修订版。在这个版本里，伊格尔斯又加入了“最近十五年”一章，分析了在六七十年代联邦德国的历史研究里出现的“社会史”的转向，于原著又添色不少。感谢两位译者彭刚和顾杭先生的工作，使这本名著终于与中文读者见面。当然还有必要介绍一下作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先生今年已满八十了，长期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是历史理论和史学史领域里国际最顶尖的学者之一。和许多史家相似，写作这样一本书，还是他个人心结的产物。他是一个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在孩童时期，就已经体验到了纳粹政权的歧视，所幸在1938年秋天逃离了德国，躲过了大屠杀。而当他开始成长为历史学家之后，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德国历史研究传统里的很多思想因素，为1933年这个民族最终走向极权政治的深渊扫清了道路。从这本著作出版至今，四十年又过去了，即使在“后现代”和多元化大行其道的今天，伊格尔斯坦率地说道，他的基本观念一直是世界主义的，他仍然深深服膺于启蒙运动人权和理性的价值观。也许，这才是这本书真正的立足点。《德国的历史观》，伊格尔斯著，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2月，29.5元。【读品·章可】
精彩短评 (总计2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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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德国的史学一直很发达，所以这部书也可以看到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一些史学潮流 -
德国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句话：人没有本质，只有历史。 -
这本书估计一般人是不会买的，同理，买的不是一般人。它主要是研究西方史学理论的人才会注意的书。他是国际著名史学理论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的作品。在西方史学界如果不知道他，就好像在中国历史学界不知道司马迁一样。 -
了解历史理论的好书。 -
个人十分喜欢该书清晰条理的叙述 且不失学院派的幽默 -
有时是同一个主题的反复变奏 -
书的字体稍大 所以显得有些厚 -
很清晰的脉络。了解历史主义的最佳著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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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95.16/2242 -
粗读了“导论”一章。重要的书。 -
作者写作不如前作，译者多有问题 -
印刷文字很浅，感觉几乎买了本白纸。 -
德国很值得研究，思考。
尽管是战败国，但直到现在，德国和法国依然是欧洲的核心，德国影响着欧洲的经济等多方面。
德国的历史观，值得研究。 -
符合中国小清新们的口味。 -
兰克&梅尼克 -
400多页的内容难以让读者消化如此众多的人物与思想 -
只是因为依靠着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历史主义才不至于导向相对主义；而当德国的浩劫彻底打碎了信仰，历史主义也就走向了尽头。 -
入门必读 -
分析了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及其流变、衰落。 -
美国德裔学者，反思德国历史主义如何经由民族主义最终走向的纳粹主义，非常精辟。 -
对自然法和宗教普世主义的怀疑，这是德国的一个传统，不仅体现在三十年战争中，也体现在德国发展出的“历史主义”思想，它把相对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值得大家思考，特别是在反对西方的普世主义思想的时候。 -
德国的历史观 -
可算《历史主义的兴起》之续篇，但眼界显然比梅尼克低一筹。 -
译文不错~~ -
了解不同国家的历史研究范式，掌握经典流派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