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帚稿

章节摘录

　　首先，陈垣致力于拓宽已有文献史料的网罗范围，方志和僧道碑版、语录都成了为其所用的绝佳资料。尽管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里早就指出，方志“可为一朝之史所取裁”；但其后百余年间，真正以自觉的意识利用方志材料来治史者依然寥若晨星。陈垣独具眼光，在方志里找到了元代基督教的大量记载，极口称赞《至顺镇江志》是考证元也里可温教的丰富宝藏。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在史料运用上更有特色，其《重印后记》对此指出道：“资料方面多采自僧家语录，以语录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尝试，为前此所未有。”为了研究道教史，陈垣广搜金石碑版千余通，编为《道家金石录》，他后来撰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即取资于此。陈垣率先把僧道碑版语录囊括进史料的大网，体现了扩张史料的识见和努力。　　不过，就中国史学新材料而言，还数十九世纪末年至二十世纪初叶那些震惊世人的重大发现，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殷商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在这四大发现中，陈垣由于研究领域主要在隋唐以后，因而对殷商甲骨与汉晋简牍未见有利用和评论。然而，对于和自己研究领域息息相关的敦煌文书与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他是深感兴趣，极为关注的。对这两类新材料的利用和整理，陈垣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充分体现了一个新史家卓尔不群的敏锐识见和学术公器的高度责任感。　　民国初年，被斯坦因、伯希和等窃余的敦煌经卷入藏京师图书馆，陈垣震撼之余，便清楚地意识到这批文书重现人世，将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不少以往的结论也许会因此改写或修正。这时，他正在从事古代宗教史的研究，估计敦煌经卷中会有佛教以外的宗教史料，便前去查阅，果然发现了宇字56号的摩尼教残经。他将这一稀见文献采人了自己的论文《摩尼教人中国考》，并作了校录，公诸于世。

前言

　　三十年前，我以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的身份，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了本科学习。那年，我已经年届而立。作为68届高中生，按理，应该在1968年升人大学的。但1966年发起的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彻底颠覆了一切正常的秩序，也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理想。尽管被这场民族灾难与文化浩劫耽误了十年，相比之下，我还算幸运的，毕竟在十年之后还能圆上大学梦，改变了人生的路向，走上了学史治史之路。　　当时有一句时髦的口号，叫做“夺回被耽误的十年”。逝水年华是夺不回的，那句口号也不过自欺欺人而已。但因有了关系家国命运的那段难忘经历，自本科起，在学史路上始终不敢有所懈怠。本书中《经典作家对拿破仑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和启示》一文，就是我在本科时选修法国史的深入思考。现在反观当时的思考，无非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研究与理解经典作家对这些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全部论述”，这一认识竟然与当时提倡的“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主旋律那么合拍，不得人让人感慨时代对史学与史家的深层影响。

内容概要

虞云国，浙江慈溪人，1948年生于上海。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宋代历史与文献的研究。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宋光宗宋宁宗》等专著，主编《宋代文化大辞典》、《中国文化史年表》，整理标校《文献通考·四裔考》、《南部新书》、《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蓟汉三言》等古籍十余种，发表《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史坛南北二陈论》等论文数十篇。近年的文史随笔结集为《古今多少事》、《水浒乱弹》。

书籍目录

自序春秋县制新探汉代杂治考对汉代孝道的再探讨西汉前期治国思想上的儒道之争——兼谈窦太后其人与卒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年代李延年杂考略论荀或《公暇记闻》里的中越关系史料中国传统归纳方法的近世转型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吕思勉与新史学不为乾嘉作殿军——陈垣与新史学世间已无陈寅恪陈寅恪史学方法论史坛南北二陈论程应缪的史学研究探寻历史的通解——评《中国历史通论》泱泱大国的人口史巨著——评6卷本《中国人口史》文化史年表编纂琐议经典作家对拿破仑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和启示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村落共同体（译文）

作者简介

《学史帚稿》也折射出我对那些交叉叠合的专业圆圈不断外延的学史历程。曾与友人说起过一个圆圈的比喻：你刚开始史学研究，确定某个断代史或专门史，等于给自己划个专业的圆圈，作为今后致力的范围；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你会发现，在自己划定的专业圈里，有许多课题与其他专业圈的关系，实际上处于一部分交叉叠合的状态，于是，你自然而然地会延伸学史的触角，将其深入到与原先划定的专业圈交叉叠合的相邻圆圈中去；在治史过程中，这种向相邻专业圆圈的不断涉足与括展，既有史料上的，也有方法上的；这样，在你原先划定也有方法上的；这样，在你原先划的专业圈周边，交叉叠合的圆圈就会越来越多，整个专业的交叉叠合的圆圈就会越来越多，整个专业圆圈群也会越来越大。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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