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另一种真相

章节摘录

被埋没了的“满洲国”最高机密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文件，是在位于和歌山县御坊市一户姓林出的世家中，一间铺着榻榻米的日式房间。那一天，林出家的主人林出贤三，从里院的书房沿着走廊搬出这些文件，放在客厅内用榉木做成的结实的桌子上。从放置时发出的沉重的声音，可以知道这些堆积如山的文件的分量。文件共有十来册，堆起来足有一米多高。这些文件都用白色的和纸作封面，并经过一番精心的装订，从装裱上就可以看出收藏者对这份文件的珍视程度。封面上没有标题，而在封面的背面，用独特的字体写着“绝密会见录”五个字。“这是父亲贤次郎遗留下来的文件。父亲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决不要把库房里的东西给任何人看。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偶然在仓库里发现了这些文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父亲一直以来都严守着的秘密啊。”贤三对我说。贤三的父亲林出贤次郎长期在外务省工作，在“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的“日本大使馆”担任书记官时，有好几年兼任“满洲国皇帝”溥仪的翻译。“这是'陛下'和郑'总理'亲自赠送给父亲的家宝”，贤三指着一幅挂在壁龛上，另一幅挂在门楣上的书法作品说道。挂在壁龛上的是经过郑重装裱的“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墨迹，门楣上的匾额则是“满洲国”第一代“总理”郑孝胥的书法。溥仪的书法继承了王羲之流派的高雅，他是被公认的书法家。“父亲经常提起，'陛下'时常严格地评论郑孝胥的书法：'用笔有力，但有不合笔法之处，恐怕学的是魏碑流派吧。'溥仪本人则非常敬仰王羲之，心情好的时候会应来客的要求挥毫泼墨。凭着能把墨汁飞溅到窗帘上的势头，一气呵成一幅雄浑有力的书法作品，常引起全场宾客一片惊赞。”贤三叙说着父亲生前告诉他的关于溥仪的一些回忆。挂在客厅里的这些书法作品，其实已经比任何资料都更能证明林出贤次郎和“满洲国”中枢的密切关系。收藏在林出家仓库中的《绝密会见录》，以对话的形式生动地记录了“满洲国皇帝”溥仪和日本方面的要人、名人会见(会谈、谒见)时的谈话内容(其中也有一些是“满洲国国务总理”和日方要人的会谈记录)。可想而知，这部文件是外界绝对无法知道的“皇帝密室会谈记录”。记录者之所以用“绝密会见录”这一标题，与其说是想表明这是一份“顶级机密会谈记录”，倒不如说更想强调“属于最高机密的会谈内容被记录并发送”这件事必须严格保密。《绝密会见录》的记录，从1932年(昭和七年)11月开始，到1938年(昭和十三年)4月结束，历时五年零五个月。1932年是“满洲国”成立之年，1938年是中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这五年零五个月，“满洲国”的“法律”和制度逐渐走上了轨道，是新建立的“满洲国”正要从青年期走向壮年期的最重要时期。长达五年零五个月的《绝密会见录》，所记录的会见(会谈、谒见)时的谈话内容，共计四百九十六回。与溥仪进行会谈的日本人有二百十余名。与会见次数相比，出场人物的数目要少一些，这是因为与同一个人进行了多次会谈。这个重要人物就是关东军司令官。在“满洲国”，历届关东军司令官都同时兼任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正如在前言中所提及的，为了让“关东军司令部制定的法律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并且为了能把“日本的政策动向，日本政府的目的、意向及时传达给皇帝”，溥仪每个月有三次会谈，是与关东军司令官进行的。因此，在《绝密会见录》中作为会见成员登场的人物，主要为关东军司令官，他们依次是：武藤信义、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谦吉这四任关东军司令官。除此之外，和军部有关系的会谈成员还有：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次长杉山元，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小矶国昭、多田骏、今村均、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海军的末次信正、古贺峰一、高桥三吉等影响了昭和史的高级军官们。军部之外的会谈成员，则有秩父宫、久迩宫、伏见宫、闲院宫、梨本宫、贺阳宫、朝香宫等皇族成员以及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畅、西本愿寺门主大谷光照，外务省官员：有田八郎、重光葵，经济界人士：藤山雷太，还有“满铁”总裁林博太郎、松冈洋右、主导暗杀张作霖的关东军高级参谋后成为“满铁”理事的河本大作、参议员矢田七太郎、关东厅长长冈隆一郎、宫内府次长人江贯一等在“满洲国”的日方高级官员们。医学界的胜沼精藏、东京帝国大学的笕克彦、平泉澄、画家前田青村等一些学者和文化界人士也在其中。与溥仪会谈过的人物范围很广，会见录中还有围棋手吴清源和木谷实“御前”对局时，谒见溥仪的会话记录。《绝密会见录》所记录的会谈内容，涉及许多方面：“满洲国”的人事组阁；关东军和“皇帝”、“国务总理”在人事安排上的交涉；有关“国政”的议案；溥仪的访日；“满洲国”的“帝室大典”；“帝位继承”问题；有关“满洲国”的国际形势；日本国内发生的“二·二六”事件；“满洲国”高官被逮捕正法事件；热河作战的始末；卢沟桥事变和中日战争战况；关于日本皇室的话题；“皇弟”溥杰的婚事；溥仪的“侧室”问题；日本移民和“满洲国”民众的摩擦；“满洲国”农民穷困的生活状况；对“日满”双方有关人物的评论、各种流言丑闻；以及溥仪的兴趣、艺术观和他渊深的中国古典文化知识等方方面面。《绝密会见录》把在“满洲国”初创时期属于最高机密的会谈，事无巨细都记录了下来，实在是一部珍贵的记录文件。关于《绝密会见录》，就连林出的儿子贤三也从未听父亲贤次郎提起过。自从1938年(昭和十三年)1月，林出“宫内府行走”的职务突然被解聘以后，在长长的五十年岁月里，这本绝密记录就一直被深藏在和歌山县御坊市的仓库中，没有任何人知道。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10月，溥仪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在他生前，曾在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8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证言中以及自传《我的前半生》里，谈到了很多有关“满洲国”的事。可是他绝对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会存在着一份原原本本记录着他本人谈话内容的文件。通过这份详尽的会谈记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迄今为止无人知晓的“满洲国”真实的一面。《绝密会见录》可以说是绝密的公文，是向日本外务省最高领导持续发送的、有关关东军司令官等人与溥仪等人绝密会谈内容的公文。这份与昭和历史相关的重要记录，为什么会被埋藏在林出家的仓库中直至今日？对此，贤三是这样说明的：“父亲一直受'皇帝陛下'的宠爱，他怕给'皇帝'带来麻烦，在父亲生前，这份《绝密会见录》不要说是外人，就连家人都不曾看见过。估计是昭和十三年从中国回日本时，父亲把这份文件混在家具中，小心翼翼地带了回来。如果被军部发现，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的确，从《绝密会见录》的内容来看，当时如果泄露了这份与“特命全权大使”，也就是关东军司令官有着密切关系的文件，将会因泄露军事机密而受到严厉处罚，这是可以想见的。贤三继续说道：“这一份是留在'满洲国'的副本，正本是发送给外务省的，想必留在外务省。”

前言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逊位后做过寓公、伪满洲国皇帝、战犯，最后被中国共产党改造成新中国公民。溥仪的复杂人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其传奇经历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引人深思，所以，直到今天，国内外各界人士仍然对溥仪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国内外形成了热度不减的溥仪热。近年来，中外研究溥仪的著述有许许多多，涵盖各个方面，观点也是见仁见智。日本大正大学教授中田整一先生长期研究溥仪，他根据林出贤次郎所记《绝密会见录》，并参考其他历史文献，经过潜心研究而著《溥仪的另一种真相》，丰富了溥仪研究的成果。中田先生的学生中国留学生影雪将此书译成中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溥仪的另一种真相》以《绝密会见录》为重要依据展开研究，具有很珍贵的史料价值。林出贤次郎，伪满时期任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书记官兼溥仪的日语翻译官。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他得以陪同溥仪参加重要活动。他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等日本军政要人会见（其中也有一些是伪满国务总理与日本要人的会谈记录）的情况。《绝密会见录》记录了从1932年11月到1938年4月，历时五年零五个月，共计496次会见情况。每次会谈记录包括日期、时间、场所、人物及内容，从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理出伪满洲国人事安排、溥仪访日、登极大典、帝位继承、溥杰婚事、溥仪选妃等诸多事件的台前幕后。正因为如此，《溥仪的另一种真相》一书的出版，对研究溥仪生平，特别是他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行为、心理，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重要的史料，可供我们比对和参考；对研究日本操纵利用溥仪对中国东北实行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历史及日本关东军所谓的“内部指导”原则和方法等，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伪满皇宫博物院是建立在伪满皇宫旧址上的宫廷遗址型博物馆，建馆以来，在研究溥仪方面积累了大量文物、资料和研究成果。为帮助人们认识真实的溥仪，我们举办了《从皇帝到公民》展览，真实地展现了溥仪从清朝末代皇帝、伪满傀儡皇帝和战犯改造成为新中国公民的传奇经历，揭示了溥仪沉浮的人生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关系。2005年，该展览荣获第六届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展览评选精品奖。同时，我们精选照片和文物组成流动展览，到全国各地展出，所到之处深受观众欢迎和各界好评。许多人正是通过这个展览了解了溥仪，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以博大胸襟对战犯实行人道主义改造政策的光辉以及成功改造封建末代皇帝这一世界奇迹。伪满皇宫是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推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伪满时期，溥仪的很多“绝密会见”都是在伪满皇宫进行的，《溥仪的另一种真相》中译本的出版，对我院进一步深入研究溥仪，以及与日本开展学术交流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之厚爱，得以先期拜读《溥仪的另一种真相》中译稿，适逢付梓之际，寥寄数语，并仅以我个人学术追求之精神，表达对该书刊行的期望和祝贺。伪满皇宫博物院院长  李清2009年4月9日于长春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内容的重要性和绝密程度来看。这是五十年一次，不，是百年一次的重大发现。 作者从庞杂的绝密文件中，以全新的视角披露了溥仪伪满生活的另一种历史真相，与其自传《我的前半生》有所不同。本书最吸引人之处，是通过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相互欺骗，相互利用的对话，窥视到让人充满疑问的“满洲国”的本质。从“日满议定书”、“皇帝即位仪式”、“皇帝访日”、“人事对立”、“帝位继承”到溥仪不得不放弃复辟清朝的念头，整个过程，都让人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哀。　　——日本《每日新闻》“满洲国”是“皇帝”溥仪复辟清朝？还是关东乍策划的傀儡国家？本书的作者——挖掘了二·二六事件等珍贵昭和历史资料的电视记录片制作人，以新发现的资料——由溥仪的翻译林出贤次郎记录的“绝密会见录”为基础，揭开了“满洲国”中枢的秘密。写下了埋没在历史深处的史实。战后六十年的今天，本书会让读者对“满洲国”有新的认识。　　——保阪正康（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最令我感兴趣的是父于“满洲国”的“皇位继承”问题。由于溥仪没有孩子，为了继承人的涎生，围绕着选“后妃”的问题，溥仪和关东军之间展开了一场微妙的明争暗斗，并且秘密签订了一项父于“皇位”的继承协议。在这项协议中，确定了如果溥仪没有男孩诞生，皇位继承人将根据日本天皇的意思来决定。由本书作者首次揭露的这一事实，不容嚣疑地说明了“满洲国”完全是一个傀儡国家。　　——户部良一（防卫大学校教授）

后记

我与《绝密会见录》相遇，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绝密会见录》主人公林出贤次郎的第三个儿子贤三把经过仔细复印和装订的《绝密会见录》以及附属资料交给了我。贤次郎在资料封面的背面写了“绝密会见录”几个大字。此后二十年，这份庞大的“满洲国”绝密记录一直放置在我家书架的一角。1985年，我在制作电视节目时，使用了《绝密会见录》的部分资料，并打算在适当时候对这份资料仔细地进行再调查和整理。岁月匆匆流逝，我却一直没有机会着手做这件事。这期间，参加了外交史料馆工作，当时是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的细谷千博和当时是筑波大学教授的臼井胜美与我商量，能否把保存在林出家的这些资料交给外务省收藏。我也认为虽然《绝密会见录》的正本因战乱而丢失，林出贤次郎留下的是副本，但是这份珍贵的记录应该由外务省的外交史料馆收藏并公开，用于研究，这也一定符合贤次郎的遗愿，于是和贤三进行了商量。贤三爽快地答应了我的提议。从这以后，《绝密会见录》便由外交史料馆收藏。晚年的贤次郎整日在慈光庄书院读书诵经，在书院深处整理的有关“满洲国”时代的日记也被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收藏。我和《绝密会见录》的缘分，原本就是从与宪政资料室的广濑顺皓聊天开始的。《绝密会见录》是我准备了二十年的题材。与《绝密会见录》的相遇，也使我认识了很多人。和歌诗人、作家迈见久(音译)便是其中一人。迈见曾去和歌山调查《绝密会见录》，并前往北京与溥杰见面，但是自己并没有执笔有关《绝密会见录》的书籍。她早就劝说我写这本书，于是在这个春天，我再次走访了中国东北部，曾经的满洲。战后六十年的今天，日本急速地趋于保守化，国家主义抬头。一些政治家、媒体、评论人也有趁机进行煽动的倾向。“九·一八”事变成了昭和历史的转折。在这股湍急的历史浊流面前，许多保持冷静的人想截住这股浊流，可是他们发出的理性声音在军部和恐怖事件的威胁下被这股浊流吞噬了。如果失去与亚洲近邻各国的友好和相互信任，日本是没有前途的，这一点不言而喻。现在大家究竟需要什么？如今回顾思考“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建国”时代，两国所走过的历史，应该不会徒劳无益吧。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书在引用《绝密会见录》时，将文字改成了最新版本，并适当地进行了换行和添加标点符号。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受到了各方的关照。其中有对我进行了有关陆军知识指点的三十年来的知己——军事史研究第一人森松俊夫，特别应该提及的、使我有幸与《绝密会见录》这一珍贵资料相遇的林出贤三(已故)和原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广濑顺皓(骏河台大学教授)，以及协助解读《绝密会见录》、当时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工作的资料保管员栗原健。在此，我再次向诸位深表谢意。我的友人——藤泽隆志编辑参加了本书的编辑，可以说没有藤泽的鼓励，我不可能执笔此书。幻戏书房编辑部的田口博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在两人的全力帮助下，我终于写成了这本书。在此，我再次向两位表示衷心感谢。中田整一2005年8月

内容概要

中田整一，1941年（昭和16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从九州大学法学部毕业后，1966年进入NHK电视台工作。作为制片人，参与了《日本史探访》、《NHK特集》、《NHK特别节目》等主要以现代史为中心的历史记录片的节目制作。制作了《监听戒严指令——有关二·二六事件的秘录》、《记录昭和》、《被抹杀的真相——二·二六事件东京陆军军法会议秘录》、《大英博物馆》、《记录太平洋战争》等多部作品。1988年，荣获广播电视文化基金个人奖，此外，还获得过文化厅艺术节优秀作品奖，日本新闻协会奖等多种荣誉。 中田整一历任NHK电视台编成主干（特别节目部部长），NHK教育台常务，大正大学教授。曾参与撰写《大英博物馆·全六卷》（NHK出版社，合著，1990）、《太平洋战争·日本的败因·全六卷》（角川书店，合著，1993）、著有《Muntinlup的夜已深——气节之女·渡边滨子的一生》（NHK出版社，2004）。

书籍目录

推荐序

献给中国读者

前言

北京·1985年

莫斯科·1990年

第一章 我与《绝密会见录》的相遇

被埋没了的“满洲国”最高机密

关于林出贤次郎

林出受到溥仪的绝对信任

外务省和“驻满洲国日本大使馆”的苦恼

栗原正、谷正之和《绝密会见录》

《绝密会见录》的记录方式

《绝密会见录》的舞台

第二章 “满洲国”建立前夜

围绕“满蒙问题”的各种声音

抬出清朝废帝溥仪

汤岗子温泉秘密之行

事变扩大和对日国际舆论恶化

东北四巨头会议与“独立宣言”

“满洲国”的“国体”

第三章 签订“日满议定书”的舞台背后

汤岗子温泉的溥仪·板垣会谈

秘密协定及秘密来往信件

苦恼的郑“总理”在签字仪式上

日本走向被国际社会孤立之路

第四章 “执政”溥仪的小阳春时代

《绝密会见录》报告开始

武藤军司令官和“执政”溥仪

热河之战与国际联盟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塘沽停战协定

昭和天皇和“九·一八”事变

溥仪对国际局势的关心

武藤“大使”首次谈及“帝政问题”

第五章 沙暴中的“帝位继承”仪式

“龙袍”和陆海军大元帅的礼装

邀请“皇帝”溥仪访日的动机

秩父宫访问“满洲国”

林出未能正式进入“宫内府”

第六章 因访日而日渐渺茫的“清朝复辟”

围绕“复辟清朝”的各种交涉

溥仪的想法因访日而改变

发布“回銮训民诏书”的意图

溥仪对天皇威严的利用

第七章 “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

“御用挂”吉冈安直上任

天津相遇

溥仪、溥杰兄弟的背信

建立“建国神庙”与“复辟清朝”偃旗息鼓

第八章 傀儡“国家”的内幕

被排挤的忠臣郑孝胥

紧急会谈与溥仪的期待

人事组阁遭受挫败

张景惠“总理”的“两只蚂冷”之说

第九章 浮出水面的“皇位继承”问题

爱新觉罗一家

“皇位继承”与“侧室”

溥杰寻找“日本新娘”

南军司令官的“二·二六事件报告”

“海拉尔事件”的冲击

溥仪的逢迎与植田的忠告

第十章 围绕“帝位继承”的密约

溥仪的健康秘密

溥杰的新娘候选人让溥仪失望

日本移民与“满洲国”原住民

溥杰的婚姻

“皇帝”和关东军的密约

“帝位继承法”的颁布

溥杰和嵯峨浩的婚典

第十一章 在中日战争中动荡的“满洲国”

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

《绝密会见录》中的中日战争

溥仪对浩的猜疑

回到“满洲国”的石原莞尔

第十二章 1938年《绝密会见录》的终结

突如其来的“宫内府行走”解聘

记录者林出贤次郎的执著

《我的前半生》与《林出日记》

各打算盘的“满洲国”

后记

主要参考文献

相关年表

编辑推荐

伪满皇宫博物院特别推荐《溥仪的另一种真相:秘藏在日本的伪满皇宫最高机密》。

作者简介

《溥仪的另一种真相》作者中田整一曾是NHK电视台近代史记录片的制片人，在进行二战题材取材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历代关东军司令官的“绝密会见录”。“绝密会见录”由一直担任着溥仪的随从翻译林出贤次郎暗中记录，内容包括溥仪和关东军司令官等日本要人的会谈内容，堪称伪满洲国的最高机密。

《溥仪的另一种真相》稿围绕《绝密会见录》展开，作者又进行了多方实地佐证，并在和其他资料进行比较对照的基础上完成了本书。作者从庞杂的绝密文件中，以全新的视角解读了和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有所不同的历史真相。内容包括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之间相互欺骗，相互利用的对话、“日满议定书”的签订 、关东军对“满洲国”的操控、溥仪的健康秘密、人事对立、关于帝位继承问题的密约、溥仪不得不放弃复辟清朝等，全书共计20万字。在出版后获得日本每日新闻社主办的“第60届每日出版文化奖”。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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