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章节试读

《法国史》的笔记-第851页

第851页原文：这其中不仅仅是雇佣劳动者——当时他们的人数仍然太少——还有城乡消费者，他们都从千百年来的本能反应出发，对基本生活品的自由流通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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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也大概了解大革命和大革命前法国的农业以及经济十分落后，经受不起天灾人祸的折腾，不然就会导致物价腾贵甚至是饥荒。此一条论述，却让我深深怀疑，大革命前的法国农业和经济，到底是落后到什么样的程度，不仅仅是落后二字所能形容，甚或是原始。最普通老百姓，都反对基本生活品的自由流通。换句话说是为了在经济动荡与饥荒时，能确保自己能储存足够数量的物品，渡过危机。法国革命中不断反复的折腾，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就来自于农业歉收以及政府滥发货币导致的物价飞涨。虽然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源以及对外战争的需要是滥发货币导致物价飞涨的原因之一，但落后的农业以及经济肯定是更重要的原因。
法国革命前的经济，虽然经历过一个长期的繁荣过程，使得出现一个所谓新兴的资产阶级。但这种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和奢侈品生产与对外贸易有关。而最基础的农业，以及关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行业却应该是十分落后。长期的畸形的经济繁荣导致物价不断上涨，普通老百姓并未从经济繁荣上获得好处（所以才革命）。而一旦天灾人祸出现，老百姓遗传下来对恐慌采取的自保行为，就是最明智的选择了，比如限制粮食流通以及给粮食制定最高限价等。而这些，正是大革命时法国资产阶级所希望打破的传统，确立经济和财产自由。而经济和财产自由，在当时是与许多老百姓的利益相矛盾的，他们需要生存的自由。说到底，还是过于落后的农业以及经济所导致。

《法国史》的笔记-第十六章 巴洛克时代的法国 - 第十六章 巴洛克时代的法国

这一章开头一句：“作为王位的法定继承人，亨利四世在先王死去的次日便发现自己几乎是孤家寡人，没有臣民，没有高等法院，没有钱”。开头这一句让我十分的疑惑，既然是法定的继承人，为什么又是孤家寡人无人支持？后来查维基百科，原来他作为开创波旁王朝的首位法国国王，是在法国瓦卢瓦王朝最后一任国王亨利三世无后，他作为法定的顺位继承人，才继承了法国国王。他并非亨利三世的亲生儿子，他在巴黎原本并没有自己的根基，他只是法国众多贵族之一。只是因为他的血统关系，所以在他继承了亨利三世的王位后，才会感觉自己力量薄弱。
这本书，似乎他们写作是面向法国人自己的，不少基本的政治史背景缺乏介绍。也许因为年鉴学派的人（主编据说就是年鉴学派的）本身忽视这方面，也许也因为他们以为这些是法国人耳熟能详的，所以就将更多篇幅放在别的地方了。另外，关于错综复杂的法国历史的因果脉络，这本书介绍的也并不太清晰。但不可否认，这本书是介绍法国历史最详细的一本了，国内还找不到能替代这本的书。
参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A8%E5%88%A9%E5%9B%9B%E4%B8%96_(%E6%B3%95%E5%85%B0%E8%A5%BF)

《法国史》的笔记-第十六章 第四小节 - 第十六章 第四小节

这一小节开头几部分，回答了关于法国为什么会走向绝对君主制这个问题。他说关键点在于法国总是处于与英国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不断的争霸之中，连年的战争不容许该国发展出像英国那样的宪政制度。反倒是集权的战时军事体制，更有利于将国家机器高速运转起来，以此打败敌人。敌人因这个体制被打败了，但同样这个体制也制服了国家内部多元的力量，法国因此而走向绝对。而英国正是由于受海洋的保护，不易受侵略（英国一直没有常备陆军，但有强大的海军），所以发展出宪政制度，允许贵族有自己更独立的地位，也不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危。类似的，中国汉武帝与匈奴争霸时期，也加速了汉帝国往中央集权方向发展的步伐。
英国贵族与法国贵族，虽然都有自己的封地，但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法国贵族的封地通常连成一片，自己是自己封地的君主，自己靠从下而上的人身依附导致的效忠。而英国贵族的封地通常会分散在许多地方，更类似一个大地产所有者，拥有土地的商业利益。法国通常传统的佩剑贵族，就是指的这些土地贵族，他们的收益来自于土地，自给自足的经济加上封建效忠，使他们更类似一个个地方独立王国。而英国的贵族通常会参与到海外和国内贸易之中（经商贸易在当时一直被法国佩剑贵族鄙视），因贸易而将贵族与他人与整个国家的利息连接在一起，因此社会更加扁平化。英国贵族武装割据，并且对外夺取土地对自己也没好处，主要的利益在商业贸易，而且英国国王拥有绝对的力量来消灭武装叛乱者。英国多元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又不会危害英国整体的利益。相反多元的力量更有利于国家对内对外的经济贸易，国王也能从此得到好处。
法国的贵族类似于一个个独立王国，所以法国国王为了国家的安危，为了能与他国争霸胜出，所以必须逐步的消番，建立自己的权威。国王依靠建立自己的官僚体系，将自己的权力伸向法国各地，可以向各地征税，干预各地的人事任免。而这个官僚体系向工商业富豪开放，出售官职给他们，这又为他培养出了一个所谓穿袍贵族的阶层，这个新贵族阶层成为国王抗衡配剑贵族的重要力量。法国国王制服了各个地方的诸侯，建立起了统一和平的法国，这为所有法国人尤其是工商业富豪带来好处，所以他们自然支持法国国王。而法国国王也喜欢制造教士与佩剑贵族与穿袍贵族之间的各种矛盾，好从中渔利。
不过这个体系，给法国带来了内部和平，有利于法国人的生产生活。但是同时又阻碍了法国经济的发展，阻碍了法国向外殖民的力量。因为整个社会的阶层有了多余的财富，就用来购买官职或者土地，以取得贵族的地位。而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或者用来扩大海外贸易乃至向外殖民。社会各个阶层全部围绕着王权打转转，中央集权的巴黎王权控制了这个国家方方面面，使得贵族们完全是内向的，不像英国的贵族那样外向扩张。所以当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革命的巴黎市民控制了中央集权的心脏，于是几乎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国家。
当然，我还有疑问，仅仅拿法国受其它国家的威胁作为法国王权发展成绝对君主制，似乎这个原因还是单薄了一些，应该还有其它的因素。而我上面几段谈到的，只是法国走向绝对君主制的过程以及方法，但不能算是原因。或许法国那种大陆国家，其自然条件相比英国更有利于发展农业而不是工商业。而本身的经济基础，又导致法国产生了一个个类似的，依靠人身依附关系而产生的封土诸侯，位于巴黎的法国国王与别的诸侯内部结构上也一样。所以人身依附的关系，导致由下到上的绝对效忠，巴黎战胜了法国其他的诸侯，也只是将这种效忠体系换了一种方法，变成更绝对的方式，在全法国体现出来了。

《法国史》的笔记-第770页

第770页原文：1789年，路易十六在饱受教训后才明白，甚至在国王可作为绝招来使用的军队中，也不存在盲目的忠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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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清朝最后两年时，摄政王载沣与张之洞的对话，“怕什么，有兵在”。事情发展到无可救药的最后关头，有兵也无济于事，最先起事的恰恰就是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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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什么，有兵在”能风行天下，应归功于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瀛台落日》，这是慈禧系列传记的最后一部。高阳写晚清史的书，不管是小说还是历史随笔，都可作信史来读。然而，小说家言终究是一种演义，且高阳说史，多刊于媒体，为稻粱谋，故要迎合读者的口味，将一些历史细节世俗化、八卦化。譬如这一节，话说在1909年，直隶的士绅认为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吕海寰非去不可，庆王奕劻有意保举徐世昌兼办，张之洞闻听此事，带病入宫，请摄政王载沣召见，直言相询，有无其事：
　　“有的。庆亲王保他‘才堪继任’。”
　　“虽然才堪继任，无奈舆情不属。”
　　“舆情不属？”载沣笑笑：“是直隶绅士的意思。”
　　绅士跟小民的利害是不同的，张之洞不便细陈，只说：
　　“不然！舆情不属，而且会激出变故。”
　　“怕什么！”载沣淡淡地说：“有兵在！”
　　张之洞像是脑前被捣了一拳，顿觉喉间有什么东西上涌，而且自己微微闻见腥气，口一张，一口鲜血吐在摄政王载沣面前……
　　这段对话并非高阳凭空臆造，而有其详实出处。张之洞的年谱有两本，我未尝见许同莘版，且以胡钧版为例：吕海寰革职一节，恰如高阳所述；然而，高阳说庆亲王荐徐世昌接任此职，胡钧撰《张文襄公年谱》（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82页）却说是载涛、载洵二贝勒荐唐绍仪（该版作“怡”）。考二人生平，徐世昌兼办过京浦铁路，唐绍仪曾担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应以前者为是。年谱出错了。
　　接下来，年谱记载了监国即摄政王载沣与张之洞的对话：
　　监国以问公（之洞），公曰：不可，舆情不属。
　　（载沣）曰：中堂，直隶绅士也，绅士以为可，则无不可者。
　　（之洞）曰，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
　　（载沣）曰：有兵在。
　　（之洞）公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法国史》的笔记-第500页 - 第十三章 苦难时代

历史在中国教育中常常被简化为单线条的历史。一个梗概式的框架，没有对人性的追溯，没有对民族矛盾的回顾，对过去生活的细节般的层层抽丝拨茧。历史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历史是细微的、冗杂而漫长，残酷而冰冷的。当教科书内沿袭的还只是“苦难早已过去，伟大的党已带领我们步入新生活”这样的基调时，“党”的形象是僵化的、冰冷的、雕塑一样没有血肉之物。睿智的做法是告诉新成长的这一代孩子们，“党”虽然推翻了过去，但是苦难没有结束，“党”也是人，它会犯错，它也有极不合理的地方。所有的孩子的伟岸需要一个平台来供给他，让他们产生一种要扶持现下这种制度的观念。“党”没有做到这一点。它在极力强化自己的功绩时，充分暴露了一种虚荣和孤独。强悍的父母生养的孩子往往绵羊一样温顺，而温顺的父母生养的孩子却经常狼一样凶猛，因为他们意识到要去保护自己的父母，使他们免遭危害。在《法国史》中你看到了一个真实鲜活的国度，它也曾虚弱、伤痕累累、惨遭蹂躏，它在暗示需要一些强有力的才人来治愈它。这才是一种充满人性发肤之暖的历史。历史不是一项洗脑，教科书也不应该成为洗脑，让所有的过往变成为现有政权奠基的垫脚石。它的真正目的是培养孩子对祖国的热爱，不只是对它过往成就的傲然，对耻辱的介怀，还有对现在这个政权充满一种恰到好处的关怀。这个比例的拿捏，是如此关键的一步，但是国家没有做到。国家对自己的孩子，不仅仅要展示强的一面，更在要紧的时候，要展示自己虚弱的一面。强，乃塑造身为国人的骄傲；弱，乃塑造国人的自强不息。前者，是肉；后者，是灵。在前者太盛后者太虚的时候，国家看上去毫无生命力和朝气；反之，则国家空有心而力不足。

《法国史》的笔记-第548页

关于司法体制这一节，写了好长一大段，但关于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关于巴黎高等法院的具体职权，依然没有说清楚。只是罗列了一大堆事件和数据，但是依然缺乏具体关键的内容，所以很多疑问并没有弄清楚。

《法国史》的笔记-第439页 - 贵族文学和新文化

突然明白为什么将法语称为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这不是关于法语本身。而是法语在12世纪左右，由虔诚路易统治将教权和王权结合以后，带给法语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当时法国的强大促进了法语对世界的影响力。曾经四分五裂，遭受无数外邦异族蹂躏摧残的法国，因为过去的破碎和分裂，此刻再度团结起来，其所形成的那个紧密、振奋、相较于其他国家都更加新鲜并且坚不可摧的精神纽带——就是基督教。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国内教科书都倾向于丑化虔诚路易，称之为懦弱、胆小之徒。。。很明显的，法国人的精神得以重振，很大程度归因于此。而法国文学也因之充满了彼岸高贵的情怀。。。甚至包括当时风靡法国的哥特建筑，都在体现着一种对光明、飞升、高大壮美而且气度恢宏的宗教追求。。。难怪其他国家开始迷恋法国的文学，文学就是人类精神追求的体现。一个民族精神追求愈高远奔放，它的文学也就愈气势宏大令人仰羡，并因此原因，法语博得了世界其他民族对它的热爱，开始追逐它的韵律……

《法国史》的笔记-第六章 墨洛温王朝时代 - 第六章 墨洛温王朝时代

国王要召集军队时，就求助于其派往各个居民点的代表，这些代表就是“伯爵”。
伯爵拥有全权：掌握行政权、司法权、财证权和军权。伯爵有可能成为公正的法官，也有可能成为暴君。他的周围也有“显贵”（boni homines）相助，帮助他主持法庭，根据他的法律作出审判，或者利用他的绝对权力剥削人民。
伯爵没有薪俸，因此他们有意增加罚款和税收，以致百姓们转而支持居民区的二号人物：主教。
事实上，自从国王皈依基督教之后，主教就已经成为国王权力的另一位代理人。
在日耳曼人入侵的时候，主教承担起保护民众、与侵略者谈判和修复围城后留下之废墟的责任。当征税人所索要的赋税过重时，主教也会干涉。
主教们不仅干涉与教士有关并按教会法处置的司法案件，他们也介入所有普通公民的案件。
主教们利用世俗世界的困难，将他们的世俗权力进一步扩大，甚至到7世纪末，他们成了居民区唯一的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