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漠之间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8-07
ISBN:9787101061635
作者:刘浦江
页数:420页
章节摘录
奚王府与五院、六院的情况类似。《辽史?营卫志》谓“奚王府六部五帐分”，《圣宗纪》统和二十年十二月有“奚王府五帐六节度献七金山土河川地”的记载，《地理志》则说“五帐院进故奚王牙帐地”。这说明在奚六部之外还另有五个帐族存在。奚王和朔奴统和八年上疏日：“臣窃见太宗之时，奚六部二宰相、二常衮，诰命大常衮班在酋长左右，副常衮总知酋长五房族属。”④《金史?奚王回离保传》谓“奚有五王族，世与辽人为昏”。由此可知奚王府内五帐分就是奚王五房族属。如果将所谓“族而部者”和“部而族者”理解为部落兼有帐族之意，那么五院部、六院部以及奚王府确实都符合这种情况(《营卫志》将室韦也列入“部而族”一类，因辽代室韦的部族组织不详，故略而不论)。
前言
《松漠之间》一书，记录了我近十年来的学术轨迹。 我的辽金史研究最初是由金史入门的，自1990年代后期起，逐渐将研究重心从金史转向辽史和契丹史。这时我才深切地感受到民族语文对于辽金史研究的重要性。
内容概要
刘浦江，1961年生于上海，祖籍重庆垫江。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1983—1988年在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任教。1988年4月调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专业领域为辽金史、民族史，兼治宋史。著有《辽金史论》(1999)、《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2003)，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史》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
书籍目录
自序
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辽朝国号考释
辽朝“横帐”考——兼论契丹部族制度
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
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
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
辽《耶律元宁墓志铭》考释
“系邻王”与“阿保谨”——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二题
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金中都“永安”考
春水秋山——金代捺钵研究
金代“使司”银铤考释
再论阻卜与鞑靼
辽代的渤海遗民——以东丹国和定安国为中心
《金朝军制》平议——兼评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
李锡厚《临潢集》评介
附录刘浦江学术论著目录
后记
编辑推荐
《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体现了其着力于新材料与新问题的研究取向，为其于辽金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
作者简介
长期以来，辽金契丹女真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别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史研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字史、契丹研究的潜在价值而言，如果能够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将不亚于突厥语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
本书收录了刘浦江先生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方面的17篇论文，记录了其近十年来的学术轨迹，体现了其着力于新材料与新问题的研究取向，为其于辽金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对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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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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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来惭愧，我是前不久才无意中得知刘浦江先生所著《松漠之间》一年前就已问世。这本自选集收录了他治辽金史二十年来的17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代表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细读这本集子，字里行间令人感动的不仅是对一千年前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洞见，还有一位学人的学术关怀和严格自我要求——因为历史毕竟都是人写的，我们读史不仅关心“史”，更重要的还有“人”。亚洲内陆腹地的诸骑马民族，曾给世界史造成极深远的影响，但内陆亚洲史却向来是史学上一个以艰深冷僻著称的园地，而辽金史研究又是这一冷门之中的冷门。学界并非不知辽金两朝在中国史上的重大意义：自中唐东亚政治格局崩溃，契丹崛起于东北松漠之间，南取燕云十六州，迫使此后历代中原王朝不得不对西域和蒙古高原采取消极守势，而全力防守东北方向之强敌；中国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开封而一路向东北迁移至北京，并由此而与西域陆路断绝，对外向东南走海路，以及金元清三朝建立，都可追溯至契丹崛起这一最初的蝴蝶翅膀扇起的微风。尽管历史意义重大，但辽金两朝留下的文物典章不富，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早已死亡，这一领域实在是要极其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矢志终身耕耘的，其中甘苦，非仅“坐冷板凳”四字而已。治史有两大苦：史料太少、或是史料太多。辽金史无疑属于前者，其史料不仅支离破碎、多舛误，需要大量的拼接、释读、辨识工作，又常容易以主观想象补上遗漏环节；而且还有许多是死文字写成，全世界能解读的也不过数十人，而这少量专家的意见也常常并不统一。因此仅史料掌握一项，已使辽金史成为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迷宫。不过史料少也有好处：那就是只要肯下苦功，可以较全面地掌握，不像近现代史，仅仅是档案电报之类原始史料便已如汪洋大海。刘浦江先生是极注重“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的严谨学者，而事实都得从史料中来，所以他极为注重基本功，在本书问世之前便先穷尽搜罗相关论文，写成《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并下决心研读已成死文字的契丹、女真大小字——事实证明，他的这些努力是非常值得的。二、刘浦江先生治辽金史是以金史入门（金史史料较多，且多以汉文写成），然后在十余年前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辽、契丹史研究。本书中金史相关论文仅占三分之一弱，就可看出他的这一学术轨迹变迁。但辽契丹史研究与金史相比又“冷”了很多：辽代文物制度远逊金代，而且在二十四史中，《金史》向称良史（虽然他觉得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辽史》却“可以说是二十四史中内容最简陋而错误又最多的一种”（页28），为历代学者诟病不已，诋为“秽史”。而明清时对辽史又极忽视（如明朝只有一本辽史著作《辽小史》），以至于我们至今对这一王朝的了解和认识“仍是十分肤浅的”（页124）。《辽史》之所以修得如此差，除了成书仓促（仅费时11个月，可谓神速）、潦草成编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在于：1343年元人修撰时，辽朝已灭亡218年之久，本已不多的辽代文献典章此时更遗失散落极多。除《后汉书》以外，没有哪本正史拖这么久才修的，而迟迟不修《辽史》的原因则是金元两朝数次激烈争论而不能决定的辽王朝正统性问题。本书以《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一篇冠全书，不仅是编排体例的问题，实际上也高屋建瓴地奠定了基调：从辽金王朝自身的视角去看待他们自身（而不仅是从宋人的角度将他们视为边缘政权）、以及这些形象在历史中的变迁。在对辽朝国号、横帐、头下制度、青牛白马传说、契丹人名、契丹语言资料等篇什的考证中，刘先生显示出极为扎实的考证功底；虽然这些都是辽史上反复出现的老问题，但他仍能在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翻新出奇，给出现有条件下更完满的解释。而且他并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能深刻意识到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更深远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意涵——以辽朝国号为例，他考证梳理的最终意图并不是为了搞清这一王朝何时何地用“辽”、“契丹”或“大契丹”国号这一事情本身而已，而是更上一层，以清楚地揭示辽朝对草原和定居文明的二元统治制度，以及辽代政治家对自身统治的自我认识及其变迁。刘先生深切意识到“由于受制于有限的文献资料并深受传统史学方法的桎梏，迄今的民族史研究在深度上尚难以企及早已相当成熟的断代史学”（页124）。在其1999年出版的《辽金史论》自序中，甚至感叹国内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迄今“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在这样的语言背后，我想不如说是一个学者对所在研究领域的期许——他心目中隐含着一些标尺，以此作为自我鞭策和警醒。正是在这种戒慎戒惧和自感不足的自我要求下，他敢于不断挺进，以追求重大题材、追求难度系数大的问题这两个原则要求自己。辽金史研究的前代学者，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对史料及他人论著的掌握不够穷尽（这有当时传播技术上的原因），二是通常不懂契丹、女真文，也缺乏对考古材料的重视。这两点在本书中都得到了相当大的补足。不仅如此，刘浦江先生还常意识到研究辽金史不能划地自限（自序页1：“我总觉得，长期浸淫于一个学术领域未必是一件好事，当你对史实和材料越来越熟悉，出成果也越来越容易的时候，也许就快要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泥沼了，那将意味着学术创造力的枯竭”），应打通辽金史、宋史、契丹女真语言研究之间的隔阂，改变学术领地越划越小、彼此不通、各自为政的局面（其实这一现象在西夏史研究中同样极严重），他甚至尝试以文化人类学方法来解读契丹人名，“结果我们很欣慰地发现，契丹史的研究其实还大有深入的余地和展拓的空间”（页125）。这是都是非常积极的探讨，表现了一流学者的雄心和更宏大的学术关怀。对契丹文字的研读、辽代墓志碑刻研究（材料掌握上）和人类学知识（方法论上）的运用，都为辽金史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是现在新一辈学者比上辈学者有所突破的地方——要超越前人，可能也不得不如此。中国学者以往研究亚洲内陆民族史的，除了少数人（如亦邻真）外，大多都不懂其语言文字（如王国维、洪钧等都不懂蒙古语），这是一个严重缺陷，也是现在学人努力弥补的。刘浦江研读契丹文并重视刘凤翥、金啟孮、乌拉熙春等的契丹女真文研究，专治中古北族史的罗新也同样致力于古突厥文，以求第一手原始史料的准确性。这种态度必然影响整体的治学态度。虽然对20世纪辽金史论著搜罗无遗，但从论文引用材料来看，刘先生还是最重视原始史料，大量引用第一手的资料（虽然对舛误甚多的《辽史》不得不批判地加以谨慎引用），在史料无法直接说话的情况下才引用现代学者论著的观点。事实上，他对一些现代学者的观点是多有保留意见的。如陈述先生是辽金史领域前辈学者中的学术权威，但他对契丹女真文不了解，推测辽代“头下”一词源出扶余语，刘先生就毫不客气地批评此说“纯系一种猜测，并没有什么语源学和历史学的依据，故很难令人相信”（页75）。更不必说对于方壮猷1930年发表的《契丹民族考》80%抄袭自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篇》一事的不满，刘先生明确指斥这是“剽窃行为”，在页116和页203两处特为揭示。他对学术讨论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对于宋史权威王曾瑜所著《金朝军制》，他预先致函作者，提出独立而公正的评述，“书评写好后不打算送他过目，并由我自己找地方发表”，其次连带综合评价其辽金史研究；在文中也不隐讳地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对王曾瑜未能重视考古材料也颇表遗憾。对于辽史研究学者李锡厚率真而毫不留情的批评，他则觉得“再正常不过了”——他这么说的时候，让人相信他真的是如此坦诚地想的，因为读完全书后我的感觉是：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因此，才使我这样一个对辽金史不过稍有所知的后学晚辈敢于提出一些私见和批评。三、内亚史研究学者丹尼斯•塞诺曾说，内陆亚洲史研究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单篇论文的价值常常比一本专著更高，例如学术泰斗伯希和“由于对任何宣称能够解释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有着正确的不信任，他从未能够下决心去写一部综合性专著”。但塞诺也说：“内亚历史学有一个令人遗憾的怪癖，那就是提出错误的问题，集中精力去澄清一些始终含混不清、无关痛痒的事情。”这些也是辽金史研究中经常看到的现象。近三十年来的几部辽朝断代史专著，说实在的大抵价值不如这本《松漠之间》中一些论文为高。刘浦江先生治辽金史二十年，只出了包含本书在内的三本专著及70篇论文——而这三本专著中其实两本是论文集，一本是辽金论著目录学书籍，都不是横断一代的综合性专著。当然，任何一部综合性专著，必须要有坚实的基础，犹如建城堡须有一块块城墙砖和石头垒砌成，尤其辽金史的状况常常只是一堆瓦砾，如想以此为建材仓促造城，难免成为批评的活靶子。但史学家最终还是须致力于尽可能真实地全面理解和还原历史，因此辽朝始祖的契丹语名字究竟应读“阿保机”还是“阿保谨”，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契丹王朝，委实贡献有限。当然，刘先生现在也正当壮年（48岁），或许他只是想扎实根基、整顿一地瓦砾之后再重建整个历史画面。不过从《松漠之间》全书来看，他的治学途径是极端看重材料掌握和考据功底的（页389：“穷尽史料是研究辽金史的基本前提，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一切都将无从谈起”），以至于让我觉得不免有些强调过甚了。章实斋有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刘先生可谓沉潜者。正因此，他倾向于认为近百年来辽金史研究“之所以始终比较沉寂，在各断代史研究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而且由于没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无缘形成学术新潮流”（页387）。他列举近代以来几乎各断代史都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连西夏王朝都有黑水城文书，“惟独明史和辽金史没有重大的新发现。明史研究一直比较沉闷，可能与此有关；辽金史研究的困窘则更能说明问题”（页393），可谓三复斯言。新史料出土固然能极大推动学术发展（没有甲骨文，殷商史很难重建，更不可能为显学），但认为缺少新史料就难以取得进展，窃以为也是偏颇的。明史研究并未如他所言那么沉闷（当然他说的是学术研究意义上，并非《明朝那些事儿》这类市井读物），而他列举魏晋南北朝“新近也有吴简出土”，如我们所知，20世纪魏晋南北朝史取得了重大进展，而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罗新等数代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新史料者甚少。固然没有史料，一切无从谈起，但治史却不能寄望于此——钱大昕天纵奇才，但他早生数百年，不可能赶上研究甲骨文。史学家最关键的学养还是史识：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引材料大抵都是最习见的正史材料，而独能阐幽发微，道前人所未及，确为一代良史风范。即使今人在史料的占有上超越陈氏，却不见得能独具他这样的洞见。而且容我直言：片面强调史料占有，将使路越走越窄。钱钟书曾尖刻地批评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考索颇劬，于词章之学却无解会”，这也是汉宋之争的变形：汉学重视考索，宋学却致力于义理的探索，而视名物训诂为破碎琐屑；但强调过甚的话宋学又流弊于空疏。这两者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说到底，还是要靠人：新史料的出土不可预见，那么只有方法论上的改变：或是将原先不视为史料者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陈寅恪“诗史互证”即一例），或是引入新的方法论，改变视角甚至达成典范转移，这一点本书中引入文化人类学便是。但刘先生对原始史料极熟，对人类学等新方法则显得有些不够熟练，这一点上王明珂已有突破性进展，王氏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利用也是刘先生有所不及的（本书中只有少量引用日文论文，英文论著更少）。刘先生的一些观点我也有保留意见。如《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一文，强调彻底汉化是金朝覆灭的原因，认为“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页268），这一判断窃以为是有些过甚其词了。铁木真1206年称成吉思汗（同一年金朝宣布允许猛安谋克户与州县民户自由通婚。次年“诏策论进士免试弓箭、击毬”，刘先生认为这是彻底汉化和金朝军事力量衰败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但金朝1234年才在蒙古、南宋夹击之下灭亡，抵抗蒙古军28年之久，在蒙古的敌人之中算是极顽强的一个，无论如何很难说是“不堪一击”的；而金朝作为蒙古世仇，蒙古对灭金战役一向是倾尽全力打击的。如刘先生所言，“金朝之亡国，并不是由于君王的无道、政治的腐败、吏治的衰弊”（页265），纯因军事力量不及外敌强大，但说实在的，在不世出的军事天才成吉思汗所率的史上最强大游牧骑兵面前，金朝即使不汉化也未必能改变覆亡的命运。汉化最多只是未能延缓这一进程，根本原因仍是金朝未能控制蒙古高原的局势（这又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何况汉化也为金朝带来好处，即增强其合法性，金覆亡时奋力抵抗的忠臣义士大批涌现，为历代所罕见，即是明证；这是汉化甚浅的辽元二朝没有的事。从全书基调来看，刘先生基本是将辽金史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的，而非置于整个东亚或欧亚大陆格局下，很少谈及当时国际政治。研究的重点也是相当传统的政治史、文化史，利用的考古材料多限于墓志碑刻的文献价值，而少艺术和人类学意义上的解读，对外交史、生态史等着墨也极少——辽代崛起“松漠之间”，正因辽河上游曾有开阔的八百里“平地松林”，这片林地此后被砍伐殆尽，是中国生态史上一个著名事件。而且虽然意识到了辽宋金史应兼通（这方面前些年出版的《澶渊之盟新论》兼跨辽宋史研究，颇有价值），但对宋史及宋人对辽态度、辽的存在对宋的意义等问题，却也未予探讨。自来有治宋史而兼治辽金史者（如《邓广铭治史丛稿》），治辽金史而兼宋史者却甚少。当然每个学者各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读者也是不可强求的，正如我们如果“遗憾”生态史学者未能兼及政治史，或许也会让当事人有些不知所云。附带说一下：刘先生在后记中已谈到书名《松漠之间》不巧与林梅村一本专著同名，他“踌躇再三，决意仍旧维持原名”。虽然本书较林著晚出一年，但确实更适合冠以“松漠之间”，中国史上“松漠”是有特定含义的专指，代称辽金，所谓辽代崛起于“松漠之间”乃是前代习语。林著则集中讨论中西文化交流史，与辽金史无涉，只不过所讨论的历史地理区域在中亚沙漠和额尔古纳松林之间，而以此为名，对于知道“松漠”一词特定含义的人来说，林先生所取书名实在不无误导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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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辽金史方面的专著合集，正好微信里看到这样一个段子：说感觉中国真是越来越文明了，酒席间介绍别人都是这个模式：这是谁谁谁，他爸是公安厅厅长，这是谁谁谁，他爸是电力公司经理，……于此我十分感动，合着古希腊就是这个范儿啊，阿喀琉斯出场时道：我，阿喀琉斯，英雄帕硫斯之子！！！这个段子让我想起土耳其人的一种直系亲属联名的现象，在有的人名字后面的是跟着爸爸的名字，有的人干脆就用爷爷的名字。刘浦江老师在本书的《契丹名，字研究》一篇里，以解读契丹小字为基础，讨论契丹人亲子连名的名字制度。同时辅以文化人类学的材料，以国内西南的佤族，瑶族，纳西族的姓氏为重点，用比较的方法推断出契丹人的名字属于父连子名，其制度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但是刘浦江老师的探索就仅仅止步于名字的字面了，对于这种名字制度的成因和功用，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在契丹人的观念中想必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我的一位朋友曾经去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社区做田调，起初他在社区里遇到最大的困难，所来自于身份无法获得社区居民的接纳。原来阿拉伯人在相互介绍时，一定要冠以家族的姓氏，姓氏相当于名片让对方获得你的出身，门第等等第一手的背景资料。我的这位朋友虽然通晓阿拉伯语，但是毫无家族背景可言，也就无法获得对方的接受和认可，所以田调的初期处处碰壁，问题直到当地的一个家族愿意接纳他并赐予他冠以家族姓氏，他才顺利地融入当地社区，被当地人所接受完成了田调工作。我还看过一篇资料，讲那个民族以儿子继承爷爷名字再冠以自己本人名字的起名方式，这样做的目的时每个人都可以牢记自己父系家族的谱系。牢记谱系有一个很实际的功用，那便是缔结姻亲之前双方的父亲碰头，向对方说出祖上六辈直系亲属的名字，以防近亲之间发生婚姻关系，导致道德和遗传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契丹人的名字制度，在社会功能和习俗信仰方面一定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在刘浦江老师另一篇《女真的汉化道路和大金帝国的覆亡》里，我认为还有很大深究的空间。刘浦江老师论述的逻辑是这样，首先女真族生活环境生产习惯与汉人相近，所以容易被汉族同化，其次是向汉地移民，建立汉族官典制度更加速了汉化的进程，然后是海陵王前后次第间女真族至上而下汉化的向往，继而发展到贵族的腐化堕落，和女真文化复兴运动尝试的失败，最终的结论是“（满清与金代）这两个北方民族的汉化王朝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在汉化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人为的努力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并且强调虽然金代的末代皇帝勤勉有加，但是结局依然是“金以儒亡”，就是说“汉化”成了金代被蒙古所击败的根本原因。我想这个论述的内在逻辑是有问题的，既然汉族文化作为一种高等文化被女真人所崇拜，到后来掌握了汉族高等文化的女真人，被北方看起来更加野蛮的蒙古人所打败，文明的社会被矇昧的社会所淘汰，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所以女真或者满清逐步接受汉族文化，而导致政权更迭江山易手，这种惯常的说法记无新意也禁不起推敲。至于导致社会失败的复杂原因，究竟是文化的全面失败，还是社会制度的迅速溃败，抑或是道德的堕落，这里不能一一分析了，我想找细微的切入点，仅与刘浦江老师商榷。记得有史料记载，1127年金朝进攻北宋汴梁的时候气候十分寒冷，恶劣的天气里宋朝士兵无法手持兵刃乃至冻饿而死。而且有证据表明，从1175年到1260年之间，整个蒙古高原的年均气温呈现了持续的下降的趋势。于是金朝灭亡北宋和蒙古灭亡金朝，是否可以看成是北方不同游牧民族迫于生存环境的压力，持续先后向南侵袭的一个过程呢。既然社会－文明－历史这种普遍但是有限适用的文明论，在这段历史里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那么气候－政权－历史的环境决定论，就值得刘浦江老师做一番深入的思考了。诚然，根据东北考古发现，已经能够证明女真是一个集渔猎和农耕等多种生产方式为一身的民族，而且女真的农耕水平还十分发达。但是文中我一直有个疑问，文中一再提起的女真所倾向，采用和融入的“汉文化”，“汉文明”，“汉人社会”，这种以“汉”为核心的精神物质存在是为何物，简而言之两宋之际宋朝子民会以“汉人”或“汉族”这个称谓自居吗？“汉族”这个族类于何时诞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所以在辽金契丹女真史的研究里，“汉文化”，“汉人社会”的说法是古来有之还是后人创造并且生拉硬套的，就成了一个存疑的地方。进一步假设，如果“汉文化”，“汉人社会”是后人的牵强附会，那么所说的“汉化”也就成了名不副实的伪命题了。在文初刘浦江老师即已指出，中国学者与西方及日本学者，关于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与中国关系上，究竟是文化冲突还是文化融合的看法上素来存在分歧，以至于汉贼不两立，到了“没有商榷余地”的地步。我想是不是刘浦江老师也值得做一番尝试，借由《女真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覆灭》一文，重新考虑和评价的“汉文化”这个命题的价值和存伪呢？ -
1. 契丹和女真建国之后，对汉文化的认同日益加深，其中一大表现就是华夏正统观念的形成，其标志则为德运之争。五德转移说是华夏正统观的核心。辽代的正统观建立于承继后晋之统的基础上。金朝章宗时代，曾为德运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当时主要有三派意见：一派是坚持建国前期传统的金德说，一派是主张承宋火德的土德说，一派是主张承辽水德的木德说。德运之争，初衷是要解决金王朝的正统问题，实质反映了彼时女真传统保守派与全盘汉化派的分歧。章宗最终选择土德说，标志着金朝彻底完成了从北方游牧王朝到中国帝制王朝的转变。2. 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初，疆域限于塞北，其国号为大契丹。而后从石敬瑭手中得到燕云十六州，于是辽太宗就另创国号“辽”，指称燕云汉地。两个国号同时并存使用。3. 契丹部落广泛流传着青牛白马的民族起源故事。相传说神人骑白马，从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由平底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两河汇流，二人相遇结为夫妇，其后代就是契丹八部。但在后来耶律俨《皇朝实录》中，则称契丹为皇帝之后。而元朝《辽史》的纂修者则认为，契丹是炎帝的后裔。采纳炎黄传说来解释民族起源，是契丹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结果。4. 耶律阿保机的契丹语第二名，准备汉译是“阿保谨”。5. 辽朝有四时捺钵，即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与此相似，金朝王室也有围猎活动，但只分春水和秋山两个系列，而且规范性和制度化都不如辽朝。这主要是环境造就的生活方式差异。契丹人生活在西拉木伦河流域，过着草原游牧生活；女真人生活在东北森林草原，主要从事狩猎和农耕。6. 王曾瑜先生曾多次谈到他对辽金史研究的见解，他极力主张辽金史研究者应兼治宋史，以改变就《辽史》论辽史、就《金史》论金史的状况。对此我是深有同感。
精彩短评 (总计1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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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聪明又勤奋 -
是封建还是郡县~ -
刘浦江：据我看来，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 -
201003.好学术啊我努力边啃边从里面找好玩的东西嘿嘿。那段历史还是很好玩的也很复杂 好多后出的史书竟然都不可靠屡屡被作者抨击：） -
从刘先生的风格到书的内容都透露出一个意思，专治各种不服。 -
刘浦江老师是当地语文之史料第一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啊。。。
p.s使用契丹小字史料的部分完全不懂。 -
视野开阔，逻辑严密 -
刘先生的第二本书，应该算是论文集。个人觉得很不错。辽金史这方面的著作本来就很少，刘先生的文章很值得读一读。刘先生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一定要读。因为刘先生站的比较高，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北大的教授，刘先生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能看的比较远比较高，有理论高度，不仅仅就事论事，不仅仅就问题说问题。如题，好书！ -
书评非常恳切。 -
呵呵我的大四 -
可以算是目前国内辽金史研究一线水准 -
（南大图书馆）过硬的文献学和考据功底让刘先生说起话来无比硬气，又让人不得不信服，其选题也是直奔重点难点，几乎每篇文章都是自立一说，哪怕学界巨擘言之凿凿的定论，该婊起来也毫不含糊，当然逻辑漏洞也很有一些，但是这种治学态度和心力，都让人难望其项背 -
终于陆陆续续读完。在此之前对辽金史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次也是映着头皮硬啃下来。虽然还是有点一头雾水，不过深深佩服作者的功力。古文字学、音韵学、目录学都有着深厚的功底。对学术史探讨、对出土文献、传世史料的考证也是及其精彩！哎，刘先生千古！ -
这个。林梅村是不是也写过《松漠之间》，讲西域考古的。考证也很严谨。 -
《松漠之间》一书收录了刘浦江教授近十年来研治辽金史的17篇论文，记录了作者近十年来的学术轨迹，也可以说是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关于辽金史的最新研究成果。《松漠之间》一书字里行间始终渗透着一位纯正学者严格、严谨、严肃、谦虚、谨慎的学术态度和学术品格。
辽金史研究长期冷僻的一个表现是，缺少较高水平的、堪称力作的论著。二十世纪是辽金史研究的黄金时期，但这一时期的辽金史论著中，堪称杰作的寥寥可数。局外人可能难以想象，要在辽金领域取得成果，与其他断代史相比，其难度不徒倍蓰。断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诡异”的想象是，处于研究初兴之时的，容易出成果，愈后难度就愈大。（当然，这是就个体而言。）后代的研究要想取得与前辈学者并肩或是超越前辈的成果，除了重视新材料、使用新方法、开拓新领域之外，还必须有更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更多的付出。对于辽金史而言更是如此。由于史料的限制，辽金园地可供开拓的空间远不如秦汉史、唐宋史、明清史那样广阔，更不用说与近代史相比了。因此，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仅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渊博的学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甘于坐冷板凳的“沉潜之功”。
辽金史研究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单篇论文的价值往往要较一本专著为高。由于辽金史料的“天然缺陷”，要写出高水平、有分量的论文就已非易事，更不用说专著的写作了。《松漠之间》一书的价值就在于———这部由单篇论文构成的著作中的许多篇什的学术价值委实要高出不少专著许多。这部书中的一些篇什被列为“重大项目成果”，确系名副其实。
刘浦江教授的论著读来让人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感。读他的文章是一件颇为享受的事情。这是一位颇有学术个性和学术风范的学者，他的论著不仅充满着深切的学术关怀和独立自我的问题意识，而且始终给人以强烈的时代气息。因而具有持久的学术魅力。《松漠之间》一书确实是一部值得认真品读的学术佳作！ -
有很多不懂的地方，看了也是一知半解。作者太厲害了！！ -
想了想还是打了五星。虽然不少观点和推断并不认同，比如《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一文中，最后把金人的尚武精神退化原因归结为汉化就实在有点钻牛角尖了——明明长时间不参加高水平战争锻炼才是军队战斗力的头号天敌，跟文化没关系。都怀疑是不是当时有些现实指向，总之心里有“靶子”。。包括“文化差别越大汉化程度越低”这个“公式”其实也有问题。再有关于一些史料记载是否可靠的推断，“诛心”略多也略死板了。但总的来说还是考据功夫死硬死硬信息量巨大的好书，更难得的是作者自己有性情有坚持，写起文章发起议论来“有气”，所以阅读体验也很爽（虽然看多了也会觉得未免“gen”的有些过）。最后《<金朝军制>平议》那篇把吐槽王大人文学才能的那段删去了真没劲哈哈哈 xDD 明明说的一点不错语气还很萌 -
唯“春水秋山”一篇有用，讲了契丹虐女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