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1949》书评

只说内容。

对于很多还沉浸在国民党败退，共产党胜利喜悦之中的年轻人而言，这本书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学样本，提供给你如何学习现实，以及社会的架构。

易帜之时，谁人独享安眠?——《进城：1949》阅读手记

1．很难就这样一本书的体裁给出准确定义。人物访谈，旧闻集锦，史料汇编？与其说它是其中的任何一种，不如说它融合了其中每一种的特点，由此自成风格。2．就风格而论，此书是散漫的，苛求者甚至不免认为全书不过是一些材料的堆砌而已。不过即便如此，书中许多地方仍不乏真知灼见。显然，它不是一本以史或以论见长的书，书里很多压纸背的东西，要靠读者自己去体会。因此,它并不缺乏深意。3．事实上，在全书序言里作者就明确指出，新闻即历史，历史即新闻。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尽管时过境迁，看书里的很多叙述，倒真像是读新闻一般，由此，对历史的理解也可能就多了一个维度。4．序言里提到，帝制时代中央的财政规模从未超过GDP的4%。民国时最高也不过8.8%，而49年时新政权的这一项比例超过15%。经济上的中央集权模式，在那一刻无疑就奠定了，而这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吗？5．不止一位历史学家注意到清末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与国家财政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国家政权需要依靠地方实力派的力量抗击外敌、摆平内乱；地方实力派的兴起，则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尤其是财政上的）日渐式微。近代以来，这样的故事不断重复着，直至今日依然不绝。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真是一个大题目，是地方自治最重要的方面，毕竟自立要以面包为前提。由此，所谓“地方自治”，即使撇开其它方面不论，单就“钱”这一桩事而言，也已经完全可以是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或者反之，表面上不说，实际上早就暗自实现了。现如今也莫不是如此，只是程度各有差别而已。当然，国家垄断经济的壮大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题目了。6．目前普遍认为，“国民党既受惠又受制于权贵资本”，以至于到后来，它根本无力解决权贵资本（和土地）问题，到了台湾才下决心搞土地改革，靠“兵”的优势消除了这一隐痛，（但也未必就没有隐患，只是由于台湾地主阶层人少，加之整个“国土”面积小，才没酿成大动荡），又致力于发展自由经济，为后来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础，但这些盘根错节的矛盾，在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呢？7．中共一向重视对基层的控制（说好听点是“基层组织建设”，不仅包括本党的基层组织，而且包括基层行政组织），这与它的意识形态、组织结构有关，这一点跟国民党相当不同。而这一点，也正是造成后来同样是在党国体制下，而极权程度有不小差异的关键因素吧。8．看到进城之初、乃至进城之前，中共领导层对工人阶级罢工态度之转变，真是耐人寻味啊。正所谓“意识形态与政府责任之矛盾”。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显现了，北伐时出现的这类矛盾，恰是国共分裂的原因之一。只是这次，两者的位置发生了戏剧性的对换。9．从进城之初应对粮食和金融投机的例子便可读出，中共内部不乏处理财政乃至金融问题高手，但这仅限于技术层面，包括后来顾准与其上司关于税收征收方法的矛盾，亦不过具体措施上的纷争而已。高手如云却始终未能解决“吃饭”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机制之上的制度。全无自由的极权制度下，即使技术上再高明，也只能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无法真正让人享有哪怕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丰裕生活。10．像南京这样传统的消费城市、曾经的首善之都，要把它转变为生产城市，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新政权有决心这样去做，盖因骨子里寻求富强的渴望太过强烈。如此，传统啊，民生啊，一切均不在话下，非得服从于所谓“中心任务”不可。这样的思维模式，今天难道不是依然如故？11．思想上的宰制，早在入城之初其实就开始了。各个阶层的人们，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情——一点由对新政权的期盼（共同体感和期待一切从头开始的情感混合物）而生的半自愿和一点不信任甚至反感（国民党也讲政治学习这套的，并不讨人喜欢），走到一起，参加学习小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当时应该没听说过延安整风，否则不知作何感想。12．武汉大学的地下党，大概可看作当时遍布全国的“第三条战线”之缩影。走在校园里，随便遇到的一个人，就可能是怀有策反之心的人。这在今天看来近乎天方夜谭的事情，在当年却完全稀松平常，甚至如此策反之举，也并不会使“策反对象”反感，许多中间派顺水推舟就加入了某个外围组织——当此时局急剧变幻之时，人心的向背，已实在是无法逆转了。13．以行会为抓手去管理社会上的各个行业，完成税收任务，缓解新政权的财政困难，这本该是权宜之计，哪知后来竟顺理成章地把它当成了控制手段？14．试图在如此广袤的一片土地之上，推行像土改这样一场为统一的意识形态所驱使，又由近乎一刀切式的政策所统领的政治运动，注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难题的。广东的例子就是证明，于是，人员大换血就在所难免。通过土改，政权是巩固了，甜头也尝到了，不过矛盾的种子也由此埋下，以至于以后不得不依靠发动一场又一场针对不同人群的运动来达到稳定的目的——尽管每次运动的侧重都有所不同。15．作为一座最富于生活气息的城市，广州自然而然地抵御在进城之初便试图以政治组织来推行经济变革的计划。但在强大的铁拳面前，这样的抵抗实在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令强者预料不到的是，此地的商业传统早已在千百年间渗透进了这片土地，它与生活的联系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民间商业活力看似已被完全扼杀、计划经济彻底大行其道的岁月里，也依然迫不得以地允许私人企业存在，以弥补政府计划的不周。16．对于外贸的垄断是新体制下经济政策的一个缩影。在此体制之下，官方利用由政治权力派生而来的优势地位打压一切竞争对手，以实现为意识形态所鼓励的统摄一切经济领域的目的，最终导致的乃是全社会经济生活的凋零甚至停滞。17．伴随着文化控制而来的民间艺术的衰落，是极权统治的征兆和其最早的牺牲品；自由职业的消亡，则是另一个显著的标志，预示着全面、深层社会控制的时代已经到来。朱文轶：《进城：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

《进城：1949》：历史与新闻的二重奏（舒城）

本书标题直指1949，就在这年的五月三十日，沈从文写下了《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一文，记录了自己身处时代转折点上的忐忑和彷徨，弥足珍贵。历史早已远去，留下后人勾勒的粗犷轮廓，当初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特别是作为个体的人在大转变时期所经所历以及心灵上的激荡，往往杳然难寻。正如本书作者朱文轶在序言中所言，“理解1949年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们无法尽情地向过去索取历史，所有的亲历者都将逝去，人们只能在以往所存留下来的有限遗迹中勾画历史的轮廓。与更加久远的时代相比，1949前后具有一个优势，许多亲历者还健在，本书就是在采访了多达69名历史当事人的基础上精心编写而成，它将带领你亲近那一段难忘的往事。1949年，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此时在中国大地之上上演的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正在给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并最终占领城市的宏伟蓝图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在国共双方最后的较量中，城市是沸腾最为激烈的地方。本书选择六大城市：沈阳、南京、武汉、上海、广州和北平，展示在相同时间中发生在不同空间中的历史，其可贵之处不在于分析和阐释，而在于通过采访亲历其时的健在者来呈现过去，作为《三联生活周刊》主笔，作者对此驾轻就熟。这里，我们看到了新闻的手法，实地采访身份各异的当事人，但又因为所要采访之事不是发生在当下，而是在半个世纪前，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历史，这也正是作者所秉持的基本价值观，新闻即历史，历史即新闻，这是历史与新闻的二重奏，历史有它波澜壮阔的背景与脉络，新闻给与它细致具体的鲜活。事实上，新闻本就是今天的历史，历史也就是过去了的新闻，二者互有重叠，因此本书的基本内容不是依赖于既有史料，也力图摆脱既有的历史话语体系，它本身就提供了一份新的史料，而且是在“口述历史”的基础上表现出具体而微的真实性、趣味性和历史的现场感，大量的细节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比如，在“城市重建的沈阳模式”一章中，当时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第六处（炮工处）政委兼党委书记曹慕尧和军管会对外报道委员会成员刘白羽均细致地描绘了陈云办事的魄力和效率。在“武汉解放：知识分子参政样本”中，留美归来的社会学家刘绪贻讲述了如何通过隐藏自己党员身份的同乡逐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他们最初是通过打桥牌结识的。又比如，在“1949上海，民族资本蜕变”中有更多生动具体的记述，当时刚结婚还不到20岁的唐薇红回忆1949年5月25日，自己刚走到南京西路上的平安电影院，就看见路边灰扑扑躺着的军队，“瞬间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觉得这军队与以往的军队大不相同”，平常闲暇时间主要打麻将跳舞的她并没有立刻知道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上海。同样，28岁穿着旗袍、相貌秀美的“资产阶级女性”陈炜也在那天清晨匆匆从南京路走过，刚上南京路，她就兴奋地和站岗的解放军握手，可手里拿枪的战士并没有理睬她。而著名“银元之战”也在当事人的叙述中扣人心弦，还有舞厅如何减少并被改成书场，说书先生们越来越忙，他们的装扮居然引领着南京路上的部分时髦。在“1949年的广州”中，任职粤海关的吕健行讲述了在美国的禁运包围中大陆如何秘密而又巧妙地通过香港澳门与外国进行贸易，以此保证共和国初建时期急需的军事物资和外汇收入。再比如，最后一章“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原属东北野战军121师363团现已86岁的周之同，具体地讲到在1949年北平被围困的日子里，为了不扩大饥民问题，攻守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便打开北平北城的东大门——朝阳门，在城内的瓮城开辟一个菜市场，北平郊区卖菜的农民就推着独轮车和马车进城，除了粮食蔬菜，煤炭也照样可以往城内运送。像上面所列举的内容，在书中比比皆是，读来不忍释卷。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和许多通常难以被纳入历史视野的珍贵细节，我们可以更加真切更加深刻地把握历史、理解历史。历史曾经是活生生的人所经历的活生生的事，如此丰富，如此复杂，本书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走进激荡难忘的1949。

直观的书写方式

用新闻的方式书写历史，这种形式其实并不陌生，它让我想起了口述历史这种新兴的研究方法。这一类方法书写的历史，都有一个特点——直观生动！因为直观生动，所以它必须摒弃传统的线索和宏大叙事的方式，选取细节和微观人物的言论作为论点。这就是本书给我的最深刻印象。看似面面俱到，但看完后却什么都不记得。因为太琐碎和细节而没有主线。作为消遣读物完全没问题，但是真的没什么营养。不推荐严肃的读者。

厚重的历史只是一瞬

历史就像这本书的写作，是紧张而匆忙的。朝代更替，生死流离，如走马观花，一晃而过。作者说他开创了用新闻手法写历史的先河，确实如此，这本书的确像新闻，勾画历史轮廓，点到为止。而不是时评一样有深入分析。其实不仅是改朝换代这样的历史关节处，平日的我们不也是颠沛流离吗，生死、离别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书里穿插的老照片总让人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一眨眼间，照片里的人化作尘土，而他们的眼睛穿越时空盯着书前的人，好想要诉说什么。数千年来，凡人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个人都是到这世间体验一回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书的序言里作者的一些观念给人印象深刻。“帝制时代，国家财政只是国家经济的一小部分，政府收入从没有超过GDP的4%。”“导致军阀割据的根本原因是中央政治权利和财政权利的式弱。”“军阀割据时代，管理一个大国家的经验已经很陌生了，这对获取政权的共产党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军事角度，国民党占据了点，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保护线（交通运输线）把这些点连起来，结果使他们有限的军事力量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是个焦虑的时刻

——读朱文轶的《进城：1949》这本书文字的感觉叫人想起了翻译精良的海外汉学家的研究专著，而行文表达上则完全是新闻记录片的风格，无愧于它的作者“报人”的身份。应该说这样具有影像感的新闻记录稿不是很新奇，但是把它们集结在一起明确定义为一种新的写史的技术探讨，是有新价值的。写法的生动和对历史的重现程度，对读者来说是一种较深的感染力。人们注意到，在书中，引述的部分不会长篇累牍，而是只摘录最能说明情况的部分，包括当时各种人物的话语。接受访问的人物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些人物当年在历史现场多数都担任具体执行层面的工作，这样一来他们可以说是最真切的亲历者，可以讲出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来。所以，尽管一印中不少配图文字存在谬误，包括张冠李戴以及1945时期的照片出现“解放军”字样的说明。但是这种大处着眼，小处落脚的新闻手法写史还是使这本书较之同类具有某些优势。全书选取当时的六座城市作为代表，展开重现“进城”的历史叙事。关于集中在“历史剖面”的写史方法，其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事先设置的那个时点或者时段，是一个统一标准。在这里标准之下，收集不同层面人物和地方在同一时间里对历史大事件的反映，能更好地表现出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丰富了历史事件对时代和社会的影响。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关键的“时间点”的把握。有时，一个很有意义的时间点，你事先认为在这个点上一定会有很大价值的一手材料出来；而当你集中注意这一个点上的材料时，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一手材料或是根本就不存在，或是提前、滞后才出现，于是整个写作的计划全被打乱。有时当我们过于注意时间或者按照“历史沉积论”所说的某个“剖面”时，往往容易出现短视，反而忽略到整个历史情形的发展。如前所述，在“历史剖面”的写史方法中所谓“错误地”选择了“时点”，该出来的材料出不来，其根本原因其实是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到那些显著的历史人物身上的一手材料。比如政治家，知名学者，报人、高军阶的军人等等，而这些历史人物往往是历史大事宏观层面的直接参与者，无法做到具体而微；人们往往对自己写就的历史敏感度不够，因为“身在此山”，不具备自觉保存珍贵历史资料的意识。因此，他们这样的人物对历史大事的反应本身就是特殊的，这就形成这样的情况，即一但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留下当时的一手材料，其价值一定是极大的，而多数情况是他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内留下这样的材料，不会迎合后世研究者的某种对时点的把握，而要到一定时间以后才开始反刍自己在历史中的作为。这提示我们，在对历史研究的时点把握上，特殊的时点一定有特殊而有价值的材料出来，这是肯定的，而这些材料往往有可能存在于民间或者说微观层面。像一九四九年，这无疑是特殊的时点，《进城》这本书之所以会在这个特殊的历史剖面上给现代读者以真切的现场感，或许就在于它没有把视野局限在历史名人的回忆上，而是宏观和微观都有选择，特别以微观层面的普通人的角度来收集史料。在重现一九四九年的武汉时，人们的视线追随着一个知识人的足迹，而且这个足迹确实存在很多有意味之处。社会学家刘绪贻曾经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民国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他将像先前的很多人一样继续做一个民国知识分子，走传统中国读书人该走的路。事实却是如此，刘先生先前在国民政府的机关里跟体制格格不入，于是赴美攻读，当时“只想读完博士，回国能安心做我的教授”。后来他赶上时代变换的风云，由于在求学期间就开始对老解放区有所了解，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回国后不久他就在校园里参与了新政权的具体工作。在这里，很多工作看起来都组织的井井有条，武汉这座老城市在新时期被委以重任。解放后不久，刘先生开始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已经几近失业，武汉大学延续了别的高等院校在五十年代之初的做法，取消了社会学系的学科设置。这让以社会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刘绪贻觉得自己“极为被动”，没有了用武之地。在权衡了在学校内只做行政工作或者待业之后，他决定再一次接受帮助，去给工委的主要干部同志写发言稿……从刘先生当年的困惑可以看出，本书较为忠实地还原了历史。在上海，“进城”的故事最扣人心弦的是新政权同本土开展的金融物资方面特殊的战争。各种时代发行的银元由于过去曾广泛流通、民间私人手中贮藏量较大，由于新币币值不稳，加上旧时代长期造成的民众普遍的对纸币不信任的心理，使其在新币刚刚投放到社会就重新成为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盘踞市场已久的银元成为人民币的主要敌人”，新币面临着危机，有可能重蹈法币和金圆券的覆辙。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我们会发现，其实货币战争仅仅在近代中国就经常发生，只不过当时没有这样的概念罢了。这是考验人们智慧和勇气的时候。因为无论如何，货币的问题决定了从城市到乡村这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物价水平，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事实证明，历史新时期的到来正如浩荡的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其中既凝聚了很多人的智慧，也表达出时代的要求所在。关于当年上海的“银元之战”，个人感觉那些大的投资者牟利的思路似乎不外乎三种：一是利用银元倒卖哄抬物价水平，然后趁机出掉他们囤积的物资；二是用银元换新币，通过反复交易，最后直接兑换成黄金或者当时很受欢迎的港币；三是彻底放弃纸币，利用通货膨胀、新币贬值的机会大量吃进物资，等待机会或者使自己的财富保值。我有些困扰的是那些小银元贩子，他们多半不会离开当地生活，而寻常百姓的小日子哪一天可以离开货币呢？在普遍接受银元排斥新币的货币流通环境中，如果我们仔细想来，这几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因为你如果用银元消费，虽然保证了购买力，但是却减少了自己手中作为“商品”的存货量，就像是卖炸油饼的拿油饼当饭吃。如果用新币来消费，则只能吞下他们自己造成通货膨胀的恶果，丧失购买力。因为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今天用银元换回的纸币，明天就可能兑不回等值的银元。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看不出那些作为普通民众中一员的投机者，其在这场银元投机活动中如何来牟利。就这个问题笔者想求教于学界的专研人士。六个进城的故事，串联起来的是上个世纪中叶古老中国的六座大城市，其中有几座还是东方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城市，——他们在时代变换之际的神态和反应，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也表现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正如作者所言，很多惯性不会一下消失，它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或许很多大的国家叙事并不是他们视线的落脚点。有读史习惯的人或许不难产生这样深切的感觉：不同时代里的中国人，那些最普通的芸芸民众，他们身上的很多东西其实不是时代能改变的，保持了极强的稳定性。这就使得今天的人和当年的人具有一种平民视角上的沟通的可能性。其实最可能联系不同时代进行沟通的，说的模糊一点，就是民生。这是基于这一点，使很多现代读者有兴趣去注意本书中讲述的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人们想看到的是，在这个时刻，那些中国民众是如何面对这种变化的。可以想到，他们的内心世界一定极不平静。2010-3-14

谁改变了谁(薄阜前)

　　薄阜前　　□自由撰稿人，上海　　对于在上海生长起来的人而言，今天重温解放军1949年露宿城市街头的照片，多少还是会心有触动。这委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座城市的人民素以把注意力分散到各种微末的生活细节著称，很难想象，在抗战胜利以后，能有什么力量、事件或消息能让他们再次产生共同体的感觉——— 这个共同体获致了一个明确的开始，一个目标，一个能凝聚所有人注意力的焦点。　　不论从哪种意义上说，1949年都是一个开始，人民第一次产生了“被代表”的感觉。当时不到20岁的唐薇红回忆目睹那情景时说：“瞬间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觉得这军队与以往的军队大不相同。”共产党的成功之处，与其说是取得了政治意义上的拥护及随之而来的合法性，不如说是在心理层面上让最普通、最弱势的人、不读书不看报甚至大字不识一个的人都产生了“开始感”。唐薇红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到时候人人平等，肯定比以前的生活要好”，这句话从她的嘴里说出来，意味着“解放”也是一种成功的教育，它在政权以旧换新的同时完成了一种政治意识的普及，它勾勒出的共同体的轮廓被成功地输入原本只知小我而不知大家、并在1948年时纷作鸟兽散的人群的头脑之中。文化最贫瘠的人也能说几句基本的政治用语，当然，这些用语都被用来加固对一个有着精确目标的共同体的想象，并把那些属于异质的成分排除出去。　　历史学家刘绪贻先生第一次接触新政权，知识分子的自尊就受到了极大的满足，军代表朱凡到他家拜访：“始终面带笑容，态度谦虚，向我请教了很多武汉大学的具体问题。”文学教授朱君允之女熊性淑回忆起当地一位银行家的话：“这么好的军队和政府，到哪儿去找？”各个阶层的人发现自己已经“被代表”，又都认可甚至欢迎这个既成事实。在这个心理基础之上，昔日的在野党方可以涉入经济、社会、政治的具体细节之中，接管、整顿、改造，着手实现自己向执政党的转化。　　朱文轶把他对于1949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沈阳变化的研究集中为“进城”二字。他在述及北平解放的一章时以毛泽东的自问开头：“是这些破衣烂衫的泥腿子改变了北平，还是北平改变了泥腿子呢？”这正如昼夜持家的普通民众会诚心向往一个人为建设的未来，而受过教育、心思深远的人则会从兴衰往复的政局循环里看出人生无意义的根本性焦虑一样，毛泽东头脑里的斗争观念和怀疑主义，没有因为新政权大局已定而有半点弱化，也就是说，他不会安于参享一个“新开始”及其下文，而是继续自己始于“进城”的政治实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解释他后来那种永远没有定局、被改变了的东西可以也必须再次被改变的思路。　　解放军进入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沈阳、武汉之日，也是他们接受被改造之时，所不同的是，他们在这些城市受到的一面倒的箪食壶浆的待遇，使得这种改造的双向性不那么明显。也许，聂荣臻元帅向梁思成了解北京城墙的结构、从而制定攻城战略可算是一个“被改造”的正面例子，而1950年以后步伐愈来愈快的土地改革中，可以找到不可胜数的反面的例子：解放者(改造者)们以强势的动员参与，推进“新开始”后的历史进程，也走向了与所怀的初衷相左的道路。　　愿景可以超越现实，但教训永远落后于现实。我们从老人的回忆中，最可施与同情的体认的便是那种对开始的渴望，那简直是无可推托的、给定的一个起点，一桩可以投入、在其中实现自己价值的事业。不能不说，在这大变局中发挥了局部校正作用的叶剑英、陈云等皆一时人杰，他们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担当了“进城”后的骨干，他们尽自己所能，缓和了那些对具体个人的挫伤。按照历史定律，个人给自己寻找“开始”的努力注定要沦为没有结果的进程，或者以对自身本质的违反或摧毁而告终。这同样是笼罩在共同体头上的阴影。　　

新闻和历史

其实我既不懂新闻，也不懂历史，但是听说朱文轶老师的下一本书《做官：13位中国官员应对危机之道》马上就要由广西师大出版了，为了讨一本作者签名版，我感到很有必要赶在周六的单向街活动（http://www.douban.com/event/11712295/）之前发一篇书评。看到“进城：1949”这个题目，我会产生如下期待：1.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已经远去，史官的记录一是只关心帝王家事，不会细致到考察民生的地步，二是史官本人的偏见决定了要记录哪些事，怎么个写法，时间过去得太久，细节大量遗失，即使有旁证也不好对照。最近的这一次改朝换代，亲历者尚在，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也许可以合理地想象出一些有意思的历史场景：普通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实际生活会受到什么影响；前朝的技术官僚怎么个做法，因为新政权必然用得上他们；当政者如何决定继承什么、抛弃什么，如何完成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转变；等等。一个敏锐的新闻记者，可以挖到足够多的细节，比较可靠地还原1949年的情形，从而为我们的想象提供素材。2. 我朝的统治，和我的知识范围内的历史上的统治有所不同。历史上，乡一级的自治色彩比较浓，乡绅就是政府的代理人，主要职责是收税；但是到了我朝，我们的党因为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组织建设到了最基层，对群众的动员能力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我们的党在1949年的时候是如何控制的，对后来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算得上是历次改朝换代出现的新议题。3. 再细一点，正如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进城是交卷；在此之前，我们的党并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包括管理与现代城市生活息息相关的工业生产、商业经济、金融等的经验，那么这个过渡是如何完成的，想一想也会很有意思。朱老师是一位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都达到很高标准的记者，在做三联关于“进城”的一系列封面故事时，给杂志的读者交了一份优良的答卷。我在上面列出的对于这个选题的三种层次的期待，都能够在阅读中得到一定的满足；至于为什么不是完全的满足，朱老师自己已经在前言和后记中作了谦逊的总结，我便不再赘言。作者选取了1949年这个时间横截面上的沈阳、南京、武汉、上海、广州、北平等六个一线城市，基本上看得出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中心议题。比如沈阳是党接管的第一座大城市，工厂不能砸，工人要以更高的热情投入生产；武汉是如何收服吸纳知识分子；上海是如何稳定经济秩序。但是全书的主题是什么，我想并不是太明确。因为主题的不明确，我就无法在看完全书后回答：为什么选了而且只选了这六个城市，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六个城市的次序。怎么样才能成体系，这是新闻作品结集成册时应当好好考虑的问题。至少在我看来，一个贯穿始终的逻辑结构是一本书能够具有传世价值，或者说在较长时间内持续有人购买的很基本的因素。只有成体系的内容，才能与单纯的信息区分开来，进而有可能融入我们原有的知识体系当中，并长久地流传下去。但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自己也还没有摸到门路，它算是我作为编辑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解决的重要议题吧。我同意朱老师的观点：好的故事，值得反复消费。《进城》这本书在挖掘好故事的价值方面，可以说是一个虽然还有些遗憾，但总体说来足够英勇、足够有智慧的尝试。

其兴也勃，究竟如何“勃”法

我对这个话题还蛮感兴趣的，我党的宣传教育给人一种映像，就是渡江之后很快就全国山河一片红了。貌似仅就巩固政权而言，共党的确相当神速，但如果渲染一些当时的困难，不是更能体现我党的伟光正么？对一帮农民来说，如何管理好大城市、如何看待生活在城市内部的各色人等、如何对待那些行政技术官僚以应对完全陌生的管理领域（关税、金融、外交、交通、城市公共设施），其难度远超李自成。反过来，留在城市里的各色人等，又怎样看待这样的城头变幻、如何适应新的老爷们、又有着怎样的期待呢和不安呢？所谓，其兴也勃，但究竟如何“勃”法，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吗？从普通人的角度来写，其实更生动具体，有的时候也会更深刻。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本书讲述的故事里的主角们，涉及工人、知识分子、我党宣传干部、金融家、商店小开，有不少有意思的事情。可惜的是，作者似乎满足于简单记录，稍嫌单薄。闲看尚可，用来补课显然不够。

值得一读

《进城：1949》，朱文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本书是一部以新闻报道的笔法来描绘一个历史年份的著作。作者以大历史、小切口的方式，选取了沈阳、南京、武汉、上海、广州、北平六个城市作为1949年革故鼎新之际新政权接管和改造中心城市的观察样本，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对69位当事人的采访，反映出许多历史的细节。与1949年解放军在战场上的风卷残云、廓清四海之势相比，共产党对城市尤其是中心大城市的接管远远没有那么顺利。在本书所述六大城市当中，沈阳解放最早（1948年11月2日），在陈云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沈阳军管会，是为全国第一个接管城市的政权机构。军管会面临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可谓头绪纷繁。就是城市交通也会出乱子：原因在于原东北解放区沿袭“伪满洲国”传统，车辆靠左行驶，而沈阳之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车辆已改为靠右行驶。最后不得不由陈云拍板：车辆一律右行。这一问题方才解决。沈阳为中共接管大城市积累了经验，不过接下来形势发展迅猛，需要不断研究解决新的问题。在南京，面临着国府垮台的动荡；在上海，克服了市场混乱的挑战；在武汉和广州，在依靠南下干部的同时管理人才仍旧严重不足，于是吸收了许多当地人士、知识分子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和平解放的北平则最终成为了新政权的首都，建设和安保重任都不容轻视，隆重的开国大典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49年是中国距今年代最近的一次改朝换代，本书并没有过多地描绘这一年有多么地惊天动地、山河一新，而更多地关注着这一年的市井平民生活。他们当中有大学教授、政府职员、海外侨胞、生意老板，他们在政权更替之际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何去何从的困惑。其实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不论是谁坐江山、哪朝天子，明天的生活都还得继续。唯有切实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硬道理。（蔡舰 2011年4月9日）

一本充满黄仁宇和史景迁风格的史学作品

不知道是刻意学习还是自然而成，朱文轶这部具有独到历史观并颠覆当代史主流叙述的作品实在很有黄仁宇和史景迁二位的风范。

新历史写作的一个尝试

（ZT）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进城，去北平。临行之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理解1949年，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关于这段历史的书写，著名历史学家朱学勤先生曾经有个“三分法”。大陆学者在大陆出版的著作，其内容往往有所保留，不能令人尽兴；海外汉学家则免不了要用某种西方的理论框架来套中国历史，给人几分削足适履的感觉；而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写作，却又老是沉迷于追寻国共之争共产党胜利、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让人感觉目的论味道太重。《三联生活周刊》资深记者朱文轶的《进城：1949》，就是此领域的一个新探索。在此书中，他试图运用新闻的方法来重述历史，带领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全书选取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沈阳等六个一线大城市作为样本，通过采访六十九名历史当事人来近距离观察新政权的接管和改造。这些人大都已年过古稀，他们中一部分是参与建国大业的核心团队成员，一部分是见证历史变迁的行业元老，对他们的采访构成全书的重要部分。于是采用新闻的方法，努力发掘事件背后的“五个W”，就成为作者所追求的目标，这样，败者何以挣扎，胜者何以收拾残局、废旧图新，一般市井细民又如何安身立命，其中的点点细节，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记得有个历史学家在讲到他选择历史学的原因时说到，小时候喜欢看古装战争片，每次看到两军对垒，刀剑相举时，他总是想到被砍死的那位战士，想到他是不是还有家人，还有未过门的妻子。他想找到这其中的答案，所以选择了历史学。如今看来，在朱文轶的历史叙述中，或许可以找到这位历史学家想要的答案。在沈阳接管的现场，为了给城市和风气树立新的道德示范，当时的警卫员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向我们坦露了陈云如何以身作则，“当时沈阳军需仓库里还有很多新车，我就向首长建议换一辆。首长对我说，‘我们现在的这部车，比哈尔滨时的那部好得多嘛。另外有好多首长呢，高岗啊，李富春，张闻天，王稼祥，林枫......我来这里，先用好的，影响好吗？’”在南京接管的现场，南京军管会巧妙地延续了共产党在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聪明地把城市里的学生与城郊的农民结合到了一起。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学生们生平第一次参与了农村的生活实践，加拿大外交官切斯特•郎宁在南京城郊的农村碰到的农民激动不已地向他展示刚刚领到的新农具，并告诉他农民们参加了新组织的委员会，城里的学生们经常来看他们，给他们提供化肥，并取去了土壤样品。在武汉接管的现场，关于武汉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主任人选，从周鲠生换到邬保良，其真正的原因，时任武汉大学教授的刘绪贻谈到，“并不是周校长本身有问题。现在想起来，这一年的护校运动让我们这些教授自己思想有点‘左’了，大家一致认为，周鲠生曾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不适合在新政权下继续保留行政职务。大家新提名了知名化学家邬保良坐这个位置，邬是无党派，但过去是学校里鲜明的反国民党人士。军管会同意了这一提议。”在上海接管的现场，“上海游民数量的庞大是要比其他城市艰巨得多的课题”，新政权需要将这笔巨大的社会资源转化为可以调控的政治力量。关于这一问题，解放初任上海民政局秘书，后在上海市委政治法律委员会下属里弄工作委员会任办公室主任的屠基远回忆说， “我们找到了不少老积极分子，当时不过三四十岁，一般都有文化，熟悉里弄情况。那时什么报酬也没有，为里弄做了许多工作，成为基层工作中一批骨干。”在广州接管的现场，最直接的冲突，是在土改问题上。地方史研究者蒲向民告诉我们，“广州经济高度商品化，土地占有量明显比北方少得多。典型的地主是小地主，通常很难把他们和非地主严格地划分开，因为许多土地拥有量超过其耕种能力的人本身也耕作土地，这些土地又有很多是族田或祖地，不容易把族长和地主等同起来。” “另外，从事商业的地主到底划分为地主还是资本家？当时政府为了恢复城市商业，对资产阶级仍是‘劳资两利’的温和政策，这和对地主的严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在广州，这两个阶层很可能就是同一人。”在北京接管的现场，开国大典的防空准备，从7月就开始布置了，时在121师361团担任侦察兵的钱浩兵回忆道，“军委航空局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飞行中队专门负责北平的防空，在东观礼台上还临时建立了一个通信枢纽，用美式报话机开设了与受阅部队联络的无线电网。在阅兵指挥所开设有线电话总机，与天安门及广场各点通话，与南苑机场有专线电话。在北京饭店楼顶有航空指挥台，在东大桥、通县菜地都设立了防空电台。当时受阅骑兵有1 978匹战马，也都采取了特殊措施，要他们万一受惊不乱跑。”通览全书，这样的细节，这样的采访，比比皆是。我们发现，回到现场，才是作者真正所追求的。正如作者所说，本书是一种实验性的创作。在这样的试验中，我们被作者带回到现场，带回到曾经的历史漩涡之中。

历史真实的不可能与可能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本身的悲哀在于它无法逃脱“当代史”性质的“涂抹”命运。在这里，必须假设一种学术良心。偏见应该驱逐出意识领域，尽管无意识有着支配思想和行为的强大力量。在历史叙述中，有意与无意的区别往往在于主动与被动的差异。理论体系塑造历史对于靠近真理的威胁，远远没有环境束缚来得强烈。何况历史只存在靠近的可能性，因为历史不是此在。排除掉意识和环境因素，悲哀依旧是永恒的，就像快乐比较烦恼永远是生活的点缀。拆掉了一副框架，必然会建构起一个新的窗口。这个无意识视觉窗口，使得“价值无涉”的不完全性，往往把许多历史细节排除在历史书写之外。主题先行，似乎是历史研究的心理绝症。或许有这一方面因素的考虑，《进城》作者谋求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创新。真实与方法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方法论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即没有道德允诺，更不分孰高孰低，。疏远史料、信奉口述的新闻叙述法，忽略了人的阐释欲望与史料的可阐释性一样丰富和强烈。对于历史而言，目击者同样是史料，并且承受着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口述历史的方法论策略未必能给人更多靠近历史真实的信心，因为真实与方法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当然，一种异样的阅读趣味，至少不会是件扫兴的坏事。1949大概是最能体现中国人历史思维的年份。宏大的历史观并不是这年以后才形成的红色思维类型。古往今来，对于中国人而言，王侯将相比才子佳人更有历史“魅力”。历史在我们眼中就是张王李赵的家谱，当然并不是街头巷尾、引车卖浆的张王李赵。如果说历史的全部意义都在于此的话，那么龙应台的微观版1949则可以说是对历史温柔地反驳。5个月后，1949再度升级为宏大版本，进城的故事在一个明确的视角下投射历史。当然，如果这视角是单一的，《进城》的意义大概只在于回炉制浆。1949是趣味性的，它有着马克思所说的矛盾辩证法效果——进城的故事，也是出城的故事。长期以来，我们被教育成单细胞动物，一条道跑到黑，撞到南墙也无怨无悔。我们一成不变的那口观天的井，保证了一种毫无必要的道德优越性。在至今也未必改观多少的环境中，如何讲述一个进城的故事，则显示出方法论的少许意义所在。这也是特殊国情的特殊所在。在这种背景下，新闻叙述法赋予宏大叙事以魅力。国、共、商、贩、艺人、知识分子等等，不同的利益群体，是管窥历史的不同通道。即使包罗万象是不可能的，但至少给了真实以机会。

小記

- 不同篇幅的手法差異蠻大。有一些只是回顧了二手資料; 有一些卻有第一手的訪問。- 編寫故事的手法只從共產黨官方角度去看問題, 對城裏的人民如何理解解放軍進城久缺描寫, 稍嫌不足。- 一幫在農村待了二三十年的共產黨人接管城市, 那種挑戰是可想而知的。書本取了一個很好的題目, 可惜沒有寫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