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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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2
ISBN:9787563393473
作者:朱文轶
页数:200页

章节摘录

  这场“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巨大变革并非毫无征兆和事先计划。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城市命题已经开始进入领导人的视野。当时有着多年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经验的陈云在发言中,格外强调请代表们注意处理好即将面对的财政绎济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快由乡村转到城市”了,“同志们一到城市里面,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那时候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如果没有机器,我们驾驭城市就很困难”。  陈云“保存城市机器”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毛泽东在“七大”上做结论时说,“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他以自己为例,“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选自120万名党员。这个当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共产党的政党,是广大劳动者的领路人,是农村问题专家,是土改运动的发明人。它创造性地重新分配了这个国家40%的耕地给60%的农村人口,但它的确仍然是“城市”的门外汉。根据地经济本质上仍是自然经济,人们自给自足,而不需要与工厂、银行、法院,乃至邮电系统、医疗机构打交道。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最熟悉的城市不过是面积3.7万平方公里、“只有几座窑洞”的延安。一年后,当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共产党及其军队就再次从延安退回到了农村。  当1947年战略反攻后势如破竹的军事胜利将一座又一座大城市送交给中国共产党时,领导者们发现,他们治理城市的技术远不如他们在农村工作时那么得心应手。不仅如此,令毛泽东和陈云担心的“打烂机器”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在收复井陉、阳泉等重要工业区时,少数部队就随意没收商店,没收敌军官家属的财产,强行令商人捐款。在中央对一起严重破坏军纪的“高家堡事件”进行全军通报批评和纪律教育后,在石家庄,相似的事情继续出现:一些部队后勤人员闯入工厂,搬运器材、拆卸零件、砸毁厂房,纵容城市贫民哄抢公用物资。意识形态与政府责任的矛盾于是成为对新政权的巨大考验。  1948年3月,陈云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其他领导人再次提出“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向城市转移”。陈云对东北全党指出,从前我们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农村,现在农村有了基础,城市工作的地位就要加强,要抽调力量做城市工作了。首先是掌握工业,加强工业的组织领导力量。要像动员1.2万名干部下乡搞土改那样,来配备和加强搞工业建设的干部。东北局于是决定将东北局与各省、地、县委的“民运部”一律改为“城市工作部”。  比起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第一站石家庄,沈阳的优势在于,市内和近郊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城市框架保存完整。那么,共产党能否在这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呢?  沈阳,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的一个历史转折。对陈云和初步接触城市的干部们来说,沈阳更是一场充满挑战的实验。如何克服长久以来游击主义的影响和小农意识的惯性?如何将一个已经失去生气的城市重新点燃?事实上沈阳多年前就处于半战争状态,沈阳刚从区域分割的状态中走出来,商品流通艰难;工厂破败不堪,八大厂(兵工厂、汽车厂、机车厂、桥梁厂、炼钢厂、电器厂、橡胶厂、机器厂)不光是整个东北,几乎是全中国的战略命脉,迅速恢复生产力并不只是一纸文件那么简单。沈阳有超过7万名的产业工人,连家属占据沈阳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动员工人的同时,也要调动职员积极性和兼顾资本家利益,它需要当权者赋予“劳资关系”新的理解和内容。

前言

  理解1949年比人们想象的更困难。  国民党垮台的迅速也令共产党失去了更多在时间中磨练和学习的机会。1949年共产党面对的复杂现实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单一的模式,他们在管理上所要面对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这不只是管理一块边区或根据地,而是管理一块三倍于西欧大小,有着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  在中国近代陷入分裂以来,共和和统一的声音最为深入人心,但导致分裂的根本原因——中央政治权力和财政权力的式弱并没有得以改观,并且,多年以来,管理一个大国家的经验已经很陌生了。  帝制时代的中国,国家财政规模仅是整个国家经济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政府收入从来没有超过GDP的4%。而清末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暂时解决了中央一次次的“军事危机”,却产生了脱离中央集权财政控制外的经济系统,它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至为深远。事实上,即使清王朝倒台以后,政府所汲取的国民收入份额仍然很小。1916-1928年期间,中国就根本谈不上国家财政系统,北京政权的维持主要靠各种国内外的贷款。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尽管煞费苦心地进行了财政体制的转型,但在1936年可能是国民政府最好的一年,整个政府收入不过只有GDP的8.8%。这也是蒋介石主持南京的中央政府期间试图将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未竟的“建国方略”付诸实施却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而1949年新政权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了超过15%的前所未有的比例。对刚刚进入城市的共产党而言,这注定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开创性试验。  另外,国家基础结构重建上面的挑战同样显而易见。传统中国里的中央政府并不致力于管理一般乡村或城市基层,地方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默许给了当地宗族、行会,在一个只是由薄薄的一层官员来治理的地域广袤的农业帝国中,后者是中央政权不可缺少的补充——19世纪中国的地方政府依靠的正是府州县官与这种地方民间力量的巧妙平衡。而当中央政府衰败后,这样维系长达数个世纪的平衡显然被破坏了。中央已经失去了控制和限制这种地方组织的能力,随着组织变得强大,组织之间的竞争出现了,权力不可避免地集中于靠军事话语权发言的军阀手中。辛亥革命的领袖没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更不用说真正控制这个国家。在一个短暂的国家试验中,国民党统一了中央政权,扩展了地方政府的职能,并诉之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情感,在温和的军事成功后,他们试图发动广泛的改革,但正是由于缺乏独立的金融和完整的国家地方基层的支持,国民党实际上受惠于权贵资本和军阀。尽管1949年以前共产党多年在农村的工作让这个即将上台的新执政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建立基层政权的经验,但这套系统能否成功引入城市,革命的热情能否转化为严格有序的组织,并创建行之有效、富有活力的新秩序,至少在1949年初,仍是一个未知数。  本书选取六个城市作为新政权接管和改造的观察样本,这在研究新中国建国历史的著作中当属先例,因此在叙述方式和研究方法上一定有很多尚待进一步商榷之处。  我无法将本书定义为一本历史著作还是一本新闻著作,它采访了多达69名历史当事人,他们中一部分是参与“建国大业”的核心成员,一部分是见证历史变迁的行业元老,他们大多早就年过古稀,回忆往事是留予后人的财富,对他们自己而言却是极为辛苦的经历。我要特别感谢这些老人,并致以最衷心的敬意。我想,本书正是用新闻的方法论来观察历史,发现历史,为历史现有的叙述拾缺补全。  我秉持了这样一种基本的价值观,新闻即历史,历史即新闻。我们重述历史,是去寻找历史中的“五个W”,对历史当事人进行新闻采访,而放弃对既有史料的依赖,摆脱对于过去一套历史系统的话语体系和发现体系的依赖。本书的成形得益于一系列截稿时间压力下的采访和写作,得益于我供职的《三联生活周刊》,也得益于这本杂志从三年前抗战系列报道就摸索和积攒的历史再述和解释经验,某种意义上,它是《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成员正在进行的各种新闻操作和方法论探索的成果之一。如果没有一个思路开放、智力卓越的媒体,如果没有一群热爱这份职业的同仁们,这本书是断然不会面世的。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进城”也是共和国秩序的初建期。这个国家在后来六十年里所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商业变革,企业家群体的崛起,以及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强势成长,都可以追根溯源到1949年那个历史时刻。朱文轶和《进城:1949》所作出的努力正在于精细地展示了这个历史的断面。  ——李宁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张志勇  一名出色的记者写作的一本经得起推敲的历史著作。  ——新浪全球副总裁 陈彤  用新闻的方法重述历史,《进城:1949》是一个大胆而迷人的实验。此时的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既成事实,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通过历史当事人与探访着进行对话。  ——网易副总裁 李甬  我们每进人一个新的领域,都是一次进城赶考,进城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妥协和判断力。朱文轶为我们还原了这一切。  ——完美时空互动娱乐有限公司总裁 竺琦  朱文轶采访当事人所再现的人物面貌和现场细节,提供了读史的新鲜体验。  ——《读书》杂志前主编 潘振平  进城是中国时代的一个新起点,这本书开辟了记述新中国史的“新闻范式”。  ——《凤凰周刊》执行主编 师永刚

内容概要

朱文轶,《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报道领域广泛,擅长社会经济类题材和区域生态经济的观察报道。尝试在报道中将突发性新闻的人物、事件要素和地方经济政治演进史的宏观脉络相结合。因李真报道和同一首歌报道两次得到“南方周末”年度调查报道提名。其作品风格明晰,文字优美,是三联新闻风格的代表人物。

书籍目录

序言 1
城市重建的沈阳模式 1
南京总统府的最后90天 32
武汉解放:知识分子参政样本 52
1949上海,民族资本蜕变 73
1949年的广州 121
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 174
后记 198

编辑推荐

  本书选取沈阳、武汉、上海、北京、南京、广州这六个城市作为观察样本,采访了参与“建国大业”和见证历史变迁的核心成员、,力图真实而生动地重现1949年的那段历史。  本书既是一本历史著作,又是一本新闻著作,其叙述方式和研究方法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其学术价值也不仅限于是一篇新闻报道。本书既可供专业读者参考,也可供一般读者阅读与思考。

作者简介

一九四九,革故鼎新。在此时代的大转折之际,败者何以挣扎,胜者何以收拾残局、废旧图新,一般市井细民又如何安身立命?作者以大历史、小切口的方法,选取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沈阳等六个一线大城市作为样本,既有千年帝都,也有新兴都会,以做新闻的态度审视历史,采访了六大城市参与建国大业的核心成员、行业元老等六十九名当事人,通过他们的回忆和叙述,娓娓道来那段沧桑巨变、山河岁月,那些面对艰难的智慧与经验尤其值得关注与重温。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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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4条)

  •     对于很多还沉浸在国民党败退,共产党胜利喜悦之中的年轻人而言,这本书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学样本,提供给你如何学习现实,以及社会的架构。
  •     1.很难就这样一本书的体裁给出准确定义。人物访谈,旧闻集锦,史料汇编?与其说它是其中的任何一种,不如说它融合了其中每一种的特点,由此自成风格。2.就风格而论,此书是散漫的,苛求者甚至不免认为全书不过是一些材料的堆砌而已。不过即便如此,书中许多地方仍不乏真知灼见。显然,它不是一本以史或以论见长的书,书里很多压纸背的东西,要靠读者自己去体会。因此,它并不缺乏深意。3.事实上,在全书序言里作者就明确指出,新闻即历史,历史即新闻。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尽管时过境迁,看书里的很多叙述,倒真像是读新闻一般,由此,对历史的理解也可能就多了一个维度。4.序言里提到,帝制时代中央的财政规模从未超过GDP的4%。民国时最高也不过8.8%,而49年时新政权的这一项比例超过15%。经济上的中央集权模式,在那一刻无疑就奠定了,而这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吗?5.不止一位历史学家注意到清末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与国家财政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国家政权需要依靠地方实力派的力量抗击外敌、摆平内乱;地方实力派的兴起,则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尤其是财政上的)日渐式微。近代以来,这样的故事不断重复着,直至今日依然不绝。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真是一个大题目,是地方自治最重要的方面,毕竟自立要以面包为前提。由此,所谓“地方自治”,即使撇开其它方面不论,单就“钱”这一桩事而言,也已经完全可以是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或者反之,表面上不说,实际上早就暗自实现了。现如今也莫不是如此,只是程度各有差别而已。当然,国家垄断经济的壮大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题目了。6.目前普遍认为,“国民党既受惠又受制于权贵资本”,以至于到后来,它根本无力解决权贵资本(和土地)问题,到了台湾才下决心搞土地改革,靠“兵”的优势消除了这一隐痛,(但也未必就没有隐患,只是由于台湾地主阶层人少,加之整个“国土”面积小,才没酿成大动荡),又致力于发展自由经济,为后来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础,但这些盘根错节的矛盾,在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呢?7.中共一向重视对基层的控制(说好听点是“基层组织建设”,不仅包括本党的基层组织,而且包括基层行政组织),这与它的意识形态、组织结构有关,这一点跟国民党相当不同。而这一点,也正是造成后来同样是在党国体制下,而极权程度有不小差异的关键因素吧。8.看到进城之初、乃至进城之前,中共领导层对工人阶级罢工态度之转变,真是耐人寻味啊。正所谓“意识形态与政府责任之矛盾”。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显现了,北伐时出现的这类矛盾,恰是国共分裂的原因之一。只是这次,两者的位置发生了戏剧性的对换。9.从进城之初应对粮食和金融投机的例子便可读出,中共内部不乏处理财政乃至金融问题高手,但这仅限于技术层面,包括后来顾准与其上司关于税收征收方法的矛盾,亦不过具体措施上的纷争而已。高手如云却始终未能解决“吃饭”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机制之上的制度。全无自由的极权制度下,即使技术上再高明,也只能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无法真正让人享有哪怕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丰裕生活。10.像南京这样传统的消费城市、曾经的首善之都,要把它转变为生产城市,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新政权有决心这样去做,盖因骨子里寻求富强的渴望太过强烈。如此,传统啊,民生啊,一切均不在话下,非得服从于所谓“中心任务”不可。这样的思维模式,今天难道不是依然如故?11.思想上的宰制,早在入城之初其实就开始了。各个阶层的人们,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情——一点由对新政权的期盼(共同体感和期待一切从头开始的情感混合物)而生的半自愿和一点不信任甚至反感(国民党也讲政治学习这套的,并不讨人喜欢),走到一起,参加学习小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当时应该没听说过延安整风,否则不知作何感想。12.武汉大学的地下党,大概可看作当时遍布全国的“第三条战线”之缩影。走在校园里,随便遇到的一个人,就可能是怀有策反之心的人。这在今天看来近乎天方夜谭的事情,在当年却完全稀松平常,甚至如此策反之举,也并不会使“策反对象”反感,许多中间派顺水推舟就加入了某个外围组织——当此时局急剧变幻之时,人心的向背,已实在是无法逆转了。13.以行会为抓手去管理社会上的各个行业,完成税收任务,缓解新政权的财政困难,这本该是权宜之计,哪知后来竟顺理成章地把它当成了控制手段?14.试图在如此广袤的一片土地之上,推行像土改这样一场为统一的意识形态所驱使,又由近乎一刀切式的政策所统领的政治运动,注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难题的。广东的例子就是证明,于是,人员大换血就在所难免。通过土改,政权是巩固了,甜头也尝到了,不过矛盾的种子也由此埋下,以至于以后不得不依靠发动一场又一场针对不同人群的运动来达到稳定的目的——尽管每次运动的侧重都有所不同。15.作为一座最富于生活气息的城市,广州自然而然地抵御在进城之初便试图以政治组织来推行经济变革的计划。但在强大的铁拳面前,这样的抵抗实在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令强者预料不到的是,此地的商业传统早已在千百年间渗透进了这片土地,它与生活的联系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民间商业活力看似已被完全扼杀、计划经济彻底大行其道的岁月里,也依然迫不得以地允许私人企业存在,以弥补政府计划的不周。16.对于外贸的垄断是新体制下经济政策的一个缩影。在此体制之下,官方利用由政治权力派生而来的优势地位打压一切竞争对手,以实现为意识形态所鼓励的统摄一切经济领域的目的,最终导致的乃是全社会经济生活的凋零甚至停滞。17.伴随着文化控制而来的民间艺术的衰落,是极权统治的征兆和其最早的牺牲品;自由职业的消亡,则是另一个显著的标志,预示着全面、深层社会控制的时代已经到来。朱文轶:《进城: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
  •     本书标题直指1949,就在这年的五月三十日,沈从文写下了《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一文,记录了自己身处时代转折点上的忐忑和彷徨,弥足珍贵。历史早已远去,留下后人勾勒的粗犷轮廓,当初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特别是作为个体的人在大转变时期所经所历以及心灵上的激荡,往往杳然难寻。正如本书作者朱文轶在序言中所言,“理解1949年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们无法尽情地向过去索取历史,所有的亲历者都将逝去,人们只能在以往所存留下来的有限遗迹中勾画历史的轮廓。与更加久远的时代相比,1949前后具有一个优势,许多亲历者还健在,本书就是在采访了多达69名历史当事人的基础上精心编写而成,它将带领你亲近那一段难忘的往事。1949年,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此时在中国大地之上上演的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正在给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并最终占领城市的宏伟蓝图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在国共双方最后的较量中,城市是沸腾最为激烈的地方。本书选择六大城市:沈阳、南京、武汉、上海、广州和北平,展示在相同时间中发生在不同空间中的历史,其可贵之处不在于分析和阐释,而在于通过采访亲历其时的健在者来呈现过去,作为《三联生活周刊》主笔,作者对此驾轻就熟。这里,我们看到了新闻的手法,实地采访身份各异的当事人,但又因为所要采访之事不是发生在当下,而是在半个世纪前,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历史,这也正是作者所秉持的基本价值观,新闻即历史,历史即新闻,这是历史与新闻的二重奏,历史有它波澜壮阔的背景与脉络,新闻给与它细致具体的鲜活。事实上,新闻本就是今天的历史,历史也就是过去了的新闻,二者互有重叠,因此本书的基本内容不是依赖于既有史料,也力图摆脱既有的历史话语体系,它本身就提供了一份新的史料,而且是在“口述历史”的基础上表现出具体而微的真实性、趣味性和历史的现场感,大量的细节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比如,在“城市重建的沈阳模式”一章中,当时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第六处(炮工处)政委兼党委书记曹慕尧和军管会对外报道委员会成员刘白羽均细致地描绘了陈云办事的魄力和效率。在“武汉解放:知识分子参政样本”中,留美归来的社会学家刘绪贻讲述了如何通过隐藏自己党员身份的同乡逐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他们最初是通过打桥牌结识的。又比如,在“1949上海,民族资本蜕变”中有更多生动具体的记述,当时刚结婚还不到20岁的唐薇红回忆1949年5月25日,自己刚走到南京西路上的平安电影院,就看见路边灰扑扑躺着的军队,“瞬间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觉得这军队与以往的军队大不相同”,平常闲暇时间主要打麻将跳舞的她并没有立刻知道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上海。同样,28岁穿着旗袍、相貌秀美的“资产阶级女性”陈炜也在那天清晨匆匆从南京路走过,刚上南京路,她就兴奋地和站岗的解放军握手,可手里拿枪的战士并没有理睬她。而著名“银元之战”也在当事人的叙述中扣人心弦,还有舞厅如何减少并被改成书场,说书先生们越来越忙,他们的装扮居然引领着南京路上的部分时髦。在“1949年的广州”中,任职粤海关的吕健行讲述了在美国的禁运包围中大陆如何秘密而又巧妙地通过香港澳门与外国进行贸易,以此保证共和国初建时期急需的军事物资和外汇收入。再比如,最后一章“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原属东北野战军121师363团现已86岁的周之同,具体地讲到在1949年北平被围困的日子里,为了不扩大饥民问题,攻守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便打开北平北城的东大门——朝阳门,在城内的瓮城开辟一个菜市场,北平郊区卖菜的农民就推着独轮车和马车进城,除了粮食蔬菜,煤炭也照样可以往城内运送。像上面所列举的内容,在书中比比皆是,读来不忍释卷。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和许多通常难以被纳入历史视野的珍贵细节,我们可以更加真切更加深刻地把握历史、理解历史。历史曾经是活生生的人所经历的活生生的事,如此丰富,如此复杂,本书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走进激荡难忘的1949。

精彩短评 (总计34条)

  •     曾在三联生活周刊不定期连载的一系列文字,终于能聚在一处,便于人们一气读完,形成相对完整的1949年的回顾。
  •     此书再版,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     还好的啦,一本类似新闻写作的历史篇章,没多少水分,实称的像一大块违发酵的面饼
  •     很薄的一本小册子,学习历史,了解过去
  •     很好的历史文本。比起书市中比比皆是、俯身可拾的那些通俗演义,这本历史作品实在要厚重太多了,因此期待作者的下一本书。
  •     选题不错,做的不好,不妨一读。
  •     以沈阳、武汉、上海等地为例,讲述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管的故事,较为写实,值得一读。
  •     很棒的题材,但应该再深入发掘,补充些故事。
  •     跟小白站在三联里面,外面瓢泼大雨,我翻完了~~~里面的图片
  •     作为“杂(志)文”,不少地方很有点到为止的遗憾
  •     在武汉一段,声称中共委派犹太学生接近刘绪贻,属阴谋论谣言,五星降为三星
  •     三联封面专题男主笔叙史体
  •     看到头也就北京一章有点意思。
  •     其实是想寻找一个答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怀着理想有坚定信仰试图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人,进城10年后开始疯狂,50年后则变成了当初他们全身心反对的那些人?这个答案书中没找到,作者也根本没敢做这样的探讨。
  •     黄俄史观
  •     管理一个国家,且是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多民族、习俗迥异的国家,正是考量管理者管理能力的大考。20130224
  •     既无深度,又无广度,不过六片杂志文章拼凑骗钱而已,文字不够,乃至多用图片。此书一本《三联文化周刊》足矣。岂可曰“书”?
  •     不值的买。
  •     够细腻,但是还是看得出新闻体历史写作的局限性。
  •     对于了解那段历史还是提供不少信息,可能是过于平和,不是太符合自己的预期吧。
  •     對於這段歷史有些興趣所以看了。記者的這種文風還是蠻喜歡的。
  •     从表象来叙述秩序的重构
  •     选材比较独特 关注几个重要城市在1949两党甚至两种形态下如何完成交接 内容偏少
  •     三联系列文章结合。字字能看出共党入城后的喜悦与对城市人的不信任与对农民的抛弃。
  •     新闻写作或者说媒体写作的方式写历史,倒不必苛求全面和深度,重要的其实是细节的描摹和挖掘,这点是其他写作方式不可替代的。细节带来了可读性和代入感。
  •     见了许多新鲜事物,可以见到共产党收复中国的区域性,一个新型国家的建成,国进民退,也影响了城市的活力,对以后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一定影响
  •     不怎么样
  •     得空写评论吧。mark先。
  •     有新意,感觉和历史拉近了一点点
  •     提供了建国大业的丰富细节。
  •     非常靠近我们的一段历史 看到了一些之前不了解的细节
  •     杂志文章合集的感觉,有一些史海钩沉的东西
  •     这本书对我的最大意义是,告诫了我在火候不到的时候,千万不要写书……太尴尬了……
  •     很特别的选题,曾经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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