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里看中国

章节摘录

丧钟为谁而鸣——间谍海明威在香港的日子对一些明星和名人来说，重庆是一块极具吸引力的地方。当然如果不是战争，他们绝不会踏入重庆半步。毫无疑问，海明威是去到过重庆的最知名的文学偶像级人物。他是和他的记者妻子——32岁的烟鬼玛莎•葛尔红一起去的重庆。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年近70的葛尔红决定在她的自传《我和别人的旅行》中记录下她长期记者生活中的旅行经历。显然，这本书中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她与她那“不情愿的伴侣”的远东之行。“不情愿的伴侣”是对海明威的昵称，因为他不愿意来中国。这位美国文学巨头刚和葛尔红结婚就开始了远东之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远东之行就是他们的蜜月旅行，同时也是他们短暂喧闹的婚姻开始走向终点的标志。情绪高昂的葛尔红与毫无兴致的海明威一路上吵吵闹闹、分分合合，穿越战火纷飞的中国内陆，历经3个月才抵达重庆。应发行量约300万份的周刊《柯里尔》杂志的请求，他们开始了远东之旅，该周刊请求葛尔红去中国、香港、新加坡、荷属东印度和缅甸报道中国前线战争、远东的英军状态以及日军的侵略规模，并要求她穿越重庆至关重要的物资供应路线——滇缅公路。当时，对勇敢的记者来说，这条路线很有吸引力。勇敢的女记者爱丽丝•L•B•莫茨已经应《柯里尔》杂志之请，沿滇缅公路一路开车直达重庆；卡尔•克劳和伊恩•莫理森（G. E. 莫理森的儿子）也都穿越过这条著名的公路。葛尔红从没有到过亚洲，但她很想报道战争。她是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热烈支持者，同时坚持经济独立。她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海明威的妻子和追随者，因为对她而言，这些身份都太过简单。尽管海明威最敬爱的叔叔曾是陕西的一名传教士医生，还被孙中山授予过奖章，但海明威自己却对中国之行并不感兴趣。然而，在葛尔红的一再坚持下，他不得不做出让步。于是，他接受了纽约小报《午报》 的工作安排，报道亚洲的战争，重点关注新近通过的租借法案如何帮助同盟国取得战争的胜利。尽管海明威之前意图效仿杰克•伦敦，去远东看看，但他还是更愿意待在家里或者至少待在哈瓦那享受生活。那时，他刚刚因《丧钟为谁而鸣》的电影版权得到10万美元的支票，这在当时是笔极大的财富。他已经一夜暴富并且出名，没有必要去亚洲受苦。时年41岁的海明威，从旅行一开始就不停地抱怨，情绪大起大落——在现在这或许可以确诊为躁狂抑郁性精神病。海上航行也令其沮丧：严峻的战时条件下，船上服务不复存在，他们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度过了大半旅程。晕船的海明威在火奴鲁鲁挣扎上岸，当地的人们疯狂献花，聚集围观，这位好斗的小说家对此非常恼火，他甚至对葛尔红说：“哪个狗娘养的再敢碰我，我就宰了他。”总而言之，这段旅程从一开始就不那么顺利。到达香港后，海明威夫妇的生活得到巨大改善。这令葛尔红想起了萨默塞特•毛姆对东方殖民生活的描述。《南华早报》曾刊文表达了对海明威到访的热烈期盼之情，在香港早就有一群人等着奉承他，赞赏他的著作，在他下榻的香港饭店的酒吧为他倒酒，海明威对此感到十分惬意。在日军入侵香港前，他们确实有条件及时行乐。在此期间，葛尔红写了一些精彩的报道，同时雇用了著名摄影师宋徳和以及王海升为她拍摄相关照片。然而，出于工作要求，1941年3月她还是飞往重庆，为了躲避日军飞机，她选择了在夜间乘坐高空飞行的飞机。海明威则选择留在香港，享受着众人追捧和猎杀雉鸡，而且忙得不亦乐乎。在香港遇见他的项美丽回忆说是海明威将“血腥玛丽”引进了这块殖民地。葛尔红带着日记本远赴重庆记录“这个国家的脉搏”，而海明威却在“双枪”科恩的陪同下，忙于寻找更多可以猎杀的野生动物。“双枪”莫里斯•科恩是伦敦东区人，曾是孙中山的保镖，当时恰在香港休假。葛尔红的重庆之行异常坚决，但一路上也遇到了不少麻烦。途中，飞机的空气测速表被冻住，飞行员不得不打开窗户估测速度，结果发现如果飞行时速低于63英里/时，飞机就会从空中坠落。最终他们在昆明成功着陆。葛尔红从昆明——滇缅公路中国段的终点开始报道战争，之后又返回香港。此时，海明威正在旅馆房间里喝酒、打拳、斗蟋蟀，糟蹋身体，挥霍时光，这就是他为《午报》所做的工作。葛尔红发现海明威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于是又开始探究香港及其居民、香港的妓院、舞厅以及中国的难民。最终，海明威再也没有借口拖延重庆之行，于是在有轻微洁癖的葛尔红备足了虱子粉后，他们就出发了。尽管海明威并不喜欢演讲，他还是接受请求向前线军队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然而，正如西班牙内战中的海明威一样，他一直是个两面派——他是一个作家，冷酷、愤世嫉俗，同时却又对战争深深着迷。旅行途中，海明威可以骑马代步，但这并没有改善他的心情，因为当这位大作家骑在矮壮的蒙古马背上时，他的脚总是拖在地上。当马走累了，海明威总是说要把马扛起来走一会儿，这令葛尔红非常尴尬。他们住宿的小旅馆也全是床虱和破裂的水管，这使得海明威心情更加恶劣。至此，就连葛尔红也开始对波折不断的中国之行感到疲惫异常。他们最终成功抵达重庆。在那里，海明威展现了他具有同情心的一面。然而葛尔红却发现自己手指缝处的皮肤开始溃脓，就是记者们所指的“中国式腐烂”。她不得不使用一种很难闻的乳膏，戴手套，这本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她却又患上痢疾。对于妻子的痛苦，海明威的反应是：“你是自作自受。我告诉过你不要清洗。”有洁癖的葛尔红几近发狂，她后来回忆道：“50年的旅途，所经之地，唯有中国令人在长久之后仍感恐惧。” 海明威因暂时不用洗澡而相当开心，但也没发现重庆有什么让他喜欢的地方。当地报纸重庆《中央日报》将葛尔红描述成有着深棕色皮肤的女人，她对此感到恼火，因为之前香港的报纸都夸她是个美人——《南华早报》的“鸟瞰”八卦专栏甚至称她为“最美丽的女人”。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俩驻留重庆期间，重庆并没有遭到日军轰炸。他们见到了没有戴假牙的蒋介石，这明显是一种荣耀；还见到了蒋夫人，海明威戏称她为“中国女皇”，这个绰号一直伴随她直到逝世，甚至还出现在她的几篇讣闻中。他们还见到了周恩来，虽然他们同战时大多数记者一样觉得他极具魅力，还写信给朋友赞扬他的俊朗友善，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究竟是谁，也不知道问些什么。当葛尔红再也无法忍受重庆的脏乱和皮肤感染时，她用法语访问了周恩来，写道：如果他说牵起我的手，带我去体验世外桃源的乐趣，那么我就会收起牙刷，做好离开的准备，因为我确定——世外桃源并不在中国。 离开重庆后海明威夫妇去了仰光，并在那里分手。海明威返回香港继续享受打猎和喝酒的乐趣，或许还曾（同时）与3个中国妓女鬼混，他后来不断讲述的一个故事里提及过此事。海明威还与项美丽的男友查尔斯•博克瑟享受鸡尾酒晚会，博克瑟说项美丽因为胃溃疡不能参加晚会，实际上是因为她偷偷怀上了博克瑟的孩子。葛尔红则发现仰光“比蒸汽机还要热”，那时，海明威在写给她的信中说没有她，他感到迷茫，这也证实了海明威在纸上比在生活中更浪漫。最后二人返回了美国，却与《柯里尔》的主编发生了争执，因为该报主编指责海明威在给《午报》的稿子中抄袭了葛尔红的文章。被惹怒的海明威宣称：“我跟着去的唯一原因就是照顾玛莎，谁让她在那个“肮脏的国家”做着危险的狗屁工作。” 海明威对中国并不感兴趣，因为编辑不想和愤怒的海明威就“肮脏的国家”争论不休，这场争论也就不了了之。葛尔红的文章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尽管她后来承认因为受战时中国人爱国热情的感染，她掩盖了真相，并没有披露在蒋总司令管辖的重庆所见到的腐败现象。而为了支持国共联合抗战，海明威也对腐败问题避而不谈。同所有新记者一样，到访重庆的这两位超级明星无疑对周恩来的魅力、蒋总司令的事业和蒋夫人的美貌更感兴趣。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报道战争只是海明威中国之行的次要任务，他的首要身份是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间谍。这个任务来自于财政部而不是总统或陆军部，也许让人有点惊讶。在美国仍然保持中立之际，这位低调内敛的学者正试图用一种安静的方式抵制法西斯主义。摩根索为人严苛，但据说他对海明威的简报相当满意且印象深刻。如果海明威所有的报道都没有经过摩根索的亲信——哈利•德克斯特•白修德之手，这一切将会堪称完美，因为白修德后来被证实是一名苏联间谍。所以除了摩根索（甚至罗斯福），斯大林也读了海明威的简报。中国之行也是海明威和葛尔红的婚姻走向结束的起点。一起旅行时他们争吵打架，分开后却又互相思念。这段感情火药味十足，到二战后期，俩人的婚姻终于在伦敦宣告彻底破裂。总之，海明威和葛尔红这段旅居中国的经历相当复杂：两人后来都承认对中国怀有崇拜、热爱之意，同时却也对那里充满绝望和厌恶之情。或许海明威所谓“挥之不去的记忆”，就是对这段旅行最为恰当的总结。黑色星期六——日本来袭1937年8月14日，黑色星期六，大批外国记者正在上海市中心附近，炸弹就落了下来。为了阻止日军空袭，中国空军的战机飞越上海，去轰炸黄浦江上的日军巡洋舰，然而他们误投了。一枚250公斤的炸弹落在南京路和外滩的人流交汇处，另两枚落在了繁华的爱德华七世大街。炸弹击中了正在仰视天空的围观人群，共造成1740人丧生，1873人受伤。真正的黑色星期六。卡尔•克劳当时正在办公室起草一份给大广告客户的报告，窗户就被炸飞了；南非记者亨利•约翰•梅尔当时距西藏路“大世界”娱乐城不过46米开外，炸弹落下来，许多在娱乐城避难的难民被炸死，亨利也被炸翻到街上。哈里特•艾本德性格坚忍的苏格兰助手，人称“罗比”的道格拉斯•罗伯森当时正在南京路用餐，餐厅的窗户飞进来将他砸成重伤，好友只得将他送回美国接受长期治疗。做艾本德的助手的确危险：差不多一周之后又一枚炸弹鬼使神差地落在市中心，南京路永安百货商场的一台下行电梯被炸，罗伯森的继任者安东尼•比灵汉姆就在里面。电梯中的11个人除比灵汉姆和12岁的电梯男孩重伤外，其余9人全部丧生。英国自由传教士，《教务杂志》的编辑弗兰克•杰•罗林森还没这么走运，当时他正站在妻子和女儿的身边，就被日军人的机枪子弹打穿了心脏；落在大华饭店前门外的炸弹则炸死了《字林西报》的英国会计A. D. 威廉姆斯。日军“出云号”战舰炮击闸北和浦东的码头和工厂时，兰德尔•古尔德正在办公室里，他拿出相机拍下了从浦东漫过黄浦江飘向外滩的硝烟。和马尔科姆•罗肖特以及新闻界其他一些敏锐的业余摄影师一样，古尔德随时都做好了拍照的准备。几个月后，他拍到从虹口和闸北通过外白渡大桥涌向相对安全的公共租界的汹涌人潮。他在紧挨大桥的百老汇大厦九楼的上海外国记者俱乐部里，从窗户对涌过大桥的人群进行俯拍——得到的那张名为“飞离虹口”的照片极其震撼，以后大量被翻印。黑色星期六过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到1937年10月，中国军队已呈全线溃败之势。上海及其周边的许多民众都逃入公共租界或邻近的法租界，躲避日军的屠杀。法新社记者、《世界报》撰稿人罗伯特•吉兰有点消化不良，他在法租界里看到国民党军队宁愿向法军而非日军投降：“他们扔掉手上的德制武器和印着国民党青天白日标志的头盔，脸上闪着泪光，有些因情绪激动而颤抖，有些像受伤的动物一样发出奇怪的哀嚎。”1937年8月，吉兰一直在上海徘徊。1938年他启程去日本报道战争的进展，见证了东京轰炸，并一直待到广岛原子弹事件之后。在日期间，珍珠港事件后，吉兰就失去了自由，直到1946年才获准返回法国。其他记者纷纷走上街头展开实地报道。巴德•艾金在外报道战况时，一枚机枪子弹命中了他，幸亏有他的锡制头盔给挡开了。此事迫使合众社发布备忘录，告诫记者不得轻易涉险暴露自己。埃德加•斯诺此时在为英国工党的喉舌《每日先驱报》报道上海沦陷的情况，由于事务繁重，他招募友人路易•艾黎过来帮忙。作为一名一战时新西兰远征军的老兵，艾黎1927年来到上海，起先当消防员，后在工部局的工厂里任检查总长。以毛利人酋长命名的路易，矮小健壮，有着出名的“罗马式”的鼻子，在做这份临时记者工作时表现出坚忍不拔的精神。第二次淞沪会战中有许多新闻记者死伤，上海更成了一个危险的去处。1938年11月，伦敦《每日电讯报》通讯员菲利普•佩姆布罗克•斯蒂芬斯在南岛被日军步枪子弹击中身亡。哈里森•福曼目睹了斯蒂芬斯被射的过程，当时斯蒂芬斯翻过一堵分隔中国城区和法租界旧墙上的缺口，爬上一座水塔的平台想更好地观察战斗，一名日军狙击手开枪射中他的头部，致其当场身亡。斯蒂芬斯是一名广受喜爱的记者，他放弃了伦敦和律师界的工作，先后为《每日快报》和《电讯报》报道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和西班牙内战；黑色星期六之后不久他来到上海。大部分还留在城内的记者参加了斯蒂芬斯的葬礼，纪念这位逝去的友人，同时讨论日渐恶化的时局。兰道•古尔德、饶世合、詹姆斯•米尔斯和哈雷特•阿班都参加了葬礼，阿班和“红头发”尼克波克还为斯蒂芬斯扶灵。斯蒂芬斯之死使得日本政府及其报社与各国媒体间的关系彻底破裂。哈雷特•阿班出席的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新闻发布会上，日方拒绝对射杀斯蒂芬斯一事负责。日方翻译、日本记者罗伯特•堀口曾与阿班于1928年一起报道过济南惨案并认识许多外国记者，但此时他却与往日的同事朋友成了死对头。此后堀口被派驻华盛顿，在珍珠港事件后又被派往法国的维希工作，而他的美国籍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则留在美国艰难度日。就在将斯蒂芬斯下葬于静安寺公墓的同一天，东京的一家大报《每日新闻》发表了一篇无耻的报道，声称斯蒂芬斯并非日军所杀，而是死于和其他外国记者的争斗。 见证南京浩劫至此发生在上海的杀戮还不算最骇人听闻，当侵华日军涌入南京打败了中国守军后，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日军在全城进行了一场为期六周、令人发指的屠城行动，史称“南京大屠杀”。大部分南京沦陷前来到此地的外国记者聚集在城里破败的国际俱乐部里，事实上许多人来俱乐部是为了参加一次社交聚会，听取外交部宣传和情报部门主管T. T.李博士的发言。由于失去了长期助手道格拉斯•罗伯森，哈雷特•阿班没法离开上海，于是他请《纽约时报》派阿尔伯特•克里夫顿•丹尼尔赶赴南京。丹尼尔没干多久就返回美国又被派往俄罗斯和巴黎，最终成为《纽约时报》在华盛顿的总编和执行编辑——可能是因为娶了杜鲁门总统的女儿玛格丽特•杜鲁门，他的事业才如此顺利。丹尼尔走后，可靠而机智的蒂尔曼•窦奠安辞去了《大陆报》的职务，填补了这个空缺，窦奠安来得非常及时，他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路透社的莱斯利•史密斯、派拉蒙的新闻短片摄影师阿瑟•门肯、《芝加哥日报》的阿契•斯蒂尔以及合众社的伊尔•里夫等外国记者也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报道。南京惨案触目惊心，窦奠安在1937年12月17日《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写道：“这是彻头彻尾的劫难——他们强奸妇女，驱逐屠杀平民，成批成批地处死战俘，这一切使得南京成为了一座恐怖之城。”  两天后，他登上停泊在长江上疏散外国人的 “瓦胡号”美国军舰逃离了大屠杀中的南京。斯蒂尔以《地狱里的四天》为题自南京发出了的最后一篇报道，刊登在《芝加哥日报》上，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因为读者和报界同仁普遍认为他是一位较中立且见多识广的人。出生在苏州的传教士子女、联合通讯社的C.叶芝•丹尼尔写道：“关于南京，我最后记得的是：惨死的中国人，惨死的中国人，还是惨死的中国人。” 他后来因在侥幸逃离新加坡之前报道了新加坡的沦陷而名噪一时。出生在上海的澳大利亚籍中国通人称“H. J.”的哈罗德•约翰•田伯烈，很快同亚历山大•巴克曼一起编写了一本最早记录南京大屠杀的书，书中引用了来自受害人和在国际安全区工作的外国人的目击证据。 田伯烈1928年来到中国，在为《曼彻斯特卫报》工作的同时，还开设了一家事务所，翻译中国报社的文章。他还是太平洋学会的本地代表，这家机构负责在中国召开会议，在记者中有很高知名度。优雅而具有贵族气质的田伯烈在记者队伍中相当受欢迎，艾洛娜•拉尔天•苏斯形容他“好似一位路易十五宫廷中的侯爵” 。富有爱心的他还利用空余时间，为上海血汗工厂中数百名辛勤劳作但没有报酬的学徒工提供医疗援助。田伯烈在南京的生活非常繁忙，但他仍然利用空袭的间隙娶了个美国女人并坚持报道新闻。尽管有日本新闻审查官的干预，他的文章还是由他的新婚妻子从封锁一切消息的南京悄悄带到上海，刊登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并在英国引起了强烈反响，震动了外交界。为了诋毁他，日本历史学家称他被中国情报部门买通了。不过据《卫报》档案记载，是南京安全区国际特别委员会成员发表的田伯烈的文章。 另外，田伯烈指责英国驻南京外交官渎职，在危机临近时跑去度假，从而开罪了英国权贵。不屈不挠的田伯烈在1942年出版的《日本：一个世界性问题》中再次对日本的暴行提出质问。据称1997年，在安徽合肥某处的一张床下面发现了一份更完整的材料，内中都是田伯烈收集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据。1939年，田伯烈离开新闻界，成为中国情报部的一名顾问，不过《曼彻斯特卫报》的长期编辑 W. P. 科洛奇尔仍定期向他咨询相关事宜。日本方面坚称从不存在什么南京大屠杀。来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国民新闻》、《东京日日新闻》、《上海日日新闻》（该报每日发行中文版，在上海发行量为6000份）以及同盟社的120名日本随军记者不遗余力地否认大屠杀事件，并全部坚决支持日本侵华。然而有一些日军士兵认为屠杀是神圣的，居然将暴行拍摄了下来，结果成了不容置疑的铁证。 大屠杀后，许多日军士兵回到上海，他们拍摄的照片胶卷被当成了大屠杀的纪念品。冲洗照片的中国技师震惊了，将冲洗出来的照片传到外国记者手里，更多的人因此得以了解真相。日本极力打压对真相的报道，记者的文章遭到新闻审查官的大量删减。日本下达了《禁止散播流言令》和执行《出版监督法》的命令，东京和日本军官迅速实行封口令，一些新闻记者受到了牵连。原定在《中央公论》月刊上连载，由石川达三撰写的《活着的士兵》被视为反战言论，1938年3月第一次刊载后就依据《禁止散播流言令》停止刊载了。石川在1937~1938年间在上海和南京工作，对日军不分军民的屠杀、劫掠和无以计数的强奸等行为进行了记录，但均遭日本官方否认，然而掩盖屠杀真相的企图最终证明是徒劳的。和许多其他人一样，下面一些人在最初返回日本时也对大屠杀予以否认，他们包括《东京日日新闻》的摄影师佐藤新住、同盟社影视部短片摄影师浅井达三、《和气新闻》战地记者田口俊介、《东京朝日新闻》特邀记者今井正刚以及《都新闻》记者村田周阳。他们知道日本的新闻控制极为严密，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会受到恶毒的控告。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人开始承认他们看到的真相。浅井达三回忆、讲述了大屠杀的情形。在30年代后期曾撰写一系列激情洋溢爱国文章的今井正刚，在50年代承认曾目睹400~500名中国人在《东京朝日新闻》驻南京办事处附近被残忍杀害，还看到过南京码头堆积如山的死尸。另外一些人的供认则晚得多：《东京朝日新闻》记者安达和夫与森山义夫最终于1975年回忆一次发生在报社附近的大屠杀：“一群身着便服的中国士兵，就在他们嚎咷痛哭的妻儿子女面前一个接一个被枪杀” 。后来还有人提供了书面回忆，如《东京日日新闻》的铃木次郎记下了屠杀的目击证据；同盟社上海总编松本重治采访了一些日本记者，他们承认在南京街头随处可见被烧焦的尸体。即使是在数十年后，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仍被极力掩盖和打压。《东京日日新闻》记者后藤耕作整个60年代都否认大屠杀；80年代仍在世的前《读卖新闻》驻上海记者原士郎坚决否认曾看到过任何非人道行径；尽管石川此前曾就目击事件出书，后来他却再一次对此予以否认；《朝日新闻》上海分部的桥本登美三郎是个有趣的人，他对大屠杀全盘否认，并且据他称会说英语、穿着得体、举止礼貌的同事森山隆也从未听说任何有关大屠杀的传闻。尽管如此，同社的另一名记者今井野口却承认大屠杀一事并作了回忆。显然，在毋庸置疑的事实过去多年以后，日本新闻官员仍不愿面对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几乎所有日本记者都对此予以否认。在对待一件惨绝人寰的事件上，记者们如此公开且高度一致地否认事实实属罕见。南京的混乱局面仍在继续。12月初，《东京朝日新闻》摄影师天野义夫和日本一家通讯社记者肯尼罗•足沢被中国军队打死。1937年12月，美国和其他一些中立国人员乘美国“帕奈号”军舰从南京撤离一事吸引了多家媒体的注意，许多记者赶赴南京。军舰撤离过程中日本人再次自毁形象，当时“帕奈号”和附近三艘标准石油公司的运输船遭到日军飞机的扫射和轰炸，舰上的士兵和一些岸上的人因此受伤。几名登上“帕奈号”准备撤离的记者经历了这场灾难。伦敦《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科林•麦克•端纳乘小船帮忙将受伤士兵运送上岸，他撕碎手帕和破旧衣物堵住船上的弹孔，然后抄起手中唯一可用的工具——一顶破损的头盔，拼命舀出船里的水。合众社驻南京总编威尔顿•詹姆斯扔掉手中的笔记本救助伤员，为此荣获海军“远征”奖章。《柯里尔周刊》驻远东记者詹姆斯•马绍尔在日军飞机扫射时颈部、肩膀、腹部和胸部多处被弹片击伤，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步行20多英里，直到被日军发现并经水路带到上海。“帕奈号”上的被困人员最终上了岸。被称为“意大利的弗洛伊德•吉本”的意大利《新闻报》记者桑德罗•桑德瑞腹部受了致命伤，藏在岸上10尺高的芦苇丛中。他临死前，曾报道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记者老路吉•巴兹尼的儿子小路吉•巴兹尼试着用香烟缓解他的痛苦。环球影业的诺曼•阿里和乔治•克雷努科夫以及福斯电影公司的埃里克•梅耶拍下了日军攻击“帕奈号”的画面。胶片由驱逐舰迅速送至马尼拉，然后由快艇运至美国西海岸，再搭乘一架包机转往纽约，最后由装甲车直接送到布鲁克林的实验室，全程共花费25000美元。除了这些新闻短片，夏威夷出生的华裔《纽约时报》记者诺曼•宋拍摄的照片也让美国观众了解了“帕奈号”遭日军攻击的过程。阿里、梅耶和宋的照片证明，日军飞机曾不止一次低空接近“帕奈号”，以确认对方属美国船只。哈雷特•阿班的独家报道配上宋的照片，揭示了开火命令是由反动会道门成员桥本欣五郎个人下达的。桥本后来因其在中国的血腥暴行而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从黑色星期六到1937年12月“帕奈号”遭攻击止，在华外国记者的遇难人数比此前从1827年《广州周报》创刊起的一百多年间还要多。

前言

在“三s”背后斯诺（Edgar Snow）、斯特朗( A.L. Strong)、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是外国记者在近代中国的三面旗帜。很长时间以来，国内学界对外国记者的研究是以“三S”为焦点的。这三个人固然伟大，但显然，在他们身后，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另一些外国记者也有着同样多姿多彩、惊心动魄的事迹。在鸦片战争至1949年的一百多年中，至少有500名外国记者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他们报道中国，影响中国，有些人甚至还卷入了中国政治。然而，对这些人的介绍是非常薄弱的。他们的形象被“三S”的巨大身影所遮蔽。近30年来，国内外学者在开掘近代来华外国记者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82年，美国一些老“中国通”们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聚会，回忆了他们当年在中国的岁月。学者麦金农（ Stephen R. MacKinnon ）据此编篡了《报道中国》， 该书讲述了那些1930-1940年代中20多名美国来华记者的亲身经历。于是，人们透过“三S”，看到了更多的美国记者：阿奇博德•斯蒂尔（A.T. Still）、蒂尔曼•窦奠安（Tillman Durdin）、佩伯•马丁（Pepper Martin）、凯思•毕奇（Keyes Beech）、克里斯托夫•兰德（Christopher Rand）、约翰•鲍威尔(John Powell)、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兰德尔•古尔德（Randall Gould）、安娜尔丽•雅各比（Aunalee Jacoby）、格拉姆•裴克(Graham Peck）、莫瑞斯•沃陶（Maurice Votaw）……1995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彼得•兰德撰写了《中国通：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冒险与磨难》， 着重刻画了6位抗战时期到中国采访的美国记者，其中既有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海伦•福斯特（ Helen S. Foster）和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也有他们相当陌生的瑞娜（Rayna Prohme）、易罗生（Harold Isaacs）和巴巴拉•史蒂芬（Barbara Stephens）。1932年，满腔热情的易罗生曾在上海主办进步刊物《中国论坛》，后被认为是托派分子而与中共决裂，抑郁回国。这段历史过去很少有人涉及。而美女记者史蒂芬的凄婉故事也进入了兰德的视野。史蒂芬1945年在重庆出现时，其青春靓丽曾迷倒一批美国记者。1947年，史蒂芬在新疆采访时飞机失事身亡，她的墓碑被热爱她的人们竖立在南京城外。她的葬礼由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主持。这些细节如果不是兰德努力的搜寻，历史能记住吗？在疯狂追求史蒂芬的美国记者中也包括彼得•兰德的父亲——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华记者克里斯托夫•兰德。在彼得眼中，父亲是个神秘人物。他桀骜不驯、特立独行，中国之旅是他生命中最华彩的篇章。为了实现自己的光荣和梦想，父亲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的家庭破碎了，1966年的一天，充满负疚感的父亲从六层楼上跳了下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解破父亲的自杀之谜，兰德对克里斯托夫及其他同时代的美国来华记者作了系统的研究，从而揭示了那个时代悲剧的成因。几乎在兰德书写“中国通”的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张功臣的《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1840-1949》（1997）问世。该书对建国前上溯百年的外国记者在华活动作了概览式的描述，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克理尔曼（James Creelman）、密勒（Tom Millard）、莫理循（G. E. Morrison）、端纳（W. H. Donald）到鲍威尔父子（John B Powell & John W Powell ），比起充满感情追溯父辈轨迹的兰德，张功臣的研究冷静而理性，这大概是国内首部系统描写外国记者在近代中国活动的研究著作，在张之后，国内研究外国记者的视域明显扩大了，从当红的“三S”波及更广阔的人群，比如南开大学学者罗宣撰写的《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卢斯与中国》（2005）就是研究美国新闻大亨、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的专著。在对国外记者的研究中，不仅目标人群更为开阔，同一人物的多个侧面也得到了纵深展示，比如斯诺1936年去西北参访红区时抱有哪些复杂动机？史沫特莱到底是不是共产国际的间谍？诸如此类的问题曾受到过学者们多次拷问。但无论如何，比起那些外国记者在中国舞台用青春和生命谱写出的宏伟篇章来说，学者们的描述还是太薄弱了。外国记者与现代中国这个题材有太多的故事等待诉说，有太多的隐秘需要揭示。2009年，英国研究者法兰奇(Paul French)的《镜里看中国》在这个领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尽管同样是概览式的描述，但法兰奇给笔下人物予更多鲜活的细节； 给历史予更细致的多角度透视。比如他发现，斯诺夫妇并不像左派描写的那样简朴，在1930年代的北京，他们“整日流连于北京饭店楼顶的各种晚会及其他社会活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于莫斯科的抗议，曾删去了大量“引起苏联共产党不快”的细节，再比如，英国记者加雷思•琼斯（Gareth Jones）在北京的神秘之死、英国业余战地记者奥登（W.H.Auden）和依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38年的中国之旅等 ——这些细节都尚未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法兰奇描写的这些来华外国记者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见证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国，在鸦片战争、民国风云、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历史大时代的烽火中穿行。他们向世界报道并解读中国，是中国历史变革的目击者和镜像者。作者在解释他的写作动机时说，他想让读者知道“很久以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故事曾经是国际媒体追逐的头等要闻之一”。 法兰奇说：去翻一翻外国记者曾经写下的中国报道，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报道，你就会发现当时绝大部分西方报刊，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每天刊登的关于中国的报道都比今天多。 法兰奇打破了以英雄主义的笔触描写主人公的模式，把上个世纪前来中国冒险的记者们作为活生生的人端上台面，逐个呈现。正如他指出的：“这些来华记者立场各异，对中国既有臆断和偏见，也有希望和梦想。他们并非永无过失，他们发布的消息并不完全准确，有时甚至错得离谱。”但他们大都“精明能干、精通业务，并对新闻工作满怀热忱……他们都是普通人，有着人类固有的劣根性。酒鬼、浪子、骗子也不在少数，间或也有间谍……。他们会变更立场，无视公正，心怀偏见，甚至有少数人是彻头彻尾的一流骗子和无赖。”（见作者序）然而，无论对历史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他们有着每个人不可替代的位置。他们不应被美化或丑化。在100多年间到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排列出了一个的长长名单，法兰奇对他们进行了筛选，他毫不讳言地说：“首先，我要筛选出最有意思的人物，最引人入胜的经历，省得读者自己去各处搜寻。显然，我选择的时候会选我认为最有意思、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写作中，法兰奇始终注意着历史环境对他笔下人物的影响。他说：我始终感兴趣的是一个人的经历对他的影响，他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如果深入研究那些战争年代转向共产党，支持共产党的外国记者，就会发现他们中很多人来自受到三十年代大萧条打击的美国和欧洲，西方政治上左、右对立鲜明并导致重大事件，比如西班牙内战、苏联的崛起，等等。他们到中国是带着这些政治环境的影响，由此对中国的这个事业或那个主义产生同情，这都跟他们各自母国的时政有密切关系。他们的这些经历显然在文字里流露出来。 在以往对外国来华记者的研究中，美国记者是中心。在《镜里看中国》里，美国记者依然是中心，但与此同时，法兰奇引入了对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苏联、德国、日本等国家记者的讨论，所关注的目标媒体也从报纸扩展至当时的卡通、新闻电影、摄影、广播等多种形式。这些都是本书独到的。法兰奇出生在英国，20多年前来到中国学习、生活、工作至今，他是Access Asia  信息服务公司的创办人和发行人，长期生活在上海，文商并重。他的首部涉及新闻的著作是2009年香港大学出版的《卡尔•克劳：一个坚强的中国通》，《镜里看中国》是他的新闻系列的第二部。他的第三部新闻系列作品《北京谋杀》是关于1930年代英国驻华记者雷思•琼斯的专著。法兰奇追求学术性和市场化并重的双重价值，所以他的选题和写作风格是以雅俗共赏为特征的。但这样一来，严肃的学究们或难以得到满足。然而，在市场化的今天，这种风格可能正是作者所刻意追求的。无论如何，法兰奇的《镜里看中国》把读者带到了一个更宽广的舞台，让我们细看“三S”背后的那些光怪陆离的外国记者，重新品味他们的“光荣与梦想”，重温远去的历史，而所有这些都是值得嘉许的。张威 2011年盛夏于北京凌云居引言近代中国历史的见证人这或许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但在许多方面，新闻工作者们确实是他们生于其中并将之诉诸笔端的社会的镜子。他们，试图以一种读者们可以理解的方式为其放映遥远国度的复杂事件。对于旧中国的驻华记者们来说，事实更是如此。这类记者最早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鸦片商们在广州的工厂里。 20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论是文稿数量还是记者人数，都达到了顶峰。不管是将新闻发回给他们远在欧洲、美国、日本或其他地方的雇主，还是给其供职的中国当地外人报刊，他们都试图通过自己的报纸、杂志和期刊向世界报道中国发生的一切。与现在一样，驻华记者团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主流团体。从起势甚微到如火如荼，驻华外国记者们见证了中国的历史和发展，见证了中国的动乱和革命、改革和战争。这些记者们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几乎每一次都站在中国命运之重大转折的最前沿。他们目睹了鸦片战争，旁观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衰起落，见证了火烧圆明园，亲历了义和团对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围攻和袭击，目睹了清王朝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诞生，见证了她为反对军阀混战、争取民族生存所进行的斗争，以及日军侵华、共产主义的兴起等等，那时看到的不是战争，就是革命。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中国被迫开放对外贸易；1900年东交民巷围攻战结束，八国联军增援部队占领北京；这两件事，外国记者团曾亲眼目睹。他们还曾见证了中华民国的诞生，以及1919年5月4日带来的一个朝气蓬勃、政治上日趋激进的中国。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那时，旧中国的驻华记者们就站在血流成河的街头。1937年的黑色星期六，第二次淞沪抗战的动乱曾危及到他们的安全。从1931年日军入侵并吞并伪满洲国，到轰炸上海、强占南京再到袭击国民党战时陪都重庆，他们一路跟随着侵华日军的足迹，与众人一道托庇于防空洞中，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与蒋总司令及其夫人品茗交谈，于延安窑洞拜访毛主席及他的同志。他们见证了从内战开始到结束后蒋介石逃往台湾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这一历史进程。总之，驻华外国记者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见证人，是全世界亿万民众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传媒人。与世界各地的记者一样，驻华外国记者们立场各异，他们对中国持有自己的臆断和偏见，但仍有不少人对中国怀有希望和梦想。当然，他们并非永无过失，他们发布的消息并不完全准确，有时甚至错得离谱。他们中大多数人精明能干、精通业务，并对新闻工作满怀热忱，少数人甚至异常优秀，具有罕见的鉴别力和天赋。但他们都是普通人，有着人类固有的劣根性。酒鬼、浪子、骗子也不在少数，间或也有人是间谍，并且这种人绝不止一个。他们会变更立场，无视公正，心怀偏见，甚至有少数人是彻头彻尾的一流骗子和无赖。旧中国的驻华外国记者，无论是在广州的工厂里利用手工印刷机印刷小报的早期记者，还是将文章用电报发回伦敦或纽约世界大报的外国记者，都怀有努力了解中国的愿望，并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跟读者分享他们的见闻心得，正是这种愿望几乎将他们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从19世纪20年代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种愿望从本质上使中国的“脉动”变得令人着迷、充满挑战。但他们集体在解读中国时也遭遇了巨大的困难。他们就像刘易斯•卡洛尔笔下的爱丽丝。爱丽丝在穿过魔镜之后，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鲜活的花园，在那里，她意识到没有哪条路能通往她想去的地方，而一路的迂回曲折最终将她带向了意料之外的地方，且遭遇了不曾料想的邂逅：“我应该可以把花园看得更清楚，”爱丽丝喃喃自语，“要是我能爬到那座小山顶的话。嗯，这儿有条小路直通小山——至少，不，它并不通往那儿……”（沿着小路走了一会儿，拐过几个急弯之后）“但是我想最终会通往那儿的吧。可是，这路弯弯曲曲的，也太奇怪了！这哪里是路嘛，这更像螺丝锥呢。好吧，我想，这个拐弯应该通往小山那儿——噢，不，不是的！这又直接回到房子那儿了！好吧，我再试试另一条路。”

名人推荐

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有时会觉得，他们的生活以前就曾有人经历过。在今天的中国当新闻记者，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是的相似程度，根本让人无法忽视。知识产权侵权、社会不稳定现象、政府镇压和排外情绪，均为当时外国记者报道的主题，就像今天一样。保罗•弗伦奇的这本书，生动地描述了1949年之前中国外媒界恃强凌弱的情况。该书跨越了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满清王朝的倒塌、军阀的兴起、日本的入侵以及最后的共产主义革命。经历了如此多的风云变幻，难怪中国——尤其是上海——吸引了一批批的冒险家、浪漫派艺术家、恶棍，以及那个时代最富有才华的一些新闻记者。艾米丽•哈恩（Emily Hahn，中文名项美丽）是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位女权运动者，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昵称叫“米奇”(Mickey)。在写了一本关于诱惑之艺术的书后，她在1935年30岁时来到上海。此后，她一直留居上海，直到1941年日本入侵香港；在此期间，她结交了上海一些最为显赫的人物。她会给自己的长臂猿宠物“密尔斯先生”(Mr Mills)穿上毛绒绒的小无尾礼服，带它参加晚宴，并因此“声名”远播。但哈恩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工作大大抵消了她留给人们的轻佻印象。她与中国诗人兼出版人邵洵美(Sinmay Zau)之间的亲密关系，使她得以进入宋氏姐妹的世界。宋家三姐妹，有一个嫁给了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另一个嫁给了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哈恩随后创作的《宋氏三姐妹》(The Soong Sisters)一书，成为了经久不衰的重要著作。随后，《镜里看中国》一书还记载了传奇人物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莫理循于1897年成为《泰晤士报》(The Times)首位全职驻华记者，他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都将他视为英国在北京的最高权威。他在新闻事业上的运气稍差：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他刚好外出猎鸟，因此错失了其一生中最重大的中国历史事件。不过，其受伤的自尊稍后得到了慰藉，在义和团对使馆区的一次围攻期间，有报道称，莫理循已经死亡，但之后他突然露面，朗诵了《泰晤士报》上自己那篇热情洋溢的讣告，并通过解释事情的真相澄清了误会。莫理循无疑是勇敢的，但人们一直怀疑他是否亲手撰写了其所有的文章报道。据传，莫理循最出色的一些作品，是由东方学专家濮兰德(JOP Bland)与拜克豪斯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代笔完成。在《镜里看中国》一书中，保罗•弗伦奇真实反映了东西方之间的互动，并反思了记者报道角度的缺陷。该书还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新的，都是历史的重复。本文作者金奇，是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并著有《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China Shak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a Hungry Nation)一书，由Phoenix出版社出版。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驻华外国记者）处境艰难，比如没有固定的新闻来源，对同一事件持相同看法的人几乎不超过两个，比如总有立场各异的评论家们时刻准备着谴责记者，说他已经沦落为宣传工具等等，诸如此类的难题不胜枚举。”总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阐明驻华外国记者遭遇的种种困难。——《密勒氏评论报》（1928）训练有素的记者本就应该能够一头扎进新的环境之中，而且无论传媒之河有多浑浊，都能探寻到真理之珠，轻松愉快并兴高采烈地浮出水面。如果这是普遍适用的准则，那么当我于1926年初第一次去远东的时候，就糟糕地发现自己是个例外。因为我从一开始就错了，而且一直错了下去……——哈雷特•阿班，《纽约时报》

内容概要

作者  保罗·法兰奇：记者、作家、分析师，出生于英国，常驻上海，为通亚公司（从事市场研究出版和商业情报咨询）创始人。20多年前到中国学习生活工作至今。本书中作者搜集的历史资料都是一般中国读者难以接触到的，这些真实的记录详实地记述了那一段历史时期洋人的中国亲历。

译者 张强：副教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后入上海外国语大学攻读英美文学，获博士学位。主讲美国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翻译原理与实践等课程。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和文学翻译等方面的研究。

书籍目录

·镜像中国

近代中国历史的见证人

形形色色的外国记者

目的各异的他乡人

合理看待外国记者对中国的痴迷

旧中国的外国记者队伍

·宗教、财富和掠夺

到中国开疆拓土的第一批人

传教士们谨慎的声音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十商人=掠夺者

角逐在香港

·太平天国，鸦片战争及上海滩

来自太平天国的现场报道

马克思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火烧圆明园的罪魁

映像中国

华尔指挥的雇佣兵

上海大爆炸——大报竞争

竞争加剧

从华尔到戈登

·义和团和洋人

上海滩首位报业大亨

报道中日甲午战争

“在京外国人全部丧命”——义和团围攻洋人

莫理循与义和团运动

莫理循的两副“拐杖”

争夺之行与正义之声

在上海的那些人

德语报刊一瞥

《南华早报》粉墨登场

·秃鹰降临——驻华记者接踵而来

中国领土上爆发的外国战争

摄影和日俄战争

蒋介石高级幕僚端纳

徒步穿越中国的英国人

·步入共和的新闻界

中国人的中国

就发他丫爱看的

辛亥，叛乱还是革命？

看西方——一战爆发

侵略者的北方咽喉

各租界和通商口岸——声音无处不在

一位冒险家的中国行

·振聋发聩的20年代——革命付诸行动

喋血街头——外国新闻媒体五四亲历记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公共租界之上海心态

敲着打字机干革命

禁令——审查游戏

来自白俄罗斯和日本的声音

·堕落的30年代——名人、匪帮和新闻女郎

两个冒险家的穿越之旅

新闻女郎和上海黑帮老大

上海滩名记项美丽

中国新闻的旋转之门

卡通记录的旧上海

·肮脏的30年代——左翼、右翼、帝国主义者和间谍

划分山头与站好队

派系纷争的幕后

溥仪与满洲险滩

淞沪会战

红星照耀中国

阴谋、暗杀与间谍

蒋委员长哪儿去了？西安事变

黄浦江畔的犹太人和纳粹分子

广播电台在上海

电影院……新闻片到了

·战况激烈——中国为生存而战

黑色星期六——日本来袭

日军对外国在华记者的迫害

见证南京浩劫

战时报灾

史沫特莱和她的同行友人

业余战地记者的战地行

在中国的犹太人、苏联人和被拘禁的人

斯诺及远离上海的记者

·防空洞和掩体——战事报道

重庆小分队：战时记者团

丧钟为谁而鸣——间谍海明威在香港的日子

守护者——记者团的保镖

延安之行和“集体亲共意识”

旧中国的结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假如”

·新旧更迭——内战结束，革命开始

最后的外国记者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报道

蒋总司令撤至台湾

谁使得美国“失去中国”

旧中国新闻报纸时代的结束

编辑推荐

《镜里看中国》编辑推荐：第一部外国新闻从业人员在华的活动史，第一部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近代史，细说，那时中国，那时人，那时真相。杰克•伦敦来中国遭遇了怎么的噩梦？真实的斯诺和史沫莱特是什么样的人？外国新闻女郎如何逃脱上海教父杜月笙的暗杀？蒋宋身边的外籍高级参谋和间谍如何影响了那时中国？海明威身负间谍使命携新婚自愿者妻子在香港做了些什么？外国人写的中国史跟中国人写的不一样吗？外国记者讲述近代中国鲜为人知的历史！

作者简介

1840，那一年，外人的侵华远征军驶抵中国广州珠江口，几十艘战舰运载着利炮轰开了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国门。随着这些战舰而流入中国的，除了炮灰、鸦片，还有为着各种目的远来的洋人，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办报人、记者。

这些人办报，有的是传教士，他们为开疆拓土拉近关系而传教布道，有的是间谍，以采访之虚行搜集情报之实，有的是战争贩子，为在中国租借洋人圈和其国内挑起侵华舆论而叫嚣，还有商人纯为赚钱牟利而办报，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本国报刊派驻而来的职业记者，还有的是探险新闻爱好者……这些人带着不同的目的，来到中国，用他们的眼睛和镜头记录下中国近代百年沧桑巨变。

历史的真相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经历的人有不同的见证。其实，历史也许永远没有真相，因为历史是由人来写就的。根源于这样的局限，我们能最大限度得以窥探历史真貌的途径，就只能是，拓宽我们的视界，把历史放在多棱镜而不仅是显微镜下观照。

除了，中国人书写的中国历史，是否还有可以获得另一种信源告诉我们另外一部中国近代史。

无疑，这些来华办报的外人，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个人有着怎样不同的情况，以怎么样的视角和立场，看中国，其在当时当地的记录，将成为记载中国那一段特殊历史的珍贵材料。

今天，我们将之翻译过来，让国人参见，就是期冀以此给我们提供另一个看中国，看历史的视角和思维。

外国人眼中存满白色恐怖的旧北京与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有什么不同？

外国人眼中的蒋介石国民党和毛泽东共产党是什么样子？

中国历史大事件，有哪些详细的内幕和始末是不为中国大众所知的？

对日本侵华，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外国人眼中的蒋介石国民党和毛泽东共产党是什么样子？

本书将爆料：

杰克伦敦报道日俄战争时差点送命，发誓以后再不来东；

蒋宋如何利用外国记者争取国外援助，并铲除内部间谍；

国民党对在华外国记者报道进行控制，最后这些主张新闻自由的记者都投奔了延安；

海明威陪其妻子来中国报道，每天花天酒地，其实肩负间谍使命；



本书为您记录在中国的一批批一个个外国记者，和他们眼中的近代中国。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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