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书评

世界历史时间下清的形成

此书是我读的最仔细的一本英文学术著作，尤其是司徒琳的导论和她的最后一篇文章，可以为我的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提供深度启发。不明白的是这本书老赵和他的学生译了差不多5年，出版信息写的是2009年1月版，可至今市面未见有卖的，难道是濮德培和米华健的文章需要删节？有空来写书评。

对遗民文集一章的简单概括

因为我是学中文的，所以挑选了与文学有关的篇目。对遗民文集感兴趣的开始是张岱的《陶庵梦忆》，这本书很符合司徒琳对所谓遗民文集的定义。虽然张岱的笔触大多集中在消遣享乐上，但与所谓征服一代的痛苦记忆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专注于细节和实物的描绘，从中就可以隐约的发现明人的时间性。而司徒琳正是将这种时间的自觉当成早期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她的论述逻辑是这样的：参照西方对回忆录的定义和分期，她发现中国明清鼎革之际的遗民文集也带有类似的特点，带着“公共”史家向“私人”讲述者转变的模棱两可，显现了主体的、个人叙事声音的，突破历史写作的绝对客观和非个人化的初步解放。从这一切口入手，她开始分析两者的社会背景和实际发展，以论证明清之际的中国是否有向现代转型的可能性。这一时期回忆录文体的兴盛主要表现在大量作品涌现，作者阶层扩大等方面。司徒琳将这些现象归功于识字率的提高和社会的动荡。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现实让人们更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从而自侧面反映出个性的提升并进而关注社会，外在世界的颠覆引来内在世界观的转变，当世界观的改造完成时，现代化在思想层面的转化也就完成了。这样的转变必须是整个社会精英阶层的，如果只有一两个人意识到社会动荡的根源而并没有形成席卷社会的思潮的话，也是无用的。而这恰恰就是中国的具体情况。司徒琳在解释其中原因时，首先分析了十七世纪“自我记录”的非凡性，肯定了中国遗民文集对作者广阔生存处境的宏大而深广的记叙，精确到逐日的记载和某些细节场景的描述都有涉及，从中可看出作者在叙述中并没有将像传统一样将自我抽离，而是积极地、自觉地参与到历史的重塑中去。在这个过程中萌生了个人对历史的一种使命感，自我意识与自我书写也就应运而生。在个人向历史补充的书写中，种种实物与细节就成了理顺纷乱记忆的纽扣，这和中国传统的诗歌表达是不同的。中国传统诗歌形成的抒情场景是固定的，打破这种固定也就成为了一种进步。但是司徒琳亦指出了中国遗民文集的重复的特点。在“据代而定的记忆”、“由中国特色的记忆”以及“回忆录的文学性”这三小节中，她指出中国的回忆录作家们只在乎自己能不能继续扮演传统道德社会中的固有角色，回忆录是对角色缺失的一种补充或弥补，但却都不约而同的没有在扮演失败之后寻求角色背后的动因，也就无法触及中国传统社会机制的内核，那么也就无从谈及现代的转变。中国回忆录的关注点带着非常浓厚的传统色彩，忠义、孝顺和礼失求诸野的要求，并且回忆录主角们都有一种效仿前代英雄个人经历的倾向，为了建构或重构作者本人整体的人格认同，回忆录中大多都有小说的虚构，呈现的场面与苏武、文天祥所经历的不谋而合。这种方式近似于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特征，史诗的悲剧性得到高度的模仿，这背后有着当时人已能熟练掌握回忆录文体的文学规律，但还远没有达到十八和十九世纪“英雄的力量不如我们”以及“我们对逆境的蔑视”的阶段。这种固守延续到太平天国年间，尽管客观的出现了现代化工具，思想却依旧原地踏步，这就是司徒琳对中国早期现代性的探索和描述。因为学识有限，对书中观点未敢加以过多评断，但从文中看来，中西方时间敏感性的差异还是很有趣的。东方有孔夫子“逝者如斯夫”之叹，看到的是流走的过去，最高理想是存在于历史之中，一个人的最高成就是与古代圣贤并肩，而西方则着眼于当时与未来，专注于时间中的个人。

去中心化视角下的历史

我们看待中国，往往是唐宋元明清一贯而下，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不同时期的标牌；从来没有从族群、地域角度把中国这片区域放在世界族群流动进行中研究。我们看待现代社会，往往是发端于欧洲工业革命，似乎只有这一条路径通往现代；欧洲之外，是否也存在着向现代发展的并行模式呢？剔除天朝上国思想，摆脱个人身份束缚，从历史事件的蛛丝马迹中探寻世界各个地域族群变迁过程及其创造的文明，通过横向对比，发掘向现代社会发展的种种迹象和可能。而明清时期，中国区域是否存在着走向现代社会的因子，《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方向，令人眼界一新。

无与伦比的前近代成就

所谓前现代，基本指１６世纪至１９世纪初工业革命勃发工业文明造就现代社会之前的一个时期，从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到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在世界史上一向被认为是欧洲崛起和创建非凡成就的时代，其他地区相应都是停滞和缓慢发展，然而此书的海外学者们并不如此认为　下册比上册好看，而且有些学者的观点和结论更是令人震惊，比如下册中有一学者提到，清朝前期的统治非但比同时期的日本德川幕府，奥斯曼帝国要做的好，而且其前现代时期的表现比十八世纪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荷兰都要出色的多，文章是这样认为的，在１９世纪英国创造伟大的工业革命之前，所谓欧洲经济模式的增长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也就是鸡得屁的增长并没有带动多少人均鸡的屁的增长，也没有带来多少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高，这点荷兰和英国甚至还不如清朝。清朝十八世纪人民每日获得的食物能量要超过１９世纪的英国百姓，也就是说，十八世纪的清朝百姓普遍比西方的百姓要吃的好，所获取的食物能量更多。（详细数据自然要经过进一步考证，但也并非孤证，比如马噶尔尼回忆里虽然丑诋清朝，然而却有清朝百姓的生活比欧洲农民要好的记录）。欧洲人一度引以为荣的所谓民族国家的创建，在１８世纪前期并未出现端倪，除法国外，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在１８世纪都是类似于清朝一样的多民族有待融合的帝国体系，西班牙要到由于抵抗拿破仑才真正形成民族国家，而清代初期的政策让各个民族既有自己文化的独立空间，又把多元化文化的社会规制于清帝国的统治之下，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和超凡的成就，胜过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　文章认为，欧洲的崛起，来源于英国对机械迷恋的科学观的兴起，而这并不是欧洲特性和必然，其他欧洲国家在前近代并没有表现出和其他地区有任何不同，英国的工业化道路并非欧洲国家近代化的普遍道路，所以所谓的欧洲优势和特性并不存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前近代模式并不必然导致走向近代文明，是英国的独特的科学观念带动了欧洲其他地区，这一切只是偶然

清代前期－前近代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

　所谓前现代，基本指１６世纪至１９世纪初工业革命勃发工业文明造就现代社会之前的一个时期，从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到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在世界史上一向被认为是欧洲崛起和创建非凡成就的时代，其他地区相应都是停滞和缓慢发展，然而此书的海外学者们并不如此认为　下册比上册好看，而且有些学者的观点和结论更是令人震惊，比如下册中有一学者提到，清朝前期的统治非但比同时期的日本德川幕府，奥斯曼帝国要做的好，而且其前现代时期的表现比十八世纪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荷兰都要出色的多，文章是这样认为的，在１９世纪英国创造伟大的工业革命之前，所谓欧洲经济模式的增长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也就是鸡得屁的增长并没有带动多少人均鸡的屁的增长，也没有带来多少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高，这点荷兰和英国甚至还不如清朝。清朝十八世纪人民每日获得的食物能量要超过１９世纪的英国百姓，也就是说，十八世纪的清朝百姓普遍比西方的百姓要吃的好，所获取的食物能量更多。（详细数据自然要经过进一步考证，但也并非孤证，比如马噶尔尼回忆里虽然丑诋清朝，然而却有清朝百姓的生活比欧洲农民要好的记录）。欧洲人一度引以为荣的所谓民族国家的创建，在１８世纪前期并未出现端倪，除法国外，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在１８世纪都是类似于清朝一样的多民族有待融合的帝国体系，西班牙要到由于抵抗拿破仑才真正形成民族国家，而清代初期的政策让各个民族既有自己文化的独立空间，又把多元化文化的社会规制于清帝国的统治之下，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和超凡的成就，胜过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　文章认为，欧洲的崛起，来源于英国对机械迷恋的科学观的兴起，而这并不是欧洲特性和必然，其他欧洲国家在前近代并没有表现出和其他地区有任何不同，英国的工业化道路并非欧洲国家近代化的普遍道路，所以所谓的欧洲优势和特性并不存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前近代模式并不必然导致走向近代文明，是英国的独特的科学观念带动了欧洲其他地区，这一切只是偶然　文章另外提到，帝国主义并非欧洲独特的现象，大清帝国在中亚西藏和新疆地区的到处扩张，本来就是帝国主义的特质现象。　外国人有很多观点是隔靴搔痒的，然他们的优点在于能说些中国学者不能言之语，比如对所谓的疆域历史问题，中国学者由于政治原因只能言及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然海外学者直接指出。自清朝征服新疆西藏和蒙古以前，中国的中央政府并未体现出对这些领土的占有和归属历史。他们都是独立的。魏源的圣武记胜赞康熙打败俄国人，把原来俄国人占据的不毛之地抢回不少，归大清帝国所有。包括台湾也是如此。而所谓的中国自古以来都拥有这些地区的归属，那只是民族主义兴起后臆造的场景　游牧民族，一般认为是火器和铁路等现代文明征服游牧民族的结果，然本书作者却提出一些独特的观点，早在明中后期开始，游牧民族集群出现了城市化，宗教信仰集群的普遍现象。比如蒙古人等都聚集在西藏的宗教信仰之下，而西藏黄教等宗教力量利用蒙古人的武力来实现保护自己利益的目的，这种精神和武力的完美结合造就了游牧民族在同一宗教信仰下的集合和统一，而清朝的伟业在于，他们消灭了准部，取代了蒙古人，利用宗教信仰把所有游牧民族聚集在清政府的规制之下，实现了华夷一统的伟大局面，创建了一个多元化文化聚集在清政府设计的规制帝国下的统一，这一历史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换句话说，在大量移民和工业文明兴起之前，游牧民族早已自己埋葬了自己。　另外一篇火器的文章也有些意思，提出在前近代时期，世界火器周转之间对中国的影响，在戚继光运用战车的前面，奥斯曼帝国和印度巴布尔早就运用了类似的战车，鉴于大量奥斯曼帝国火器流传亚洲的情况，不排除戚的战车发明并非原创，而是来自于中东自印度自中土的传播。火器的传播和流传对明清之间的战争影响至大，明朝后期战争的失利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满洲人学习运用火器的能力，破除了其原来的优势（一开始明军在城外运用火器，速度慢缺乏保护能力，奴尔哈赤经常运用地理优势利用骑兵猛冲，步兵运用厚木版保护，一下冲至城门口，立马扶梯上城，明军发挥不出火器优势。后来袁崇焕等欧洲大炮放置于城上，远程轰击，满洲人无以接近，结果大溃失利。但满洲人很快的在引进火器上超越了明朝，采取炮轰长期围城等措施逼迫城内明军出外野战，而不冒然攻城，明军失去了自己的优势），最终获得了胜利。　甚至汉八旗的设置和八旗组织的结构都和前近代失去火器的流传密切相关，正因为满军需要发挥火器的优势，所以收拢了大量汉族人为其研制火器并运用火器战术作战，从而使八旗内融入了大量汉族旗人。　总而言之，这些海外学者对清史的观点基本是非常新颖和有趣的，然而我们不能像杜车别之类白痴或所谓明粉之类一样信以为真（他们是把人家西方学者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到处伪造捏造篡改成人家根本没有的观点，来论证其所谓意淫太监王朝如何先进伟大），虽然这些西方学者却有把清朝评论到非凡无比，无与伦比成就的语句，然而我们却要有自己清醒的思辨意识。比如英国在近代取得的成就当然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然而其科学的底本和思维都来自于古希腊数理科学传统的复兴，而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这个传统，所以欧洲产生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绝对不是什么偶然，现代科学革命是由古希腊数理科学传统的复兴所触发，而且，倘若没有这些传统作为发展的轴线，那么文艺复兴时代所有其他一切因素，包括精神，对自然现象本身的尊重，学者与技师之间的合作，乃至印刷术、远航冒险、魔法热潮等刺激，都将是无所附丽，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后果。这是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事实。从此事实往前追溯，可以很清楚地见到，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数理科学依据决定性地将西方与中国科学分别开来；从此再往前追溯，则可以见到，西方与中科学的分野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属性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那就是说，公元前5至4世纪之间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是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自此以往，西方科学发展出以探索宇宙奥秘为目标，以追求严格证明的数学为基础的大传统，也就是“四艺”的传统，而中国科学则始终没有发展出这样的传统，故而两者渐行渐远，差别越来越大，以至南辕北辙，乃至成为不可比较。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数学，而是没有发展出以了解数目性质或者空间关系本身为目的，以严格证明为待证的纯数学；也并非没有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究，而是没有将数学与这种探究结合起来。 中国古代科学中的数学和宇宙探索是分家的：一方面，牵涉数量关系的数学与历算都以实用为至终目标，甚至术学、占卜等应用组合数学者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从解释宇宙现象与奥秘为目标的阴阳五行、生克变化等学说，则缺乏数学思维的运用。 同样，当然可以说清帝国和大英帝国一样都是扩张成性的帝国，然而欧洲在１６世纪的扩张和大清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还是有所不同，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的扩张都在海洋，它们代表海洋文明创造出近代模式的殖民地重商主义和资本扩张，而大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扩张都在内亚和内地，它们对海洋缺乏兴趣，所以它们的帝国模式还是传统的天朝，而并非近代模式的帝国，最终海洋文明征服了大陆文明，这同样可以归咎于不同的环境历史和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希腊等西方人对于海洋的意识和兴趣，这同样是历史文化和环境的不同所造就的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学者的观点，但切不可看了以后沾沾自喜，自以为是，而是要有效的掌握中国近世史和世界近代史，有效的掌握各种详细资料（比如中英十八世纪普通老百姓的摄入食品量）等，才能对这些观点重新作出是否有理的评估，否则我们就成了到处意淫中国自古世界超级先进的杜车别和明粉之流一样的东西了

瑕不掩瑜

本书的副标题“世界历史时间中清的形成”其实更能说明核心议题。关键词是这三个：世界历史、时间、清的形成。论文集中的作者展示了宏大的视角，从整个世界范围内重新反思作为一个地方性现象的清帝国（并将之与莫卧儿帝国等“火药帝国”作比照），而不仅仅是把它放在中国历史的框架内。同时又从“时间”这个全新的出发点来反思当时人的思想观念和时代变迁，最终更深入地理解清王朝形成的世界性意义。应该说，这种思考问题的视角是西方学者所擅长的，这三个关键词所提出的问题模式，其实同样适用于印度等文明。因此这一论文集最大的价值在于哲学层面：提出了新问题、新的思考角度，从而使得以往寻常的史料自我显现出不同的意味，开辟了新的路径。一旦这一套背后的话语确立，剩下的论文书写反倒是简单的。这种问题意识以往是国内学者较缺乏的，而且国内学者更惯常于只是在中国历史的框架内思考明清等王朝的历史。有一些地方还有待深入讨论的，例如作者们尚未深切理解“颁正朔”、“奉正朔”对于中国王朝合法性的重大意义（这需要远远回溯到清朝形成之前），而这也就是为何朝鲜迟迟不肯接受清朝年号的根本原因。朝鲜的案例可以补充许多例子，如直至1780年朴趾源《热河日记》仍书崇祯年号，开篇即以春秋笔法解释：“崇祯十七年，毅宗烈皇帝殉社稷，明室亡，于今百三十余年。曷至今私称之？清人入住中国，而先主之制度变而为胡。环东土数千里画江而为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朝鲜大儒宋时烈坚定反清，死后后人承其志，年谱均一律以崇祯纪年。当时有护军金寿弘祭祀祖父祝文中“欲书康熙（年号），一门惊骇，谓之家贼”，此可见其事之重大象征意义。此外，许多作者显然是将满清、中国本土（proper China）、朝鲜、蒙古等地看作是清朝形成中需要控制、并相对独立地互动的对等的几个部分，这种视角也是西方式的。至于这种观念是否是解释当时历史的最合理图式，有待讨论。但正如作者们未能阐明朝鲜的时间观念是中国文明观念的体现（它主要反映的是体系的特征，而不是其自身的），书中也未阐明蒙古时间观念的西藏来源——要阐明这一点实际上需要加一个章节专门讨论藏传佛教中的宇宙论和时间观。书写历史时将时间上溯至宇宙创始和印度，乃是藏传佛教（如五世达赖《西藏王臣记》）和南传佛教（如缅甸《琉璃宫史》）中常有的写法，正如基督教史学家在论述各族历史时也喜欢追溯到《圣经》中的以色列各支系。蒙古人采纳这一观念是很自然的，但它主要应该是在上层人物及宗教界，是否成为蒙古全体的认同，则殊难确定。附带谈一下本书的翻译。在译后记中赵世瑜说，“一些作者对其作品翻译成中文并未表示出兴趣，原因可能在于近年来国内的一些翻译作品质量着实堪忧，不能为人家的原作增色，反使其面上无光”（下册p.538），本书所以译得很郑重，据说费时五年之久，译者中许多都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博士也颇不乏其人，不过大多专治明清史，赵世瑜亦称译者们感到“由于此书涉及面较广，原有的知识结构已不足应付”（下册p.540）——这句话很可能是实情而未必是谦辞。手头没有英文原版，仅就读书时所见译文瑕疵略陈如下（有许多，如“完颜永济”、“木叶山”等，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两卷本前言p.12：地图上“苏阳”当作“苏洋”，今为福安一村庄；“穆阳”正确，今为福安一乡镇，但p.267又作“穆洋”p.2：注2：祖尔彻尔（Zurcher）：按当即Erik Zürcher，中文名许理和，本书第五章多处均译对了p.50：永极亦名完颜永极……他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魏绍王：按当作“永济”、“卫绍王”p.62：昔辽、元、金三国之主征战时，西至西梵国：按当作“西番国”p.63：金国在位的第五代皇帝世宗（也称为完颜乌卢）：按当作“乌禄”，同页第三段即译对了p.75：也祭奠目也山（Mt. Muye的音译）的神灵：按当作“木叶山”p.151：清州城中的华洋洞地方：按同页下文均作“华阳”，是p.188：阿莫多（Amdo）：按当作“安多”，下册p.133就译出了“安多”p.200：摆腰（Bayuud）寺院中的汉-蒙双语铭文：按Bayuud是蒙古人常见姓氏之一，通译“巴约特”p.207：像宋徽宗和钦宗一样被捋走：按当作“掳走”p.262：这些人宣布自己是“仲尼教人”：此处似系作者对中文原文理解错误，原文中“教”是动词教化之意，而非宗教之教p.277：徐昌治所著《圣朝破邪记》：按当作“圣朝破邪集”末尾：《来自明清巨变的声音：虎口下的中国》，而下册p.78：《来自明清巨变的声音：虎口里的中国》下册：下卷序p.5：奥斯曼、蒙兀尔和俄罗斯“火药帝国”：按此处“蒙兀尔”显然当作“莫卧儿”；p.23“帖木儿-蒙兀儿晚期帝国”同改；p.77：“莫卧儿帝国、萨非帝国”则译对了；p.136译的“塔里木盆地的蒙兀儿统治者”倒是正确的；p.137“萨发维”，当作“萨法维”；p.163“蒙兀儿皇帝巴布尔”亦误p.82：地图上Ulaan-Bodong漏译，即乌兰布通；又“涅尔琴斯克”中文名尼布楚p104：逃脱蒙古强化控制的准噶尔人……叫加尔梅克：按当作“卡尔梅克”，他们也不属准噶尔人，此文疑原文本意当是“逃脱准噶尔人强化控制的漠西蒙古人”p.118：地图（1700年的东亚与中亚）上“巴尔克”，按此城明清时称“八剌黑”；喀什伽尔当作“喀什噶尔”（如p.128）；Tarim Basin漏译，即塔里木盆地；Shigatse漏译，即日喀则；Amdo漏译，即安多；Khams漏译，即康p.122：“塔塔尔叛乱”（the Revolt of the Tartars）：按当作“鞑靼人叛乱”，此处实指土尔扈特人p.125：“新黄金家族（Jochid）”：按此处Jochid直译当指术赤系，p.507索引亦将Jöchid revival翻译为“术赤中兴”（按当作“术赤系中兴”）p.128：有一个那格什班迪耶的分支教团叫做玛克杜姆扎达的以喀什噶尔为基地……玛克杜姆扎达的霍加（Khoja，大师）们……阿法克霍加：按该教团通译“纳克什班底”；玛克杜姆扎达即黑山派、白山派之源，Khoja通译“和卓”，所谓“阿法克霍加”通译阿帕克和卓（Afaq Khoja）p.130：在修筑期间的不详之兆：当作“不祥”p.133：葛玛派（Karmapa）：按通作“噶玛派”p.134：拉达喀（Ladakh）：按通作“拉达克”，今属印度p.135：受降了几个额鲁特部落（车棱、达什达瓦、阿睦尔萨纳）：按此处括弧内三个专名均为部落首领名，而非部落名，译法有小疵；厄鲁特诸部中最早归附清廷的是1753年杜尔伯特部三策凌（不作“车棱”），又“阿睦尔萨纳”通作“阿睦尔撒纳”p.188：增寿的日记：按此人名字在p.437作“曾寿”；而原文也不统一，书末索引p.495作Dzengšeo，p.536则作Zeng Shou，但两处均译为“曾寿”。按此书英文由狄宇宙翻译出版，作者名写作Dzengšeo，书名为The Dairy of a Manchu Soldi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p.234：当三藩叛乱时，郑成功的军队回到了福建和广东沿海：按此时郑成功已死p.269：清代廷的庇护之下：此语不通，当作“清廷”p.285：两处提到“亚当斯，1998年”，而查p.286参考书目，却作“阿达斯，1998年……（Adas, Michael, 1998）p.309：乔尔•莫基尔，查p.375书目，此处所引作者似应为William McNeilp.263：苏珊•曼：p.371作“曼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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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卷）：从明到清时间的重塑两卷本前言（司徒琳、万志英）致谢地图上卷引论（司徒琳）第一部 不断变动的满汉历史意识第一章 这将是谁人之天下？17世纪初叶满人对历史进程的描述（欧立德）第二章 走向另一个唐朝或周朝？顺治时期中原人的观点（戴福士）第二部 民族征服与抵抗的时限性第三章 与中国时间斗争、时空的过族化：李朝后期的记时（金载炫）第四章 蒙古的时间进入了清的世界（约翰·艾尔沃斯克格）第三部 民间文化中的另样与历法时间的象征第五章 “天主实义”在附件：在两个世界两种时间之间（梅欧金）第六章 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赵世瑜 杜正贞）作者简介索引书名：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世界历史时间下清的形成致谢下卷序（万志英）下卷引论（司徒琳）上编 欧亚时间段中的定位第一章 欧亚时空里的清帝国:葛尔丹之战的教训（濮德培）第二章 清的形成、蒙古的遗产及现代早期欧亚大陆中部的“历史的终结”（米华健)第三章 与枪炮何干？火气和清帝国的形成（狄宇宙）第四章 偶然的联系：福建、中华帝国与早期现代世界（卫思韩）下编 清前期是“早期现代”吗？第五章 清的形成与早期现代（罗友枝）第六章 既非帝国后期，亦非早期现代：盛期与世界历史中清的形成（金世杰）第七章 清初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历时性考察（乔迅）第八章 捉摸不定的早期现代性：以遗民文集为个案（司徒琳）索引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