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的终结》书评

梳理不错，分析不足。

1、慈禧虽然同意了戊戌变法，但是却暗中部署，小心防范。当光绪把改革的步伐延伸到满清贵族时，慈禧便开始猛烈批评光绪乱了家法。光绪虽然心急如焚，却并没有“围园杀后”的心思，只是连下密诏望康有为等人想办法既保存变法成果又维护慈禧权威。不过康有为已经看到变法的最大阻碍便是慈禧等满清贵族，于是开始策划武力夺权、围园杀后。不过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的改革基本属于空想主义，既无权又无钱，想到哪里干到哪里，而且也不懂得政治联盟，即便是逃到日本也不愿意和革命党人联合作战，说得好听是有骨气，说得不好听是幼稚，比慈禧、袁世凯差了几个档次去了，而围园杀后的计划应该是袁世凯告密的结果。2、日本政府赠孙中山5000日元打发他离开日本，股票商人赠送10000元，孙只拿出2000元作为《民报》经费。于是刘师培指责孙中山受贿形成同盟会第一次倒孙风波。章炳麟在日本主持《民报》，后因过于激进被日本政府禁止发行，不久汪精卫被派日本复刊《民报》，引起章太炎的强烈不满，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矛盾。陶成章、章太炎在汪精卫接受民报后指责孙中山贪污，“怀挟巨资，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形成第二次倒孙风潮。1910年“孙中山秘密抵达日本...谭人凤要求改良会务...孙中山向宋教仁发牢骚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教仁问故，孙中山答道：‘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对于孙中山违反民主原则的话，宋教仁未加辩驳，回来告诉谭人凤...第二天，谭、宋同往见孙...谭人凤驳斥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谭人凤的这些话驳得孙中山哑口无言，只表示‘容日后约各分会长再议’”。谭人凤pk孙中山真是精彩，陶成章之前便责难浙皖起义的失败与孙中山放烟雾弹有关，从而导致秋瑾和徐锡麟的牺牲，认为孙中山光动嘴不动手。在谭人凤pk之后，东京同盟会有再兴的趋势，同盟会早期结合会党发动起义。会党组织松散，光有匹夫之勇而无信念，难以成事。之后同盟会转而向新军渗透，新军文化水平较高，组织较为严谨，有武器又有素养，有成事的基础。3、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出山，冯国璋攻陷汉阳之后本想乘胜追击，却被袁世凯阻止。袁世凯派出唐绍仪和革命党人的代表伍廷芳公开谈判，派廖宇春和顾忠深秘密谈判。唐绍仪谈判后要求袁世凯，召集临时国会，将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议。12月28日，隆裕太后表示接受唐的基本原则。伍廷芳提议在上海开会，而袁世凯坚持在北京，双方坚持不下。三天后，1921年1月1日，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向袁世凯提出辞呈，袁批准。在袁看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即是推翻了革命党人谈判时作出的承诺，南北关系顿时紧张起来。“2月11日，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清室条件，同意清朝皇帝退位。14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推举袁世凯自代”。孙中山的日本友人说孙既无打到袁的武器又无资金，不得不同意南北协议让位于袁世凯。不论是革命党人还是袁世凯，都在谈判中提出要优待清室，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冲突，足见谈判中透露出一些文明气息，清朝能够和平退位在历史上也属罕见。但是孙中山当时面对强敌，既无钱又无枪，却也敢上位过瘾，现在看来实属一场闹剧。在袁世凯看来，孙不顾谈判成果而就任总统是一次冒犯，而对于国之政体由总统制变味内阁制是另一次冒犯，孙中山的新政府财政紧张、难以为继时便甩手给袁世凯接手是三次冒犯。但是历史上对于孙的阴暗面却写的较少。而袁世凯知道国弱民穷、受人鱼肉，有机会提振国情却只想抓权称帝，属于知耻而无耻。4、当时较为有名的组织、地点及主要人士：兴中会---（夏威夷檀香山、香港）孙中山、杨奎云、陈少白、陆皓东兴汉会---毕永年华兴会---（湖南）黄兴、章士钊、胡瑛光复会---（浙江）陶成章、蔡元培、徐锡麟、秋瑾、章太炎中国教育会---（上海）蔡元培北京强学会---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上海强学会---汪康年、张赛、黄遵宪天津维新---严复湖南维新---陈宝箴、皮锡瑞、唐才常、熊希龄正气会---唐才常爱国学社----章士钊同盟会---（东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张继，汪精卫共进会---（东京）张伯祥、焦达峰、邓文辉、居正、孙武5、杨天石该书的资料很详尽、用功很深，但是常常文白夹杂。分析不够深刻，比如关于革命党人失败的简单归因于基层动员不够，却不像张鸣看到不动员基层是由于太平天国的教训。

拆解百年棋局

今年是辛亥百年，相关出版异常繁荣，然而仔细盘点下来，真正佳作寥寥无几，令人遗憾。首先，绝大多数作品执着于说书风格，向中低端市场投降，作者靠拼凑一些旧材料，以夸张细枝末节为能事。第二，对辛亥的评价上，很难突破已有的框架，多靠影射史学来吸引眼球，因此落入牵强与硬解的窠臼。第三，就辛亥谈辛亥，不能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向上最多延伸到洋务运动，向下止于北洋时期，在如此局促的空间中，去梳理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规律”等，很容易变成彼此观念的碰撞与妥协，最终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相比之下，两本书令人印象深刻，一是杨天石先生的《帝制的终结》，二是美国史家石约翰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后者另辟蹊径，从中国数千年历史传统出发去审视革命，当革命周期性地发生时，它所依赖的文化背景与心理基础，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而前者则是全景式的展开，展现了更深的功力。历史的运行究竟有没有规律，什么是真规律，什么是假规律，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一方面，历史材料无限丰富，任何观点都能找到相应的史料证据，如何取舍，与其说是历史本然的呈现，不如说是作者价值观的体现；另一方面，任何规律的破解，前提是测量的真实、准确，可历史该如何测量呢？它的测量工具的偏差是多大？历史的前行，往往是人们心理推动的结果，但心理过程是不可逆的，我们很难推测前人做出决断的真实原因，因为解释的可能无穷多。这就像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突然穿了一件新衣服，既有可能是他主观决定追逐时尚，也有可能是身边人施加压力的结果，甚至有可能是无意为之，那么，哪个才是真相？最简单也最哗众取宠的方式，莫过于把握其中一个观点，无限深入，从历史、逻辑、心理、文化等角度来证明：他今天必然会穿上这件新衣服，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然而，这种循环论证只有激情，没有营养，只能热闹一时。相反，像本书这样严守中立，耐心地去分析历史事件的各方面因素，努力展现出革命爆发的复杂背景与条件，而不是用人工逻辑、个人偏好来替代理性，这注定是一条艰苦而寂寞的道路。面对历史抒情，则难免在同样的地方摔倒，面对历史思考，才能超越悲剧的循环。本书展现了史家应有的平淡与客观，其中犀利与睿智处，对于图热闹的看客们来说，需细细品味才能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