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剑翘复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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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4
ISBN:9787214068521
作者:[美] 林郁沁（Eugenia Lean）
页数:259页
章节摘录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一个崭新共和国的前景迅速黯淡下去。孙中山在自己不拥有军事武装的情况下，把政治权力交付给了军阀袁世凯。袁世凯试图建立个人的王朝，却始终没能建立起一个持久有效的政府系统，在他1916年死后，中国实际上缺失了中央政府。接下来是十年的军阀混战，在一个新形成的权力真空地带，地方军阀争权夺利、抢占地盘。他们的自相残杀使大半个中国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直至1926年国民党大举北伐并于1928年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然而，国民党治下的统一却远没有完成。尽管越来越多的声音将中国正在经历着的衰微归咎于前十年的军阀混战，军阀们却仍在继续分裂着中国。1934—1935年的“剿共”行动大大削弱了地方军阀的独立性，但一直要到1936年中央才得以整合起所有一直处于地方军阀统治下的各个省份，并巩固了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政治控制。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中国本土十八个省份中仍有七个实际上是自治的（易劳逸[Eastman] 1991）。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无论是得势军阀还是下野军阀，人们对于他们都有着持续的社会和政治焦虑，这种焦虑一直贯穿着南京时期的十年。 军阀割据不仅在现实中而且也在象征层面上困扰着政权。爱德华麦考德（Edward McCord 1996）讨论了20世纪早期的反对军阀割据的政治，并认为1919年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五四运动，对于凝聚起打倒军阀的大众情感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这一时期，“军阀”一词与新形式的暴力和帝国主义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消极联系（林蔚[Waldron]1991）。到了南京十年之际，国民党政权试图利用反军阀的社会情绪作为资本，却发现这一策略实行起来充满着政治上的困难。一方面，通过控诉军阀割据导致了中国的内部分裂，合法化了政府强化中央集权的行为。通过将残余的军阀指认为导致中国国力持续衰微的罪魁祸首，南京政权可以为自己未能增强国力而开脱罪责。 ……
内容概要
林郁沁，1990年于斯坦福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分别于1996和2001年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本书被美国历史研究学会授予2007年度费正清奖，被评为东亚现代历史研究中的最佳著作。
书籍目录
译者的话
导言
第一章 刺客与复仇：大众传媒时代的道德英雄主义和女性的自我想象
第二章 媒体炒作：公共正义与城市大众的同情
第三章 精英们的矛盾态度一一对大众和女性化情感的畏惧
第四章 审判一一法庭奇观和法治中的道德情操
第五章 国家特赦一一国民党统治下被认可的暴力
第六章 30年代之后一一从战时爱国主义到反革命的情感
结论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在本书中，林郁沁围绕着1935年施剑翘在佛堂射杀军阀孙传芳这一扣人心弦的历史事件，通过对媒体、政治和法律档案的详尽调查，展示了施剑翘设法为父复仇、吸引媒体注意并争取公众同情的策略。她认为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引起轰动并激发同情，是因为它与性别规范之论争、法制改革与法外正义孰轻孰重以及国民党政府扩张威权统治等更、大的社会性问题联系了起来。在这次审判事件中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年轻妇女的命运，更是“情”能否超越“法治”、挑战民国之政治权威这一更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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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施剑翘复仇案》这本书后，才得知军阀孙传芳被施剑翘经过长达十年的精心策划射杀在佛堂上。同时从书中也得知，另一个军阀，外号狗肉将军的张宗昌也被为了报私仇所刺杀，两个杀人法的下场一样，经过审判蹲了几年班房后都得到了政府的特赦，获得自由身；抗日战争时期，施剑翘的个人复仇史正和为国报仇的号召，成为爱国妇女的代表，发动合川献机运动，所谓用污水把自己洗的干干净净。民国史之复杂和混乱，传统与现代的纠结从这本书就可以窥见一隅。案情并不复杂，1935年11月13日，在天津南马路清修院居士林主持诵经仪式的下野军阀孙传芳被普通女子施剑翘枪杀，这就是民国轰动全国的所谓“血溅佛堂”的刺孙事件，在审判阶段以及后世，这个事件被以小说、戏剧、传记文学和广播影视作品的形式广泛流传。施剑翘杀人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她刺杀孙传芳是为了报其父施从滨十年前被孙俘虏并残忍杀害的血海深仇。七十年后，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林郁沁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重新审视施剑翘案，基于此案发生之后的各方争执带来的复杂性，这个案子的后面的复杂性，就表现在传统儒家的以情为核心的伦理本位和移植于以契约精神和法制传统的西方政治制度的冲突；为了维护公共秩序的侠客义举和无能官员之间的冲突；更值得一提的是，林郁沁还以此为基础，着重探讨了近代以来公众同情对中国政治文化所起的影响作用。中国在汉独尊儒术引经注律来，礼的核心“情”成为了决断重大案子与处于困境中的案子的最终依据，“百善孝为先”承认了“孝”的基础地位和“亲亲相隐”赋予了复仇的道德义务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施剑翘事件发生后，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等各种“表演形式”，反复向公众陈情、诉苦，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替父报仇的孝女和道德完人的正义形象。儒家认可的这两大美德落实到施剑翘案上，导致大众受其感染，响应极为热烈，其情绪经过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使有利于施剑翘的消息通过各种方式不胫而走，施剑翘受到舆论的广泛赞美与肯定，整个舆论一致认为替冤死的父亲报仇实为值得歌颂的义举，其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不仅不应该得到惩罚，还应得到赞美。再加上据说孙传芳在当时又与日本有所勾结，是所谓的“恶人”，在这种近似于一边倒的意见之下，受害者家属希望完全依法判案的呼吁显得极为微弱。司法部门在无法完全忽视大众的意见的前提下，判处施剑翘七年有期徒刑，最后被一纸中国特色的“特赦令”给予了其自由身，国家默认施剑翘复仇的正当性，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县或省以党部的名义上书中央请求必须要宽大处理，大众旷日持久的宣传和请愿运动，使得大众和舆论的压力过于强大，对司法部门和国民党施以压力，是施剑翘获得特赦于轻判的主要原因，可以说这是以情黜法的典型。按照对现代化的理解，司法审判不仅讲的制度上的独立性，而且极力将情感因素排斥在外，民国已经经过了晚清法制改革、民初引进西方法制、五四对儒学传统的批判，从理论上早已将情的因素驱逐于法律之外，对于建设以司法公正为特征的现代国家为目标的国民政府，司法审判更应该得到制度上的保障。施剑翘之所以会获得这么一个善果，基于许多原因，一个是以党代国导致了对司法独立体制的侵蚀，这是其能获得轻判和特赦的主要原因；一个就是近代大众传媒的兴起，为传播信息提供了一种最为便捷的手段，给公众提供了一个新的表达意见的机会，使大众意见以所谓的民意更好地表达出来，政府代表民意却是民主时代政治的基本逻辑，国民政府的党国威权体质为了取信于民，不得不随所谓的民意，导致了对司法独立的侵蚀。林郁沁写这本书，还隐喻了她独特的视角，认为此种公众同情的情绪，虽然无形，实际上却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威，小到影响司法，大到影响国家政策，在近代政治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林郁沁也敏锐的警觉到，这个无形的公众同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事件上有不同的表现，也许会代表正义，起到弥补国家法律不足的作用；或是一种批判的力量，从某一方面冲击了党治，以其独特的方式构成政治参与。但是从消极负面上也可以看到，公众的同情也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尤其被大众媒体操纵以后，可能使此种意见成为一种极端性的诉求。这种诉求积累到一起，可能取得无可匹敌的话语权，编织成一个铺天盖地的网络，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民愿或民意。谁掌握了这种代表民意的话语权，就可能以情为武器，达到置对手于死地的目的。典型如北伐时期因“民怨极大”而进行的私自枪杀，土改中的诉苦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各式判决大会等。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从副标题就可以看出来这本书的主题，那就是公众“舆论”对这个事件的影响力和评判。在中国战国年代，虽然“孟子”就提出了“民意”为国之根本的看法，但其实在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中，民意根本无足轻重，原因就在于国家的话语权掌握在获得了学位的有文化和知识的儒士手中，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野，虽儒家希望尽可能广泛地与百姓分享知识，以达到教化的目的，但是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受教育人的非常少，导致了许多平民百姓也没机会和能力分享读写能力以及学问，结果导致了儒家的教育最后还是保留在上层社会的内部了，这样一套可以为大众和儒家共享的思想需要的话语并没产生，使得大部分中国人无法真正参与公共事务。民国之所以会出现公众同情的兴起，并且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法制，原因就在于，这个阶段白话文报纸的兴起，他们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的宣传，结社、请愿和游行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官方进行游说，试图让自己的意见影响政治。西方教育在民国的举办开展以及大量的可以和普通百姓沟通共享的词语从日本的翻译介绍，为中国普通百姓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语言这个媒介。 在当代中国，其实有许多这样的典型案例，比如迫于强大舆论的许霆盗窃案，还有药家鑫案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公众舆论对审判的影响。导致这些普通的案件之所以会引发全民性的舆论争执，在我个人看来，大众认可的美德依然没有成为立法的基础，法律和制度代表的正义理念和人道原则脱离了公众对其的共同分享，立法者只是单方面的从制度和社会层面去看待理解公众，没考虑到规范能力，使得立法司法与大众的情感距离太远，让他们感觉不到法内情的体现，也感觉不到法对社会正义的主持。在中国传统帝制时代，“情”可以是理想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基础，又可化为扰乱社会和睦的自私冲动，当这个暧昧的复杂的定义模糊的又影响着中国哲学和文学以及文化的“情”字在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中转化为公众同情时，其实际上扮演了一种双刃剑的角色，时至今日！ -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们不再怀疑，世界历史进入了舆论时代。——恩格斯对于每一代统治者而言，获得舆论的支持都是维护其统治的必需品。这一点，远可以追溯到“焚书坑儒”、文字狱、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丝毫不允许不一样的声音出现，近可以参看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候选人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为自己赢得舆论支持。而在南京十年，对于这样一个尚未站稳脚跟的政府，防民之口，无甚于防川。南京政府的特殊性南京国民政府，这段尴尬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中一条难以趟过的河。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中国国民党（1948年“行宪”后改称总统府）沦落成代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军事独裁政府。在推翻了清政府统治之后，打着民主旗号的南京政府，就像是一个技术拙劣的土木工程师，带着工人炸出了地基，却没办法把楼房建稳。失去了儒家等级伦理这套几千年控制着中国公众脑袋和嘴巴的金科玉律，加之战乱频仍，中国社会从一潭死水汇入汪洋，从此再难维稳。失去了超稳定结构的南京国民政府，相比于传统社会，对公众舆论的威力注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南京的政党知识精英眼中，一贯提倡“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媒体知识从业者的形象是非常不讨人喜欢的，极尽批评之能事，因而被认为是最需要被统治的对象。毕竟，当时由知识精英控制的媒体业，还没有成为党国的喉舌，知识精英接受着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冲击，血液里还流淌着儒学老儿们尊尊教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陈科美在《民主与舆论》中就曾给出三个关于舆论的论断：舆论是民主生活的实践，或民主政治的实施的指导力量。舆论是建造民权和实施法治的力量。舆论是制裁社会的力量。于是，对当局者来说，没有什么比管住民众的嘴更有利于维护统治了。嘴堵住了，脑子愚钝了，自然也就不会造反起义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南京政府对出版物的严格控制和掀起那场表里不一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的初衷了。在书中的第二章——媒体炒作：公共正义与大众同情中，林郁沁就详细地探讨了以施剑桥复仇案为中心的媒体事件，以图理解对施案的新闻报道和小说改编如何为那个时期身处日益压抑的政治环境中的公众创造了讨论一些原本无法公开讨论的话题的机会。在小说和戏剧领域中，对复仇女的同情合法化，公众同情变得政治化。借探讨媒体在施案中的作用探讨南京十年，人们利用大众传媒表达政见。由书中不难看出，公众舆论虽然无处安放，但即便是在高压的环境下，人们总会寻找途径表达政见，于南京十年，这个释放口是所谓的“江湖”、剧院，娱乐小报。于当下，最相像的可能就是微博了吧。微博作为Web2.0时代最受欢迎的一种社交工具，渐渐成为人们社会观察和发表政见的“网络江湖”，人们习惯了用少于140字的短文表达自己的意见。然而，这样的自由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一些所谓“不和谐”的声音刺痛了当局者的耳朵，一连串大v成了“大谣”。这种不疏返堵的舆论引导方式不免让人唏嘘，中国的统治者走的一直都是这条表面风光的老路，底下的暗流涌动，人们很难不担心，火山压力大了总是会喷发的。毕竟，人民的政治觉醒，是强国的先决条件。这点，先不去说西方，只观海峡彼岸的台湾，电视上那些可以随意批评指责蓝绿阵营的评论员，就足以让我们望洋兴叹了。精英们的矛盾态度在第三章——精英们的矛盾态度——对大众和女性化情感的畏惧中将识别当时社会评论者们对情抱有敌意的几种历史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对主张现代解放来自于女性的进步情感的五四话语的强烈幻灭感。南京政府时期文人们主张理性的、并且默认是男权的现代性规划，包括客观的法治和科学主义的历史和唯物主义分析。对情的敌意也部分源自于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在30年代日益尴尬的处境。一 大众的同情群众心理是盲目的。——乙木对同时代一桩激情犯罪的评论施剑翘无疑是聪明的，她巧妙的利用大众甚至是玩弄大众同情为她自己的复仇寻求政治庇护，用匹配的钥匙打开了“孝”、“因果报应”等等这些深深植根于中国民众内心的价值枷锁，民众盲目的同情成了她最好的挡箭牌。“见他人之忧而忧，见他人之乐而乐”，同情根源于每一个普通人的柔和情感。在施剑翘案件初审和二审阶段，法院都被民众围堵的水泄不通。，蜂拥而至并在法院外排起长队的大多数是女学生和女人。这些都提醒我们，民众是情绪化的，但这种同情如果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愈传愈广，就会成他人之快。而民众本身仍不自知。实际上，关于大众同情的探讨势必牵扯到长久以来中外学界对近代中国是否存在所谓“公共领域”问题的纷争。按照林郁沁的说法便是想跳过“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又或“近代中国是否有所谓西方意义上公共领域”的问题，而是希望说明如下这点：近代中国历史上，集体情感的真实性往往能成为比哈贝马斯所谓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的理性沟通方式更为强大的规范力量，并驱动全社会层面上的集体政治参与。她很巧妙地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情”、“法”关系与1930年代前后种种社会事态相勾连，透过对舆论报道方式、辩护措辞等话语的文本分析来诠释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民众情感的起承转合。林郁沁专注于大众同情在此事件中所发挥批判作用，同时她也指出了当时新兴的大众舆论也有着极易受到操控的特征。二 精英的焦虑左翼作家和法治提倡者们都认为施剑翘的孝行引以为据的建立在“情”的基础之上的话语从根本上触犯了他们，因为他们实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发展法治的规划有着理性主义的论调。这些接受了西方思想影响的精英们，希望民众是理性的，而非女性化、情绪化。在他们看来，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关系的结构性转变上，而不是建立在由道德情感所决定的基本人类关系上。相应的，左翼人士评论施案时认为“情”不仅属于附带现象，而且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左翼作家不喜欢民众的“非理性化”，他们试图通过强调这个新群体性别的女性化而对它的情感本质表示轻蔑。这实际上是精英们试图界定并维护自己的知识分子领袖地位。南京十年的知识分子丧失了五四时期的话语权，这对于文人而言是致命的。不能发声那一肚子的墨水道理就不能为人所知、为人所用。事实上，知识分子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正在变得强大的公众，还面临着一个侵略性的集权化政权。因此在施剑翘的案子中，马克思主义者们还针锋相对的地反对国家。对施剑翘孝行的严厉谴责很明显也是对中央政府赦免这一复仇杀人事件的无声批评。显而易见，左翼知识分子对作为儒家道德的“孝”的猛烈批判与新生活运动对儒家价值观的倡导形成了鲜明对比。 事实上，知识分子在中国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就拿孔夫子来说，虽有一身学问甚至流芳千古，但当世时，他的那一套政治理论却并没有收到统治者的肯定，东奔西跑也不过是个教书匠。中国的知识分子，既自恃清高对大众带有排斥性却又很难得到统治者的真正认可，这种尴尬的境况很难不引起这群知识精英们对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焦虑。三 新女性在书中，除了施剑翘，作者还提到了另一起在民国饱受争议的女性激情杀人案件——刘景桂案。在对刘景桂案的各种评论中都强调，作为新媒体产物的新女性特别容易受大众情感的蛊惑。刘景桂案的评论把施剑翘案和阮玲玉自杀案联系起来，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产生了对于女性公众人物、大众传媒新形式之恶劣影响、以及城市中真诚道德的缺失的新焦虑时，阮玲玉、刘景桂和施剑翘就引起了显著的注意。这些高调女性在她们的个人行动中代表了过度的“情”，更重要的是，它们唤起了狂热的集体情感，这在大众传媒的新时代就成了一种很成问题的力量。实际上，民国时期现代女性的出现，一方面令精英们可喜，这是中国现代化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也让精英们感到了危险。在这个男权社会，女性话语权的扩大不免是危险的。不管是刘景桂的情杀，阮玲玉的虚荣还是施剑翘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孝，都威胁着传统男权社会。女人不再只是小脚的居家玩物，她们走出来家门，走向了社会，她们甚至学会了巧妙的利用公众同情来为自己博取胜利的砝码，这对于男人们而言，简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就连鲁迅也曾撰文《娜拉出走之后》，对新女性的出路进行质疑。再把视线拉回到当代，事实上，书中对于民国公众同情的探讨亦可以用来分析当下时局。民国时期，新媒体的兴起是指报刊杂志，而当下则是微博网媒。在各类今日社会事件中，微博等网络媒体在社会集体情感的塑造、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当时新兴报刊、电台等媒体在“施剑翘案”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当时的南京政府绞尽脑汁地招架层出不穷的报刊媒体，正如今日政府千方百计地应对网路新媒体的崛起，同样是都是一种威权体制与新崛起媒体之间的博弈过程。今年当局对舆论的控制想必明眼人都能辨出一二，从南都到微博，从“翻墙”到“大Ｖ”，作为普通民众，我们接受和表达政见的途径越来越受约束。防民之口虽甚于防川，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让民众真正心悦诚服地口吐芬芳。防民之口不如听民之见，理性地引导民众，理性的变革社会。（第二三章读后感，中国社会思想史作业） -
很难想象，如此薄的一本书竟然探讨了民国政治、军阀威权、法理、女性、公共领域、现代性、国家的想象、传媒力量等诸多话题。作者言简意赅、行文流畅，史料运用做了最简化的处理，但完全不影响对观点的阐述。然而作者给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阱，在厘清了法治、礼治、人情、时局、传媒、公共领域间的复杂关系之后，她不合时宜地提到了冯玉祥在三个刺杀案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极有可能，这三个案件的最终走向就是被冯玉祥所左右，或者说是被以冯玉祥为中心的国民党和军阀间混乱的权力网络所决定的。那么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和一切论述都可以宣告无意义。在承认作者观点的前提下，最令人唏嘘的是最后一部分施剑翘在毛时代的遭遇。一个智谋足以解构民国司法、影响公共性建构的才女居然在反右和文革时期无法做任何有用的抵抗，可见当时意识形态的严密和恐怖。
精彩短评 (总计6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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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复仇案，不得不感叹，施某人是利用新闻媒体和大众同情的高手。 -
以公众同情讨论中国的政治性参与，大众传媒左右了公众对施剑翘事件的想象，后者在各方势力建构过程中成了寓言、成了奇观。因此本雅明以及游荡者的意象出现在导言中，暗示着这一事件与大都市、现代生活方式的关联……ps书很好读。 -
在b站看快播庭审时手边正好是这本书，消费大众的集体情感在新媒体时代又有了全新表现，政治参与在媒体炒作下越来越泛化娱乐化。 -
群众是盲目的，把住了舆论的主动权，黑白亦可模糊颠倒。 -
历史地描述了一个以情感为中心的都市群体是如何从30年代的媒体事件中获得巨大的道德力量的，文字流畅好读，但是总体感觉还是她找到了一个好的case（或者这也是功力啊！）作者06年还来过复旦，下一本关于制造现代性的书也很期待。 -
史料运用能力让人佩服。目的是在西方理性主意占主导的公共政治参与研究中，重新唤起对情感因素的重视。 -
这一系列的书都很不错。 -
很好看，赞赞赞！新闻史领域什么时候可以写出这样的书……切口细微而论述广阔，是典型的海外汉学路数。不过汉学家研究中国，毕竟有所隔膜，开篇的诗明明是两首绝句，作者却当作律诗加以注释。另外翻译过程也搞出不少硬伤，如“史量才”误作“史良才”等…… -
查林郁沁顺便去哥大官网逛了一圈发现有一门课叫 jazz studies。。。。还分音乐专业和非音乐专业。。。感觉很流弊 -
可读性很强。作者开门见山提出要解决中国现代史学中关于“公共领域”的争论，情这个复杂概念的探讨和道德暴力在现代正义扮演的角色。我觉得三个问题完成度很高。施剑翘如何在刺杀利用舆论塑造集体同情并获得特赦，以及法制化和党治化的矛盾，都被作者写的极为精彩。在大众消费文化初露萌芽和政治威权主义持续强化的时代，公民对政府的不认可很大程度就可以预见舆论是支持施古典的复仇，却不肯相信“法律的裁决”，而国民政府的特赦，则是在党国一体收效甚微之下，为了讨的舆情的一点支持而做出的可怜让步。而值得注意的是，施氏在博取集体同情，“操纵”舆情以及建国后躲避迫害的过程中展现了她发达的政治嗅觉和煽动人民特别是女性同胞情感的高超手腕。但，遗憾的是，这本书从传播学角度的分析比较单薄，对大众媒体的作用描写略简单。 -
为报父仇，施剑翘于佛堂数枪毙杀孙传芳，构成奇观。此事调动的除却施家、孙家老小，还有意见滔天的大众，报章议论足有一年。知识分子精英、民间组织、党以及它看管的国民政府从中看到机会，同时也支付出一定的风险。努力尝试独立的司法体制成为被安排、叫唤的店小二。 -
读了这本书后，才知军阀孙传芳被施剑翘经过长达十年的精心策划射杀在佛堂上。同时从书中也得知，另一个军阀，外号狗肉将军的张宗昌也被为了报私仇所刺杀，两个杀人法的下场一样；抗日战争时期，施剑翘的个人复仇史正和为国报仇的号召，成为爱国妇女的代表，所谓用污水把自己洗的干干净净。民国史之复杂和混乱从这本书可以窥见一隅。 -
史料非常丰富，论证的主题丰富，具有很强的延伸性。但是结论中强调了公众同情被媒体所操控从而主导了后来的结局，若按此种逻辑，则前述显得着力不足，毕竟媒体只是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 -
20150518 -
“情”这条线索，可以和李海燕那本一起看|| 讨论公众政治参与的问题：中国近代兴起的公众以“情”为核心，在近代史中寻找“理性公众”是生搬硬套西方概念。||党国对公众情感的“收编”非常葛兰西……||也在思考为什么自己之前觉得情感在近代以来不断边缘化——因为我之前也把情感和理性二元对立起来，认为党国和五四精英对理性的强调就削弱了情感。但实际上没有这种此消彼长，只是出现了对情感和理性的不同解读而已。而且我原来以为的“hegemonic的理性话语”这种东西，也是完全站在国家话语的角度来看的——hegemony一定也是在某一个具体的框架下来谈，才是成立的。 -
我很喜欢施剑翘，她或许代表着对法制的轻蔑，因为有些时候，人更需要的是为爱而斗争的大爱，在伟大的爱情亲情面前，法律显示了它的局限。法不容情，这句话本身代表了对情的嘲弄，为了捍卫情的尊严，有时只能由自己去面对一切，而不是冰冷的法律。 -
Professor Lean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敬佩的一个教授，思维极其缜密，犀利。永远一语中的。而且她当年期中给我的那个B让我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英语写作中的问题。（当然也触发了我的抑郁症） -
看完之后有点晕，自己水平不够！但让我想到了最近的贾敬龙案件！
这是要写读书报告的，感觉会往情治与法治这方面写！ -
施剑翘复仇的确不简单，但作者似乎过于复杂化。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在今天，以贾敬龙最为著名。 -
施剑翘刺案成为舞台，各种力量在此角逐，政权入侵，司法讨论，精英焦虑，公众同情，媒体炒作…管中窥豹的功夫让人惊叹。案子为奇观，作者的研究也是有趣。超越哈贝马斯的公众同情产生的语境，探讨公众性别，情感如何卷入国家社会和法律事物，情与法优先性的辩论，公众同情的不稳定性、易受操作性… -
之前本书的选题和思路很牛。启发很多。 -
从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到中国民国社会，对于施剑翘复仇案，用新的视角展开分析，非常不错。推荐！ -
关于民国时代的好书，海外中国不错 -
每次读到现代性和消费文化的时候就觉得很跳戏。。。。 -
这本书独特之处在于，刚开始可以很快翻开，但越看越过瘾，忍不住一看再看。强烈推荐。 -
历史总在重演 逻辑却从未更改 -
一名有实力有故事的演员 一次筹划多时精心部署的刺杀 一个皈依佛门却无法救赎的军阀 一群鄙夷非理性女性化激情犯罪实则徘徊各式新思想中慌张地精英知识分子 一帮为博眼球制造噱头极尽能事的媒体 一个渴望改变中国推广新生活运动与集权政治却无能为力妥协的政府 和盲目无知痛哭流涕心戚戚却力量庞大的不明吃瓜群众 三星在于还是老毛病 翻译不畅 此系列通病 -
徐树铮被杀、张宗昌被杀、孙传芳被杀，三个案子中都有冯玉祥，真是呵呵了。 -
这样的复仇故事能够发生，说明民国时期是一个多么精彩的社会。 -
阿贝马斯叫她写到哪里去了？无辜躺枪！虽然高调谈大众传媒，可是也是从一名普通的历史学者，也就是传播学的门外汉的眼中谈的。理论一大把，完全成为了一个猎奇故事的点缀。美国历史研究学会的钱也真好骗！ -
一场事后张扬的谋杀。法与情 -
施剑翘案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场”，在这个“场”中，政府权威、民众舆论、精英知识分子、传统道德、国家法治等势力竞相登场角逐。从舆情角度来看，本案即使放在今天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媒体公关与新闻传播案例。施剑翘努力的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礼孝的女性形象，藉由媒体的推波助澜引发了公众“情”的共鸣，而这一“情”显然来自于传统道德观念的建构。因此，无论是倡导颇具男权意味现代化理性化的精英分子还是致力于司法独立的知识分子对于“群情”都十分敌对，但这一案件仍旧成为了处于政治压抑下的公众发声的渠道。这一群情被国民政府所利用，通过“国家特赦”的方式完成了对舆论的掌控和对司法领域的渗透，强调了国家的权威。群情背后暗含的传统因素也迎合了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书对“场”中各方论述详尽，但深度不够，研究任务只部分完成。 -
公众同情的产生与影响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
不是反对就叫critical -
外国人研究中国现代史，从一件轰动民国的大案入手看当时的舆情民意。 -
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中国的近代史。很有意义。 -
读起来好有时代感。人情/“旧道德”(孝女为父报仇杀死卖国军阀）与司法/现代理性（杀人就是杀人）的冲突；诞生于消费文化中的大众如何通过浮夸刺激的商业媒体报道平台取得情感上的一致、并因符合国家的政治需求而影响司法判决；知识精英（左翼与法学人士）对公众同情的恐惧与轻蔑，女性和旧道德与新文化的冲突与合作，政治文化精英对强国和现代性的寻求与焦虑，等等，虽说写的是民国时期的案子，放今天看起来这些热火朝天鸡血满地各怀鬼胎的争论站队掐架不要太有现实感。以及，想拿热点社会新闻写论文？可以参考这本书的写作方式。 -
债多不愁 -
都说可比雷洋案，可我并不这么觉得。施是个人恩怨，雷洋面对的主体完全不一样，不是一个量级。施案民间大众沸沸扬扬，精英参与，雷洋案大概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响。能叹口气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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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极大的一本小书，翻译流畅而优美，很好的讲述了故事同时阐明了作者的核心目的观点。写法和选题值得学生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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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个有意思的角度 从一个人物身上挖下去 原来可以有这么多内容 -
理论的讲故事。与理性相对的情感面向。|读完第二遍，在这本书里真的塞入了好多东西，辨清了好几组关系。 -
给朋友买的，朋友一心想要看民国时期的书，但翻了几页之后发先并不是他想要的那种，后来知道他应该是想看纪实类的吧。哈哈。 -
海外研究一向的研究视角独特，以小见大，经验资料与理论分析的有效结合。 -
非常精彩！！！ -
从一个案子出发，透视国民党治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媒体、公众与政府的关系。从这本获得费正清奖的作品，我们可以管窥美国史学界的学术偏好，也可以反过头来反省一下我们的史学写作 -
没什么感觉 -
描述施剑翘如何利用公众同情为自己搏取宽刑。让我们了解到看似复杂的审判过程其实背后却隐藏着国家、政客、司法、律师等各方利益的博弈。媒体在整个事件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宣传作用。用一种被压抑但却绝处逢生的多种类型方式向大众演绎故事的来龙去脉并添加了更多的戏剧冲突效果。历史事件并不是还原整个过程，而是在回溯过程中慢慢挖掘了背后的故事。令人回味无穷。 -
抛却各种花里胡哨的理论预设，作者所提出的“公众同情”究竟能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施剑翘案的司法判决？施案中体现的舆论争夺显示出知识精英的社会地位受到削弱了吗？没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野心仍然必须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斗争，所谓绝对理性与公众情感的博弈，只不过是各方势力的棋子。 -
仔细想想，还是有些地方没说明白，比如媒体如何影响和唤起大众，文倒是说了很多途径：媒体、戏剧等等，但是如何这一点似乎并没有说明～大众如何思考他们的权力，也说的不太明白～ -
民意永远是对的，民意是盲目的，可被引导的。 -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里面的书籍很多还不错，但要挑选，不能盲目崇拜 -
该书比想象的深，角度也比较另类，读过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显然会更好些。 -
算是情感研究的一个思路，仇恨和同情在多方力量的角逐下如何被包装打造 -
号称得过什么奖金，还有不少赞誉的，不过写法不好看。解读角度也不吸引人。 -
序言最高 -
An incredible piece of research following the historiographical tendency of micro-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sensitivity. -
林郁沁重新发掘为学界所忽视的感情(sense)在建构现代公众和人群上所具有的道德权威，一种是所谓情生理，理生法的法律理论框架仍旧存在于貌似进入“现代”国家的民国；另一种则是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所批判的大众媒体承载着的公众同情。事实上，大众媒介（包括通俗小说、戏剧等等）的炒作、煽动性强的特质反而能给备受控管的政治提供表达渠道。而左翼知识分子乃至法学精英，认为宽宥施剑翘的主要原因（孝）要么是一种封建社会意义上的美德，要么构成了对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极大挑战。而在审判过程中施娴熟地操控公众同情，辩护律师巧妙地调和情、法之间的冲突，法官策略性地给予司法宽恕，显示了民国司法独立的可疑——民国政府正借助特赦入侵、控管司法系统。最后象征暴力在抗战时期被转移到爱国主义情感之上。结语最后一段涉及文革，亮了～ -
论证松散结论不稳，最精彩的部分感觉是序章，以古喻今的意义比较大，失望大于惊喜 -
各章之间逻辑清晰，我难得能看进去的严肃历史，四星半 -
海外汉学，视角新颖，启发性大，
性别史、心态史的交叉研究
事件研究的经典之作 -
这本书不难读，但是里面包含的东西真的好多。历史的，社会的，新闻的，等等各方面的东西。主要内容是关于人情，以及不同于哈贝马斯的中国的公共领域吧。送货速度还行吧。 -
读起来像议论文般，略枯燥
从公众同情这个角度还算有新意 -
学习论文写法 -
情(public sympathy)治与法治的角力、威权政治与市民社会新兴媒体（戏剧、小说、电影、报刊媒体）的颉颃（不同媒介之间还存在吸引力与快感体验的竞争）、集体情感的形塑与传播、国家形象与“俠”的复兴、理性精英的恐慌、法庭成为高度表演性空间、律师/被告诉诸情治召唤公众同情、法庭体制姿态性容纳情感力量、政府通过赦免机制回应大众情感规训社会和司法领域、司法和暴力的理论化思考、施的女性化道德情感激发抗战爱国集体情感。琐碎细节中厘清脉络不容易，当故事书看，大众媒体如何开始影响一个全球范围内新出现的市民公众群体的政治参与仍需更清晰表述。 -
消费主义与威权政治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公共同情、大众传媒、司法体制与国家政治之间如何相互形塑相互制造进而重塑不同群体间的权力关系。国族形象的性别化想象是个不错的点可惜论述上还是缺乏材料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