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章节摘录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　叙言唐代与西域交往甚繁，文物方面所受影响亦所在可见。冯承钧先生曾为《唐代华化蕃胡考》①，日本桑原隲藏博士亦有《隋唐时代来住中国之西域人》②一文，考证俱甚精确，可为隋唐史研究上辟一新叶。唯冯先生文仅以蕃胡华化为限，材料亦止于两《唐书》；桑原氏之作，范围较广，以人为主，而略及于各方面之文物。然俱语焉不详，欲明唐代与西域文明关系者仍尚有待焉。李唐一代之历史，上汲汉、魏、六朝之余波，下启两宋文明之新运。而其取精用宏，于继袭旧文物而外，并时采撷外来之菁英。两宋学术思想之昕以能别焕新彩，不能不溯其源于此也。今试即戏曲绘画诸方面言之。元曲出于诸宫调，诸宫调导源于大曲。然大曲唐已有之，《教坊记》备记其目，率为舞曲，隶属胡部。唐代大曲，中国久已失传，而日本曾传唐乐，尚有可考：大曲有《破阵乐》、《团乱旋》、《春莺啭》、《苏合香》；中曲有《北庭乐》、《回波乐》、《兰陵王》、《凉州》、《皇獐》、《夜半乐》、《打球乐》、《还京乐》、《感皇恩》、《苏幕遮》；小曲有《甘州》、《拔头》之属；其帖数拍数备具。①由此以求唐乐，固可以窥知梗概，更由此以下溯宋代大曲，不难得其仿佛。此一事也。又如般涉一调，元曲中屡屡见之，此显然即龟兹苏祗婆西域传来七调之一。陈澧于凌廷堪由西域以溯源古乐，固诋为犹航断港绝潢以至于海，然于宋元以来俗乐与苏祗婆七调之关系，固亦不能否认。诚能求唐代大曲中曲小曲之音节于西域，而得其解，则宋元戏曲演变之痕迹为之大白。其贡献于中国乐舞戏曲史者岂非甚大！此又一事也。又如中国绘画，唐以前以线条为主。至唐吴道玄始以凹凸法渗人人物画中，山水树石亦别开生面。逮王维创水墨山水注重晕染，遂开后来南宗风气。宋代米芾亦以泼墨法为世所重。摩诘竺信象教，元章或亦疑为异族。诚能以西域古代之画风与唐宋以来中国画家之作比观互较，究其消息，则宋元以后中国画之递变，不难知其故矣。此外如胡服之日盛，波罗球自唐以及于宋、元、明由极盛而趋于衰微以至灭绝，并可从以窥知中外关系之繁密，以及一代风尚之变易。此种史实俱可于李唐一代窥其端倪。余愧不足以言此，兹唯刺取唐代传人中国之西域文明与长安有关者，稍加排比，述之如次。唯为此事，亦必须对于中国与西域文明有深切之研究，然后可以互相比较，得其实际。顾在此间，西域史料不易寻求：如言胡服，无从知唐代西域波斯诸国之服装；言乐舞，虽知胡腾、胡旋、柘枝、苏幕遮之属来自中亚，而无由知西域古代乐舞之梗概。兹篇唯能将中籍史料，就耳目所能接及者，为之抉择爬梳，藉供留心此一方面史实者之捃摭。偶有推测，亦等于扣盘扪烛，是则尚祈博雅之士有以晋而教之耳。至于本篇所指西域，凡玉门、阳关以西以迄于伊兰高原地方俱属之。印度与中国交往频繁，关系过密，非区区此篇所能尽，用存而不论。又本篇以长安为限，有关洛阳之新材料亦偶尔述及。其所以如此，非敢故乱其例，以为或可以稍省览者翻检之劳云尔，大雅君子或不以为非欤！二流寓长安之西域人中国国威及于西陲，以汉唐两代为最盛；唐代中亚诸国即以“唐家子”称中国人，李唐声威之煊赫，于是可见也。贞观以来，边裔诸国率以子弟入质于唐，诸国人流寓长安者亦不一而足，西域文明及于长安，此辈盖预有力焉。桑原博士一文，于流寓长安之西域人曾约略道及，而未能尽，兹谨略事摭拾：以载籍所述泛及西域人士者记之于首，其国籍姓名彰彰可考者次叙于后。中国史上西域人人居中国首都当以北魏一代为最多，其时流寓洛阳者，“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附化之民万有余家”②，此万余家盖括四裔而言。然观于后来西域人人籍洛阳之多，可知其中西域人之成分，盖亦不少也。长安自周秦以来历为国都，在政治上与文化上俱为对外之中心。西域人之留居其间，虽不能比于元魏时之洛阳，却亦不鲜，观于康僧渊生于长安可见一斑。至唐而西域人流寓长安者日多，按之载籍以及最近出土诸墓志，一一可考也。 李唐氏族，据最近各家考证，出于蕃姓，似有可信。有国以后一切建置，大率袭取周隋之旧，而渗以外来之成分，如两京规画，即其一端。因其出身异族，声威及于葱岭以西，虽奄有中原，对于西域文明，亦复兼收并蓄。贞观初（公元六三一年），突厥既平，从温彦博议，迁突厥于朔方，降人人居长安者乃近万家；②此或可视为唐代对于外族“怀柔”之一端。唐京兆府户口，在天宝初仅三十余万户，贞观时当不及此，而长安一隅突厥流民乃近万家，其数诚可惊人矣。因此辈流人之多，至于宪宗之际，长安少年，耳濡目染，变本加厉，无怪乎东城老父为之慨叹不已也。④天宝末，安史之乱，两京沦陷，肃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元帅广平王乃帅朔方、安西、回纥、大食之兵十五万众，收复两京。其后安史之平得力于此辈者不少，而回纥叶护太子亲将兵四千余众助讨叛逆，厥功尤伟。肃代之际，回鹘使者至长安，遂骄慢不可一世，常擅出坊市，掠人子女，白昼杀人，入狱劫囚，而莫敢谁何。代宗以后，回鹘麇聚长安者常至千人，华服营利，为公私害。德宗即位，遂将留寓长安之回鹘人全部遣回，而有振武留后张光晟杀回鹘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之惨剧。按天宝以后，回鹘既代突厥而雄长朔漠，部族中遂杂有不少之西域人成分。代宗世常冒回鹘之名杂居长安之九姓胡，当即回鹘部族，桑原氏以为此辈九姓胡人应是昭武九姓苗裔。匿据《李文饶集》记在京回鹘译语人，屡及石姓译人，谓为“皆是回鹘种类”；西域石国人来中国，俱称石姓，此辈当是石国人之臣于回鹘者；桑原氏以九姓胡人为昭武九姓，其说可信也。关于回鹘石姓译人，别见于后，兹不赘述。至于回鹘人之在长安，并不因振武一戮而遂绝：《李文饶集》所记译语人诸事，俱在会昌初年；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和蕃大和公主以回鹘王崩国乱归唐，至长安，随从中即有回鹘人，日本僧圆仁留学长安，盖亲见之。穆宗长庆五年（公元八二五年），右龙武大将军李甚亦因其子贷在京回鹘钱不偿，为回鹘所诉，遂遭贬斥为宣州别驾（参看后论《西市胡店与胡姬》一节）；凡此皆可见德宗以后回鹘人仍时往来长安之概也。唐自太宗以后，吐蕃势盛，高宗干封、咸亨之际，西域四镇沦陷，河陇一带遂没于吐蕃。至今所得敦煌石室遗书，卷末书大蕃岁月者不一而足，当即此一时期之所书也。②中国与西域之交通，因四镇陷蕃而中断，于是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遂流寓其间，仰给于鸿胪礼宾。桑原氏文指出《通鉴?德宗纪》，记当时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检括之余，有田宅者鸿胪停给，凡得四千人，此辈俱留不归，此亦一惊人之数字也。至于胡客之娶汉女为妻，并不始于德宗时，《唐会要》云：④“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六月十六日敕：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洛阳出土唐墓志中汉女适西域人者亦往往有之。⑤验之《会要》之文，似乎有唐一代对于汉女之适异族，律并无禁，只不得将还蕃国耳。唐代流寓长安之西域人，大致不出四类：魏周以来人居中夏，华化虽久，其族姓犹皎然可寻者，一也。西域商胡逐利东来，二也。异教僧侣传道中土，三也。唐时异族畏威，多遣子侄为质于唐，入充侍卫，因而久居长安，如新罗质子金允夫入朝充质，留长安至二十六年之久，①即其一例；此中并有即留长安人籍为民者，四也。兹谨综合所知，分国叙述如次：先及葱岭以东于阗、龟兹、疏勒诸国，然后推及中亚、西亚，如昭武九姓以及波斯诸国。观于此辈，而后西域文明流行长安，其性质之复杂，亦可概见矣。于阒尉迟氏于阗王室，相传在唐以前即属Vijaya一族。据斯坦因（M．A．Stein）及Sten Konow诸人研究，西藏文献中之Vijaya即saka语中之Visa，中国史籍中之于阗王室尉迟氏即Viea一辞之译音。于阗国人人居中国，遂俱氏尉迟。至于唐代流寓长安之尉迟氏诸人，渊源所自，大别有三：一为出于久已华化之后魏尉迟部一族；一为隋唐之际因充质子而人华者；其一则族系来历俱不明者。今分举如次：唐代住居长安久已华化之尉迟氏，自以尉迟敬德一族，最为著名。尉迟敬德（《旧唐书》卷六十八、《唐书》卷八十九有传），以高宗显庆三年（公元六五八年）卒于长安私第。敬德长安私第，据宋敏求《长安志》，在西市南长寿坊。其子宝琳附见两《唐书》传及许敬宗撰敬德碑。敬德犹子窥基大师，字洪道，尉迟宗子，所谓奘门龙象者是也。

内容概要

向达(1900-1966)，字觉明、觉民，笔名觉明居士。土家族。湖南溆浦人。著名的历史学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专家。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1933年到北京大学任讲师。1935年起，先后在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德国柏林和法国巴黎的博物馆、图书馆中，对我国流失到国外的珍贵的敦煌莫高窟史料进行收集和研究，为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1938年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1939年起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西域史专任导师，兼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历史系教授，后兼管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向达先生治学严谨，为中西交通史、少数民族史、特别是对敦煌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主要著作有《中西交通史》、《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印度现代史》、《敦煌艺术概论》、《唐代佛曲考》等。

书籍目录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代刊书考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 南诏史略论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论唐代佛曲唐代俗讲考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摄山佛教石刻小纪摄山佛教石刻补纪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 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方玉润著述考明清之际之宝卷文学与白莲教 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记巴黎藏本王宗载《四夷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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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唐朝武功全盛之时，居住于西北的大量游牧民族或被迫归附、或主动清归。唐政府不断地将这些归顺的异族集中迁入内地，同时又维持这些异族的习俗和信仰。这种异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华夏民族产生影响。特别是唐都城长安，大量异域人士的定居，使唐长安呈现一种多文化的景象。关于唐代社会的“胡化”倾向，众多前辈学者已有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对唐代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包括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宗教、游乐等诸多方面做了详尽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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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唐朝武功全盛之时，居住于西北的大量游牧民族或被迫归附、或主动请归。唐政府不断地将这些归顺的异族集中迁入内地，同时又维持这些异族的习俗和和信仰。这种异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华夏民族产生影响。特别是唐都城长安，大量异域人士的定居，使唐长安呈现一种多文化的景象。关于唐代社会的“胡化”倾向，众多前辈学者已有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对唐代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包括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宗教、游乐等诸多方面做了详尽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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