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一甲子》章节试读

《回望一甲子》的笔记-第407页 - 《韩信夫先生访谈录》

学习班以非法编印毛主席著作，作为尹仕德的“五一六”罪行进行揭批，迫令他交代"五一六"的组织及活动。我在隔离审查尹仕德时，只是清查和批判他的罪过，从未动手打人。无论是在法学所、世经所或者是中华书局的隔离审查中，我都是如此。在学习班里尹仕德曾经逃跑了，在外面打电话回来，电话是吴皎然接的。吴很有经验，同他耐心交谈，宣讲政策，一面派人打电话向电话局查询尹仕德从何处打来的电话。经查明，尹仕德在动物园外面的一处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吴当即派车将尹仕德抓回。
尹仕德在电话中曾说他想自杀，回到学习班里，批斗的火力更加猛烈了。一天晚上，学习班里薛衔天等人利用休息时间，在对面办公室的炉子上烤馒头片吃（时已是寒冬夜半时分）。休息时间较长，尹仕德一人在办公室，他跳过窗户逃了出去。当晚，我和吴剑杰在楼上睡觉，我们没有参加审查。第二天早上，吴剑杰说老韩快起来，尹仕德昨晚逃跑了，要我们去找他。我和老吴先到了楼下的学习班，发现窗户是大开的，跟随窗外的脚印寻找，发现尹仕德在会议厅阳台下面上吊自杀了。吴皎然召集学习班成员，商量善后，决定先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来民警，让我们各人写了证明材料，一面通知死者亲属。尹仕德未婚，家在湖北浠水县农村，他哥哥来后，听取了事发经过，他将弟弟的骨灰带回家去了。

《回望一甲子》的笔记-第405页 - 《韩信夫先生访谈录》

“延安兵团”根据北京市革委会下达的官员清查非法编印毛主席著作文件，决定隔离审查尹仕德“非法编印毛主席著作”一案。为首的中央编译局的李明华，他同尹仕德共同犯案，编印《毛*泽*东思想万岁》在社会上销售，本所不少人购买了此书。李明华被抓捕，但他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因为他只管销售，尹仕德负责编辑。尹仕德很细心，把编辑《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全部资料保存下来了，这给全面清查带来了方便条件。406当时就把他在法学所隔离起来了，“延安兵团”派我去审查他。这次审查是有合法性的，因为北京市革委会下了文件的。尹仕德当时把毛*泽*东早期没有发表的文章收集起来了，并做了文字上的加工。当时毛泽东著作谁也不敢动的，那时毛泽东一句话顶一万句，你只能学习阅读它，没有篡改的权利。但尹仕德在编辑过程中把有些内容“篡改”了，他说有的实在没法改了，“只得任之”。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竟然把一个9岁孩子的文章当作毛*泽*东的文章编进去了。这是后来我们查《新华日报》发现的。我到现在也不能理解，他当时这种做法的思想动机。毛*泽*东著作是很神圣的，毛*泽*东著作委员会都是由中央授权，陈伯达他们做的，一般人是不能做的，民间编印更是不允许的。

《回望一甲子》的笔记-第77页 - 丁守和先生访谈录

“有人问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还会不会重演？他说：历史总会重复的，特别是在基础不变或几乎未变的情况下；但它决不会在原地原样重复。历史的发展是螺旋状，这是谁都知道的。圈子转得有时候密一些，有时候疏一点，不一样。如果老在原地转，进步就停止了。当然人物情节可能不同，但性质总是相近的。比如早两年有人想重演“文化大革命”，虽然时间很短，但也有点相似的样子。这是指的所谓“清污”。所以，他又强调只有基础变了，历史发展的轨道才能真正变过来。由此更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同时也要努力发展科教文化事业，健全和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充分发扬人民的民主，实行人民监督，任何人特别是领导人都不能自居于法律之外或之上，都必须受法律的监督和限制，从而促进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回望一甲子》的笔记-第84页 - 丁守和先生访谈录

“儒学当然有优秀的东西，但其核心是尊卑贵贱、纲常伦理，这只能分析批判，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部分内容是不能也无法使其“现代化”的。我不赞同“儒学现代化”提法。所谓儒学现代化，只能是“儒学化现代”，即增加封建主义的影响，那是危险的。所以我非常赞同黎澍的看法，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我撰写的许多文章，都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我坚持认为，必须对儒学传统中的封建主义因素进行批判，坚决反对打着“复兴儒学”旗号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复古主义。”

《回望一甲子》的笔记-第75页 - 丁守和先生访谈录

“大概是1983年，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1978-1982年）》时，曾同黎澍谈起学习中的一些心得和问题。记得有次谈到邓小平说的一句话，即“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对此怎样理解？他说，你怎么看？我说大概这些国家是议会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各有强立职责，互相监督制约，特别是对政府和领导人监督制约。民主法制比较健全，无论任何人，无论地位多高，或有过多大功绩，只要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弹劫或制裁，任何人都不能超于法律之上，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舆论监督也很重要，或者说很厉害，新闻界为求轰动效果，主要是找地位高者的问题等。他说，是这样，我们过去把这些都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予以排斥、否定，实际上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具有普遍意义，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要治理国家，就必须建立明确和严格的民主法治，人民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并有法律保障，任何领导人都必须受人民的监督和法律制约。他还谈到，进一步说就是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自主化、文化多元化，井且互相结合促进。”

《回望一甲子》的笔记-第684页 - 张振鹤《“右派分子”始末》

1953年秋，近代史所还在刘大年的领导下搞了一次所谓“反小圈子”运动。事情本因为给行政部门提意见……后来竟无限上纲为反党，发动全所兴师讨伐，我也曾以积极分子参加进去，被整肃的人物为荣孟源、漆侠、沈自敏、何重仁。我当时已感到自己违背良心跟着跑。到1957年“鸣放”时，丁名楠首先提出应重新评价这一事件的性质，我发表了我的观点，并在一些场合对自己当时跟着跑的错误做法作了自我批评。随后，丁和我还有王来棣应壁报编辑部之约稿，各撰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大意为1953年漆侠事件应重新估价，我采用刺耳的语言，不点名地批评了有人对漆侠斗争的极为粗暴的做法，例如称漆为“坏人中的坏人，法西斯中的法西斯”，以致漆侠被近代史所开除公职。刘大年领导了这场过火斗争，范文澜轻信和支持了他们的错误。所以，我在大字报中称：“近代史所党支部搬弄教条，竟把人民内部矛盾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对此应当予以纠正。”历史证明，不管当时或后来我的意见都是正确的。我也就此事直接向何重仁提出要他重新考虑……我对何的爱护，竟使他没过多久转过来对我实施报复，会上奚落，背后发动了斗争。他协同汪士汉主持了对我的斗争会，我在被告席上，听任各种“莫须有”的中伤和人身攻击。汪士汉宣称揭发我“罪行”的人达42人之多。最后我的罪名之一竟是说我替“右派分子荣孟源反党事件翻案”，漆侠的名字不见了。这就是我被打成右派的“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