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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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1
ISBN:9787540447601
作者:岳南
页数:432页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研究乌龟壳的人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史语所的主将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弃所而去，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耶鲁与哈佛大学任教，从此再也没有与战火熊熊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史语所在李庄的另外几员大将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济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方桂也已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不久即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长，只有董作宾、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板栗坳这座孤独的“山寨”里艰难度日。面对日渐冷清且有些悲凉的境际，大家仍苦撑待变。正如石璋如所说：“留下的几个人不管如何，依旧规矩工作。”面对日渐衰退的学术阵营，傅斯年决定再行招聘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学子入所，除充实所内实力，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的，就是“培养学术研究的种子”，以为国家学术事业延续香火。恰在此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王氏以学识渊博名冠一时，当年在他的协助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不仅在济南郊外成功地发掘了著名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还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史语所的傅、李、董、梁等都是该会委员。正是由于这一连串的关系，作为山东籍的傅斯年与王献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爆发后，济南沦陷，王献唐得到某机构的资助，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投奔傅斯年，避居板栗坳继续学术研究。王氏不远千里来到此地，除与史语所几位主要人员有故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处有战时后方最大的图书馆——几十万册藏书可供参考。与王献唐一同前来的屈万里，1907年出生于山东鱼台县，启蒙后由取得生员功名的父亲屈鸿生亲自授读古文，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底。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屈万里自郁文学院辍学返乡，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栾调甫推荐给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从图书馆馆员一直做到编藏部主任。其间屈氏开始阅读馆藏文字学书籍，并随王献唐学习古文字，学业大进，后决心治甲骨学。抗战爆发，在济南沦陷的前夜，屈万里主持将馆藏书籍先运往曲阜，再运至四川乐山秘藏，随后迁往重庆。1940年任职中央图书馆，1942年辞职，随王献唐辗转来到李庄板栗坳深山蛰居。由于屈氏此前已有较厚的甲骨学功底，傅斯年决定让其补到史语所三组，跟随董作宾整理甲骨文。自1943年殷墟第９次发掘之后，董作宾把主要精力用在前９次发掘所得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中。据统计，前９次发掘共得有字甲骨6513片，经过墨拓、登记、编号，选出3942片，于1935年编辑完成《殷墟文字甲编》（以下简称《甲编》）图版部分。按照计划，与图版相对应的还有一部《殷墟文字甲编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即对图版加以考证和解释的文字说明。《释文》由董作宾的助手胡福林（厚宣）负责撰写，但胡氏在昆明龙头村时期不辞而别，转而跟随顾颉刚、钱穆等在成都齐鲁大学另起炉灶，搞甲骨文研究，并招兵买马，开山扎寨，公然与史语所抗衡。此举在给董作宾造成心灵创痛的同时，也给他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动，胡福林在昆明负责的《释文》工作随之流产。当史语所迁到李庄后，董作宾曾设想找一个懂甲骨文的人重新撰写《释文》。1941年10月16日，李济赴重庆公干，梁思永在致李济的信中提到“彦堂兄请兄觅聘一顶替胡厚宣的人物，嘱弟转告”即指此事。当时，学界中人特别是青年学子大多已无心搞学术研究，纷纷思走，想方设法到条件好的城市和利禄厚实的机关做事谋生，根本无法找到适当的人来这偏僻贫穷的李庄，研究在许多人看来百无一用的乌龟壳。无奈之下，董作宾只好请李庄士绅张官周荐介，把正在李庄宪群中学（南按：由张官周母亲王宪群以养老田的收入出资创建，故命名为宪群中学）读书的本地青年学生刘渊临找来培养实习，以使其有能力完成此项工作。屈万里的适时到来，正好可接替胡福林的职位，与刘渊临一道协助董作宾完成未竟之业。尽管如此，由于胡厚宣中途撂了挑子，屈万里接手后用了很大力气才理出了头绪。当1948年《甲编》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时，屈万里的《释文》却迟迟赶不出来，直到1961年6月才得已出版——这时的出版地点已不是大陆而是台湾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大陆学者所能够看到的，就是一部由乌龟壳墨拓成形、未经考释和注文的黑糊糊的《甲编》——这是胡福林的不幸，更是中国甲骨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不幸。与董作宾同在李庄板栗坳的研究员、著名汉简研究专家劳榦曾说过：“彦堂先生在幼年曾一度学刻字，因此对篆文早就很熟悉，这对于学甲骨文是很有帮助的。彦堂先生曾经告诉我，他鉴定甲骨真伪的一种方法，是从原来刻时的刀法看，而这种心得，就是从刻字的刀法中悟到的。”当时与劳榦同在李庄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继愈，许多年后以北京图书馆馆长兼著名学者的身份，谈到个人与社会潮流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再大的英雄也是这样。（如）搞甲骨文的像董作宾先生，我认识的，他原来在集市上摆小摊，卖那个毛巾呀、雪花膏呀、发卡子呀这类的东西。顾客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赶集嘛。他就拿着《汉书》在那里看，结果被一个专家看见了，就说你这个年轻人不要摆摊了，跟我念书去吧。后来他就成了个甲骨文专家。这也是个自学成才的（例子）了。”任继愈此言，可能是在李庄时曾听董作宾亲自讲述所得,未免加入了一些传奇色彩。但董作宾事业得益于风云际会的大潮流、大趋势，加之自己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不懈奋斗而终于成其大器，则是合乎事实的。
前言
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 in a cluster）？1890年前后的中国，似乎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个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问。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本著以七七卢沟桥事变为肇端，着墨于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不同的命运和学术追求，所涉机构众多，人物广泛，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有从上海流亡桂林、昆明、四川南溪李庄的同济大学；有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以及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名流大师由北平、南京迁往西南抗战后方的艰难历程和人生轨迹。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几乎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全部大师，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蒋梦麟、梅贻琦、朱家骅、胡适、傅斯年、陶孟和、叶企孙、陈寅恪、冯友兰、顾颉刚、吴宓、钱穆、朱自清、罗常培、闻一多、潘光旦、郑天挺、姚从吾、毛子水、刘文典、曾昭抡、李方桂、董作宾、梁思永、钱锺书、吴晗、陈梦家、吴金鼎、夏鼐、曾昭燏、游寿、穆旦等两代学术大师的生命轨迹，以及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徐志摩、沈性仁、陈衡哲等人的爱情纠葛与学术贡献。作品特别注重抗战岁月的同时，亦对内战爆发的根缘和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与台湾两岸的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所谓“南渡北归”，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此前的中国历史曾有过三次大规模南渡，即晋之南渡、宋之南渡、明之南渡。而三次南渡之人最后看到的是国破家亡，再也没有回归中原，徒令后人哀叹。唯抗日战争的第四次南渡，中华民族终于在胜利凯歌声中重返故土，再建家园。这一扭转乾坤的历史转折，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以及所做的努力和重大牺牲有着重要的关联。正是有了这批自由知识分了的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奋发精神，才在精神上提升了全民抗战的力量，为民族保存了文化血脉与读书种子，使之弦歌不缀，香火不绝。本著“南渡北归”的另一层意思还在于，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钱穆、毛子水等等，随着内战爆发，携家带口，同时带着他们的个人理想和主义，越过台湾海峡，进行第二次南渡，并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语），死后倍受哀荣。而陈寅恪、吴宓等一批知识分子，则在南渡中突然改辙更张，回蓦故土，仓皇张望，不知如何适应，终于在大时代的革命洪流中哀婉地死去，身后情境凄凉。更有一批北归后原地不动的知识分子，紧守故土，积极改造，其晚境不是投湖便是上吊，如向达、汪钱、傅乐焕等等。也有一部分投靠江青等权贵，红极一时，如冯友兰、周一良等等，最终又陷于世人皆曰杀的尴尬之境，令人扼腕。本书的谋篇布局、写作手法与语言风格，与《水浒》类同且有进一步发展创新。二十世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如同水泊梁山不同人物的命运，作者通过对自由知识分子性格以及人生命运的描述，在让后来者探明历史真相并扼腕浩叹的同时，对过往的历史与现实生活进行反思与拷问，达到“史中求史识”寻求“历史的教训”（陈寅恪语）之目的。本著共分三部，总字数在160万字左右，其中正文约120万字，注释40余万字。整个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理想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包括爱恨情仇，在本著中几乎被一网打尽，得到了较为全面反映。作者为写此书，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抗战八年中国知识分子们云集之地如——长沙、蒙自、昆明、李庄、成都、重庆等等，皆实际考察采访，除拍摄照片外，还在当地采访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这些史料正是支撑本著的“宏大建构”（梁思成语），因了这个建构，与同类题材的其它作品有本质的不同，更胜一筹也是意料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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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作品自2003年春开始采访和收集资料（与影视剧作家杨珺、钟亦非，编辑家史奉真等在送别宴会的暗夜里告别，乘机到达成都时，听说北京的“非典”已正式揭开了盖子并撤掉了两位拿着人民的俸禄，欺上瞒下、阴奉阳违的官员；到南溪县招待所时听说有死于非命者；到李庄镇时听说已有数人横尸大街小巷了)，几经奔波努力，于2006年秋进入创作状态，直至今日方得以完成并有幸出版，屈指一算，悠忽8个春秋过去矣！回首往日四处奔波忙碌的情景，犹在眼前。遗憾的是其中部分受访者已命赴黄泉，墓有宿草了，令人思之伤感。值此之际，谨向在采访、创作过程中给予支持、帮助的机关、团体、学校等机构表示感谢。向已故的、健在的前辈和同辈师友表示谢意。本著所涉历史与考古部分，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世民先生审校并提出修改意见，使书稿原有的错讹减少到最低限度，特表感谢。当然，在本著面向全国和部分海外读者发行之际，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百岁老人何兹全先生，以及台湾中研院院士、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联袂推荐的热心、挚诚和期待，表达一个晚辈学人的感激之情。
内容概要
岳南
山东诸城贾悦镇人，1962年生，先后毕业于诸城五中、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现居北京。
著有《复活的军团》《日暮东陵》《天赐王国》《风雪定陵》(合著)等考古纪实文学作品十二部。另著有以自由知识分子学术精神与情感命运为主体脉络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从蔡元培到胡适》《李庄往事》《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等十部，其中《风雪定陵》《西汉亡魂》《遭遇兵圣》《千古学案》《万世法门》（合著）等十余部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意、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已达数百万册，为中国最具全球影响的当代著名作家之一。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
001
◎ 研究乌龟壳的人
001
◎ 郭沫若赐给的教训
009
◎ 抗战八年第一书
013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019
◎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
019
◎ 到野外捉青蛙的童第周
025
◎ 结缘在山中
028
◎ 一代名媛沈性仁
033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047
◎ 此情可待成追忆
047
◎ 由决裂到言和
052
◎ 李约瑟难题的症结
062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074
◎ 一号作战计划
074
◎ 一寸山河一寸血
083
◎ 江水无语东流去
088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100
◎ 延安访问
100
◎ 毛泽东与傅斯年夜谈往事
108
◎ 梁思成：日本京都、奈良的恩人
116
◎ 天降喜讯
122
◎ 日月重光
125
第六章 北大春秋
135
◎ 弃北大入内阁
135
◎ 蒋梦麟辞别北大之谜
146
◎ 周作人骂傅斯年“驴鸣”
155
第七章 血染红土地
175
◎“独眼龙”被困五华山
175
◎ 李宗黄入主云南
184
◎“一二•一”惨案
190
第八章 大角逐
199
◎ 关司令痛殴李宗黄
199
◎ 神秘人物暗中操纵学潮
204
◎ 学潮汹涌中的傅斯年
209
第九章 大幕在黄昏中落下
223
◎ 梅贻琦夹缝中突围
223
◎ 闻一多与傅斯年叫板争胜
226
◎ 联大悲情录
231
◎ 南雁北归春迎客
236
第十章 独宿春城烛炬残
253
◎“国宝”刘文典
253
◎ 铁蹄下的书生骨气
258
◎ 刘文典月下讲“红楼”
264
◎ 神秘的磨黑之行
269
◎ 闻一多对刘文典一剑封喉
274
第十一章 血性男儿
286
◎ 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
286
◎ 青岛大学的“驱闻宣言”
291
◎ 闻一多与“二家”
297
第十二章 从学者到“斗士”
319
◎ 陈梦家与吴晗
319
◎ 专业不同心同仇
324
◎ 十字街头异乡客
330
第十三章 闻一多之死
341
◎“斗士”是如何炼成的
341
◎ 谁缔宣和海上盟
346
◎ 子弹穿过头颅
356
第十四章 残阳如血
368
◎ 胡适归国
368
◎ 谁知明月照沟渠
376
◎ 马神庙旁，一片神鸦社鼓
382
第十五章 还都南京
389
◎ 山坳里躁动的灵魂
389
◎ 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391
◎ 有情人终成眷属
396
◎ 冲出夔门
407
◎ 81名院士出笼
410
编辑絮语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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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2:北归》：首部全景再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变迁的史诗巨著；台湾时报十大年度好书《陈寅恪与傅斯年》《风雪定陵》作者岳南巅峰力作；CCTV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大学联合投资拍摄由本书改编成的大型电视剧；作者耗费8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搜阅近千万字珍贵资料，第一次全面描述了关于20世纪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
作者简介
《南渡北归2:北归》：所谓“南渡北归”，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南渡北归2:北归》是《南渡北归》第二部，着重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 1948年末，国民政府抢运国宝与“抢救学人”计划，连同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为止。突出地再现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郑天挺、吴晗等中外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潮与闻一多被刺案真相，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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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归，少了 些南度的温馨浪漫，多了几分现实的残酷。颠沛流离之后，西南联大在云南、李庄安顿了下来。战乱、通货膨胀，等等，生活的困苦与艰辛，是这些象牙塔里的人所料位及的。虽然使尽浑身解数，教授们终究日子清苦。此外，各股政治势力在联大也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角逐。渐渐的，联大变了，再也不是那个拯救青年学生，以备战后复兴中华而用的大学。文人相轻，政治较量，教授八仙过海的捞外快，更有吉普赛女郎出现。万物都有其生命，联大也渐渐走向死亡。大师们大多已经坐古，他们也是凡人，没必要过多苛责。只可惜，如今儒林，怕是无人继承衣钵。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等，无不以赚钱为第一要紧。正是“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幸好，岳南先生以学者的严谨留此一书。洋洋百万字留大师精神在，于后世是一大贡献。 -
《南渡》的时间背景是抗战爆发前后，主要描述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为代表的大师们的生活交往以及组建西南联大的故事。《北归》是《南渡》的承接，时间背景自然推延到了抗战前后。并且，重点描述的人物也有所不同，《南渡》中的很多大腕在《北归》中都不怎么出场了，这大概和有些人去了台湾有一定的关系。 无论《南渡》还是《北归》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就是李庄。这个长江岸边的小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保存和传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抗战时期文化大后方之一，李庄被誉为“民族精神的涵养地，传统文化的折射点”。中国的解放战争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自下而上的路线，建国初期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成为一种追求和潮流。对于这些历史，我了解并不多，更谈不上透彻。但是，从很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隐约能够看到这段历史也沉淀下来一些东西。同样，我在想，从平津到西南联大再到李庄的“南渡”，算不算是中国文化教育机构的一次“下乡”呢？再有，抗战胜利后的“北归”，自然是“自下而上”的了。这样一个南渡北归的过程，自然少不了人物的磨难、机构的整编和国学的锤炼，其本身就应该是一种以人、财、物所承载的文化洗练。 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文，对于此番“南渡”与历史上的三次“南渡”做了比较，认为此番南渡最大的不同是“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而“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其实，此番南渡和历史上的三次南渡有着根本的不同，虽然都可以理解为外来势力的入侵是南渡的动因，但形势并不完全一样。晋、宋、明有着统一的官方主导，而此番北归的官方主导并非南渡时的官方主导了，还有并不是所有南渡的人都北归了。不管如何，承载文化的重要载体（人财物）和传承文化的信念，还在这场南渡北归的“战略大转移”中得以保养和发扬。 诸位大师中，傅斯年是较有分量的，又是山东人，加上作者也是山东人，我这个小山东人自然愿意对傅斯年更多地了解一些。山东在历史上多是保皇派，明初朱棣与朱允炆的战争也多是在山东一带。或许“一方水土一方人”，身为山东人的傅斯年，被作者戏称“也够一根筋的了”，也许多少有一些水土影响吧。当然，每一位大师的生活和交往中的趣事，都体现了大师的个人风格和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同时，也可以看书作者在著书时所花费的心思和心血。所以，无论从大处还是从小处着眼，这都是一本开卷有益的好书。 -
继《南渡》之后，《北归》也随之而来。相信只要看过第一部的读者，是不会错过这第二部的。 书名既为《北归》，那自然是以抗战形势转好，中国最终获得胜利的叙事为主线，继续向读者展现傅斯年及其治下的史语所与联大在这段时期内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当然，既然是“大师群像”，那就绝不止于一人或一条主轴，而是以一条主线贯穿各色人物，恰如串珠引线，每一粒“珠”却又自成文章。甲骨文权威董作宾、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国宝”大师刘文典、革命斗士闻一多、生物学家童第周，以及吴晗，冯友兰，沈性仁，蒋梦麟等那一时代的中外知识分子，在岳南的笔下熠熠生辉，让人不得不感叹当时虽逢战火飘零，但这些大师真如星河灿烂，难掩其光芒。 近年来读史颇多，深觉论史论人，最难便是“立场”二字。世人皆知读史要客观，可真正能做到的却是凤毛麟角。在抗日战争这个激荡生变的年代，各色人物因其处世态度，价值理念，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的不同，而做出了各不相同的决定，有些甚至势同水火，互为仇寇。半个世纪之后蓦然回首，究竟该如何评判？说实话，这也是我对涉及众多不同立场阵营人物的本书比较担心的一点：害怕其又成为“一面倒”的叙事。不过，岳南却着实在本书中秉持了极其严谨的治史态度，和客观无偏的叙述角度。无论是“左倾”如闻一多，吴晗，还是“右倾”如傅斯年，蒋梦麟，作者均能根据其在当时所处境况，摒弃立场偏见，在史料基础上揣摩其心态，并给出中肯的评价。这并非说作者没有爱憎，没有好恶，但是却能够不被情感所昧。比如对冯友兰，作者在书中不止一处对其圆滑狡狯，两面三刀的处世风格表达了不屑，但是在联大校歌究竟为谁作词的问题上，他却通过详细考证和合理分析，指出冯应是词作者无误；在对闻一多，吴晗等人的思想丕变进行分析是，他也充分考虑了当时社会整体环境，其家庭成员以及经济状况所带来的影响，而非一味空谈“革命觉悟”；即使是对周作人这样已做盖棺的“汉奸”，也不忘从其本身心理及自我认知出发来剖析其“变节”行为的由来，而非“一棒子打倒”。这种态度，可以称得上不“因人废言，因人废行”，令人不得不佩服。可以说，这不仅是读史著史所应有的态度，更可作为我们待人处世之原则。与那些只知“爱屋及乌，恨屋及乌”却还自以为率性有理之人相比，作者的论著之道更显弥足珍贵。 而且，在这种严谨客观的叙述中，还不乏灵动妙趣。虽然书中整体氛围难免哀愁惨淡，但也有诸如刘文典与蒋介石对骂，并以“撩阴腿”对付委员长，情痴吴宓为梦中情人日思夜想，乃至在课堂上自曝心事，长吁短叹等等“趣事”，令人读到时不禁忍俊不禁。更有叙及国共谈判时之冷眼旁观，描写云南惨案时之义愤填膺，感叹衡阳会战时之壮怀激烈，听闻日寇投降时之举国若狂……其跌宕起伏，令本书的阅读决无枯燥贫乏之感。 然而，抗日虽然赢来了胜利，但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却依旧多舛。南渡之后有北归，本可快慰人心。可谁又想到不出三年，随着国共内战爆发，兄弟阋于墙，这些大师又将面对又一次无奈的人生的选择。读罢掩卷，不禁欷歔，对第三部《离别》，既期待能早点读到，又希望不要那么快，因为这一次，恐怕是真正的离别之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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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先生的写作是具备了履实特质的。既使文本在完成作家经验性叙述与文字表达的基础上，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人物原貌说这是一种岳氏写作精神物语，相信也不为过。
我敢说看过岳南先生《南渡北归》系列读本第一部《南渡》的读者也会同我一样，没有几个会不对这第二部《北归》以及接下来的第三部《离别》有所期待的。其实喜欢他的文字可以不问年龄的长幼，也不分国界、民族宗教和信仰，只要我们都还葆有着一抔对中国抗战史关注的热度，还拥有对八年抗战时期中国文人在风雨飘摇中选择何去何从的态度以及行动有所关注的人来说，《南渡北归》系列读本都是当下的最佳选择。
《南渡北归》三部曲“当是岳南多年来，对知识分子深入研究成果之集大成者。”这是一部“全景再现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事实巨著。”说实话我不屑于媒体这样的宣传导语，因为我知道这里的全景和再现绝对不是为出版宣传服务意识上的那种心知肚明的名不符实的全景与再现，做为以阅读与写作为悦读心性的我和一部分对文学写作常识有所知悉的人来讲，其中的艰难也当不言自明。可是在读过《南渡》、《北归》之后，我才由衷地叹服了。
本著是《南渡北归》系列读本的第二部，以15个章节的布景，以详尽的笔触从穿越历史之门开始，到还都南京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至西南的知识分子们的学术研究、思想变化以及他们不同的人生遭际与追求，“其中涵盖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郑天挺、吴晗等国人都耳熟能详的知名知识分子，本书不仅颂扬了他们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与革命精神，还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潮与闻一多被刺案等真相，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现象与演变过程，作了一次深入细致的探究，”于是，“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 -
文似看山不喜平，下笔胸中有丘壑，此书的写作，颇具大将风度。开篇《烽火照京都》几乎不提及知识分子，凌云健笔直切抗战时局，把读者拉回1937年日本膏药旗遍布、风雨飘摇的旧北平。黑云压城城欲摧，当此关头，知识分子何从何往？岳南徒转笔锋，对准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这些人文学科的大师级知识分子。其间，对这些杰出人物风度风采、风骨境界、思想精神、性格特点、流亡历程、学术生涯、人事纠葛、情感生活的书写，追根溯源，纵横捭阖，把这些光辉人物写得跃然纸上。 -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当有自己坚定的信仰与理念方能岿然不动。 -
还是得弄一个书摘出来啊 -
衡阳一战是给我映像最深的一部分
“八年抗战，自淞沪始，至衡阳终。”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到底腐败成什么样子才会成现在的“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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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人物太多，很多没法记得了。在贫苦的环境下，人世百态，大师也不能免俗。闻一多可惜了，被逼成了个喷子，能想像当时的情景，当人选择站队后，就开始了反对一切对面的东西。 -
书中的人物如黄侃、刘文典、李济、傅斯年、朱家骅、蒋梦麟、赵元任、吴宓、钱穆、王国维、陈寅恪等都是一代大师，或瑜或亮，风流绝代，自是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如过江之鲫的伪大师们不可比拟的。但惟有梁启超，更让我服膺和感佩，他是其中在政治上最有报复，以任公自居，写下李鸿章传、王安石传，欲作一代良相而不得，沉潜书斋，也终成以学术重镇。
梁一章首先上来的章节就是启蒙，善焉。我也十分同意梁是百年中国启蒙第一人的说法，无论毛泽东，周恩来；还是胡适、鲁迅，抑或邹容、梁漱溟、哪一个不是读着任公的雄文被启蒙的。读到淋漓一章，更被任公倚马千言的天才所震；为梁实秋、闻一多他们所演讲的“公无渡河”，实在是精彩，太精彩了，吾辈如能穿越民国再听一课，折二十年寿也不足惜！如同闻一多回忆的那句话：大师就是这样！
看到陨落一章，任公颓兮，不禁双泪涟涟：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如生。
感谢作者展我华夏文化之玉髓，是以记之！ -
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真是让人感叹啊！不过南渡北归这种书看看就好，很多地方与史实还是有出入的。只是普及读本。 -
比第一本好看。这一套，其实第二本我读的是修订版，比这个厚。三本读完，力荐第三本，第三本，读到心酸落泪 -
民国小清新 -
这三部曲应该说是为我们还原了一大批民国时期的大师。岳南的很多作品本身质量还可以，特别是《傅斯年与陈寅恪》，竟然上了一位我特别尊敬的老师的书单。但是，平心而论，我不喜欢甚至是讨厌这个人，其反对我党，也就算了，让我无法容忍的是，其似乎不承认共和国，这已经突破我的底线了。 -
关于那一段历史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经历和命运的记叙虽有偏颇但对于我来说算是很全面和详细了，但是其中很多描述性的用语简直是评书快板让人别扭的很，全书像是两个作者写的东西拼接在一起，拧巴！ -
行文一般，前后史料有点乱。 -
记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以为艺术家不是一代人就可以造就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继承下来，才能绽开一朵花。”面对摆在面前的三卷本皇皇大著《南渡北归》，我再次想起了日本岛文学先辈川端老的这句话，并认为这个话大体不差且富有哲理的。
年纪轻轻便赢得盛名的岳南，在以后的岁月里笔耕不辍，作品一发而不可收。如果说他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关注中国的考古事业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并着重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学府人文知识分子学术、精神及人生历程的研究，先后出版描写中国的考古事业与自由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十余部——当然，内容的着重点还是放在了考古发现与发掘上。记得六年前我有事进京，顺便去看望他，岳南正着手写一部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一批大师命运变迁的书。正写在兴头上的他没有给我倒水，便找来一个小凳子让我坐在电脑前，看他正在撰写的一段关于清华校长顾秉林给到大陆访问的台湾亲民党主席宋初瑜送黄遵宪的诗而又吱吱唔唔读不出来，从而在CCTV直播的情况下在全世界丢尽脸面的一档子臭事。直到把这一段写完并复述一遍，才好像把一件关乎国家兴衰绝续的大事了结一样，如释重负地长叹一声，起身招呼我到客厅喝茶。
此后几年，每次见面问候，都知其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且像走火入魔般沉浸在里边，竭尽心力来为早已逝去的一批学术大师竖碑立传，那份执着，令我不由心中感动和感慨，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只认金钱不认亲娘，只相信汽车、二奶、小三、密州学村家后的狗肉、龙城市场南边小摊的猪肉包子，而不相信精神境界和人格力量的时代，还有几个人甘受寂寞，坐在冷板凳上默默地书写大师，传学术香火于天下，并试图以一已之力，挽狂澜于既倒？这样的人与这样的做法，也着实属于另类了。几日前，收到岳南用特快专递发来《南渡北归》第一部《南渡》，又一次真切地感知，他这些年的辛苦付出总算没有白费，算是在修行路上又得一香甜的长生果吧。
《南渡北归》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卷，字数达160万字，正文部分为120万，注释部分40余万字。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有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钱钟书、蒋梦麟、梅贻琦、朱家骅、胡适、傅斯年、陶孟和、叶企孙、陈寅恪、冯友兰、顾颉刚、闻一多、潘光旦、董作宾、夏鼐、吴晗、穆旦、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等大师。描述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陷，像北大、清华、南开、同济等高校，中央研究院属下的研究所，连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主持、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等一批民营学术机构和自由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炮火由中原迁往湖南长沙，云南昆明、蒙自，四川南溪李庄等西南边地工作、生活，抗战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书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和机构数量众多，几乎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全部大师以及最著名的学术、文化机构和团体。从而为全书营造出了一种大气磅礴之气势，堪称同类题材书籍的集大成者。
就这部作品的写作手法言之，很明显地看出，作者从古典名著中找到了写作《南渡北归》的灵感和发效剂，而《水浒传》传的痕迹犹为突出一些。点题是抗战，众多知识分子们沿着抗战这条主线（精神的和现实的)，由平津或者说整个华北、华东，一路向当时还没有被日本鬼子占领的西南之地流亡，历尽千山万水和千难万险并伴有命运坎坷与感情纠葛。当一连串的人物向读者交代清楚之后，再来个笼统打包，聚义到李庄的中研院与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大。李庄、昆明、长沙、泸州、宜昌、桂林、蒙自、滇川……这些散落在广袤山川里的名字，和流亡的学人们一起变得熠熠生辉和耀眼起来。在借鉴《水浒传》写作手法的基础上，作者又进行了大胆创新，在每章正文后面都附有详细注释，使得书中的叙述评论皆处处有典，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对于从全局高度书写抗战烽火里群生百态，没有比此种视角再好的选择了。该著引经据典，稽考钩沉，探赜索隐，运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许多尚属首次披露，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而且为了写作此书，作者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抗战八年中国知识分子们云集之地如——长沙、蒙自、昆明、李庄、成都、重庆等等，皆实际考察采访，拍摄了许多珍贵照片运用于书中，还在当地采访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这些史料为本书也增色不少，也使本书与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有了本质的不同，更胜一筹也在情理之中。面对这部包含着厚重历史感情的作品，细读之下，一种兴奋和痛苦的煎熬相伴于我的身心，几乎不能让我自制。一连几天，书中描述的人物一直在脑海中萦绕不去，那一幕幕逝去的往事，令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又不时扼腕浩叹、潸然泪下。
《南渡北归》给予读者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透过一个个人物的言行，二十世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深明大义，虽历经磨难，颠沛流离，仍不屈不饶，肝胆相照的爱国精神淋漓尽致地得以体现，有些细节，特别是知识分子们临危不惧，勇于面对战争和死亡的作风意志，很容易让人想起二战初期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的那句著名的话：“我没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看似文弱的学术大师们，在流亡西南、性命朝夕不保的逃死之际，仍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舍生忘死，抢救转移图书、文物和莘莘学子，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争朝夕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使之存于西南一隅的文化圣地弦歌不断，学术香火不绝，为国家日后建设培养一大批读书种子，如许多年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等学子，就是在抗战流亡的艰难困苦中走出，并以自己非凡的创造力和优秀成果，为中国学者争得一世界性声誉。
遥想当年，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在他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国防论》的扉页上，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面对骄狂的外敌入侵，中华民族最终力挽狂澜，扭转乾坤，赢得了最后胜利。纵观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正是因了广大自由知识分子这种可歌可泣精神的激励，才出现了全民族年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波澜壮阔的伟大的抗战史诗。而知识分子本身也正如本著中的林徽因所说：“我们是在远离故土，在一个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住下来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们曾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长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样。”
他们真的又回到了朝思梦想的家国故园，只是，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此时的社会已不是原来的社会，等待这群自由知识分子的，不是欢欣与笑脸，而是内战阴云的笼罩与血肉横飞的战场硝烟。一个关于中国命运的大战业已开始，这批自由知识分子也在这个翻云覆雨的世纪大变局中，开始了新的一轮凶险莫测的人生之旅——这是作者最后要告诉读者的部分内容和这部著作中一条暗伏的令人沉思的导线。 -
皇皇巨著。
看完南渡时震撼不已，民国文人风骨一脉相承，哪怕抗日艰苦环境也算卓有作品，放眼当下实在讽刺。北归全然讲述文人轶事，抗日烽火骤起，而民不聊生。不止南渡，也难渡。岂止北归，也难归。 -
行文走笔略显啰嗦 -
民国时代的北大生活是什么样子？从岳南《南渡北归》可知一个大略，据毕业于北大文科国文门的傅斯年后来谈及自己北大时期的学生生活时说：“我在北京大学六年(预科三年，本科三年)，从民国二年到民国八年。那时候学生的平均购买
力比现在高得多，吃个小馆，不算稀奇。我是个中产阶级的无产贫家出身，但也差不多每星期跑到东安市场买肉回来吃。我在这六年中，五年住宿台，饭食的钱，一月合四块多钱，吃的和现在银行下级行员差不多。我在学校的宿舍里住了五年，最后一年因为在报上作点小文，有几个钱，便‘住公寓’去了。那时候北京大学左右的公寓不计其数，小饭铺不计其数，买零肉的尤其不计其数。”
二十九，傅斯年的学习成就。这是在岳南先生《陈寅恪与傅斯年》上看到的，如今再读《南渡北归》，不免生出一番感慨，为过去，为今日。 今日不必再说，且看民国时代的傅斯年，其大学成绩优秀，在班上居于前列。第一学年，中国文学160分，文字学180分，中国史90分，中国文学史85分，论理学100分，操行140分，总计755分，平均89.9分，扣分1分，实得88.9分，居全班第一名。第二学年，古代文学史93.5分，近代欧洲文学史80分，日文67分，文字学80分，总计320.5分，平均80.1分，列全班第三名(排在杨振声、罗常培之后)。第三学年，近代文学史87.5分，文字学85分，言语学96分，词曲82分，日文C班70分，总计420.5分，平均84.1分，居全班第五名(排在区文雄、崔志文、张煊、俞平伯之后)。
1919年秋，傅斯年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这年冬天，他踏上了赴欧留学的旅程。在英、德学习7年，傅斯年先后就读于伦敦大学大学院、柏林大学文学院。1926年秋回国，随后担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应蔡元培先生之邀，他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第二年，史语所由广州迁往北京。这时，蒋梦麟主长北大，他聘傅斯年任北大兼职教授和北大历史系名誉教授。 -
与第一部差不多。 -
从南渡到北归，随着时间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大师的面孔出现在这场历史的洪流之中。大师们踩着历史的步伐，踏上一条北归之路。
第一部《南渡》中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傅斯年，依然是《北归》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如果说前一部中更多突出的是他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在这第二部中的傅斯年更多的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正是因为由于傅斯年的特殊身份以及强势的个人能力，才把这么多人物大批串连了起来，使得整部《北归》中的人物命运，情感纠葛，历史姻缘关联的更加紧密和深刻。
从《南渡》的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到傅斯年、陈寅恪、李济、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胡适等等，到《北归》的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郑天挺、吴晗，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从抗战初期到抗战胜利，历史的步伐不可遏制，学术界也随之发生着重大的变革。
这部《北归》主要以抗战中后期直至1948年末为背景，突出展现了流亡中的众多中外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的艰难岁月里坚持学术研究，以身救国的坚强意志。从国民政府抢运国宝与“抢救学人”计划到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各党派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影响着众多大师们的思想变化和学术追求。另外还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潮与闻一多被刺案真相，坐着对于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有着极其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对这段被掩盖的历史进行了充分的揭露。
纵观整段历史，诸位大师都有个极其鲜明的个性及坚定的个人主见，正是这种品质让他们在能这样的乱世中脱颖而出，成为历史变迁中重要的一员。但与此同时，作者也不掩饰大师们浮躁阴暗甚至浅薄胆小的一面，他们也有缺点也会犯错。也正是这普通人的一面，让大师们的形象更加鲜活生动，更加贴近人心，也更体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
对于很少读历史的我来说，《南渡北归》系列绝对是让我受益匪浅的历史巨作。读罢前面两部，也让我对第三部《离别》更多了几分期待。再回头看我们当今学术界的各种不良风气，不得不感慨，难道只有乱世才能成就大师吗？ -
泪流满面 -
其实接触像南渡北归的书并不多，一是兴趣使然，二是觉得中国近代史总是那一个论调。但是在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南渡北归：南渡》之后，却对此有所改观。当然吸引我首先的一点是关于文人的近代史，其次则是这么宏篇大制的作品带给人一种厚重真诚的感觉，因为不是历史达人，所以在看之前一本的时候的确有些吃力，总是要通过度娘和谷哥的搜索和查询去弥补自己知识的欠缺。而到了这一本时，虽然不能说是信手捏来，但却有了一定的基础，不会向原来一样，一问三搜索了。
或许是主写的人物不一样了——第一部虽然主线是梁思成，但和第二部中的主线傅斯年相较而言，的确缺了一点分量——或许是因为作者对写傅斯年更为得心应手的原因吧——这样加重分量的描述会使得文章的内容更为的有串联感，与第一本相比会有一种集中阅读的感觉。而时间上来看，这本故事已经转述到了抗战形势好转，相对而言知识分子的条件与态度等等多方面的转移，思想上的重点也发生了变迁。虽然傅斯年相对梁思成而言着重了一些，但是这部描写“大师”的作品并没有因为一个主线人物而丧失他们本该有的光彩，所以从这点来看，可见作者对于这种历史纪实文学内容及人物的驾驭能力。
当然，本书延续了《南渡》之中的严谨的文风和客观的态度——不得不说，这种客观的论史态度，对于一本历史读物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这也是我会努力的去补充知识而阅读此书得重要原因。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对于那段被战争烟云笼罩的历史时间是多么的沉重与阴郁，但是当作者去描述大师们的点滴生活之时，却将他们独特的方式活灵活现的展现在读者眼前，读到的时候会让人眼前一亮、不禁莞尔，看到大师们与我们一样的调侃与乐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虽然只是从最近才开始去真正的去阅读这几本书，因此才去认真的去看这段别样的历史，但是阅读书过程之中能让自己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段“没有硝烟”的“战争史”，而是真正体会到了，为什么在已经逝去了近一个世纪之后，人们还是不断的去追寻大师的痕迹、大师的精神——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战争年代的求学精神，更是因为他们即使在炮火之中还依旧放光的专业精神、气节风度。或许这就是一个时代所赋予他们的标签，何为大师。
PS：本书的确物超所值，当然内容上的上面已经贫了很多了，从最直观的字数和厚度上来看，也可以说是一本“性价比”相当高的书。 -
人性在磨难面前开始呈现出来不一样的面目 -
罗嗦罗嗦 -
越发不喜欢作者粗俗的比喻，多次使用的歇后语，和过多的个人评价和预设，不过还是继续把第三部看完吧。 -
《南渡北归》有这么一段令我很为感动并难以忘记：陈寅恪的学问人格，不仅得到了傅斯年等学界大腕的尊重，即是当年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朱自清等辈也倍加敬重。时为清华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年龄比陈寅恪大一岁，既是一位才高学广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位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早在1907年在芜湖安徽公学读书时就加入同盟会。1909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等国文字、语言，回国后曾一度担任孙中山秘书处秘书。1917年，刘文典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并担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和翻译。经过数载苦钻精研，终以皇皇大著《淮南子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十卷本震动文坛。刘氏因此两部巨著一跃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史大家之一，影响所及已超出学界而步入政坛，曾一度被蒋介石抬举为“国宝”。 -
“南渡北归”成为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关键词，影响到一代学人的精神和心灵。
作者以开阔的视野，富有感染力的笔墨，呈现抗日战争背景之下，种种被遮蔽的历史真相和细节。战时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并未停歇，反而推向一种奇崛的高度，成为历史的标杆。这和当时国民政府的战略思想有关，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时，胡适等人就主张，“战时教育须作平常看”，把发展学术、延续文化、推动科学研究，当作民族复兴、建国大业的宏伟蓝图。
南渡西迁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雄浑博大的精神气象，学术救国，文化救国，成为知识阶层的共识。“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西南联大校歌词中，呈现的就是这种气度，在日寇的轰炸之下，他们心忧国难，将课堂搬到树林山沟，延续文化的薪火。“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他们就是抱定这种信念，将西南联大打造成令后人仰之弥高的高等教育奇迹，“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
“南渡北归”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而言，是“国破山河在”的沉痛心声，是慷慨赴国难的视死如归，是茄吹弦诵的学术坚守，是归去来兮的文化考古。本书从抗日战争的大处着眼，从生活细节入手，以丰赡的史料，为西南联大和中研院史语所的一群大师画像，构建出他们的精神谱系和履历。书中穿插了一些学林掌故，将大师之间的恩怨渲染的很有意思，有了点江湖气息。这样一本书，提供的史料如杂花生树，总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有的我是第一次寓目，比如，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在李庄重病，傅斯年通过上书的方式，从蒋介石那要讨得两万元治疗费。
从抗战到内战，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路上。南渡，北归，大师创造奇迹无数。中国的文化教育迎来一次极具活力的大爆发，而值得深思的是，薪火相传的接力棒在历史的剧烈变动之中，是否传递的我们手上？在那看似破败不堪的表象下面，大师们用这样伟大的精神来救国，而我们呢？ -
个人认为这个系列最好的一部 -
《南渡北归》中说：“当傅斯年海外求学，并于1923年6月由英国转入柏林大学攻读时，朱家骅已获博士学位离开德国柏林赴其他国家游历，尽管年底又返柏林作短暂停留，但他以“空谈误国”的理念和自律精神，一直不屑与学文科出身的傅斯年以及傅的众多好友如陈寅恪、毛子水、金岳霖、徐志摩、姚从吾等人来往。在朱氏看来，这些文科出身的知识分子，不是道貌岸然的色鬼就是坐而论道的神经病，没有一个正常人，因而朱、傅二人虽近在咫尺，却如隔天涯，再次失去了相见的机会。”朱家骅如何这么牛，他有何背景和能耐，谁能告诉我详细一点的资料。 -
岳南先生的写作是具备了履实特质的。既使文本在完成作家经验性叙述与文字表达的基础上，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人物原貌说这是一种岳氏写作精神物语，相信也不为过。
我敢说看过岳南先生《南渡北归》系列读本第一部《南渡》的读者也会同我一样，没有几个会不对这第二部《北归》以及接下来的第三部《离别》有所期待的。其实喜欢他的文字可以不问年龄的长幼，也不分国界、民族宗教和信仰，只要我们都还葆有着一抔对中国抗战史关注的热度，还拥有对八年抗战时期中国文人在风雨飘摇中选择何去何从的态度以及行动有所关注的人来说，《南渡北归》系列读本都是当下的最佳选择。
《南渡北归》三部曲“当是岳南多年来，对知识分子深入研究成果之集大成者。”这是一部“全景再现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事实巨著。”说实话我不屑于媒体这样的宣传导语，因为我知道这里的全景和再现绝对不是为出版宣传服务意识上的那种心知肚明的名不符实的全景与再现，做为以阅读与写作为悦读心性的我和一部分对文学写作常识有所知悉的人来讲，其中的艰难也当不言自明。可是在读过《南渡》、《北归》之后，我才由衷地叹服了。
本著是《南渡北归》系列读本的第二部，以15个章节的布景，以详尽的笔触从穿越历史之门开始，到还都南京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至西南的知识分子们的学术研究、思想变化以及他们不同的人生遭际与追求，“其中涵盖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郑天挺、吴晗等国人都耳熟能详的知名知识分子，本书不仅颂扬了他们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与革命精神，还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潮与闻一多被刺案等真相，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现象与演变过程，作了一次深入细致的探究，”于是，“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
抗日战争，在中国人的记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为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多少英雄儿女为保家卫国捍卫国家领土完整而坚定从戎，甚至抛头颅洒热血。那么与此同时被时世紧紧逼迫下的中国文人呢，势必已然拥有了自己的作为。
只是我们知道那些在动荡中为了保全以及付诸于“战时教育须作平常看”的文人学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但归根结底将发展学术、延续文化以及推动科学研究当作民族复兴、建国大业的宏伟蓝图的大师们是值得历史和后人给予褒奖和纪念的。
南渡西迁成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象，相信也就是这种强大的精神气象支撑着可歌可泣的大师们也就成就了在而后的离别与其他浩劫中，依然能保持自己本色。而为共和国的建设葆有了坚实的知识储备。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历史以及尘封于史册中为了理想和信念不断抗争，不断证明自己、改变自己的一代中国文人的变迁史是值得我们反复阅读并收藏的。对那些销声匿迹于拥挤的历史的人和事，借助于一部文学作品时而远瞻时而近观，从而达到对史实、对信仰，以及对生活的关照，很显然，《南渡北归》已然达到了这样的理想状态。 -
着重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孰对孰错？如果陈寅恪去了台湾会怎样？如果傅斯年留在大陆会怎样？说也不敢回答。 -
本书是《南渡北归》第二部，主要描写在抗战胜利前后，在第一部中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该书的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1948年末。
文中更用了不少笔墨来描绘傅斯年——在近代学术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这位一直以来我很敬佩的人物。傅斯年等人却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物保护，做出了巨大的功劳。他很看重通过历史教育来进行民族意识的启发，在傅斯年看来，实际上是“借历史锻炼国民的自重心，不是自大心”，启发强固的民族意识，以便准备为国家之独立与自由而奋斗。在中国史上，则更应该注重政治、社会和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1945年“一二一”昆明惨案发生后，傅直接受蒋之命处理学潮而未负所托。蒋对傅的能力胆识是欣赏的。但傅本质上是一名书生。抗战胜利后蒋邀请他出任国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北大校长一职，他也不愿担任，为等胡适返国，只同意暂代。对胡适面临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的要职犹豫不决，他大动肝火，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足见其胆识的国人之处。
与《南渡》一样，再现了大批知识分子，如：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郑天挺、吴晗等。爱国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所蕴藏着的精神力量对于民族振兴事业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中国的知识分子固然向往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依然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目睹中华民族百年来遭受的屈辱与不幸，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一样，渴望国家与民族能走上一条独立、自由、民主与富强的道路。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以牺牲自我的方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所付出的代价中一半是形势所迫，一半是自愿的选择。
面对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一种无名悲壮感不禁油然而生，一种精神、一种抗争。 -
馬上就要讀到建國完畢的部分了，好想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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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只是片段的听说过哪位的故事，这部作品给我们提供了系统了解那个时期里各位知识分子所做所为的途径。自古文人相轻，所以各位大师也是免不了要在这里那里骂一骂，不过骂归骂总归是有知识分子的那种书生气在里面，总归还是可爱的。 -
《北归》的最后，各大学陆续从西南边陲回到上海、北京，红白战争打响，《离别》应该讲述的是战争行将结束时，每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的去了台湾，有的留在了大陆。怀揣革命理想的人，大多进了牛棚，不是被批斗致死，就是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发展至今，出现了众多的“中国式专家”。
的确，《离别》比之《南渡》《北归》，似乎更敏感一些。
《北归》最后讲到了胡适的理想，他要再造中国大学，可惜的是，出师未捷内战爆发，他的满腔理想化为泡影。
想到了南方科技大学的实验，多少有点胡适当年理想的影子，只是不知道南科大的路，到底能走多远。从某种意义上说，朱清时的理想，其实也是五四精神的延续，他所倡导的“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实在不是新名词，只是被我们认为地湮没了几十年的精神再现罢了。 -
近代史入门。 -
路漫漫其修远兮
评《南渡北归》第二部：北归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大师们的迁徙之路也如此坎坷不平，对外御侮的逃命之后还要面对同室操戈的自保，可谓是路漫漫。大师如此，国民如此，而中华民族的命运亦如此，迂回曲折，令人扼腕；好在，她前进的方向从未改变，即使在战乱灾荒之年，这个民族也能闪烁出智慧的光芒。
南渡之后是北归，这原本是一个好消息。当年日寇入侵中华，我大学大师为保存民族知识精英与种子，不惜费尽周折躲避战火意图生存，在战争年代演绎了一曲曲令人惊叹的“乱世佳音”。国力不济，国运亦不济，暂不谈日对华赔款问题被当局搁置，雅尔塔秘密协定让外蒙独立，甲、南库页岛被苏联侵占，千叶群岛被苏联侵占等等，中华民族蒙上了千古之冤。雪上加霜的是，外战之后还有内战，蒋公“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思维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昭然若揭，并公然将未从外战的战火中缓过劲的中华人民送入内战的地狱。这怎是“灾难”一个词能概括得了的，这又是一条如何慢慢的民族发展道路？！多年以后，当中华民族重新踏上自强之路，当中华人民重新寻找民族复兴之道，回望南渡北归历史，更能让我们自警、自省。
战火纷飞，北平容不下一张安静的桌子，而需要安静桌子工作、研究的大师们的生存之路、发展之路依然漫漫长远。撇开战事不说，学术氛围也是对于大师们极为重要的土壤和水分；南渡之时，北大、清华和南开学校同仁以民族大义为重，同仇敌忾，团结一心，而在《北归》书中，大师们逐渐分化，各追求自己的生活，刘文鼎委身土司，闻一多投靠民盟，多为生计，还有教授为发展奔赴米国，等等。围绕大师群体命运变迁，描述民国当年中国情势，为弥补民国期间我国历史文化增添了厚重的知识。
《北归》承袭《南渡》之写法，引经据典述说大师轶事，延伸至家庭、工作、留学等多方面，为后世了解大师增添了不少佐证。考证局势，分析人物心理，将大师战时的表现分析地淋漓尽致（如中心主题为大师，则愚以为对局势描写着色过重，如为渲染战争情形，则未尝不可，试与岳老师探讨）。岳老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大师之间的恩怨情仇，在岳老师笔下显得栩栩如生，傅斯年、闻一多和刘文鼎等人的纠葛，胡适与傅斯年的惺惺相惜等在书中一览无遗；在论述大师们的学历和昆明高涨物价时，顺带把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和华南虎事件的干将嘲笑了一番，可谓真性情。
另有关于大师的探讨：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我想我们的愿望肯定不是如此吧。关于大师的产生，也许是我们读罢《南渡北归》最应该考虑的问题了。而在民国期间出现的这么多的大师，我觉得有如下因素：（1）儒林文化的传承，譬如陈寅格、梁思成、梁思永、曾昭橘等多位清末名儒之后，而儒家文化的传承和积淀应为大师产生之重要因素。（2）西洋文化的学习。自晚清开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习过程一直持续下来，到了民国时期有了一个质量上的飞跃，而这个飞跃的最显著现象就是大师的出现。（3）时代的境遇。诸如甲骨文等的发现，应该也是考古学上的重大突破，这归功于中西文化结合后的时代境遇；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学科的兴起，则属于这个时代的境遇了，西方国家在科学领域上已经领先于中华，在战乱时期开始负重前行的各学科中，这些新型学术也显得格外重要，而从事这个行业的先驱者们被尊称为大师，当不为过。其他因素，如国难激发大师之志，大师成长的个人境遇则不属于群体行为了。可惜的是，大师们生逢乱世，未能将学术研究等事业持久下去，实为我中华民族一大损失，而此也为我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漫漫长远之因。
2011-2-9 -
《北归》是《南渡北归》的第二部，书读完了，却久久难以下笔，很是矛盾，似乎想写的很多，但却又不知该如何书写。书中涉及的人物众多，傅斯年、梁思成、蒋梦麟、周作人、刘文典、闻一多……，以及薄命佳人沈性仁。无论在哪一位身上，我们都能看到关乎到我国文化、历史的传奇故事。这些传奇浸透了我国近代史上的所有屈辱与不幸。但是，从这些屈辱与不幸中我们也看到了意志的顽强。
第二部主要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揭密来探究了知识份子们处于时代大潮中的思想演变，多角度的阐述使得学者们的形象更为丰满。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闻一多先生。闻先生早年对无政府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想十分反感，一直在为争取人民民主而斗争，到了四六年之后，却颇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以往我所看过的多数的资料中，都介绍说闻一多先生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这段历史在岳南先生的笔下被细致地再一次展开时，我觉得，“一二·一”运动究竟是不是以胜利告终，那真的得看从什么角度来说了。
在这一部中，傅斯年仍然是作者岳南先生浓墨描绘的人物，在阅读这个人物时，我总能从文字中感受到这位高大偏胖的风云一时的人物身上所散发出的霸气与侠气。最令我佩服的是，他虽然在在政治上亲蒋反共，但却拒绝做官，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认为，一旦入党，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不过，傅斯年与毛泽东在延安夜谈往事时的圆滑，却又让人无法不感叹，侠客有时也不得不审时度势啊。
阅读此书时，心情一直沉重，但是一个人的出现，却将这种沉重打破，这个人就是被蒋介石称为“国宝”的刘文典。从他的身上，可以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恃才傲物”，其实，关于这个人，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则非常有名的小故事，听说过的人应该很多：在抗战时期，跑警报时他看见沈从文先生跑在了他的前面，于是，不客气地出言讥讽：“我跑是因为给学生讲《庄子》，你一个搞新文学的跑什么跑啊！”。而书中所披露的他与蒋介石的一次交手可能就鲜为人知了，这段颇为滑稽的往事让我一直止不住轻笑，“国宝”这词与刘文典先生真的是太相配了，也只有他这种学问高、自信心超强的人才会指着蒋总统的鼻子说：“你是总司令，带好你的兵就是了，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我自会料理，由不得你这个不成器的狗东西新军阀来多管闲事！”也只有他，敢跳起来与老蒋对打。
在这部书的封底，摘录了穆旦先生在诗歌《尽头》中的一段话：“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初读时，只觉满心悲凉，所有的追求、奋进、挣扎最终都将归于尘土，幸与不幸无非是一段人生。但是，读完《北归》后，对这段话我却有了不同的理解，就算是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作粉尘，我想，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过，大师们选择的可能还是同一条路，因为理想与责任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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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早春，73岁的蔡元培步入了贫病交加的人生暮年，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就在这时，爱女过早的离世成了他致命的精神打击。人生最后的时刻，这位当时学界的领袖承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煎熬。3月初，蔡元培病逝，“在民族危急的‘大风雪’中走来，又在山河破碎的暴风骤雨中离去，在他到来和离去之后，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中国，他所开创的学术大业，自由之思想，民主、科学之理念，囊括、兼容之精神，将成为一座不灭的灯塔，于岚山雾海、天地苍茫中，昭示着天下儒林士子远航的路”。
其实在“卢沟桥事变”前两年，蔡元培的身体状况已现衰老颓势，病魔开始与他纠缠不休，但这位中国学界领袖，仍为民族的救亡奔走。据蔡元培学生罗家伦回忆，有一次蔡元培到南京，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设宴招待。席间，蔡元培极为真诚地苦劝汪精卫改变其亲日的立场和行为，以推进抗战和民族复兴的国策。当时在座的罗家伦等人亲见蔡先生说到激动伤心处，眼泪一滴滴落在汤盘里，又和汤一道咽下去。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1931年之后，蔡元培同蒋介石关系逐渐疏远，抗战军兴，上海陷落之际，蔡元培独自一人乘外国邮轮离沪去了香港，化名长期避居于港，谢绝一切应酬，但仍主持中央研究院事务。他曾经计划在重庆和昆明之间作一选择，返回内地，但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最终病逝香江。在岳南新著《南渡北归》中这样讲述了蔡元培先生的晚年情形，读之使人叹息。未及亲历和目睹同仁在“南渡”中饱受的离乱与困顿、在西南边陲的牺牲与坚持，是蔡先生的幸或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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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们灿若星河 -
斯蒂芬•茨威格所说：“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需要有酝酿的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岳南《南渡北归》第二部看，似乎也是如此，特别是西南联大学潮，就是这样一个发展结果。 -
我生也晚，原来不知道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下台还与傅斯年有关，读了岳南新著《南渡北归》才知道，傅斯年真的了不起，是个大人物，大师级的人物。话说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孔贪污舞弊，骂他是皇亲国戚。事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於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痛批当时行政院长宋子文：“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 -
《北归》中，作者着重在描述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以及其各自的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一九四八年末，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士为止。书中突出地再现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陈梦家、沈性仁、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吴晗等人，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并对这群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充分揭示出那些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
这是一部相当严肃的传记文学作品，与当前一些低质量的传记相比，这部作品的长处或曰特点，可用下列三点来概括：
首先是考证和引据认真。作品凡所引言论或文章必有出处，而非大鸣大放；文章所讲述的大师与大师的故事，并非一味歌功颂德或急于翻案，作者的着眼点始终集中在叙事，而非煽情的层面上；特别值得赞赏的是作者用力之勤，用心之专，对史料的搜罗真的是如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看不到有闭门造车的投机取巧。
就我读这部作品的感觉，作者明显沿用或借鉴了古典名著《水浒传》描写梁山好汉的谋篇布局、写作手法与语言风格，书中人物脉络清晰，史料翔实，加以旁征博引，读来别有一番韵味在心头弥漫。
如果说作者此前创作的《陈寅恪与傅斯年》，是两颗巨星高高闪耀的日子，那么，《南渡北归》（三部）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岁月。当年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所思考的“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e in a cluster)”，在这部著作中似乎找到了注脚……在当今一片培养大师、培养诺贝尔学人、培育顶尖学府和顶尖国家的声浪中，这部作品所述及的一切，很清楚地树立了一座标杆。如何做事做人，如何对待研究，如何对待文化传承，尽可在这部作品中找到证据和启迪。 -
大师远去《南渡北归2》
《南渡北归》是一部史诗一样的作品，厚重深沉，这是第二部北归。抗战即将胜利，美国的参战让中国人终于看到了希望。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面临的问题就是从重庆从云南迁回去，回到北京上海南京，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年的时间。
因为抗战四川和昆明成为了中国的文化中心，长江边上的小小李庄人才汇聚，梁思成林徽因的中国营造学社，还有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还有复旦大学都挤在了这里，可谓大师云集，李约瑟也远道而来。不过就在胜利近在眼前的时候，日本作垂死挣扎，发动一号作战，结果中国的军队被击溃，让蒋介石很下不来台。美国轰炸日本，竟然请梁思成圈定保护范围，使得京都和奈良免遭毁灭。
胜利的前夜也是最黑暗最可怕的，物价飞涨，云南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不得不摆起小摊来谋生，闻一多刻印，教授的太太做小买卖都成为了一道风景。抗战胜利后，还没高兴多久，国共两党就剑拔弩张，中国的上空又乌云密布。昆明的联大还没有回归，就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从一二一学潮不断，导致教授们深度卷入政治，形成两派，一直到闻一多被枪杀。人们对国民党的统治感觉到非常失望。北归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回到故地却发现已经物是人非。
而且紧接着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这些远去的大师将要何去何从？还要看《南渡北归》的最后一部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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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南渡；抗战结束，北归；又一次抗战结束，离别。说起来，简单的二十余字，过起来，却是很长的岁月，有煎熬，有无奈，更有太多辛酸。这是系列书的第二本，读起来依然让你觉得荡气回肠。不是文字有多么大的魅力，而是书中写到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事迹，着实让你的觉得历史怎么可以如此厚重！上学时候，老师总在讲，由于历史原因，这样了那样了。其实，直到现在自己看了一些书，才知道原本很多历史可以改变，只是由于身处那个时代，太多无奈！假如当初国民党不那么腐败，执了政，当了权，中国的今天会不会更好一点？其实，哪里有那么多的如果！台湾的现在，多么的理想吗？其实，更遗憾的可悲的是那些大家，如果没有这样的北归，他们肯定会为我么创造更大的财富！可是，历史过去了。Now, 23:31, September 9th, 2016。 -
"岳南先生在所著《南渡北归》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即鲁迅和傅斯年都在中山大学任教，鲁迅想把中大变成北大，但此时的中大不是北大，戴季陶、朱家骅等人，已经成了国民党的要人、官场上的重量级人物，自然不吃鲁迅那一套。朱家骅由最初的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他以强硬的姿态反击道：“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的决定。”
就在傅斯年欲返国而不知身归何去，心绪如焚，处于“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之际，曾致信已至清华园的陈寅恪求法问计，陈寅恪自是为之积极活动。1926年11月16日，当清华教务长梅贻琦主动到陈宅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时，陈寅恪感到机会来临了，他当即对傅斯年加以推荐。因当时没有留下陈、梅此次谈话的详细记录，对梅的态度已不可知，但通过吴宓的日记可寻出一点线索。吴在当天的日记中云：“梅教务长来，向寅恪商请教授。校中必欲聘傅斯年等以授中国文史，而必不肯聘柳公(南按：即吴屡荐之柳诒徵，陈寅恪的私塾老师)。不得不为本校惜，且为世局哭也。”内中可见，当时的梅贻琦对傅斯年是颇感兴趣且有可能“必欲聘”的，否则，吴宓不会满怀怨恨又无可奈何地为世局一哭。不过，无论此时梅贻琦做出何种决定，都已成为马后炮了。因为就在半个月之前，傅斯年踏上香港岛之时，在南国中山大学的朱家骅已经捷足先登，将傅氏这只学界大鳄紧紧地收入网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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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遭际。童第周、闻一多、吴晗......历史的尘土可否掩盖到永远？ -
这本书到现在在我手里已经有六个月的时间了，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未能写评，只是因为以前曾经说过的一个原因，面对我自认为非常好的书时，我在写评的时候首先就心虚起来，唯恐笔下露怯，贻笑大方。
只是，毕竟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好书，所以即使再担心无法写出自己所有的感受也总是因为有一些话要说而不得不写，算是管中窥豹。
我喜欢读历史，但讨厌那种大部头的正史，并非说我喜欢“野史”“秘史”之类，我只是喜欢读比较轻松的历史，所以我读黄仁宇、读当年明月，现在又读岳南。
喜欢读史，却又一直对抗战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极为排斥，我一直认为是因为自己从内心排斥这段历史，读完《南渡北归》却发现我只是因为没有遇到一本写这段历史的好书。
《北归》和《南渡》一样，都是以一些知识分子或者说一些大师为主线来铺陈历史的，因为历史就是人的历史，作者抛弃了那些“伟人”而是另辟蹊径从“大师”写起，除了勾勒出各位“大师”的种种，更是以此为线描画出了那段战乱纷争的真实历史。
历史总是要为“政治”服务的，尤其是所谓“正史”，所以我们以前所能读到的“历史”尤其是相关抗战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都是失去其真实色彩的历史，不能说完全失真，但至少它被美化了许多也丑化了许多，如果仅凭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这些，我们离真正的历史太远，幸好还有岳南，一个严肃而又聪明的治史者。
当时急切地希望得到《北归》是因为封面上有鲁迅，而先生一直是我深深敬爱着的人，不曾想，《北归》中对鲁迅只是略有提及而且只是因为他与书中某些需要浓墨重彩的人发生矛盾才不得已提到，这是我感到比较遗憾的地方。但是书中还是大篇幅讲到了许多我所熟悉的学者，譬如闻一多、吴晗，二位都是我们一直在拿来高声颂扬着的，可是本书作者对二位虽有尊敬但仍是通过大量具体史实来说明二位性格方面的缺陷和治学方面的不足，而这才是脱离了政治桎梏的真实人物和由真实人物创造出的真实历史。
岳南老师并不执着于正史，为了增加阅读趣味，更是为了给读者还原一个更立体更全面更真实的“大师”，所以他在以正史为基础的基础上也常常会穿插一些小“秘史”，比如说刘文典与蒋介石的一段趣事，那种书生意气在作者笔下跃然纸上，让人忍俊不禁，拍案叫绝，这是在本书256页处，是本书众多精华之一处。
我记得在《南渡》刚刚出版的时候，一位读者对于岳南的著作颇有微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似乎就是语言不够严肃甚至认为太过轻佻。但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何况，通俗有趣的语言未必写出来的就不够严肃。我最佩服岳南老师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他能将如此严肃而真实的历史用如此生动风趣的语言表现出来，翔实的历史资料，大量的原始照片以及客观真实的注释都可以看出这是一部认真反映真实历史的著作。在中国，“历史”一直离“人”太远，我们反而丧失了轻松接受历史的能力，以为历史就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小众”的才是对的历史、真的历史，其实这是历史的悲哀，我们总说“以史为鉴”，可是我们如果根本对真实的历史无从了解，那么又何来“鉴”呢？所以，要谢谢黄仁宇，要感谢当年明月，现在我当然要同样感谢岳南，而且希望有更多的“岳南”出现，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读史感受。 -
这套书真的，只要看引号里面的内容就行了 -
学问不能续命，百无一用是书生 -
了解民国知识份子的历史 -
看完了《南渡》和《北归》，这才觉得那些大师原来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祗，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让我感到一丝亲切。我竟不忍心看《离别》，那些将生命献给了学术的人怎么能遭此厄运？可叹，大师以后再无大师 -
刚刚合上岳南先生的大著《南渡北归》的第二部《北归》，就上来写这篇书评了。
《南渡北归》可以说是煌煌巨著，一共有三部，分别为《南渡》、《北归》和《离别》。目前我看到了其中的两部，每一部都是洋洋五十多万字，我想一套书下来至少要有一百五六十万字。厚重的书，写的是比书还要厚重得多的人物，它描绘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那一批令人仰止的大师的群体命运：陈寅恪、傅斯年、胡适、金岳霖、吴宓、刘文典、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闻一多、李济……包括第三部将要隆重出场的钱锺书等等等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名，他们的事迹、言行、性格、风采、际遇和命运，都在这部巨著中呈现。这部书生动细致准确的描写，让那些平常只活在书里的大师们完全活了起来，置身于他们所生活的历史当中，重新进行属于他们的研究、奋斗、恋爱、斗争和迷惘。傅斯年的大气、陈寅恪的学气、闻一多的侠气、刘文典的狷气、吴宓的痴气，全都跃然纸上。这些大师其实都是普通人，比如吴宓也会痴心不改地苦恋、刘文典会为“二云”而折腰、金岳霖会因为自己的母鸡“难产”而求助于妇科专家……而这些普通人也成为了大师：傅斯年之所以成为可以干掉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学霸”就是因为他有着山东人的血性，陈寅恪成为三百年来第一人是因为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而林徽因能够能为一代建筑业大师并和梁思成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知名伉俪也是因为她一直都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理想究竟是什么而不会为一时的浪漫而冲昏头脑……而大师终究还是普通人，假如吴宓不是一生为情所累，可能他还会有更大的成就；假如刘文典不是那么狷狂他也不会最后窝到了云南边陲而断送了“国宝”大师的一生；假如吴晗不是少年成名可能还会收敛一下自己的傲气，以摆脱被拿来为“文革”祭旗的厄运；假如冯友兰不是那种摇摆不定的性格也不会因为一首校歌的署名权而遭到天下人的质疑……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即使你是大师。也可能，正因为你是大师，所以你的性格会在你的人生际遇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让你的人生更有戏剧性。
通观中国历史，知识分子的命运往往都很有戏剧性和传奇性，这一点和知识分子个人的性格以及人文修养有极大的关系。然而另一方面，有句古语云“百无一用是书生”，每当历史的潮水迎面袭来的时候，知识分子往往选择站在历史的潮头之上，振臂一呼而天下莫不应，也有的如李济董作宾等可以在炮火连天之下开创一个文化的时代，可是站在潮头的也很容易被潮水吞没，开创时代的也往往会被时代淹没。当时代大潮奋起的时候，知识分子往往大多只能吟咏“国破山河在”的悲歌，即便是可以把美国拖入二战泥沼中的胡适，最后也不得不仓皇北顾。
二十世纪的中国涌现出来的大师们，他们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包括台湾），而他们自己的命运也随着国家、民族的命运的颠沛而流离。他们让我们仰止，而他们自己却又是多么地无奈。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那是因为大师们都“远去”了。沈性仁们，在抗战的烽火中远去了；闻一多们，在暗杀中远去了；胡适们，随着老蒋远去了；吴晗们，在阶级斗争中远去了……大师们已远去，后来人当何以堪？
然而，大师们之所以“远去”，是因为他们来过。大师们巨大身影，大师们的人格魅力，大师们的文化杰作，大师们的命运转折，无不给我们后来人以无数的启示。大师们，是我们永远的文化财富。
感谢岳南先生和他的巨著，让我们与大师如此地接近。感谢他还原了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大师。 -
岳南 山东诸城贾悦镇人，1962年生，先后毕业于诸城五中、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现居北京。 著有《复活的军团》《日暮东陵》《天赐王国》《风雪定陵》(合著)等考古纪实文
岳南老师的大作，好书必须支持 -
2016 -
云山苍苍，江山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
微末个体在历史大潮中被裹挟、拍打、冲击，大巨变年代的学人的生存印记。而和平的我们，在经济巨变正在展开的时代里也是这样，大师的情感与常人无异，大师的心胸学问道德理想决定了他的选择他的使命和人生。所以，如何落幕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应当无悔。 -
没第一部好看；胡适部分感人。 -
大师……教育……传承 -
《南渡》的时间背景是抗战爆发前后，主要描述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为代表的大师们的生活交往以及组建西南联大的故事。《北归》是《南渡》的承接，时间背景自然推延到了抗战前后。并且，重点描述的人物也有所不同，《南渡》中的很多大腕在《北归》中都不怎么出场了，这大概和有些人去了台湾有一定的关系。
无论《南渡》还是《北归》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就是李庄。这个长江岸边的小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保存和传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抗战时期文化大后方之一，李庄被誉为“民族精神的涵养地，传统文化的折射点”。中国的解放战争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自下而上的路线，建国初期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成为一种追求和潮流。对于这些历史，我了解并不多，更谈不上透彻。但是，从很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隐约能够看到这段历史也沉淀下来一些东西。同样，我在想，从平津到西南联大再到李庄的“南渡”，算不算是中国文化教育机构的一次“下乡”呢？再有，抗战胜利后的“北归”，自然是“自下而上”的了。这样一个南渡北归的过程，自然少不了人物的磨难、机构的整编和国学的锤炼，其本身就应该是一种以人、财、物所承载的文化洗练。
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文，对于此番“南渡”与历史上的三次“南渡”做了比较，认为此番南渡最大的不同是“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而“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其实，此番南渡和历史上的三次南渡有着根本的不同，虽然都可以理解为外来势力的入侵是南渡的动因，但形势并不完全一样。晋、宋、明有着统一的官方主导，而此番北归的官方主导并非南渡时的官方主导了，还有并不是所有南渡的人都北归了。不管如何，承载文化的重要载体（人财物）和传承文化的信念，还在这场南渡北归的“战略大转移”中得以保养和发扬。
诸位大师中，傅斯年是较有分量的，又是山东人，加上作者也是山东人，我这个小山东人自然愿意对傅斯年更多地了解一些。山东在历史上多是保皇派，明初朱棣与朱允炆的战争也多是在山东一带。或许“一方水土一方人”，身为山东人的傅斯年，被作者戏称“也够一根筋的了”，也许多少有一些水土影响吧。当然，每一位大师的生活和交往中的趣事，都体现了大师的个人风格和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同时，也可以看书作者在著书时所花费的心思和心血。所以，无论从大处还是从小处着眼，这都是一本开卷有益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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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的相同题材的是《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的大师们》、《陈寅恪家世》、《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和《陈寅恪与傅斯年》均是岳南的作品，后者我阅读多遍，甚是精彩。作者文学和史学功底深厚，论证严肃，推断缜密，深受其笔下的大师之风熏陶。故在当当网上一见此书，便购了一至三部。
《南渡北归》第一部，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在国难当头时，中国最精华的一批大师和知识分子们不做亡国奴，从敌后流亡到长沙到昆明、蒙自的艰难岁月。读到激情处，令人扼腕唏嘘。
甲、此书论述之严密，余于近期所阅之书中无出其右。每一章后的注释洋洋洒洒，最长的注释竟也有5000字，如第一章《往事再回首》竟有79条注释，资料涉及古今中外，如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王静安先生年谱》（1928年4月）等，一如其笔下的陈寅恪的严谨论证。这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耀眼的大师：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李济、赵元任、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叶企孙、吴宓、闻一多、朱自清、钱穆、梁实秋等，无不高山仰止。窃以为，民国风气开放，涌现如此众多大师，只有北宋时期才能与之媲美，一千年前的北宋涌现了里程碑式的苏轼，还有欧阳修、司马光、范仲淹、黄庭坚、柳永、沈括、王安石等大家。
乙、由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在战时组建了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部分：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日南渡。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衰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这是清华大学名教授冯友兰撰的碑文，漫长的中国历史留给后世的一面镜子，就是立足中原的封建王朝三次南渡未归而终至迷亡的事实，而中华民国以积弱之躯于十年间便收复国土。
丙、抗战时期，即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蒋公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了抗战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演讲，悲壮的宣布：“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存免之道理。……如果放弃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职责。”
1937.7.7，芦沟桥事变，华北危急！中华危急！
1937.9.13，山西重镇大同陷于敌手！
1937.9.20，华北重镇保定失守失守！
1937.10.10，石家庄城破！
1937.10.29，南京对外宣布迁都重庆，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政府和军民将长期抗战，决不屈服于倭寇的坚定信念。
1937.12.7，蒋介石告别南京，赴江西筹划战事。行前拜谒中山陵，告别总理，因悲伧过度，当场吐血晕到。
1938.5.16，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以身殉国，这是抗战期间牺牲的最高将领。有文记载：张自忠将军忠梓之过宜昌也，军中未即公布而民间已有所闻，不期集于东山寺者逾十万人。几多老母夜起手制面食，日：张将军北方人也，我与其作北方饭也。
另有军长郝梦龄、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戴安澜。周恩来为戴安澜题词：黄浦之英，民族之雄。
丁、清华国学院1925年创办，著名的清华四大导师：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人）、梁启超（号任公）、陈寅恪（江西修水人）、赵元任。
王国维是个旷世奇才，精通哲学、美学、词曲，后来又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均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最惊世骇俗的是对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无人匹敌。
戊、陈寅恪的祖父是曾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他在湘西的凤凰古城做过一个时间的官员，当地有他的故居，我参观过。陈寅恪的父亲是著名诗人陈三立。他们可谓书香门第，家学渊源。
陈寅恪母亲是俞大维的姑母，他们是姑表弟。俞大维是清朝著名经学家俞樾的曾孙，后俞大维与蒋经国结成儿女亲家，曾任台湾国防部部长。俞大维的堂兄黄敬是建国后第一任天津市长，是江青的第一个老公，其子是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俞大维的妻子是陈寅恪的胞妹陈新午，他们是郎舅之亲。俞大维妹俞大絪与曾国藩曾孙曾昭伦结亲，俞大维的另一个妹子俞大綵与傅斯年结亲。傅斯年是山东著名的书香之家，他的祖上是清朝状元，本人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曾国藩家以“国、纪、广、昭”排列辈份。昭字辈系曾国藩曾孙辈，曾氏兄妹以次推，昭承系美国哈佛博士；昭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著名化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昭杰上海大夏大学学士；昭懿师从著名医学家林巧稚，医学博士；昭辚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士；昭楣为西南联大生物系学士。
己、1938年1月，清华等三校迁至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共三千多人徒步从长沙到昆明。著名语言学家兼音乐家赵元任献歌，词日：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遥遥长路，徒步。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不怕危险和辛苦。再见岳麓山下，再会贵阳城。遥遥长路走罢三千余里，今天到了昆明。
师生队伍是以军队的形式组建的，并派黄师岳中将为护送团团长。到达昆明后，黄团长逐一点名毕，将花名册交梅贻琦校长。自此，标榜青史、永垂后世的西南联大正式成立。
庚、梁思成系梁启超之子，从清华留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最终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代宗师。林徽因一代名媛，风华绝代，才华横溢。两人携手共研中国建筑，成神仙伴侣，他们育有一子一女：梁再冰、梁从诫。
辛、陈寅恪被誉为“国宝”、“三百年来第一人”、“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是旷世奇才，他能懂14种文字，包括已死的梵文、巴得文、突厥文、西夏文，还有藏、蒙、满、日、回纥、阿拉伯、波斯、英、法、德、拉丁、希伯来、朝鲜文。他能说5 种语言，能听懂8种语言。陈寅恪一生为了求知而读书，不愿费时读博士，故虽学贯中西，却无一张博士文凭。以梁启超之雄才，他自谦虽著作等身但不及陈寅恪三百字。
陈寅恪先生在考证白居易《琵琶记》时，旁征博引，以此考证出“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倡女原籍何处，什么人种，多大年龄赴长安为妓，属于几流妓女，在什么年纪金盆洗手成为“商人妇”的，与那位商人是正式结婚还是同居关系。每一步考证皆缜密严谨，无不令人拍案叫绝。因此，陈寅恪授课除学生外，因羡慕其学问广博和才情之高，清华的吴宓、朱自清等名贯一时的著名教授也前去听讲，因而陈氏有了“教授中的教授”的美誉。对陈寅恪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的鸿学硕论，连目空天下的傅斯年于敬重推崇的同时，甘拜下风，自叹日：陈先生的学问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先生自云南蒙自后，在赴国难的迁徙中把随身所带的文稿、拓片、照 -
依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
今天在网上查陆键东《陈寅恪最后二十年》，此书已缺，看该书评论，该书有法律纷争，因太真实。岂不悲哉！岂不悲哉！幸有岳南先生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还在，弥补了这一缺憾。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界所称道。近期读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感动不已。1949年后，陈先生沦落为“文化遗民”，然著述不辍。特别是1953年拒绝出任北京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职，更让人称佩。这种为维护学统的精神，世上能有几人？为了全面研究陈先生的史学精神，《南渡北归》是不可不看的。 -
稍早前，曾不时于午间偷闲浏览凤凰网有关毛时代（特别是文革）的历史追忆文章或访谈短片，颇受触击。其中尤有一则关于毛本人对陈寅恪的“考验趣闻”让我眼睛放亮。大意是某年月日，因需查证某一典籍文献，毛特别指示下人向“拒不与新政权合作”的陈寅恪请教。一是试探陈的学术底气，二则不无有心刁难之意。哪知陈虽目盲多年，却能详细的指出该文献的出处，甚至详尽到某书某页某行某年某出版社出版。据说毛因此才终于“臣服”这头倔骨盲眼老头的大师地位。
这则逸事颇能勾引我的兴头，于是有意无意间竟然留意起陈寅恪的身世背景来。这个周末，因闲着无聊，不小心点开当当网，开始漫无目的在拥挤的书丛中闲逛，谁知阴差阳错的被首页一个横条的明显的广告所吸引，点开一看，这才发现岳南一本叫《南渡北归》“南渡”的新书已经上市，此书的封面看上去很大气，也很厚重的样子，颇有绝尘的意味，封面正中明目张胆地标注“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字样。这在我看来，是很有些大言不惭的况味的。出于好奇，再凑前详细看了几眼，则有当前许多名家学人做推荐之语，其中尤有我一直关注且敬佩的解玺璋老师，便增生兴趣，于是摸索口袋，感到中间硬硬的，心中有了底，决意点击鼠标买下，一睹为快。
书很快送来了，果然没有白费。一翻开书页，便为着书中所涉及上个世纪中叶前期的诸多名人的世故而有些情不自禁地专注起来。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蔡元培、陈寅恪、胡适、傅斯年、朱家华、罗家伦、鲁迅、周作人、顾颉纲……，这些如雷灌耳的名字，实在诱人关注。
阅罢此书，我心绪难平，同时也夹杂少许慰心。难平者，实在为因“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而做百狗吠声地遗憾，为因大师时代浪费大师而做独叹奈何地扼腕，为因大师群落互有支撑又各怀争竞而诧异；慰心者，则为当年毕业论文自创的“文人的互现心态”语词找到了新的权威性历史资料支撑。记得某一名家曾断言，“文人当政”，其政很可能比政治家当政更狰狞——大意如此——我深以为然。
当然，本书并非意在揭露文人的家丑事，而是通过对傅斯年和陈寅恪的同学同道之追述，用历史揭密的笔触，把当时代的文人世界做了个全景式的扫瞄和复原，用我以前看过的岳南先生《陈寅恪与傅斯年》朱大可的推荐语中所言：“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个人传记。对傅斯年和陈寅恪的记忆，打开了被蓄意掩藏的历史之门。他们在20世纪所遭遇的命运剧变，谱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的哀歌”。 -
"岳南最新著作《南渡北归》中有一段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很快占领平津。根据国民政府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三所高校撤出平津，先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然后转赴昆明组纪西南联合大学。这个联合大学共存在了九年，培养了包括杨振宁、李政道等优秀人才，直到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才相继回到原地。
时在清华大学史学与中文系任教的国学大师陈寅恪随校南迁，未久，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昆明成立，傅斯年兼任所长，聘陈寅恪为兼职导师（陈寅恪自1928年起，一直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组长、研究员），为照料北大文科研究所事宜，傅斯年与陈寅恪在昆明靛花巷三号，文科所租赁的青园学舍住过一段时日。
此时日机对昆明轰炸正酣，为了躲避轰炸，傅斯年命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此时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加之陈氏本人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入土”，才算了却一件心事。满身霸气，整日仰头挺胸，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阿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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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破碎精神在
——读岳南《南渡北归》
写抗日战争的书，写20世纪知识分子的书，以及写西南联大的书，自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70余年来，可谓浩如烟海，这几年时风所及，相关新作显得尤为繁富。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我以为是近些年涌现的同题材作品中的佼佼者。在这本著作里，他把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把抗战中全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命运和精神，把知识分子“南渡北归”可圈可点的细枝末节，几近完美地结合起来，塑造了20世纪一大群杰出知识分子群像，读来颇感搜罗完备、气势磅礴、意旨宏远、寄托遥深。
岳南先生应当说是一个学者型作家，他善写考古纪实文学，又善写自由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和情感命运。其作品《陈寅恪与傅斯年》《从蔡元培到胡适》《李庄往事》《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等等，以立意高雄、考据宏富、体察入微、文风严谨等风格见长。这本《南渡北归》，是他的同题三部曲中的首部，见微知著，我以为，《南渡北归》三部曲当是岳南多年来，对知识分子深入研究成果之集大成者。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1937年日本鬼子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的邪恶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亿万炎黄子孙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平津沦陷之后，政府在全面抗战中，为保存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全力支持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的教授和学子南渡西迁。一大批精英分子从此开始了不堪回首的流亡生活，先搬到长沙，后播迁昆明、蒙自，在敌机无休无止的轰炸中，仍然挺起高傲的脊梁艰难办学求学。同时，本书还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等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南渡北归》可谓是关于20世纪知识分子永恒人文精神的壮丽诗篇和火热赞歌。
文似看山不喜平，下笔胸中有丘壑，此书的写作，颇具大将风度。开篇《烽火照京都》几乎不提及知识分子，凌云健笔直切抗战时局，把读者拉回1937年日本膏药旗遍布、风雨飘摇的旧北平。黑云压城城欲摧，当此关头，知识分子何从何往？岳南徒转笔锋，对准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这些人文学科的大师级知识分子。其间，对这些杰出人物风度风采、风骨境界、思想精神、性格特点、流亡历程、学术生涯、人事纠葛、情感生活的书写，追根溯源，纵横捭阖，把这些光辉人物写得跃然纸上。
山河虽已破碎如风中飘絮，时局虽然日愈艰难，然而，真正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抗战中显示出百折不挠、精神永在、志存高远、同仇敌忾的可敬可佩、可为万古师的优秀品格。他们是学术宗师，是精神导师，是人中龙凤，是民族英雄。
岳南善用泼墨，也善用工笔。《南渡北归》对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的梗概式阐述，用的是泼墨；对每一个知识分子的描写，用的则是细致刻画的工笔。这两种笔法在书中交替使用，抗日战争的连天炮火宛在眼前，个性鲜明的梁启超、蔡元培等近百名知识分子也实现纸上复活。世传岳南写人物深得《水浒传》笔法，信然。 -
读《南渡北归》最令人扼腕的是，随着国共两党干戈相向，这对同学加姻亲关系（陈寅恪嫡亲表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彩乃傅斯年之妻）的旷代天才，被无情地阻隔在海峡两岸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无声地倒毙在台湾孤岛会议大厅，一个默默死于大陆岭南病榻。并世成双的天才之花凋落成泥，只有芬芳永留人间... -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最撼动人心的南渡与北归，因为它们发生在我们的时代，甚至我们的亲人或长辈还曾经亲历其中。看到有评论说“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我就更加不能自己，对手上这本《北归》也就越发地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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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第一部好 -
打开当当，终有一天看到当当上有这本书，便下了订单，我想我是关注此书的较早的一批读者之一。缘由我看了作者岳南以前写的《陈寅恪与傅斯年》等关于陈寅恪的书,而且受益匪浅，感触良多，便更加关注陈寅恪了，我所看之书不多，可藏之书不少，今有之，请从《南渡北归》始。 -
，着重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1948年末，国民政府抢运国宝与“抢救学人”计划，连同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为止。突出地再现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郑天挺、吴晗等中外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潮与闻一多被刺案真相，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 -
知识分子的骨气 -
这本书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在作者鲜活的文字中，了解那个艰难而又让人着迷的时期，这些大师们的故事，让我们对历史有了全新的认知，非常值得推荐 -
《南渡北归》中，同样有一张庞大的关系网，岳南选择了梁思成为突破口，尽管此前一章写到了梅贻琦、冯友兰等人，但是那一段其实可以看做整个故事的背景，故事的展开却是从梁思成展开的。从梁思成、林徵音以及金岳霖逃亡开始，讲到他们在长沙遇到了李济，于是以李济为由头，讲述了逃亡之前包括梁启超、王国维、曹云翔等人的故事。
然后继续讲述李济的故事，1928年，李济在香港遇到了傅斯年。
就这样，傅斯年被带了出来，这个人物相当于水浒中的宋江，起码在《南渡》和《北归》两册里，他都是核心人物。
通过讲述傅斯年年轻时闹学运的故事，也便将蔡元培的光辉业绩牵扯了出来。接着，傅斯年被朱家骅聘请，又一个重量级人物出现了。随后，傅斯年又聘请陈寅恪、赵元任……
以此类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渐次蹦跳出来。
如此写法，既可以面面俱到，又不会杂乱无章，而选择网中的哪个节点作为叙事的开始，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涉及到整本书如何布局。选择梁思成一家作为起点，可能会使叙事更有时间感，叙述一直是在行进中的。
这本书更让我惊喜的是，我国的舆论环境比之以往的确是宽松了很多，就像熊培云所说的，我们总是在一点一滴地进步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坚守住已经获得的进步。《南渡北归》说的是文人学者那点事，但那毕竟又是一个政治纷争的年代，要完全脱离政治也是不可能的，可喜的是，文中的基本观点跟中学历史课本或者说，跟所谓的主流宣传意见是相悖的，其中对蒋介石的功过也多有不同的见解，对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做了很多的褒扬。
结合陆陆续续知道的一些被掩埋的史实，其实也不难发现，其实所谓的解放战争，无非是红白之战而已。
这样一本书竟能出版，自然说明我们的国家进步了，宽容了。
不过，进步宽容的步子还不够大罢了。（难道是怕扯着蛋？怕扯着谁的蛋？） -
"读岳南的《南渡北归》，读到傅斯年赴台后最后一笔稿费一段，我禁不信流下泪来。据俞大綵回忆丈夫傅斯年去世前的一个冬夜：“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
傅斯年到台大后，生活较为清苦，儿子傅仁轨在美国读书，他和时任台大英语系副教授的夫人俞大綵两个人的收入，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此前傅斯年拿到一笔报刊文章的稿费，想托卫生署的官员刘瑞恒出差到香港时买一套现成的西服，但把稿费和家里的存款加起来一算，只能买一件上衣。傅斯年只好说：“幸亏我还有没破的裤子，那就只买件上衣吧。”
这天晚上，傅斯年指着壁上的书架对俞大綵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几个字。”言毕，长叹一声，一反常态地对俞大綵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后来俞大綵回忆这个夜晚时说：“我一向不迷信，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
不数日，当董作宾含泪把稿费送到傅家时，俞大綵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痛欲绝，泣不成声。用心血换取的稿费到了，但此时的傅斯年已命归黄泉，不再需要为自己的双腿做御寒的棉裤了。 几天后，傅斯年在一个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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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依然尖酸小气，内容比上一部好看一点，基本集中写抗战时期，细节丰富。胜利的段落很催泪。
“惟非常事业之成功，必须经非常之锻炼，而且必有非常之魔力，为之阻碍，以试炼其人之信心与决心之是否坚定与强固。” -
读岳南《南渡北归》，认为傅斯年大抗战后大骂容庚与周作人等文化汉奸很给力，当傅斯年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本人为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遂以老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出狂言连带警告性地说道：“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满纸透着一股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的恶劣气味。傅斯年当即挥毫泼墨，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只是令周作人没有想到的是，当他饮罢最后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的小品，又“闻巷中驴鸣”的第四天，即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６日，就因汉奸罪被捕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绝响。
与周作人的嘲讽与谩骂大不同的是，伪北大教授容庚见傅斯年一意孤行，毫无通融的余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的身份，尾随傅从北平至重庆继续纠缠。
容庚出生于清末广东一个书宦之家，自小受到家风的熏陶，对古文字古物情有独钟。１９２４年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转燕京大学任教授。１９２８年８月，傅斯年在广州筹备史语所时，打报告向蔡元培、杨杏佛请求礼聘的２３名特约研究员中，排在李济之后，名列第１１位的就是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容庚。而盛极一时的徐炳旭、袁复礼、罗家伦、杨振声、罗常培、丁山等均位列其后，由此可见傅对容的看重。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所撰写的几部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有关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卜辞通纂》，有相当一部分材料是容氏为之搜集提供的。后来郭沫若曾说，“若是没有容庚的帮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后容氏立下宏心大愿，以八年的时间，专门从事商周青铜器的综合研究，终于在１９４１年完成了《商周彝品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此书的出版被誉为“标志青铜器研究由旧式金石学进入近代考古学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其时容氏本人已转到伪北大任教了。今非昔比，抗战八年成为彰显民族大义与个人名节的分水岭与试金石，在这道分水岭上，许多原本的朋友已变成了敌人，正如古人所言“汉贼不两立”是也。
当容庚风尘仆仆地由北平来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欲当面理论时，傅拍案而起，摇晃着肥胖的身子指着容氏的鼻子破口大骂曰：“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氏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曰：《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后来，容氏得到高人指点，重新换了衣服，洗掉满身的污泥，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李宗仁的关系准备到广西大学教书，后未成行，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京大学的门槛。 -
这些人，生的真不是时候啊。前有抗战，后有内战，上有军人老蒋只手遮天，下有无知学生整天闹事。留下来没走的当狗的当狗自杀的自杀，而走了的也再没登上过学术巅峰。 -
知识分子们在抗战胜利后开始着手复原，此时暗流涌动，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开始出现差异，支持共产党的，支持国民党的，中间派，渴望学术自由的，他们将在大时代（使人死）之前做出自己最后的抉择，改变人生的轨迹。 -
书中揭示了无数历史疑团，胡适怎样从主和派宣扬“战必亡国”转而成为主战派？傅斯年怎样从五四运动先锋学生领袖成为蒋介石的粉丝（反宋反孔不反蒋）学界之霸？闻一多怎样从反共死硬派变成了反蒋民主斗士？。。。。。。书中都列出了详实的资料，给出了让人信服的解释。
还有无数奇闻异事也让读者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在茶余饭后随便讲一段就能博得喝彩。被蒋介石誉为“国宝”的刘文典如何用撩阴腿踢了蒋委员长的蛋蛋？李敖如何把不抵抗将军张学良的丢失东三省的罪责强加到蒋介石头上？毛泽东为何对北大“耿耿于怀”，建国后再也未进过北大校门？傅斯年如何大骂汉奸文人周作人、容庚？“好色之徒”情痴吴宓如何玩感情出轨。。。。。。书中都有详尽的分析讲述。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太平年代很短暂，大部分时期都处于战乱动乱之中。战争中死去的人是最不幸的，活着的人也一样备受煎熬，每个人都要为生存挣扎，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家园、国家。战争中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命运又如何？自古无非几种选择：抗争、背叛、挣扎。
抗争——积极的抗争是像班超一样投笔从戎，直接加入到战斗中去，当然大部分文人有的是知识，却往往手无缚鸡之力，拿得起笔杆子不一定扛得动枪杆子，都以从事一些文职工作为主，以笔为投枪、匕首杀敌于文字之中。一向主张“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远离政治的主和派胡适也开始旗帜鲜明的参与政治，出任民国政府驻美大使，争取美国援华抗日。也有消极抵抗的，如不食周栗的伯夷叔齐，对现实极度失望而投汨罗江而去的屈原、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老舍。
还有更激烈的不要命的抗争，比如刘文典，他在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时，老蒋想要到安徽大学巡幸演讲，被他一口拒绝，老蒋一定耿耿于怀，后来安徽大学发生学潮，老蒋把刘文典叫过去训斥，刘文典不仅正眼不瞧老蒋一眼，还大模大样地抽烟，老蒋最恨抽烟喝酒之人，更别说在他面前这样放肆，老蒋厉声喝骂刘文典混账，刘文典反过来指着老蒋鼻子骂他“不成器的狗东西新军阀”，老蒋火冒三丈，不顾身份冲上去扇了刘文典两个耳光，跟上两脚把他踹倒在地，刘文典一个鲤鱼打挺爬起来，转身对准老蒋裆部一个撩阴腿正中老蒋蛋蛋，老蒋痛不欲生，卫兵一拥而上将刘文典拿下，急送老蒋进医院施救，可怜老蒋两个蛋蛋已呈西红柿状，不知老蒋在蒋经国之后再没有子女是否与刘文典这一脚有关？刘文典被收监，老蒋宣布解散安徽大学。安庆学界和民众群情激愤，安大师生到省政府请愿要求释放刘文典，后在蔡元培等社会名流的斡旋下，刘文典被关7天后获释。本来是老蒋动手在先，老刘只是正当防卫而已，这一脚可是让他的傲骨天下闻名了。刘文典一贯是个有傲骨的文人，日本鬼子占领北京时，刘文典把自己当了汉奸的胞弟赶出家门，又严词拒绝周作人等说客的上门游说，最后日本兵派人抄他的家，他当着日本人面骂日本翻译是“皇城根底下太监生就的孙子，才甘当日本人的奴才和胯下走狗”，其胆色过人，让人敬佩。可惜他的这种强悍的个性也让他的人生苦难重重，后来为缓解丧子之痛染上鸦片瘾，成了二云居士——云烟云腿，结局也不如人意，只能说命运多舛，让人惋惜。
背叛——每次朝代更换、世道变换，总有软弱者、无耻者涌现，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成为逆子贰臣、汉奸、卖国贼，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几个背叛时期，一是明末，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是文革。本书中写到了钱谷孙、周作人、容庚几个典型的汉奸文人，还有书中未提及的胡兰成、张资平，也是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到北京负责北大工作，清算汉奸，大骂写信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护的周作人是“缩头乌龟王八蛋”，大骂上门找他理论的汉奸文人容庚“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命人将容庚按倒在地扔了出去，读来真觉畅快。
挣扎生存——大部分人在战争、动乱年代只能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社会结构改变了，知识分子从养尊处优的中产变为温饱无着落的草民，比如闻一多是新诗领军人物之一，在青岛大学任职时期是强硬的反共分子，到北大后成为养尊处优的文史学者，到了西南联大后一家八口却常常忍饥挨饿吃了上顿愁下顿，为了养家糊口要去兼职、刻印、变卖衣物，中共地下党看准时机予以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关怀，终于让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成为了一个坚定地反蒋亲共的民主斗士，这也证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有道理的。
书中写到的人物众多，几乎人人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大师级人物，但作者并不只是仰视，而是真实客观的评述，即使是大师也不夸大其功绩不掩饰其缺失。书中所述人物个个个性鲜明，有血有肉，那些珍闻轶事不仅有趣之极，而且可以之为线索解开事件谜团，并可推论出其人其行其性其命。当然每个大师的人生轨迹用一本书都难以讲完，更不用说要在一本书里理清这么多大师的风雨人生路，全景式的描述有其优势，但不能面面俱到，很多地方只能是片段式、零散、简略的综述，一带而过，无法深入阐述。
那是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那是个苦难深重的时代，那是个大师层出不穷的时代，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团，每一件事背后都会牵连很多的人物、事件，每一条注释都可以延伸挖掘出更多的真相。这本书勾起了我的民国情结、大师情结，让我忍不住要去找来那个时代那些相关人物事件的书和资料深入挖掘下去。
那些大师们的归宿如何我想在第三部《离别》就能尽知，书出来后一定要先睹为快。
《北归》书中有一处年代错误，我想应该是印刷时的失误。是讲刘文典的一节，正文第254页第十行起“1931年3月，恼羞成怒的老袁（此处指袁世凯）终于忍耐不住心中的闷气，此刻暗中派出刺客，瞅准机会于上海车站一下结果了宋教仁的性命。当时跟在宋氏屁股后头提包的刘文典同时遇刺，手臂中弹受伤，幸亏躲闪及时，才捡得一条性命。”应该是在1913年而不是1931年，排版校对者的失误，两个数字一颠倒，天差地别。宋教仁遇刺在1913年，袁世凯1916年就死了，1931年他想生闷气也生不了了。不过有传言宋教仁遇刺并非袁世凯所为，而是陈其美（青帮头目）所为，待查证。 -
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潮与闻一多被刺案真相，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 -
本书主要写的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中国政治的风云变幻，给知识界和文化界带来的冲击，给那些先贤大才们的人生命运带来的冲击。这第二部《北归》着重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所以大体上看来就比较悲壮也比较有雄伟，那些中国知识界的大师们要不停的“跑警报”躲突袭，要克服贫困和疾病、要在极为恶劣的环境里坚持教书授课、要在生命都没有保障的前提下做学问搞研究并且成果丰硕。可以说，这些大师们无论其学品还是人品还是做人的态度，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
历史遵循着自然界最普遍的规律。当某种巨大的权力意志作用于时间的某个节点，那段时光会发生扭曲，慢慢地，光线被吸纳干净，形成了历史的某段黑洞。要命的是，那么多活生生的文化生命，传说中成群出没的文化大师们，一下子失踪在历史的空间里头，仿佛经由黑洞到了另一种元空间里去了。及至今日，国中可以说竟无一扛鼎之人，携文化之巍峨。那么，为何天才成群地来，又成群地去了？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像很多力图挖掘现代人物史的学者一样，岳南一直以来跟历史的黑洞耗上了。他不遗余力从断了层的历史空间里挖掘出那些大师的踪迹来，加以分析、梳理和整合，细致地摸索出他们深埋在大地里的脚踵，充满了“知识考古”的乐趣。一部《南渡北归》则雄心万丈地要为一代人、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造像。而岳南所选取的时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艰难的抗战八年。
透过这段多灾多难的光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蓬勃刚毅、不屈不挠和无畏从容的生命底气。战火烽烟之中，不是血肉铸成的长城，而是一个个特骨铮铮的个人，凸显得更为清晰。我记得曾在一篇文章中看过，马一浮老先生在香港防空洞里躲轰炸的时候，满怀信心说过：“这场战争注定是中国赢的。我们用第一流的人才在抵抗着日本二流人才的进攻，焉有不胜之理！”这句话我印象极为深刻，觉得与当时的汪精卫之流的悲观论调相比，文化大师的眼界高了去了。古语所谓福祸相依，纵然抗战是全民族的不幸。甲午以后，所谓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运数发生了此长与彼消。日本经由明治维新所积攒的国气在军国的癌症和疯狂中走向沦亡，而中国戊戌变法后日渐颓废的国势在一波波的内部“革命”冲动下反而慢慢好转。抗战八年，大部分清醒的文化人能看透这种易数之外，他们坚持不妥协且无论在多恶劣的环境里都信心满怀，显示出相当给力文化的头脑。
因此，纵观岳南的《南渡》，虽然以“国破山河”在为引子，却绝少那种“吹断山河是胡笳”的悲凉。历史总是在细微命运的沉浮中唉声叹气，却总不免终结于宏大叙事的欢声笑语。犹记每读到现代文学史诸大家，无论是郁达夫、老舍、周作人、钱钟书……笔下抗战的生活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的，但无论抵抗的、逃亡的、“下水的”还是置身事外的，绝不会在他们的笔端读出亡国的绝望来。这种充沛底气投射在《南渡北归》之中，则具体展示为知识界的那些个大师们辗转于烽火连天，却从无一人放弃过自己立志的事业，不仅如此，还穷且益坚地把各自的学术做得更加有声有色。
纵观人类的学术历史，世上恐怕少有一段历史进程像中国抗战八年这样，国家多舛而学术益盛的。《南渡》里重点书写的“李庄”与“西南联大”，笔端所照至的那些学者，在隆隆炮火、朝不保夕的困境里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探索；在既无“评奖”也无“职称申报”乃至没有一点稿酬回报的前提下，还能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地一部一部地推出学术精品，培养出大批日后成就斐然的优秀人才。如此大行，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令人感动万分。心中立志，品行立德，秉持着独立与自由的生命姿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完全是一副《山海经》神话英雄的群像。要说真正不为任何功利意图、只为民族文明薪火相传的“可歌可泣”，《南渡》的记录作为一段历史影像，诚实、全面而又富有人情味地保留了见证既往的巨大价值。历史经由《南渡》，不再是一块黯淡无光的黑洞，而是温暖、冷峻、残酷、热烈、层次分明又百感交集的一段旅程。在战乱和杀戮、野蛮与侵略面前，人的毅力、信念、勇气、智慧、操守……一一慢慢凸显，并且像群星闪耀那样集中呈现出光芒来，遂成就了大师群体登场的美谈。
我细细看下来，岳南在《南渡》一书中的写作是含蓄而内敛的，表面上很随意，但收放自如。且类似于《水浒》的笔法，点题写抗战，然后不慌不忙地把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来龙去脉细细介绍得生动活泼，信笔由缰地挨个儿写他们的谈笑风生、他们的事业成就、他们的命运坎坷。等一连串的人物交代清楚之后，再来个笼统打包，聚义到李庄的中研院与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大。李庄、昆明、长沙、泸州、宜昌、桂林、蒙自、滇川……这些散落在广袤山川里的名字，和流亡的学人们一起变得熠熠生辉。对于从全局高度了解一下抗战烽火里群生百相，没有比全书的视角再好的选择了。相比较于当时士人带有情绪记载的限制性，如许许多多学者单纯描述残酷的抗战生活的文字，或带有主观臆念描述的偏颇性，比方钱钟书的《围城》，后来人或许能够看得更从容许多。
于是，一个个陈列于史籍的名字：陈寅恪、傅斯年、胡适、李济、蒋梦麟、梅贻琦、丁文江、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金岳霖、曾昭抡、董作宾、夏鼐、陶孟和、郑天挺、李方桂、吴金鼎……都像风情画一样清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我要说的是，这些一时之人杰，个个都非常独特，个性鲜明，观其言、听其形，如同欣赏很多独特的艺术品那样，充满了人性的盎然意味，富有浓重的人格魅力。岳南是位积淀丰厚写史的高手，一直追踪于历史发现的叙述，文笔严谨，讲究文必有据，并不善于用小说家、散文家笔法刻意去塑造人物、营造氛围什么。但大师总是大师，在极不其意的一笔中，都能展示出独特的人格魅力：
梁启超的至理自我介绍“兄弟我没什么学问”，“还是有一点的”，牛得不一般，堪称牛气冲天；金岳霖的赤子般的痴傻风格我是早有耳闻的，一生痴迷林徽因也算用情之极，但呆呆乎乎到接了电话连自己都记不得自己是谁了，更堪称经典；化学专家曾昭抡，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后人，特立独行，并且骨子里透着可爱，不修边幅在其次，只因为某校领导上一个轻慢，就从中央大学跳槽到了北大，堪称人瑞……还有一大帮子学者之间的龌龊、互相的攻讦、闹小矛盾、搞小别扭等等，我等在远远地方看来，一点不觉得这帮子大师有小人心肠或者小肚鸡肠，倒是都十分性情中人，坚持自我，不怕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不怕挺直腰杆说真话。总而言之，可爱得很。 -
就像高晓松说的民国是个大师辈出的年代，一个佳人才子的年代，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
这又是一部破我阅读生涯之最的书：在读书的过程中，素来有用纸笔记下某些喜欢的或是觉得有用的东西。而读这本书，读得非常之慢，读得慢，不仅仅是自我懒惰的原因，或是书本很厚的缘故，更因为是阅读期间的过程中，有太多可记录的东西---至读完全书的时候，竟也洋洋洒洒记下了三大张A4纸正反面的读书点滴所得---这真是一部于我无限收益的书！
这第二部延续第一部之风格，正是作者为文为人的认真态度！促使他不放过任何有关历史的隐秘事件和每一位大师身上所发生过的细枝末节，对付梓的文字进行过认真严谨的考证，通过每一章节及注释，将已湮没于历史烟尘中的战时高级知识分子们有血有肉、生动真实地再现于读者面前。
大师虽然远去，但籍此文字，那群大师仿佛复又生生地出现在读者面前，正在那个中华民族积弱的大时代里艰难却坚韧地跋涉着。都说苦难呈本真！正是在那种居无定所，食无饱腹的艰难生存状态里，一代学术大师们在苦难面前的性情本真淋漓尽现，而他们不同的秉性和命运遭际形成了大师们各自不同的人生走向和终局。
人物很多！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傅斯年、胡适、刘文典、吴宓、闻一多、华罗庚等。傅斯年是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大部分文字章节都有傅的存在！的确，傅斯年作为史语所的所长，西南联大时的常委之一，战后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他当是其时学政两界的大鳄。这一无人能撼动的霸主地位，使他足够满身冠诸霸气骄气傲气而实属正常。作为战时重庆蒋介石参政会六参政之一，即使与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夜谈，也是一派傅氏特有的姿态：面对当年北大图书馆小小助理员今时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毛泽东1918年进入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傅斯年其时正是叱咤北大校园的天之骄子。），傅斯年和毛泽东说话的口气也只是较之当年（北大校园时）识时务了一点罢！侄子傅乐焕没有接到其母亲，顷刻间勃然大怒，扇了侄子两个耳光……以及对待西南联大各大师的言行态度，一个强悍而性情暴躁爱憎分明心怀家国的傅斯年凸现眼前。胡适，其最大的功绩是不是在出使驻美大使期间一手把日本拖入太平洋战争的空前杰作？抗日战争持续到1941年的时候，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独自苦撑已到达极限,，若无外力的介入，眼看着就要迈向灭亡的险地了！而在这个国家危难时刻，胡适在美国大使任内时，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一心一意要把美国带进太平洋战争。正是这种爱国情怀，当胡适得悉美日两国秘密签订中国与西南太平洋局势临时妥协草案的时候，他千方百计联合英国一道反对美日的这一妥协方案，美国高层权衡利弊，最后撤销与日本的妥协方案，从而导致日本陷入空前孤立状态，紧接着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英等国正式联盟对日宣战。中华民族得以从崩溃的边缘中翻身，直至有了1945年的抗战胜利。胡适后来卸任后回国当上北大校长垫定了儒林盟主地位，我认为其在学界的功绩万不能抵驻美期间为国家的生死奔走呐喊的功绩。因之此，对胡适有了一份深怀敬佩与感激之情。刘文典的狂狷孤傲！竟然胆敢对党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胯下飞起一脚，正中蒋公裆部……读这一段文字直让人忍俊不禁！呵呵，刘文典他真够牛B！吴宓呢，又是千古多情一情痴！对毛彦文求而不得的爱情，最后变成如怨妇般对毛彦文的爱一厢情愿的自言自语絮絮叨叨，难怪时人笑说他是“千古多情吴雨僧”。闻一多、华罗庚，他们在困苦中不屈学习和坚持理想的精神和毅力，在今天读来，仍然激起了心中一波震荡！……这一群知识大师们，每一个人在作者的笔下都拂去历史逝去身上覆着的尘烟，那么真实那么生动地走向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拜谒一代学术大师们的精神风采与品仪。
而此书涉及到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特别是抗日战争年代的历史知识，结合每章之后的注释文字，堪可作抗日战争时期的史书来读，真是收益良多！而又发现此第二部文字有与第一部稍有不同的文字风格，作者频频使用一些歇后语，给文字增添了一股谐趣性，更吸摄了读者的心神。
美中不足，是不是对着这皇皇巨著，校审校对也实在太累了，于是在校对过程中不小心打起了盹，导致出现某些不该的别字。但这并不碍本书所散发出的熠熠光华！ -
精神食粮 -
如果说南渡的重点是写史语所的，那北归则更多着墨于联大，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
阅毕于2016-7-8夜23:40 -
朋友推荐了两本书，虽然当当一周了才送过来，但看过书就不觉得郁闷了，特别是这本岳南著的《南渡北归》，黑红色的封面看起来很养眼，内容更是精彩，吃完晚饭看到现在，看完了陈寅恪，唏嘘不已啊！今天准备挑灯夜战，不看完睡不踏实！ 大人物变得亲近自然，丰富了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全面了解，期待后续佳作。 -
言辞粗鄙，主观偏见严重，仿似除了陈寅恪，对其他所有人都有戏虐调笑，烂厨子糟蹋了一桌好料 -
读岳南的《南渡北归》翻检学者对傅斯年的评价，甚为感动，中国再也没有这样的大师了。所以傅死的时候，胡适警告国人：“中国失去了他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真的如此。请看下面的著名学者与大师对傅斯年的评价：学者袁良骏教授曾写有一篇题为《不必为贤者傅斯年先生讳！》的文章，议论傅先生某些过头的事，举出了两点：“一曰提倡‘全盘欧化’，对西方文化崇拜得过了头”，“二曰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过了头”。文中举出了若干例证，也确是傅先生青年时期的一些过激言论；但袁先生并未忘记人物所处的历史氛围而做出分析说：“傅先生当时正是一名年轻气盛的大学生，有比较大的偏激情绪，并不为怪。成熟后，很多观点便修改了。”这就给历史人物一个比较公允的评论。 -
比第一部好，然而我的北归发来了两本上册，看不到下半部分，太桑感 -
有生之年如果没有读到这本书，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首部全景再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变迁的史诗巨著”，再现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紧要关头，在家国平生之间艰难跋涉与抉择的历程。一套三部，史料详实，力度十足，是年少有，而对这批心怀理想，心怀家国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在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上的突出描写，也在这个时代里以振聋发聩的感染力激起我们的感召和向往。我们这一代在时代迷惘中艰难寻找自我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们也必将从获得前行的信念和信心。
本套书中在南渡一书中，描述从抗战爆发，中国知识分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在长沙、昆明等办学，涉及史语所、营造社等在抗战中艰难维持生计，勉力学术研究的过程。
第二部则是抗战胜利前后到抗战中后期至1948年末，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思想演变人生不同际遇的故事。以抢运故宫国宝、抢救学子、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士为主线，再现了李约瑟、陶孟和、梁思永、闻一多、吴晗等为民族救亡坚贞不屈的意志。这一部还原了诸多知识分子被历史或完美或扭曲的较为真实的一面。
第三部则重点描述抗战结束后，国共之争之中，因政冶立场不同，不得不离别的痛苦追思以及在这种不可逆转的时代中海峡两岸迥然不同的命运历程。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一群知识分不同的政治追求和爱憎分明的个人情感。阅读之中，一边为这些在国难流离中痛苦煎熬的知识分子们扼腕，一边为作者深厚的笔力，资料的详实而折服。
几乎本书中的出现的所有人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现当代文学史也只是极其简略概要式陈述个人作品及其重要性，对此人因何作此文或在何种景况下做此文字都较少提及，而作者岳南的这部浩瀚之作其史料的丰富，人物的全面，以及写作立场上的客观与真实，无疑是对中国20世纪最后一批重要知识分子的梳理和整理，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人物的丰满和补充，也是衔接现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桥梁。我想读过此书之后，民国这个鲜明时代立时清晰而具体，民国的大师也不再只是纸上的剪影。而我们也将从此全书中收获更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往反思现在和警醒未来。 -
继《南渡》之后，《北归》也随之而来。相信只要看过第一部的读者，是不会错过这第二部的。
书名既为《北归》，那自然是以抗战形势转好，中国最终获得胜利的叙事为主线，继续向读者展现傅斯年及其治下的史语所与联大在这段时期内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当然，既然是“大师群像”，那就绝不止于一人或一条主轴，而是以一条主线贯穿各色人物，恰如串珠引线，每一粒“珠”却又自成文章。甲骨文权威董作宾、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国宝”大师刘文典、革命斗士闻一多、生物学家童第周，以及吴晗，冯友兰，沈性仁，蒋梦麟等那一时代的中外知识分子，在岳南的笔下熠熠生辉，让人不得不感叹当时虽逢战火飘零，但这些大师真如星河灿烂，难掩其光芒。
近年来读史颇多，深觉论史论人，最难便是“立场”二字。世人皆知读史要客观，可真正能做到的却是凤毛麟角。在抗日战争这个激荡生变的年代，各色人物因其处世态度，价值理念，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的不同，而做出了各不相同的决定，有些甚至势同水火，互为仇寇。半个世纪之后蓦然回首，究竟该如何评判？说实话，这也是我对涉及众多不同立场阵营人物的本书比较担心的一点：害怕其又成为“一面倒”的叙事。不过，岳南却着实在本书中秉持了极其严谨的治史态度，和客观无偏的叙述角度。无论是“左倾”如闻一多，吴晗，还是“右倾”如傅斯年，蒋梦麟，作者均能根据其在当时所处境况，摒弃立场偏见，在史料基础上揣摩其心态，并给出中肯的评价。这并非说作者没有爱憎，没有好恶，但是却能够不被情感所昧。比如对冯友兰，作者在书中不止一处对其圆滑狡狯，两面三刀的处世风格表达了不屑，但是在联大校歌究竟为谁作词的问题上，他却通过详细考证和合理分析，指出冯应是词作者无误；在对闻一多，吴晗等人的思想丕变进行分析是，他也充分考虑了当时社会整体环境，其家庭成员以及经济状况所带来的影响，而非一味空谈“革命觉悟”；即使是对周作人这样已做盖棺的“汉奸”，也不忘从其本身心理及自我认知出发来剖析其“变节”行为的由来，而非“一棒子打倒”。这种态度，可以称得上不“因人废言，因人废行”，令人不得不佩服。可以说，这不仅是读史著史所应有的态度，更可作为我们待人处世之原则。与那些只知“爱屋及乌，恨屋及乌”却还自以为率性有理之人相比，作者的论著之道更显弥足珍贵。
而且，在这种严谨客观的叙述中，还不乏灵动妙趣。虽然书中整体氛围难免哀愁惨淡，但也有诸如刘文典与蒋介石对骂，并以“撩阴腿”对付委员长，情痴吴宓为梦中情人日思夜想，乃至在课堂上自曝心事，长吁短叹等等“趣事”，令人读到时不禁忍俊不禁。更有叙及国共谈判时之冷眼旁观，描写云南惨案时之义愤填膺，感叹衡阳会战时之壮怀激烈，听闻日寇投降时之举国若狂……其跌宕起伏，令本书的阅读决无枯燥贫乏之感。
然而，抗日虽然赢来了胜利，但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却依旧多舛。南渡之后有北归，本可快慰人心。可谁又想到不出三年，随着国共内战爆发，兄弟阋于墙，这些大师又将面对又一次无奈的人生的选择。读罢掩卷，不禁欷歔，对第三部《离别》，既期待能早点读到，又希望不要那么快，因为这一次，恐怕是真正的离别之时了…… -
第二本相比其他两本有一些些乱，但是也很值得读！ -
北归是《南渡北归》系列的第二本，主要讲的是抗战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由南方回迁北方以及对未来命运的打算，再现了那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点点滴滴，非常喜欢有关民国知识分子的书，也喜欢岳南老师的书，是从《陈寅恪和傅斯年》一书开始认识他的，他的书比较客观，看得出是精心考证了大量史料而作的，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跌宕起伏，推荐此书，不错 -
一直感叹于中国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为何涌现出那么多文学、艺术、哲学、政治及军事上的杰出人物，岳南的这部《南渡北归》撷取大量史料，用心梳理，对这些大师的生平、趣事、主要贡献用世说新语的体裁进行串接，既生动活泼又脉络清晰，读来让人不忍放手。希望作者尽快出版后续之作。 -
南渡没看完 就完成了北归 作者为此查了不少资料 唯独主观意识太强 或者的李敖也不放过 -
好书，推荐给了很多朋友 -
还是要有追求的。 -
从岳南所著《南渡北归》第二部中可知，在西南联大任教的179名教授（含副教授）当中，有97人留美，38人留欧陆，18人留英，3人留日，总计156人，占总数的87%。在26名系主任中，除中国文学系外，皆为留学归来的教授，5位院长皆为留美博士。或许，这样的阵营，就是梅贻琦所倡导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体现吧。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短短八年的西南联大，居然产生了如此众多的世界级科技英豪与文史大家，与雄厚强劲的师资力量和谨严刚毅的校风是有重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