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鬼子在中国》书评

"可爱"的洋鬼子

冒险家的乐园、租界、享有特权的洋人、不平等的关系等等，以往只在教科书里的带有屈辱的抽象描述，在这本书里具体形象了，当然，作者是亲华的，写法是诙谐不严肃的，（所以你甚至会觉得笔下的一切都有些可爱），他也不会意识到上海是个吸血城市，上海的繁荣对于内地农村未必是好事，但这本书对于立体化全面化那个时代的上海租界华洋生活，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下面随便回忆一点：1历史的另一面：不平等条约及治外法权的获得有许多偶然，比如中国开放上海是因为那块地不那么值钱，外国人开始也不看好这块地方，直到发展起来以后。治外法权给享有特权的外国人也同样有很多麻烦，每个国家的人都只能被自己国家的法官审判，而有些国家甚至只有几个人，法官就是领事；于是改国籍成了避免麻烦的好办法；30年代中后期抗战前找上海的中国政府办事已经不再需要贿赂，基础建设的规模速度让习惯于之前的中国的美国人惊异；2跋扈的外国人清朝时以武力让中国官员害怕的英国外交官；支持禁酒令的美国议员们来华参观受及其热情的款待，中国人按照治外法权遵循美国禁酒令不给他们喝酒，但他们在火车上要酒喝，争抢纪念品，还偷拿走了上海宴会时的银质餐具，可见素质也不咋地；3日常生活还得继续“外国人受到的中国人的仇恨比他们应得的少得多”，进而作者说如何安全地深入各地旅游。中国人这么好是愚昧？还是善良？其实不平等条约签完了，仗打完了，生活还得继续，日常交往也就那样了。来华的外国人也是形形色色的来谋生赚钱的外国普通人，也就是日常的交往了，在1840-1949那么长时间里，不是每天、每个中国人都处在与外国人的苦大仇深中的。有意思的一点是，中国人的宽容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把外国人当做未开化的野蛮人，因而对其标准就大大降低了，很多事情都被容忍了，而当出现高素质的洋人后，自然感情会大大加深。4同样普通的外国人外国人在上海也会思乡，所以极力照搬本国风格，建造只有外国人可以进入的公园，主要是希望能在到处是黄种人的空间里有一个只有白人、接近故乡的空间，但客观上形成了对中国人的歧视。作者说，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在上海没有出现过。面对无聊的演讲他们发明了彩票下注赌何时结束；在沪外国人商人、骗子、传教士各色人等并存，确实是淘金者的天堂，一个美国骗子在押解途中灌醉看守和一挪威海员，用后者顶替自己；推销手表可以卖给当铺，当卖遍所有当铺后，就离开上海去另一个地方；俱乐部是消磨时间的地方，但也会分出阶层，高层俱乐部不接受底层洋人，零售店主，露天工作的洋人都是低层不被高级俱乐部接纳的；给美孚到各地卖油灯和油的洋人雇员，要签合同，期内不能结婚，而销售点往往凑不齐打牌的人，那几年很寂寞；来华工作的男人们，有点惨，留在美国的未婚妻往往会等不及而跟人跑掉，尤其是坐船来中国看男人的时候，会被船上的男乘客“拐跑”，在码头接女友的时候获得的不是喜悦，而是悲剧。很多普通的美国人在上海成了可以拥有仆人的人，于是丧失了做饭、抚育孩子等众多技能。单身男人最受中国仆人欢迎，非常融洽，而一旦男主人结婚，就有麻烦了，所有的新娘都会要宣示自己女主人的地位。5自治能力强大的外国人物价低、时间多，美国人的俱乐部文化和业余体育文化生活十分丰富，体育活动类型及其丰富，各种协会、俱乐部普遍存在；美国人通过对各种俱乐部、纳税事务的会议的争吵维持民主精神，促进都是美国人的共同意识，尽管很多争论的议题有点鸡毛蒜皮；6作者说，所有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外国人都会喜欢那里，离开那以后都会怀念那里

鬼佬在华糗事多

买书的时候又封面控了一把，完全没有发现作者居然是个鬼佬，直到回家拆开塑封才见到了这书的英文原名——Foreign Devils in the Flowery Kingdom——当时就把我乐蒙了，这鬼佬作者还不是一般的可爱。能够自称“洋鬼子”的外国人，除非是乱用成语的黑藤太君，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管“洋鬼子”和“鬼佬”们成不承认，不知从何时起，他们已经渐渐变成昵称了。以下是克劳爷爷讲的鬼佬段子：罗马教廷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见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十分热衷景教，十分惶恐，因为这个自唐朝传入中土的教派在许多人看来是个异端分支。他们屁滚尿流的跑回梵蒂冈，报告教皇不好了，在东方那片广袤的荒蛮之地上，异端邪说横行！！！教皇便派了一大泼传教士去纠正中国人的不正确信仰，中国皇帝很热情的欢迎了这泼传教士，和蔼的和他们讨论天主教在华传教事宜，据克劳老爷爷讲，中国皇帝一方面是为了表现对宗教事务的热心，一方面也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贯中西，亲自翻译了God的中文译名，洋教士说这样不行，这种事情我们要请示上级。结果是，半个汉字不认识的教皇认为我朝天子的译名不好听，于是谁知道怎么凑了几个汉字翻译了God，洋教士拿着领导批示回到中国，谁知道教皇选的几个什么字，中国皇帝勃然大怒，一甩袍袖，全他妈的给朕滚蛋，自此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政府都禁止西洋传教士入境。我特别好奇这是哪个皇帝和哪任教皇，那几个字是不是“日”、“你”、“老”、“母”。早期的满清政府禁止国人教外国人说汉语，犯了的杀头，不晓得教满语杀不杀啊。十月革命后，流亡的白俄来到上海，许多人身无分文，需要靠美国人在上海设立的救济所才能勉强度日，这时候，中国的劳动人民第一次被外国人抢了饭碗，那时候很多黄包车，拉车的都是白俄难民。不晓得早年哈尔滨有没有拉洋车的罗刹鬼呦。当年上海的外国人中很多都是大骗子，当年全世界的骗子好像全都跑到上海来了，他们或买或骗，搞到一张远洋船票，目的地上海。有些人票钱不够，只能早早在日本下船，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片土地并不适合骗子生存，他们只能骗到很少的钱财，好在这些钱足够他们到达中国了。清教徒有个传统，安息日不工作不娱乐，清教徒在上海极不受欢迎，然而上海的许多酒吧在周日的确是不上班的，当时许多国家规定周日水兵可以上岸娱乐，原本这个大赚一笔的机会就因为各国水兵之间相互斗殴严重损毁店铺而被很多酒家老板故意错过了。大家打得最凶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平日在船上进行拳击训练，为的就是在周日的斗殴中大显身手，虽说英美是对老冤家，但是一旦打斗中有德国人出现，他们便同仇敌忾的先把德国人赶出去，然后才可以继续。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比较不讲究，喜欢在斗殴中使用武器，这点遭到了各国水兵的一致唾弃。日本人只要不遇上美国人就是所向披靡，他们喜欢扔酒瓶子，扔的还特别准，远距离杀伤力极大，说他们打不过美国人是因为，美国人通常都打棒球……就像旧金山的红灯区有好些来自大陆的妹子，有段时间上海也有很多来自旧金山的“美国姑娘”，她们是一群从事特殊职业的年轻佳丽，在华的美国法官认为这实在太伤风败俗了，于是准备遣返这群给美利坚抹黑的“美国姑娘”，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几乎所有的“美国姑娘”都在遣返前嫁给了其他国籍的小伙子，当时为“美国姑娘”拉红线的事务所生意兴隆，一个小伙子的价位在100到500美元不等，基本都是结完婚这小伙子就不见了，姑娘家墙上高高的挂着一张结婚证，美国法官束手无策了。说到了结婚，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是可以结婚了，他们的在华支出全部由教会提供，工资标准完全不按工作量而是按照需求，所以说，传教士家中需要养活的人口越多，他的工资就越多，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好玩的现象，传教士们传教之余的工作就是拼命的生孩子。更有甚者，拼命地娶媳妇。上海一个外国人墓地中安葬着一家夫妇7口，丈夫是来自纽约的传教士E·C Lord of Carlise，他先后一共娶过六个妻子，最小的比他小40多岁，这位艳福不浅的传教士墓碑上有这样一句话——万事适可而止。喜欢改国籍的不止“美国姑娘”，自从外国列强在华建立了殖民地，任何殖民地出生的中国人能有可能加入外国国籍，时任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的伍廷芳先生就是个“英国人”，这一点满清政府毫不知情，不晓得伍先生替孙中山做外交部长的时候，孙先生知不知道他雇了一个英国人。军阀混战时期，中国内地的旗帜生产商大赚了一笔，他们向当地居民出售各式外国国旗，这些外国国旗就像门神德一样，贴在门上可以防止匪兵滋扰，但是效果明显比秦琼和尉迟恭要好。克劳爷爷说，当年他见过各种数目条条的星条旗，有些店铺甚至可以定制顾客需要数目星星和条条的美国国旗。然而有些时候，不是所有的大兵都对美国人买账，在展示了星条旗无效之后，你可能还需要展示点法国国旗、英国国旗、大角共和国国旗……类似的情况更早些时候也出现在台湾，许多台湾人因为向大陆贩卖鸦片而被捕，他们宣称自己是日本国民，要求日本法庭审判，结果统统无罪，因为根据日本当时的法律，向中国贩卖毒品并不违法……说到这里，我真不知糗的到底是鬼佬，还是咱们自己……

西洋镜里的中国

近代中国的条约口岸，向来是东西方接触（或冲突）的前沿地带。在这些散布在海岸线上的西方文化飞地中，吸引了最多“洋鬼子”和国人目光的无疑是以“十里洋场”著称的魔都上海。虽然那段历史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常常是一种遭受不平等的愤愤，但当时曾在这里生活过的西方人倒是往往对这个第二故乡抱有难以名状的的怀念。不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带有情绪偏向，事实是：那个年代的西方人常常是通过他们的眼睛来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上海意识近代在华外侨，约有一半都聚居在一个城市：上海。由于内地政局长期动荡不安，他们在一般情况下都满足于在上海的生活，对他们而言，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窗口，甚至就是中国本身；而他们接触到的上海人，往往也就是他们所能接触到唯一一些中国人。《洋鬼子在中国》所记叙的正是这样一群人眼里的“中国”。直至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为止，卡尔•克劳曾作为美国记者在这座城市居住了二十多年。记者这一行据说有一个特殊规律：专注一个特定领域多年后，都会莫名其妙地从他们的写作对象的角度看问题，对写作对象产生认同感和同情感——《纽约时报》伦敦记者站的站长亲英，巴黎站的站长则亲法。卡尔•克劳看来也不能逃脱这个定律：至少从这本书看，他是毫无疑问地亲华的。虽然身为一个西方人并在事实上享受着这个身份所带来的一些特权，但他却对列强在中国的存在不无讥刺。他自嘲西方人是“洋鬼子”（foreign devils）；嘲讽晚清时的列强驻京公使常常摆出殖民地总督的架势，以至“好几代温和的满汉外交官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设法使这些野蛮的外国外交官保持好心情”。至于美国，虽然忸怩着不肯弄脏自己的手，但每当最善于拍桌子的英国外交官在华取得好处，美国也总是拍手喝彩并分享任何可能的利益。甚至连那些和中国并无多大利害关系的较小强国，只是为了面子也要在华取得租界——意大利要求在天津设立租界，不是因为它有“任何可想象的用途”，而仅仅是因为其他列强在天津有租界。在租界的外国侨民是一个难以描述的群体。他们常常自认比西方人更懂中国人，又比中国人更懂得西方人，这造就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剑桥中华民国史》称之为“上海意识”。这是指：他们过着一种脱离当地人但又依赖当地人的生活，并且格外地讲究身份等级。这是卡尔•克劳发挥他那不动声色的冷幽默的最佳题材。他确实注意到这些西方侨民大多“佯装蔑视中国人的习惯，但他们不知不觉地把中国人的习惯作为他们自己的习惯”，几年下来常常抱有一种明显东方色彩的人生哲学。他们常常怀有对于中国人的明显优越感，有时甚至抱怨外交使团过分考虑中国人的感情，但事实上他们却极其依赖中国人。真正控制他们家庭生活的常常是中国厨子或仆人，而女主人倒常常会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直到她终于懂得遵守男仆们为她制定的行为守则：“可敬的女主人无事可做”。他们对中国人的严重依赖尤其体现在这一幕中：当1937年末许多西方人乘坐难民船离开上海时，船上十几个年轻白人母亲，没有一个懂得如何调制婴儿食品或更换尿布。并不奇怪，当时在上海出生的西方孩子，常常先学会中国话。虽然来上海闯荡十里洋场的老外常常被视为暴发户，但耐人寻味的是，正是这些人，在一个陌生环境中格外坚持自己的种族和阶级认同。《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一书中曾指出，除了白俄之外，大部分上海西侨都对身份格外在意，英国商人和德国商人在外滩的道路上碰面，常常各自“高昂着头颅走向自己的俱乐部”。那时，加入哪个俱乐部、拥有多少匹种马，是上海外侨身份和阶级的象征，几乎每个西方人都参加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连二战时流落上海的犹太难民，有些人还坚持要人们以贵族头衔称呼他。他们还坚持要中国人学习西餐，卡尔•克劳忍不住说，作为世界上最糟糕的厨子，英国人的这种不幸努力“使烹饪技术出现了倒退”。确实，这些伤感的帝国主义者常常乐于在异乡营造故乡的气氛，例如建造西方风格的建筑、以及中国人不能入内的公园和俱乐部，这也算是“白人所做的为他们自己创造几分本国氛围的尝试的一部分”。他们试图以对抗和自我封闭的方式逃避陌生环境，尽可能地复制本国的感觉和气氛（这说来也可以理解，毕竟世界上也有那么多唐人街），甚至从英国运来草皮，虽然同等优质的草皮在邻近的苏州只需1/10的价格。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们最终离开中国时，发现“却望并州是故乡”，他们生活了许多年的上海已经成为他们真正怀念的、失去的乐园，很多人发誓战争结束将立刻回来。确实，有很多英国家庭在回到本国后，始终无法适应在英国的生活，下半生都抑郁地活在对上海生活的回忆之中。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卡尔•克劳对在华西方侨民的刻画是入木三分的，但夏衍曾说近代上海是“24层的高楼底下还有48层的地狱”——克劳显然更多看到的是它高楼的部分，而不是其下深不见底的地狱。他对中国抱有一种深切的同情心，笔下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它的善意和偏爱。他从未低估过中国的力量，在他看来，面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反应就像一头行动迟缓的水牛，只是在苍蝇变得太讨厌时，它才偶尔喷一下鼻息，摆动一下尾巴”。虽然当时西方人常认为中国人仇外排外，但他却认为中国人并不憎恨具体某一国人，而且相比起华人在美国的遭遇，“我们得到的对待更礼貌和体谅得多”。甚至当时一些绑架外国人的案件，“与同一时期参与在美国盛行的许多黑社会敲诈活动之一的人数相比，在中国从事绑架敲诈的人数或许决不会更多”。而中国人给他的印象则是温和、善良的，不像西方人那么暴躁易怒：“一对洋鬼子夫妇在一个月内发的脾气，足以比得上普通中国人在漫长一生中发的脾气”。这很难说都是不带感情的公正观察，至少当时中国人在洋人面前表现出的“礼貌”、“温和”常常不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谦让容忍。但这本书1940年在美国出版时所受到的欢迎也确实体现出那个时代的中美关系和集体心理：在共同的敌人日本面前，中美在彼此眼里看来都变美丽了许多。近代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与英法等其他列强的关系。在华西方势力中，美国的手是最干净的，但更重要的是：美国一直对中国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很难用地缘政治的理性来分析，而不如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单相思：一方面，美国比其他列强都更坚信中国所具有的潜力，当其他国家蔑视和践踏中国时，它至少更尊重中国；另一方面，美国人又自认是全世界的灯塔和旗帜，它将乐于无私地、完全利他地“帮助”中国学习美国，走上相同的救赎道路，而留给中国的位置是一个心怀感激的接受者。持有这种态度最强烈的是一些传教士。他们中一位著名的人士周以德有一句名言：“显然，中国是为传教士存在，而不是传教士为中国存在。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可谓明智之士。”这在美国滋生了一种对中国的浪漫认识，并将中国作为一个需要美国帮助的国家。总之，“我们领导他们，而反过来，他们热爱我们。”公正地说，这并不是卡尔•克劳所无条件赞成的态度。他在书中对传教士的工作也不无微词：“在我看来，传教士的工作似乎对传教士自身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这种工作培育了圣徒、殉道者和烧死女巫的人；但在所有的殉道者中，我认为应该得到最大同情的是传教士本人的子女。”这正如史景迁在《改变中国》中所说的：一代代西方传教士都试图将中国改造成他们希望的样子，但实际上这与其说是帮助中国，不如是帮助他们自己。不过他仍然相信“只要中国屹立于世，她必将带有美国传教士留下的烙印”。应该说，在那个年代，他已经难能可贵、虽然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西方人已不再能决定中国的事情，也多多少少认为传教士自认能改造中国不过是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设想，但他仍未确定：中国人的事情将由他们自己决定。中国随后发生的事大概也超出了卡尔•克劳最大胆的设想。美国人足足花了二十多年才勉强接受这一事实：它要面对的是一个既不需要美国领导也未必热爱美国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