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的世界》书评

《城邦的世界：导论——人与历史》读书笔记

导论中涉及到了历史哲学的发端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沃格林很明显地捍卫着“西方中心论”，认为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雅思贝尔斯过于“慷慨”了，极度的宽容容易遁入相对主义，文明类型学里拣选不出文明的层次差异，中国和印度虽然在轴心文明时期同样有着“存在的飞跃”，但是并不是一种“神佑之下的生存”，没有产生历史哲学的分殊程度。如果像有人那样用沃格林来论证西方文明终结以及儒家天命的强势崛起，那就真的比较尴尬了。另外，在这个导论中，沃格林强调了“人性的一以贯之”这一立场，在另外的文献中，这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分析中所认为的“极权主义导致对人性的改变”颇为不同，阿伦特认为集中营是改变人性的实验室，而沃格林显然认为人性是不可改变的，这是一个神学的立场。Leap of being（存在的飞跃）：宇宙论神话的紧凑（浑然一体）到启示与哲学的分殊形态。两种符号：1.启示：近东（以色列）；2.哲学：爱琴海文明（希腊）；都反对（紧凑的）神话。存在的飞跃带给人的变化：人的当下上升到意识水平，人在社会中生存的秩序被有意识的历史形式所照亮（luminosity），如启示（照亮）——应答（意识）模式。独特与普遍：这些存在的飞跃的发生是个别的，在具体社会的秩序中发生的，但是通过某种秩序结构，而与整个人类的秩序关联了起来。这个过程是：某一具体社会的秩序因与源自超验世界的神圣存在的存在秩序（order of being）相调适（attunement）而获得了“类性”（generic qualities）。历史的本质何为？人类只有为秩序的真理而战，而不仅仅关心实际生存问题，才会有历史，否则就会与那些被本能冲动驱使的昆虫社会一样并不存在所谓历史。历史就是人在其中表达自身天性【类-独特（the generic-unique nature of man）的人之天性】的这么一个过程。有人就有历史，但也只有人才有历史。历史是人所“普遍的”。独特性在于，人与社会参与到了具体的历史进程，拥有了自身独特的地位，参与了秩序的展开；类性（普遍性）在于，单个社会由于为秩序的真理而战就超越了自身，成为人类共同努力的一份子。四个主要现象：1. 存在的飞跃一旦发生就把之前的社会转化为“过去”。2. 存在的飞跃不是一次性的，它并不能获得全部真理，历史没有终结。3. 与神话决裂的存在的飞跃在不同的地方相应发生。4. 存在的飞跃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差异，高下立见。进步论与人的生存意义：存在的飞跃是向真理意义上的更高生存水平的前进，这是人类一段富有意义的前进。但是这种前进与人的生存意义之间是何种关系？18世纪有着进步主义的陶醉，康德提出了一个清醒的问题（一个站在当下看未来的问题）：“在人类走向普遍的理性王国的进步过程中，具体到某一阶段的某一代人会得到什么好处？”一个人的毕生劳动成果看起来只能供遥远的未来的人们享用。所以，【历史的意义并不是对人的生命意义追问的回答】，历史的意义不从本体论上回应个人生命的意义。而朝圣者的那种进步（存在的飞跃），人的命运不在于未来而在于【永恒】。存在的飞跃发生之后对前生存状态的处理：以色列发生了存在的飞跃，埃及的法老秩序就被贬斥了；希腊的诗与哲学，从赫西俄德到柏拉图，当存在的飞跃有了真理（aletheia），神话就变成了pseudos（赝品）；落在现代人手里，过去也好不到哪里去。人性恒常：然而，【人类的过去并不是一幕场景剧，供一个在时间上是未来的当下来赞美或鞭挞】，人之天性是一以贯之的。人性从浑然一体到分殊的过程不是人性变化的过程，而是人性在历史中逐渐展开的过程。垂直维度与历史纵向维度：人性是一以贯之的，带来飞跃的是“神圣存在的酩酊灌顶”，【秩序的戏剧一直在上演，但不是当着未来的面，而是当着神的面】。人在经历存在的飞跃之后有了“意识”，就像是有了对其人性中本来就有的东西的意识，而不是人性经历了变化。达到意识水平与进步灵知：在达到意识水平之后，【并没有消除与永恒之间的距离】，而灵知将这种意识转化为在【时间上】取得进步，这是错误的。秩序研究不是为了要显示过去的黑暗与现在和未来的光明，以昭示“进步”的发生，而是——“我们要显示的恰恰是，那些与我们有着一样天性的人，面临与我们一样的问题，并为之不懈斗争，只不过他们所处的条件不同，他们对现实的经验更加浑然一体些，他们的符号化手段的分殊程度相应也不那么高”（p74）。问题的永恒性：人性一以贯之，所以在每一个当下的秩序问题都是相同的，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除了生存于上帝之下的真理之外，一切都是悬而未决的”（p74）；存在的飞跃内含沟通和倾听的义务，启示和应答不是私人事务，是【为一切人而降大任于一人】，所以存在先知权威。历史哲学：人类历史就是围绕着这种权威结构建立起来的，“历史哲学必须是一种对人类历史上的权威结构的批判性研究”（p75）。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秩序真理的权威性沟通，是在历史的过程中生长出来的，故不能来者不拒，因为这会将我们湮没在历史主义的恶、湮没在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之中；也不能用一个终极真理的标准将它们排斥出去，不管这种终极性归于过去的真理，还是归于我们自己发现的一条新真理，因为这种【绝对主义】会将我们卷入灵知主义的谬误之中，而宣告历史终结。历史的逻各斯：存在秩序的真理是在历史秩序中“涌现”的，所以历史本身的逻各斯为批判地对待权威结构进行检审和分等提供了手段。若是没有发现灵魂与世界的逻各斯，历史问题就不成其为哲学问题了。以色列与希腊的代表性：它们的斗争不是局部的，而是“在这场为人生存之真理而战的战争中，以色列和希腊作为代表在执行着人类的事务”（p77）。但这种代表性是慢慢被意识到的，“与宇宙论秩序的决裂，还比不上某个局部决裂所带来的巨大情感冲击来得激进”（p78）。在以色列，从“民族主义”转到“普遍主义”的过程是慢慢地意识到的，以色列人慢慢意识到上帝之下的人类生存秩序，其实是普遍的人类秩序，这样它就无法由限定在一个地方的上帝选民体制来充分代表。基督出现的决定性：对于圣保罗来说，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律法，不是简简单单地被现在信仰所取代的过去，而是人的精神成长，基督徒在新律法中走向了“自我理解”。过去与当下：每一种秩序都有自己在上帝之下的当下，都处在垂直维度，“从一种分殊的秩序经验中回首，这个当下虽然成为一种过去，但并没有被取消”（p81）。批判性的历史哲学不会以“进步主义”的口号来对待不那么分殊的过去。奥古斯丁——奥罗修斯（Orosius）的人类与历史观念：这种观念经过中世纪而流传下来，但在18世纪，由于知识的增长，这种观念被冲垮了，并且对历史的灵知式思辨甚嚣尘上。对这种观念的最后一次发挥是波舒哀。伏尔泰的《论普遍历史》攻击矛头直指以波舒哀为代表的奥古斯丁历史建构，“伏尔泰企图颠覆奥古斯丁的神圣历史，代之以走向18世纪资产阶级理性的进步灵知”（p84）。但是问题在于：伏尔泰的这种揽尽现象的建构人类的方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人类是通过上帝之下的当下的秩序经验来建构的”（p84）。可以“与奥古斯丁建构的关系”来划分接下来的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1. 斯宾格勒与早期的汤因比：借助平行历史的经验，建立适用于一切兴亡社会的典型建构（type constructions）。文明形态学、历史循环理论。2. 黑格尔：表明一切人类社会均参与了逻各斯在时间中的展开，代表性历史就超出了犹太——基督教的神圣历史而扩展出去，企图包罗万象。缺陷在于：“黑格尔企图将启示的逻各斯化约为哲学的逻各斯，进而将哲学的逻各斯化约为意识的辩证法。哲学据说要走向灵知——只有令哲学家对可知与不可知的边界麻木不仁、对可知的秩序真理在何处扎根于超验的智慧（Sophon）的厄洛斯（Eros）麻木不仁，方可做到这一点”（p85），【麻醉剂使“前进”成为可能】，大言不惭要缓和先验性和内在性之间的张力，在黑格尔那里，道成肉身不再是上帝进入历史的神秘，而是上帝与人在世界中的同一成为真理的意识。上帝和人在“精神”中融为一体，启示与理性在“理念”的展开中融为一体。“借助符号Geist，辩证法的灵知就可以从上帝滑向人，又从人滑向上帝，也可以从两者滑向主体即世界的本质”（p86）。黑格尔的灵知与《奥义书》的思辨乃一丘之貉，后者考虑的是atman（自我，意识，主体）与brahma（超个人和超世的现实）之间的一致性。这种思辨的历史后果：从晚期《奥义书》走向了佛教的无神论救赎；从黑格尔，经过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走向了马克思的无神论救赎。这充分体现了灵知式思辨的【非历史特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由非历史的秩序经验来推动的。大倒退：“灵知，是局限在神话形式之内的思辨活动；现代灵知，如黑格尔的标识所示，乃是从分殊向前历史神话之浑然一体的大倒退”（p87）。黑格尔的模棱两可给了马克思契机，使得马克思对哲学和基督教进行不留情面的攻击，当有限的思辨让自己拥有了历史意义，哲学和基督教就被毁掉了，历史形式的生存也走向了没落。“当这种废黜披上了思辨外衣，声称是历史戏剧落幕之思，人类和历史就不啻被消灭了”（p87）。3. 雅思贝尔斯和汤因比：在扩充了的现象知识上大做文章，认为印度、中国都有存在的飞跃。轴心时代的说法，力图建构一个“共同框架”，雅思贝尔斯认为基督教不是“所有人类”的信仰，而是众多信仰之一，地位被降格了，他要的是让东西方都心悦诚服的东西。汤因比的踌躇：想扩大“轴心时代”的外延；不愿集中在公元前500年。他有一个转向：《历史研究》的前一部分，与斯宾格勒的著作一样，逼近了历史自我消亡的死胡同，后一部分则靠近了奥古斯丁的神圣历史，一举收复失地，找回自我。他们的弱点是太“宽容”了，文明类型学将导致人类和历史的消亡。历史哲学与西方中心论：历史哲学其实只是在西方兴起的，不存在什么非西方的历史哲学这回事。历史哲学产生的条件是：人类在上帝之下的当下生存，而成为历史的。存在的飞跃是多样的，在许多地方发生，但是中国人和印度人都不是在上帝之下的生存，他们虽然也意识到了普遍的人性，但是只有犹太——基督教对启示的应答，达到了历史意识。尊重“不能堕落为一种宽容，无视在追求真理和眼界方面的存在的档次差异”（p91）。一种区分的方法：在现象方面，只要有人，就有历史，这是非西方中心论的；在哲学方面，历史哲学必然是西方中心论的，轴心时代的说法太过慷慨了。秩序与历史的哲学是一个西方符号，因为西方社会通过基督教而接受了它的历史形式。正如亚历山大克莱门所言：“上帝给野蛮人送去律法和先知；给希腊人送去哲学；以便他们能洗耳恭听福音。”以色列和希腊的《圣经》都是基督教的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