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章节摘录

　　成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唯一由晚清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的改革机构。其设立的初衷，是有感于中外交涉言语不通，经常因为词不达意而导致小事酿成大衅。基于这一紧迫的现实需要，设立之初并未遭遇太大的阻力。　　但当1867年，恭亲王奕诉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改革派大臣认可了“一切西学皆自算学出”的“新思想”，而决定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时，却挑战了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底线，进而引发了一场清帝国权力最高层的激烈内斗。结果两败俱伤，晚清自强改革也因此迟滞多年。　　朝廷决定设立天文算术馆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　　这直接刺激了清廷高层在1862年设立同文馆，以专门培养外交急需的翻译人才。　　同文馆设立之初，只是单纯学习英、。法、俄三国外语的学校。但随着自强运动的推进，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觉察到，若要切实做到“师夷长技”，造出洋枪洋炮，就必须去学习制造原理，而要学习制造原理，则中国以经史教育为主体的传统教育已无法输送适当的人才。　　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即认为：“一切西学皆自算学出。”这种观点今天看来不尽准确，但却道出了要害——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则必须先培养具备算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基本常识的知识分子，仅仅学习外语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恭亲王奕诉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1866年年末正式奏请朝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很明确——“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白天文算学中来”。　　正面冲突：恭亲王与士林领袖倭仁两次论战　　应该说，奕诉等人对此举可能遭致的阻力，事先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在奏章里，奕诉提前给朝廷打了一剂预防针：“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奏请得到了慈禧所控制的清廷最高领导层的认可。在天文算术馆顺利进入筹备阶段的同时，一股抵制、反对的暗流也在悄然汇聚。1867年3月5日（公历，下同），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纸奏折终于引爆了这场大论争。　　张盛藻在奏折里指责说：朝廷令科甲出身的“正途人”去学习这些机巧之事，而且还用升官、银两赏赐来诱惑，是重名利、轻气节！这样搞，会把“读孑L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歧途。　　在恭亲王等人的操作下，张盛藻的奏折被皇帝谕旨严厉驳回。谕旨里说，天文算学是儒者应当学习的知识，不可视为“机巧”。　　张盛藻被打压之后，晚清士林领袖、大学士倭仁亲自登场，与恭亲王奕诉展开了两个回合激烈论战。　　倭仁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士大夫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治初年，倭仁与李棠阶、吴廷栋合称“海内三大贤”；此次同文馆之争发生时，李棠阶已经去世，吴廷栋已经告老还乡，倭仁身为帝师，独立京城，身份地位也就更显尊崇。另两位日后大名鼎鼎的帝师——徐桐和翁同稣，此时的声望还远不能与倭仁相比。　　3月20日，倭仁上奏，直言反对科举出身的士子师从“夷人”，认为这样会动摇国本，终至“变夏于夷”，天朝辉煌的文化道统会被粗陋的蛮夷之学所取代，有亡国之患。　　朝廷不能像对待张盛藻那样对倭仁斥退了事。倭仁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上奏当天，两宫皇太后就立即召见了倭仁。但谈话并不愉快，双方没能达成共识。随后，问题被抛给恭亲王和他领导的总理衙门。　　4月6日，总理衙门拿出了一份极长的奏折，重申了开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性以及招收科甲士子进天文算学馆学习的必要性。奏折里最关键的技术处理，是对倭仁一再强调的“变夏于夷”避而不谈，而是大谈特谈危机之深和一‘自强”的紧迫。为了给倭仁造成压力，同时还附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洋务大臣的奏稿信件。最后，奕诉还将了倭仁一军：该大学士既然认为我们此举不可行，会亡国，想来肯定别有强国良策。如果该大学士确实另有良策，可以压制外国而使本国不受欺侮，则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竭力效劳，悉心商办。如果没有其他良策，仅仅大谈特谈忠义、礼仪，认为这些可以制服洋人，臣等实在不敢相信。　　第一回合结束。　　4月12日，倭仁再次上奏，不但坚持己见，而且反将了奕诉等人一军。倭仁说：“具体到让夷人来教授算术这件事情，如果该王大臣确实有把握，认为必能将算术学精通，必能将精巧的机器造出来，中国的正经读书人必不至于被夷人所利用，夷人丑类必能被中国所歼灭，则上报君王，下伸民愤，岂不善哉！若做不到这些，却先丧失了人心道德，那就不如不开设天文算术馆。”　　倭仁这一挤兑确实触到了奕诉的软肋。4月23日，奕诉上奏承认自己不能做上述保证。奕诉说：“像倭仁所说的那种把握，臣等不敢保证。臣等只能尽力尽心去做应当办的事、能够办的事，至于成败利钝，即便是汉臣诸葛亮，也无法预料，何况臣等！”　　但作为反击，奕诉又抓住了倭仁上次奏折里的一个弱点集中攻击。奕诉说：“上次该大学士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要学算术，也不必师从夷人。那么该大学士肯定能够保荐数名人才。臣请择地另设一算术馆，由倭仁负责揽师招生教授，以观其成效。”　　倭仁这下确实被难住了。4月25日，他不得不据实上奏，称“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但朝廷却显然有些不依不饶，下旨要求他随时随地留心访查，一旦找到本国精于算术之人，立刻保奏，开设算术馆，以收实效。同一天，朝廷还给了倭仁一项新工作：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行走”是个闲官，但倭仁素来高倡“夷夏之防”，朝廷令他去专门办理夷务的总理衙门“行走”，显然是有意折辱这位士林领袖。　　最后，倭仁以病为由，拒绝前去总理衙门上班。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高层斗争的正面冲突就此结束。　　……

前言

　　1864—1911。　　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落幕；1911年，清室退位，辛亥革命催生出了一个新中国。前者意味着中兴，后者意味着新生。在这中兴与新生之间，有一个王朝日趋一日地走向穷途末路；更有一个新时代艰难地萌芽和恣意地生长。　　在这中兴与末路当中，死亡与新生之间，有一种怎样的历史逻辑——这是太多的论史雄文孜孜不倦探究的命题。但笔者并不相信存在着这样一种历史逻辑，因为一旦深入历史的细节，那些宏大的“历史必然性”往往会彻底丧失一切解释的功能，立刻变得苍白无力。笔者所冀求做到的，仅仅是呈现出某种历史线索而已，这种线索当中有没有“历史必然性”一类的逻辑，笔者并不关心。　　笔者关心的是细节的反思。“细节决定成败”是句俗话，也是真言，在历史当中同样适用——洪秀全不满足于只做精神领袖，斌椿努力想用儒家术语把西方“清廷化”，曾国藩深信可以用“以命抵命”的模式处理教案，那些归国的幼童成了有原罪的“思想犯”，以及维新领袖康有为的种种作伪……这些历史的细节背后，都潜伏着成败的契机；也唯有在这些细节里，才能窥见真实的时代风貌，才能窥见一个真实的“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今人求助于历史，以反思“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恰恰也正是历史当日所期望突破的迷局。这是永恒的命题——正如所有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许，都只是想为当下找到一个真实的坐标一样，一切对“中国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迷失，统统来自对“中国此刻何在，是何模样”的困惑。古人有古人的困惑；今人有今人的困惑。这困惑的程度，谁也不比谁少一些。　　所以，这是永无休止的追问——那些在1911年追问过“中国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人，同样也在1864年、1865年、1866年……追问过。每一年他们都在追问；每一年他们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1864年不是追问的开始，正如1911年不是追问的结束。　　本书只是一种追问的方式，并未得出追问的答案。

内容概要

谌旭彬，青年作家，湖南人，在杂志社和网站等媒体做过文字编辑，在多家媒体上发表过历史小文章。作者以翔实的史料为土壤，用通俗幽默的语言和扎实刻苦的考据为工具，耕耘出了通俗历史的诱人果实——《权力脸谱》。

书籍目录

1864  天国亡于内部意识形态路线斗争

1865  满族本位前提下改革没希望

1866  观念转型须等爸爸死掉

1867  举朝议论学算术是否会亡国

1868  社会保障缺失之地必有江湖

1869  晚清面子至上的外交奇景

1870  民意的可用、可欺与可杀

1871  勿轻言乡民在教案当中非理性

1872  晚清求富之路误人国进民退歧途

1873  意淫强国：清廷“礼崩乐坏”元年

1874  天下观之祸：清廷赞日本侵台为义举

1875  国防大讨论：勿扣“卖国贼”帽子

1876  国粹主义大潮浩浩荡荡吞噬晚清改革

1877  真相无处安置：帝国司法的隐秘逻辑

1878  丁戊奇荒：民族主义消解了农民起义

1879  宗主梦：日本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反应

1880  铁路之殇：以爱国之名窒息革命

1881  思想犯：留美幼童回撤事件始末

1882  社会达尔文主义扭曲中国转型之路

1883  鸦片财政：以戕害民生为代价岂能强国

1884  两广总督遗折请求朝廷设立议院

1885  体制病：个人权斗绑架国家战争

1886  改革歧路：倾举国之力博一人之欢心

1887  广学会：改造社会精英  改造旧中国

1888  康有为转向“保中国不保大清”

1889  政治投机摧毁晚清和平改良希望

1890  薛福成呼吁政体改革实行君主立宪

1891  孔教救国论与康有为的教皇梦

1892  晚清知识分子须对义和团运动负责

1893  永不到来的盛世  永不过时的危言

1894  严复企图打造君民平等的民主新道统

1895  “公车上书”真相

1896  维新领袖玩阴谋搞死《时务报》

1897  湖南“腹地自立”计划

1898  康有为戊戌维新反对民权

1899  中日合邦闹剧流产

1900  北中国亢奋错乱  南中国集体抗旨

1901  媚洋的“变法上谕”

1902  “史界革命”官民分歧

1903  晚清最后一次文字狱

1904  日俄战争清廷中立很明智

1905  废除科举与清廷丧失合法性

1906  梁启超大战革命党

1907  刺杀体制内改革派

1908  朝廷假改革面目彻底暴露

1909  清廷首次全国民主选举

1910  朝廷四拒民意丧尽民心

1911  不要胡乱反思辛亥革命

编辑推荐

　　晚晴最后一次文字狱、维新领袖玩阴谋搞死主流媒体、中日合邦闹剧流产、大清帝国崩溃编年史……永不靠谱的盛世，永不过时的危言，在历史的细节中触摸大时代的真实！　　这是永无休止的追问——那些在1911年追问过“中国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人，同样也在1864年、1865年、1866年……追问过。每一年他们都在追问；每一年他们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1864年不是追问的开始，正如1911年不是追问的结束。这本《中国（1864-1911）》只是一种追问的方式，并未得出追问的答案。

作者简介

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落幕；1911年，清室退位，辛亥革命催生出了一个新中国。前者尴尬地意味着帝国中兴，后者一度被寄望为民族新生。在这似是而非的中兴与新生之间，有一个王朝日趋一日地走向穷途末路；更有一个新时代艰难地萌芽和恣意地生长。

    洪秀全不满足于只做精神领袖、斌椿努力想用儒家术语把西方“清廷化”、曾国藩深信可以用“以命抵命”的模式处理教案、那些归国的幼童成了有原罪的“思想犯”、维新领袖康有为作伪成癖……这些历史的细节背后，都潜伏着成败的契机；也唯有在《中国(1864-1911)》的细节里，才能窥见那一段历史的真实表情，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这本《中国(1864-1911)》只是一种追问的方式，并未得出追问的答案。本书由谌旭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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