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之死

章节摘录

　　1696年春从北京出发之后，我们得到了承诺一通过向苦难的可卡斯宣誓，通过向上帝和祖先祭祀，通过士兵和他们的后勤人员的坚定信念——杀死噶尔丹。但对于具体的方法还存在一些争议。我征求了一些将军的意见，派侍卫官莫奥和拉斯到周围询问其他人，因而获得了七种不同的行动方案。最后，我综合成由奥加、屯珠和索额图建议的三种方案，向在克鲁伦河的噶尔丹派去了特使，威胁他并迫使他西迁，以便引诱他直接进入由宁夏起程的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阵地，基于我们对噶尔丹性格的了解，这似乎是最好的计划。二十年前，张勇将军已就噶尔丹作了秘密调查，侦察到了他的鲁莽又犹豫的性格，他的年龄与家庭状况，他与穆斯林之间的问题，以及他对酒与女人的嗜好。自从那时起，我就已经注意观察到噶尔丹的狡猾和声东击西的嗜好，他的过于自信，他的欺骗伎俩以及他缺乏深谋远虑。我们派出了特使之后，我们的侦察兵观察他宿营的炊烟，估测他的部队运行中的牛蹄印和马粪。当噶尔丹开始逃跑时，我们便随后追捕，开始扩充一个大本营，留下病马，后勤人员步行，接着是绿旗兵在后面行动，紧接着扔下大炮，最后派马斯喀在前面作为飞遣队司令。　　当我在克鲁伦河岸等待马斯喀的消息时，我给皇太后写信道：“我们的队伍驱逐俄罗斯到现在已经有五天了。我看到他们扔下佛经、帐篷、妇人、孩子和那些拖累他们的病人，他们的鱼壶、泡菜罐、猎网以及盔甲、马鞍、马笼头、衣服、食物、放在汤碗里的木匙、盛马乳洒的皮囊——所有诸如此类的可怜的日常用品，都扔在了一边。”　　噶尔丹逃进了我们的包围圈，在昭莫多碰上了费扬古。他们在三十里长的战线上展开四小时的激战。虽然杀了两千多厄鲁特，但噶尔丹本人却逃跑了。接着，从犯人口供中我得知了十分离奇的故事：达赖喇嘛已经死了九年，第巴掩盖了这一真相，强迫班禅喇嘛追随他，他们又凭着一个死达赖喇嘛的名称支撑着一个错误的预言：“如果他们向东迸发，噶尔丹就会胜利。”在那年秋天，我带着另一支军队，向西行军到归化城，我授予喀尔喀王子和其喇嘛头头称号，并亲自一一拜访了那些庙宇。　　噶尔丹又一次从我们手中溜走了，第二年春天，我第三次追捕他，西向宁夏进军。陕西巡抚邹史化竭力地劝阻我，说道：“这个卑劣的坏蛋正陷入困窘之中，过不了几天就要灭亡。我请求陛下不要再次深入不毛之地的荒漠了。”但我说，噶尔丹必须像吴三桂那样被杀死，虽然我们的士兵因连续作战，疲惫不堪，们还是想一展他们的英勇。我已写下了许多诗描绘这一主题，以便让他们都知道。后来王化行将军也竭力让我转移注意力，建议我们都骑马到花马池猎场，我告诉他：“噶尔丹还没有被摧毁，马匹的问题关系甚大。如果，广夏军队到达花马池——七八天左右，许多马匹都将被累垮，狩猎事小，追赶噶尔丹才事关重要。好吧，让我们取消这种打猎，休整马匹，然后去围猎噶尔丹，怎么样?”　　在战争中，所有的事情都要凭经验。那被称作《武经七书》的书中充满有关水火、吉兆及有关天气等劝告的废话，所有这些都是随意的，且是自相矛盾的。我曾告诫官员们，如果你们迷信书籍，你们就永远不会赢得战争。李光地在这时会说，至少你应该研究一下诸如《左传》经典文本，但我告诉他这没有必要，而且那都只是些高谈阔论。人们所需要的是坚韧的毅力与细致周密的计划。因此，就在1697年的孟夏，在遥远的黄河湾的西北面，我听到了噶尔丹众叛亲离，被迫自杀的消息。当时我给我的宦官顾问行文写信道：“现在噶尔丹已经死了，他的同伙又复归顺了，我的大业完成了。在两年里，我旅行了三次，栉风浴雨地跨越沙漠，并日而食，在不毛荒凉的沙漠里——人们或以为这是辛苦的，但朕可不是这样想；人们都避免这些事情，但朕却不逃避这些。不断地行幸和勤政已使我取得了伟大成效。如果不是噶尔丹的话，我将　　永远体会不到这一切。苍天、大地、祖先已默佑我取得伟大的成就。至于我自己的一生，可以说是幸福的，可以说是尽职的，可以说是我获得了我想要的一切。”　　五年前，即1692年秋天的一次打猎，我刚刚用完晚餐，便传来消息说，在一片小树林的角落里的乱石丛中出现了一只熊。我立即跨一上战马，于日落之前赶到树林。开始时，既没有大声吼叫，也没有敲击树林，更没有打甩皮鞭，就将这头熊引走了。后来它咆哮着并走进了一片　　开阔地。我的猎手们把它赶到了两个小山丘之间的狭路上，在十五至二十码左右的距离将它围了起来；我朝它射了一箭，从侧面射中了它，直穿它的胃部；它撕扯箭矢，把箭矢弄得零零碎碎，跑了几步，就倒下了。我走下去，手中拿了根长矛，带了四个猎手在身边，小心地靠近这头熊，然后戳它，确确实实地杀死了这头熊。我告诉我的随从人员，我从来也没有如此欣赏一场狩猎。　　　　我尽力地在满汉之间做到不分满汉，平等对待。我既不让大臣们像个木偶似地安静地坐着，也不允许他们写出篇幅冗长的奏折，论述一些如某些宋代学者被授予的荣誉称号之类的空洞主题。他们的性格有相当的不同：满族人直率坦白，而汉人则无论如何也认为喜怒不形于色更好。满族人常常比汉军旗人更粗野、勇敢，但比汉旗兵对待奴隶和马匹都更好些。可是满人的学问与汉人相比，常常是再低劣不过的了。他们要处理一些事情时——甚至就会骑着马直接到吏部官府衙门，或者在宫廷里打破诉讼程序——无需寻找一个高级大臣，就像邵康所说，因为他是满族人，人们就应该怕他。虽然满族人司业萨赖因为饮酒过多和赌博而不得不降级——饮酒和赌博在军队里，甚至在满族贵族中也是普遍的——但韩菼太沉湎于酒了，担任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时这样，做礼部尚书时也还是老样，当时许多翰林学者以饮酒、下象棋消磨他们的时光。饮酒和赌博是损害人的思想、体力并耗费其财富的祸根，会使贫富两者均遭破产。像邵雍曾　　经说过的：阳数是偶，阴数是奇，阳消则阴长，因此所有的事情在善的方面损减，则在恶的方面就增多，人们发现学好困难学坏易。　　对帝王说来必须防止大量充满耳际的赞誉之声，因为这些赞誉对他来说比之称作“兴奋剂”的东西更没有用，这些琐屑的话语和托词全都是味美馅饼似的营养物，人们可能会因食之过多而生病。1680年，跟着顾乐那、叶方蔼、张玉书，我开始了《易经》的启蒙学习，每三天学一卦。四年后我又通读了一遍，我逐渐地明白了讲官们讲的第一卦乾卦的第六爻的“不不可商讨事情”的话语：“亢龙有悔”，《易传》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我对讲官们说：“自然与人类一样，一切都遵循着《易经》中所阐发的规律，妄自尊大会导致悲哀；作为一个警告，我们应该正确地注意到这点；这并不是我们为之而愧的事情。在今后，当我们讨论‘传’的部分时，不应作出该与不该讨论的区分，而应循序讨论每一部分。”在“丰”卦里，我们便讨论了为什么“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旷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的道理。　　该卦的第三爻说的是人们阻止了有才干的人从事重要的工作，会自食其果。人们必须根据他人的实际地位而限制和酬答他们。如果对下级人员表现得太温和，他们就会变得懒散、傲慢，并会真的惹起麻烦——如果你无视他们，他们便会在你的背后欺骗你。那就是为什么当宦官钱问财将一个普通人殴打致死时，我执意给予严厉的惩罚，并说绞死还是死有余辜。因为宦官在人的本质特性方面是属阴性，他们与一般的人相当不同：到了衰老的时候，他们会像婴儿一样口齿不清。在我的宫中，我从来不让他们干预朝政——即使一些在役宦官我也仅与他们唠叨闲谈或交换一些家常笑话，但从来不允许他们谈论朝政。与明代所拥有的巨大数字正好相反，我仅仅有约四百名宦官，并且我让他们从事低贱的工作，我不理会他们的不悦与冷笑，并真的让他们处于贫困之中。而在明代后期，宦官除了极度奢侈和专横以外，他们还拥有批答来自各地奏章的权力，以至于在传进宫中的奏章里，皇帝不能读到千分之一二有特色的奏章。宦官依次送来的那些是他们掌握的次要奏章。　　不可否认，任何一个人所能做的工作都是有限的，当平阳行政长官金自夸他在一天内能处理七八百件事务的大纲时，我将他降级了。我说：“朕统治了四十年，即使在吴三桂暴乱的战争期间，一天也只处理了五百件事务的大纲。我还没有亲批公文，即使这样，也必须直到半夜我才能睡觉。你也许能蒙骗其他人，但你却蒙骗不了我。”在另几次军事战斗中，有时一天高达四百件奏章，但通常每天只有五十件。审阅这些奏章并不太难，甚至还可以纠正其中的错误。奏章中包涵的那些有关事件的详细的说明和细则消息，帝王不可能亲自去核实。当傅腊塔将　　军在1675年报告“匪徒的供给匮乏，他们准备投降”这样一个十分粗糙的概略而没有一点说明的消息时，我告诉他我想知道匪徒水陆两方面的防御工事，我想知道匪徒首领的姓名，我们军队的条件，他们是否能进攻，等等。傅腊塔回答道，只有两个高级匪徒将领和八个下级将领，　　指挥着六千骑兵，以张士岭到三荆为南北轴线，分布成二十五个相联系的营地，三个水军提督拥有约一万人，三百只船。　　　每个人都有其所钟爱之子，也有其所不喜爱之子。许多年来，我默默地忍受着痛苦，这是十分艰难之事，只有我才能这样忍受，而胤礽的行为却使我加倍地痛心。他让我谴责谁，我就谴责谁，他让我惩罚谁，我就惩罚谁，他让我流放谁，我就流放谁；除了他要我处死谁我没有　　照办。我依从他，可他却不改自己的恶性；我不禁心灰意冷。臣子们胆战心惊地说：“倾向于两派中的一派，便意味着死亡。”因为错误地选择了效忠对象，另一方就会杀害他们。胤礽的妻妾也感到心寒，我深信他若是被废黜，没有人会为他哭泣。他的侍卫官们总是极度地疲劳，　　满面愁容，不胜惊恐。我每天派我的十个侍卫去监视他，可胤礽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依然让那些龌龊邪佞之徒出入于他的门庭。我见他日渐消瘦且面带病容。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没有一个大臣肯说一句安慰我的话。我说：“朕既然已下了最后的决心，再说宽慰朕的话已没有用了。朕第一次废黜他的时候，真感到痛心疾首，可这一次朕不会再如此了，朕对此泰然自若。”我对朝廷众臣说，第一次我只杀了几个人，而这第二次，我将只杀一个或两个人，让其他人放心，让他们重新忠顺于我——这样才会有太平的日子。以后若再有人以胤礽已改邪归正为　　由请求恢复他的地位，则该当死罪。长子胤禔仍受监禁。1714年，我再次囚禁皇八子胤禩，因为他狂妄阴险，夸耀自己有人支持并诅咒我，将一只垂死之鹰作为礼品送给我。　　……

内容概要

史景迁，世界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36年生于英国，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从他取名蕴含景仰司马迁之意可见他对此专业的热爱）。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了他的观察和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命名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为成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观察者

第二章 土地

第三章 寡妇

第四章 争斗

第五章 私奔的女人

结局 审判

注释

参考书目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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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景迁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的特长是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中国历史上的动人片段。这种“讲故事”型的历史学家，与专事考证的史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王氏之死》篇幅不大，再现的是清初山东剡城、淄川农村人民的贫苦生活。主角之一王氏不堪生活的重压，与人私奔，最后却惨死在情夫手下。其实，史景迁的汉学功夫不算深，史料运用不算广，文字技巧也不算突出，但我始终觉得，与其关心他怎么讲述一个故事，不如多留心他为何要讲述这么一个故事，是什么东西最初打动了他。拿《王氏之死》来说，也许是王氏那种在动乱年代里显得模糊混沌的生活状态才是真正值得玩味的。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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