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岁丸”上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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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ISBN:9787307049932
作者:冯天瑜
页数:414页
内容概要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专门史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晚清经世实学》(合著)、《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千岁丸”上海行——1862年日本人的中国观察》、《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生成》、《“封建”考论》等。
书籍目录
序曲
第一章 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
一、“四只蒸汽船，惊醒太平梦”
二、“开国”的力度与主要方向
三、日本幕末的“对清策论”
四、以上海为渡航清朝的首选目的地
五、四次遣使上海
第二章 “千岁丸”——锁国二百年后使清第一船
一、宽永以降不平衡的中日交通
二、幕末打开对清交通的努力“千岁丸”的选购
三、“千岁丸”的使命
四、“千岁丸”乘员及其上海纪行文
五、高杉晋作与五代友厚
第三章 初识上海
一、长崎启程，千里风涛东海航
二、无炮的吴淞炮台 壁垒森严的上海城垣
三、中外船舶林立的巨港
四、华洋二界比照
五、“战败条约”笼罩下的屈辱
六、官府的排场与内囊空腐
七、围观文化
第四章 “太平战事”与“清洋会剿”
一、幕末日本对太平天国的关注
二、炮声隆隆，满目兵戎
三、搜集太平战事文献
四、着眼曾、李，了解清朝军政格局变迁
五、淮军阵营探查
六、从“华洋会防”到“华洋会剿”
七、“清、倭、英、法共剿”的传说——再析“围观文化”
八、洋兵跋扈藩士质疑清方借洋自保策
九、侧面探询太平天国情状
十、太平天国否定论及其对近代日本的影响
第五章 色彩斑斓的社会风貌
一、难民潮涌
二、鸦片泛滥
三、洋教传播
四、洋学译介
五、青楼遍布
六、民风：淳厚与刁滑
第六章 日清贸易的新拓展
一、从“居贸易”到“出贸易”
二、长崎会所商人及所携日本出口商品
三、《道台府应接书》上海当局对幕府商贸诉求的反应
四、藩士们的市场调查及购买蒸汽船的尝试
五、运回日本的货物及此行贸易收支
第七章 东亚文化圈内的协奏与变奏
一、东亚文化圈内涵
二、笔语
三、书画弈棋交往 古董鉴赏买卖 诗文酬唱应和
四、认同与离异
五、友谊与摩擦
六、日本武士与中国儒生比较
结语 “千岁丸”上海行的历史定位
一、开17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人踏访中国之先河
二、近代日本人中国观转折的起点
附录 “千岁丸”乘员上海纪行文选辑
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刘柏林译
日比野辉宽：《赘肮录》刘柏林译
《没鼻笔语》冯天瑜点校
名仓予何人：《海外日录》皮细庚译
高杉晋作：《游清五录：游清日记/五录序航海日录上海淹留日录续航海日录外情探索录卷之贰》李雪梅点校、译
颇有奥义
后记
作者简介
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一苇可航”的邻邦，又是东亚文化圈，或曰汉字文化圈的成员，自古以来十分注重对中华文化、中国国情的考察，明治维新后，日本积极对外发展，1862年幕府派“千岁丸”号官船赴上海考察。本书为当时的考察记行，反映了近代日本队人中国观的演变，更从外国观察者的视角，展现出晚清中国各个层面的景象，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中国。其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图书封面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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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得一书名曰《千岁丸上海行》，讲的是自明朝宁波争贡之后，日本首次派出的官方使团中，年轻藩士们所写下的见闻。正文索然无味，不过是日记摘录和一些作者的小评而已，倒是占了全书半本之重的“附录”更让人觉得有趣，与附录中那些日本幕末的藩士日记相比，正文倒更像是个附属的读后感罢了。附录所载四篇或杂记或日记或与清人笔谈记录，读来甚为生动，仿佛身处其境。如果说起这趟行程本身，略显平淡，自长崎而至上海，拜会了一些地方官员，参观了一下清军和太平军的战斗，闲的时候打打扑克，和上海慕名而来的清国文人聊聊天，买买书画，吃了许多鳗鱼而已。有趣的是这些年轻的日本藩士看到清国破败时的感慨，以及与清人笔谈中的一些思辨话语。更有趣的是对这次行程，幕府官方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而存世的记录皆出自志愿参加的藩士们之手。这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高杉晋作了。弟姓源，名春风，俗称高衫晋作，日本一狂生也。每次自我介绍，他都如此开场，和清人的交谈中，针砭时政，为清国之衰败而扼腕，怒叱西洋人的邪教坏了礼乐教化，连孔庙都成了英夷肆虐的荤腥之所，面对质问，清人或顾左右而言他，又或佯装不知。维护这礼乐教化，他似乎比清国任何一个儒生又都坚定不移，但又不似清儒般迂腐，他笃信阳明学，大谈格物致知之道要研究炮术航海等夷技，又抒发了对齐修治平的不同见解。他蔑视那些狂热拜金的上海官员，鄙视那些卑微下贱的贫佣奸商，却又珍视那些文脉想通的江南文人，甚至那些读着四书五经的乡野小童，也让他充满了亲切感，而无论面对什么人，他又都能坚定捍卫作为一个日本人的尊严，不许丝毫地轻贱。说实话他虽然有点愤青的感觉，但有时候世界最怕的就是坚定到偏执的人。也正是他这种激烈的性格，驱使他在短暂地一生中干出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从上海回国后不久，他便投入到了轰轰烈烈地尊皇攘夷运动中去了，烧毁英国使馆，在下关与英军激战。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拒绝了英国的土地租借租借条约，那一年，他年仅二十四岁。据伊藤博文回忆，正是由于在高杉清国的见闻，深刻地影响了高衫的决定，他深知所谓半殖民地的世态炎凉，而他的性格不允许日本重蹈清国的覆辙。我们总在批判一切旧事物，而又排挤着一切新的，而当年的日本人似乎在固守传统的同时，又开辟了新的道路，一个民族前进的原动力到底是根植于传统，还是来自于新的气象，变革本身又是否一定意味着割裂？可能一切都没有确切的答案，可我们至少从这些人身上明白了，真正坚定的信念有时足以开辟一个时代。（或终结一个时代。）观文如见其人。高杉的文字间透出的一股英豪狂气，同另三篇文章的作者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传言高杉当年与同船的人处的并不好，鄙视他们是一群没有大志的庸人。百年过后，重新审视一番他们的笔记，似乎也足见一斑。使团中的一名藩士，名叫纳富介次郎，喜好书画，日志中画了许多人物图，文字中又写了许多在上海淘宝的事儿，和卖文房具的讨价还价等等，笔谈里也有很多关于书画的内容，比如甄别清国商人带来的美术品真伪之类的，似乎是听说日本人一来，全上海的文物贩子们都聚集到他们下榻的商馆去推销文物，他当年只有十八岁，但可谓是眼光敏锐，清国奸猾的商人也蒙不住他，只好坦言是假货，要不怎能卖这便宜呢？可有时候清国人也把真货当便宜货给卖了，他就淘到一些名画，回到长崎后为人所赏识。后来他回国投身艺术，又参加万国博览会，然后跑去欧洲无学习油画和陶瓷，引入西方设计，据说他最早把DESIGN翻译成图案一词，可似乎后世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没有沿用。接着他又去搞工厂，制作工艺品销往清国。干了几年就辞官不干，去兴办教育，建立了四所艺术高校，一直画画雕刻到大正年间去世，一辈子没闲着。另一名藩士名叫名仓予何人，其名敦信，予何人只是他的号罢了。他在上海的活动似乎比其他三个人都要积极，总在上海内外四处探访，记录也更为干练，没有那么多聊天打牌的枝节，他所关心的东西几乎都是军事方面的事物，从初入长江时，虽然四篇行记都感叹长江宽阔，而只有他记录了军船行驶的水道宽度，并对河道距离做了大概记录。在上海的时候，他更喜欢和清国文人探讨军事话题，从眼前的太平军战事，到《武备志》中的各种记录，为了求证，他甚至到访一位朋友家中，亲自探访各种兵器。而与其他三人经历最大不同的一点是，他亲自探访了李鸿章的大营，详细记录了清军的武器装备，训练情况，以及编制人数等等信息，还与清军下级将领亲切交谈，搜集了一些中国兵书回去，他的日记后半部分基本上都是围绕李鸿章的军营而展开的，没事儿就去溜一圈儿，没事儿就去看一遍，他自己最后也说，此行最大的收获便是能在前线见到清军的操练。其实从他的活动不难看出，这人很有当间谍的资质，同时又是一名军事家。回国之后的他又跑到了法国学习洋务，回来后参与了戊辰战争，之后作为外交官多次来到清国，清法战争之后他曾经在刘铭传手下打工，专门在台湾挖水井。总之这次行程并非他中国旅行的终点，而是他漫游中国的起点，之后他又写了许多游记。虽然名气并不大，但在明治早期，也是举足轻重的实干外交家，有点技术官僚的感觉，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可以说是《日清修好条规》，开启了中日外交的起点，而且是平等外交的起点，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似乎也是最早萌生中日联合对抗西洋思想的人。最后一名藩士叫日比野辉宽，他本是一名儒生，但他的日记通篇看下来，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共就两件事，拉肚子，吃鳗鱼。他乘船从日本来清国的时候便身体不适，在清国有好几次得痢疾，卧床期间有不少中国友人帮他看病问药才让他痊愈（使团一行中有多人因痢疾病死。）病好了他就走街串巷，他似乎对吃食格外地关注，看到行人手上都拿个柑橘却不吃，便好奇询问缘由（还以为你要饭的呢...），结果是因为辟邪。他吃了一串荔枝，于是写了一首长诗，他仔细记录了上海市面上卖的蔬菜的种类，拜访地方官时，对吃食都略有着墨，尤其提到一种白色的点心。他还记录下了清国人向他求购日本寒天（凉粉？）的情节。最重要的是他似乎特喜欢吃鳗鱼，好像一共三次提到买鳗鱼吃，临行时还买了一些，并感慨再也吃不到了！回到长崎以后第一件事也是找个地方吃！然后一醉方休。我想一个醉心于吃喝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这样的人一定是不会抛头颅洒热血地去搞革命的。结果也大抵如此，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难寻他的姓名，尽管当年同行的人明治以后都大有作为，而他却淹没于史海之中。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找到了一点有关他的信息。他回国之后在名古屋的名伦堂当教授，明治维新后在大藏省当官吏，估计一直就那么当混到了去世了吧。 -
《“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以下简称《中国观察》）是武汉大学教授、爱知大学中国学部兼职教授冯天瑜老师的作品。其书语言平易，材料丰富，颇值一读。首先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本书，来写作一篇书评呢？其书名为“日本人的中国观察”，看起来与东西文化的交流之主题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在本文的开始，我要对为何选择这一本书作出一个解释。其一，是通过“千岁丸”上海之行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戊辰战争前，日本士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其二，因为随行藩士与中国士大夫做了大量交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上海开埠二十年之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其三，得益于藩士们的大量日记、诗文材料，我们可以描绘出1862年，上海这个饱受列强侵略的对外交往前沿地带的详细图景。其四，从千岁丸”随行藩士们的记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1862年，中国在近代、工业等方面的发展程度。有趣的是，藩士们还将所见所闻与日本国内状况做了很多比较。其五，从藩士们与中国儒生的“笔谈”记录中，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中日两国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异同。其中包含对西洋“奇技”的看法、西学的态度、对天主教的态度、对列强侵略的态度、对国际局势的态度等等。其六，作为近世中外交往历史的突出事件，日本虽然作为“东洋国家”，与西洋有天壤之别，但藩士们留下的文字材料还是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我也试图在本文中，将高山晋作等人对中国19世纪的描绘，与《利玛窦中国札记》《大中国志》《乾隆英使觐见记》《马礼逊回忆录》等做一个粗浅的对比，从中来得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变化的概貌。其七，是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主旨以外，看一看在西方文化强势袭来的十九世纪，这两个“唇亡齿寒”的“东方国家”的一次值得纪念的对话。于是在此，我要十分感谢冯天瑜老师，将这件看上去不起眼的历史事件写成这样一本书，并直接将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日比野辉宽的《没鼻笔语》，高山晋作的《游清五录》等宝贵材料以附录的形式收在文末，使得我们有了直接触摸第一手资料，接触历史真相的机会。在我看来，“千岁丸”的上海之行，对日本的影响可以与“天正遣使”“咸临丸赴美”相提并论，而对中国来说，高山晋作等来华藩士，也应该与利玛窦、马嘎尔尼一同被国人铭记。“千岁丸”的上海之行，不仅与下关事件、禁门之变、戊辰战争等联系起来，也可以与甲午中日战争联系起来。无论从何种理由，我们都应给予“千岁丸”更高的关注。那么请允许我在后面的篇幅中，对《中国观察》一书的内容和“千岁丸”本身做一个简要的叙述。自宽永年间幕府发布锁国令后，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交往基本由中方包办。日本人不得出海的禁令在黑船叩关后才得以解除。著名的开国论者长州藩士佐久间象山、熊本藩士横井小楠、土佐藩士吉田东洋等相继提出（“开国论”其实产生于叩关之间很长时间）“贸易在于渡海涉洋”[1]，在此基础上，1862年，长崎奉行高桥美作守向幕府提出《唐国派遣官吏请教书》，提出主动考察清朝港口，寻求恢复日中贸易。于是，幕府决定派出“千岁丸”，携67名海员出访上海。是为“千岁丸”出行之始。上海见闻与“攘夷”藩士们初到上海，深为上海的繁华所震惊，高杉晋作在日记中写道：“上海外国碇泊，常三四百艘，其余军舰十余艘云。[2]”松田屋伴吉则说：“这诚然世界第一的热闹之处[3]。”上海的一派繁华景象令藩士们慨叹不已。同行的名仓予何人曾去过美国，这回它将上海与纽约做比较，认为“其繁华犹远胜之”，堪称对上海的极高评价。租界是近代上海文化中最值得关注的地方。1854年上海通过新土地章程，租界脱离清政府管辖。此行来华的武士们对租界也是大为关注。这里引出几位藩士对租界的描述：纳富介次郎：“城北都是英、法、花旗租借地，洋房鳞次栉比。”名仓予何人：“上海夷场，甚广袤，大屋宇，结构及其宏森，其数几千百屋云。”高杉晋作：“陆上则诸邦商馆纷壁千尺，殆如城阁，甚广大严烈。”[4]藩士们还注意到了租界的整洁：“街路分割有序，道幅宽广，随处街面比较清洁。”与之相对的则是华界：“粪芥满路，泥土埋足，臭气穿鼻，其污秽不可言状。”高杉晋作也说：“支那人居所，多贫者，其肮脏不洁难以言状。”冯天瑜老师指出：“上海华洋两界的巨大反差，与其说是东西方民族文化的差异，无宁说是文明发展不同阶段的区别。”可见日本藩士们已经开始对中国文明进行思考。当然比起城市清洁状况的描述，藩士们更多注意到了上海城的城防的变化。“千岁丸”进港一刻藩士们就发现上海是一座“对外国人不设防”的城市，这令藩士们大为惊讶。随后藩士们则屡次看到，上海的防务多由英法联军承担，而上海的司法行政权也落入外国人之手。这一情况对藩士们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中牟田之助感慨道：“上海城门为西洋人把守，自国人却不能自由出入，这固然是贼乱所致，但何以让西洋人如此势盛。我可怜唐人。支那的衰微可见也！”[5]随后藩士们曾数次斥责或质问中国人对西洋人如此忍气吞声，这一点文后还会提到。当时的日本正处在“攘夷”波涛汹涌之时刻。出于“尊王攘夷”的思想，日本人可谓对西洋人恨之入骨。生麦事件、休斯肯事件等等都可以说明问题。打着“天诛”旗号的武士们以驱赶外国人为己务，此番来到上海的高杉晋作回国后就曾火烧英国使馆。在面临列强侵略的日本，藩士们奋起反抗侵略，甚至主动挑起与列强的战争。因此日本人来到中国之后，对于同样遭受侵略的中国在西洋人面前的忍气吞声就十分不解。很多学者都把“攘夷”运动看成是与义和团运动类似的排外运动，其实是很有问题的。事实上从“攘夷”到“倒幕”并没有什么“进步”的意义，二者还是同质的。无论是倒幕与否、学习西方与否、开国与否，大部分日本武士都是要攘夷的。攘夷只是一个最终追求。即便时下被吹捧的坂本龙马，已经被打上和平主义的烙印，其本身还是个攘夷论者：无非此攘夷是通过和平的手段而已。吉田松阴也曾说：“尊皇攘夷，人人言之，吾藩未有一士以死为之，岂非大耻乎？”[6]因为本篇书评的主要论题是东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流，而不是探究武士道精神的内涵，所以关于“攘夷”就不做深入讨论了。上海的天主教上海是中国最早传入天主教的地区之一。1608年，耶稣会士郭居静已经在徐家汇建立第一个圣堂，至康熙初年，上海已有两座教堂，4万教友。[7]“千岁丸”驶抵上海之时，新教圣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等也已在上海拥有了大批信徒。冯天瑜老师在《中国观察》当中为我们就上海近代教会的发展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1843年，上海已有教堂35个……1853年，董家渡主教堂落成……1844年耶稣会修道院初设青浦横塘，1847年迁自徐家汇，1860年在肇家浜东岸另辟新址……1861年洋泾浜天主堂落成……”[8]在藩士们的记录中我们很少看到对教堂的直接描写，相对与藩士们对上海城防和英法联军的大量调查，教堂可以说提不起藩士们的兴趣。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有趣的故事中看到当时基督宗教在上海的传播的状况。缪尔赫兹特，是一位英国牧师。访沪期间，高杉晋作与此人有来往。据高山晋作在《游清五录》中说，缪氏居处，建有教堂和医院，这也是基督教独特的传教手段。“纵西人教师之施教于外邦，必携医师，有士民病且穷者，乃治其病使人入教，是教师致教于外邦之术也。”末了高杉则指出，“我邦之君子不可不有预防也。”[9]来沪的藩士基本上持与高杉一致的反教立场。同行的纳富介次郎也看对传教士的医学传教的意图看的很清楚，他说，“听说洋人在上海建医院，招来很多病人给予治疗。药剂等都说是奉上帝之命发给的，病愈也是上帝的拯救，未必是医生的功劳，以此让人明白是天主的恩惠。”[10]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十九世纪西洋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比起明末清初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传教士每到一个地方，便开设医院、福利院，这都是当局所不能顾及的地方。当然藩士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通过其在日本的经验。因为我们知道，明末清初之时，行医尚不是主要的传教手段。但是在日本的安土桃山时代，“南蛮医”却有较大的影响。适时西洋医学并不算发达，但是传教士从印度、东南亚等带来的药品却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日本医学的空白。因此耶稣会在日本一直主打行医攻略，屡获奇效。直到后来荷兰人来到日本，“兰医”取代“南蛮医”为止。冯天瑜老师在书中直接引用了纳富介次郎记载的一件事：“一天，有两个书生来访，我病卧在床。同屋的朋友们和他俩笔谈，谈话之余，书生问：‘贵国信天主教吗？’……‘先生们尚未看过圣经吧？我们今天带来了，想进呈给你们。’我的朋友拿过来一看，是耶稣的邪教书，大怒，将其书扔掉，大家争论起来，最后把他们推出了门。”[11]显然藩士们对两个传教的书生十分愤怒，最后，纳富还发了一句感慨：“哎！清国连读书人都尊奉这个，更何况愚民呢！”纳富在日记中提到，这两个传教书生锲而不舍，来了很多次，不放过任何机会向他们传教。而藩士们则完全是驱赶了事。藩士们的愤怒不仅是对这两位书生，甚至还有法国传教士。一日，日比野辉宽发现楼下有一位“秃顶穿一件佛衣，脸型长得像个鬼[12]”的人物，得知此人是耶稣会士之后，日比野“愕然，怒发冲冠，”对此事日比野感慨颇多，甚至赋诗一首。尽管是一件小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1862年这个时间点上日本和中国人对待天主教的不同态度。纵然在两百多年前，日本和中国都曾建立过信徒众多的教会。中国有“教会三柱石”，日本则相应由“切支丹大名”，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天主教重新在中国恢复，士人之中信教者众多，日本人对基督教仍然是一种极端抵触的态度。尽管幕末开国论者皆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有诸多发达之处，但是他们却试基督教为洪水猛兽。这是个什么原因呢？也许日比野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长毛贼兴起……只是用耶稣教来蒙蔽愚民，终于酿成大乱，灾难波及十个省。然而又何不禁耶稣教呢？”[13]这里显然是把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混淆。不过不能不说太平天国是在基督教影响下产生，而中国与日本一样都素来容易被各种民间宗教煽动。中牟田仓之助也说，“由于信仰耶稣教，英吉利等把长毛掌握在手里，终于从清朝手中夺取天下。”[14]藩士们无一例外站在太平天国的对立立场，很可能是基于这个原因：认为太平天国是列强影响下的基督教反抗势力，最终将会威胁国家的正统。藩士们大多以“儒生”自命，当然认为太平天国是反对势力，而基督教也是一大祸害。这时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藩士们还没有拜托“尊王攘夷”的立场：“夫夷狄夺人之国则先去其心。或以厚利啖之，或以妖教蛊之，黎民听信，一举灭其国，易如摧枯。”[15]藩士们对西方技术的热衷与其对西方精神文化的排斥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之处——因为此刻藩士们还是攘夷分子，不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思。佐久间象山认为魏源是“海外同志”，作为佐久间象山徒孙的高杉晋作及诸位同行者们，大多也不能拜托这样的意见。无论学习“夷狄”的多少知识，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攘夷”，而所“攘”的重要内容，就有基督教。这种攘夷的思想，要到了下关事件和萨英战争之后才得以改观，而真正根除，恐怕已经是二战之后的事情了。无独有偶，高杉晋作的“夷狄夺人之国则先取其心”的说法在日本历史上曾有先例，也确实是西方列强常常干的事。这个故事可惜我已不记得是从何处看得，所以只能随便写在下面：据说丰臣秀吉执政时期日本曾捕获一搜触角的西班牙船。当时秀吉命人前去闻讯，此船的船长对人吹嘘，西班牙是何等强大，殖民地遍布全球。闻讯官不解，为何西班牙能够占得这么多殖民地呢？这船长大言不惭地说道，我们都是先派传教士给当地人传教，等到当地人都成了基督徒，向慕我西班牙的文化，自然就成为我西班牙的国民了。闻讯官大惊，回去禀告秀吉。秀吉大怒，于是禁天主教。丰臣秀吉当然很清楚天主教的巨大力量。在日本向来不乏宗教鼓动的农民战争。16世纪末的佛教“一向一揆”和“法华一揆”曾经让织田信长极为头痛，而净土真宗的石山本愿寺则割据一方，号称“佛国大名”。是时佛教势大，对织田的统一造成障碍，于是织田信长扶持天主教打击佛教。到了丰臣秀吉的时代，佛教已被打压下去，但是天主教势力却膨胀起来。当时甚至出现了天主教自治的城市。于是丰臣秀吉禁教，到了德川家康的时代禁教更为厉害，很快就招至教徒反抗的“岛原之乱”。此番看到太平天国运动，可能藩士们会很快回忆起日本的岛原之乱，于是对“长毛”甚是痛恨。岛原之后，德川氏忌惮天主教和佛教的势力恢复，才有了德川幕府的崇朱尊儒的政策。武士们笔下的淮军比起天主教，藩士们对于清末上海的军事显然更为关心。冯天瑜老师在第四章“太平战争与清洋会剿”当中对其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从中我们得以看到1862年处在新旧军事交替阶段的上海一个十分特别的军事状况。“千岁丸”抵沪之时，正值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进攻上海，此事令藩士们极为兴奋，纷纷绞尽脑汁前往前线观战。这个时候的上海军事力量有五千人的英法联军、洋枪队“常胜军”，除此之外，还有李鸿章的淮军。藩士滞留期间，李鸿章刚好打了个胜仗，据记录是以数百人破敌万人。这当然引起了藩士们的高度关注。随后，通过中国朋友的帮忙，藩士们得以进入淮军军营参观。名仓予何人细致描写了淮军的枪炮训练，“长炮自前排左右发放，发放终，既自内面退于后列，装火药……小铳发放既终，枪手进，有单一人人枪者，亦有横排入枪者，”对此冯天瑜老师分析：“铳”和“枪”无疑是不同的东西——铳当然就是洋枪而“枪”是长矛[16]，这是一个冷兵器和热兵器并用的战阵。当时淮军虽然已经购置了洋枪洋炮，但是阵法未变，冷兵器为主的格局也没有打破。日比野辉宽曾询问中国士人，“方今所专用之兵法，何人法？”答道：“《武备志》。”对此高杉晋作也评论道：“铳炮尽中国制，而甚不精巧，兵法与器械皆无西洋。”[17]这是一个更为令人失望的描述。事实上高杉晋作这一描述还是夸张了些。淮军当时已经购入西洋枪炮，但是主要火器还是如藩士们所记“如我邦之火绳枪”，尚属于前膛装枪炮，整整落后欧洲一个时代。而淮军的训练也基本上是中国阵法，没有西方近代军队的痕迹，正如名仓予何人所记：“李扶军之阵法、兵制都以戚继光为法。”[18]名仓予何人是个军事爱好者，所以对于军事颇为关心。我们从他的记录中可以看到他对淮军军力的评判，名仓予对这只刚刚打了胜仗的淮军基本上还是给出了个“弱兵”的评价。而藩士峰洁甚至认为淮勇这样的兵，“我一人可敌五人”，这些当然也是在藩士们将淮军和驻沪的英法联军做了对比之后得出的。当然，这些有着较高西方军事素养的藩士还是主要从军械上作出了一些分析。名仓予何人更是说：“夫今以清国之弱兵，且以旧来之拙劣火器，与西虏战而亦有取胜之时，何况以本朝武勇之兵，采用西虏之猖獗并军舰之制，此所谓如虎添翼，则西虏之猖獗不足深忧也。”[19]其中的史实描述颇为珍贵，而攘夷志士们能够从淮军身上长了自己的自信，这倒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晚清淮军处在新旧军队的过度，对西方军制的学习还在起步的阶段，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从藩士们的言语中我们应该可以想象当时日本对西方的军事的学习应该走在了中国的前面。1871年，淮军编制了《枪炮操练图说》，是一个革新意义的创举。根据《枪炮操练图说》，淮军“每营有10个哨，以3哨为前敌，组成散兵线、以3哨为接应，成紧密横队、另以4哨位‘把尾’兼供设伏等用[20]，”这就已经有近代军队的雏形了。此时已是70年代，曾国藩请淮军名将吴长庆赴江南教练洋操，这说明淮军使用西方操练的时间早于1871年。可以说来华藩士们所看到的，正是处于过渡阶段的淮军。“大多数部队相当落后，有的刀矛等冷兵器竟占五成以上[21]”也是不容置疑的。日本向来重视军事，可以说日本当时军事的西化程度要高于中国。高杉晋作回国后组织的“奇兵队”就是按西方组织的。而戊辰战争的鸟羽伏见之战基本是在西方训练下的两只军队的作战（其中萨长是英国式的，幕府是法国式的）。幕府和西南雄藩的军事改革更是早于1862年。就在1862年，日本年号是文久二年，日本幕府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内容涵盖军事、财政等等。幕府按照西洋规则建立步、骑、炮三军，设置陆军奉行，同时向荷兰订购军舰（而在此前各藩已有了不少舰船）。是年，海外留学生的派遣也开始了，“内田恒次郎、夏本釜次郎、泽太郎左卫门[22]”等成为了日本海军先驱。与之伴随的还有教育改革和服饰改革。可以说日本在进行军事改革之初就已经决定抛弃旧军制，而高杉晋作“奇兵队”摒弃武士垄断军事的做法更是一大创举。真正西方意义上的近代军队，在日本的建立早于中国，这一点应该得到肯定。中国真正出现近代军队，应该是清末新政以前的事情。事实上早在安政年间日本的西化军队建设就已经开始了。江户讲武所负责陆军、长崎海军讲习所负责海军，截止1857年，幕府更是有了五艘军舰。而近代军队中也涌现出了像胜海舟、夏本武扬、坂本龙马这样的卓越人物。因为日本的独特体制，各藩也没有在军事改革中落在后面。萨摩藩“建反射炉、炼铁炮……同时积极地进行照相技术和电信机的实验，以及对化学进行分析、应用等，所建的这些工厂总称为集成馆，[23]”长州藩也进行“洋式训练”，可以说各大强藩的军事改革是成功的，至少当藩士们来到上海，亲眼见到中国精锐的淮军的改革状况的时候，表示出了对淮军的失望。而有参观过造船厂的藩士甚至认为洋务派打造的造船厂远不如长崎。在1862年过后的十年时间里，日本已经完成了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而中国的军事变革尚未完成，被日本甩在了后面。随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废除武士制度，实行征兵制，彻底进入近代军事阶段。武士与儒生对西学的不同态度来沪藩士们的西学功底不错。在名仓予何人、日比野辉宽与高杉晋作的日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航海日志大量记录了经纬度和天气、航海术语等等。其中还有一位藩士随咸临丸去过美国。但是有趣的是藩士们在中国儒生的面前还是体现出了他们与“书生”相同的诸多特征，可以说来沪藩士们大多有较好的汉学功底，每每与中国儒生诗文唱和，丝毫感觉不出任何文化的差异。尤其高杉晋作，其老师吉田松阴，曾有《讲孟余话》传世，堪称儒学大师，吉田松阴更是师从阳明学家、洋学家佐久间象山，高杉晋作更是对王阳明崇拜之至，数次在与中国儒生的谈话中表达出对王阳明的崇敬之情，因此算起来高杉晋作还算个年轻的阳明学者。故而西学对于藩士们来说，也是一门冲突的学问，所以此刻把中国之儒与“日本之儒”放在一起，将他们对西学的态度做一番比较，就显得十分有意思了。冯天瑜老师在书中引幕末洋学家中村敬宇《洋学论》说：“洋夷所长者六，曰天文，曰地理，曰算术，曰器械，曰航海，曰医术。是六者，精致工妙，出天出地，汉土之不及也[24]。”如中村这样的人，通过与汉学的比较，得出的是“洋学”和“汉学”互有短长的一个意见。佐久间象山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可以说在来沪的藩士大多是带着这样是思想看到西学和汉学的。在与中国儒生的交往中，他们可以互论朱学、王学，与西洋人的交往中，有互论炮术、航海术，并没有哪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的意思。我们可以认为日本人在西方文化面前保持着十分开放的心态，而不像中国人那样易于产生民族文化优越的观点——这与日本文化的特征分不开。日本自古以来没有形成强势的本族文化。日本文化的成熟阶段是室町幕府时代，而定型是在江户时代。但是直到明治维新开始，神道才从其他文化中独立出来，引领了日本自己的文化。直到江户时代，日本才有了要以“大和心”替代“儒心”和“佛心”的思想。而且，尽管很多日本民粹者把儒家看做异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川幕府是尊儒的，因此他们才是真正的异端。所以日本并不存在优越的“本族文化”，因此“汉学”和“洋学”与“佛学”一样，都是外来文化，从一种外来文化从取来道德，再从另一种外来文化中取来技术，这并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地方。来到上海后，高杉晋作、中牟田仓之助等人遍访各国商馆，对其兵法、装备、舰只做了一一的笔记。高杉晋作等人同时也对国际形势十分关心，可以说学习西学的热情十分高涨。高杉晋作进一步说，“所谓勤国，实在富国强兵[25]。”这就已经是非常有时代感的思想了。而高杉晋作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大部分攘夷志士的思想。冯天瑜老师在书中记述，高杉晋作和中牟田（中牟田甚至会说英语）等藩士特别喜欢到上海各书摊寻书。尤其是高杉晋作，在日记中显示是几乎天天逛书店，所买的书籍包括兵学、儒学、地理、方志、小学无所不包，实在是个爱书之人。而高杉更是特别通过英国人的关系弄到了《数学启蒙》《代数学》几本西学书，这一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后来，高杉晋作又几次拜会英国传教士，求得《联邦志略》一书，这位以“儒生”自命的长州藩士对西学的热衷可见一斑。在书末的附录中还记载了高杉晋作与中国儒生的一次对话。话题的内容是关于西洋之技术是否属于“格物致知”的范畴。当时中国儒生说道：“朱文公之格物穷理，即圣人之齐家修身，推进一层，不外乎诚之一字，贵乎实践，不取钩深。至西人所讲，虽本乎理茅，近于术数，未免尚隔一层尘障。”高杉晋作则辩道：“为义为利天地隔绝，不待言论而明，然治天下齐一家，内自诚心诚意工夫，外以航海炮术器械等，尽不研穷其理，则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齐一家也。不能穷航海炮术之等之理，则所以诚心诚意工夫之不至也[26]。”最后高杉晋作精辟地指出：“不然则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仆矣。”以这一句话足见高杉晋作之才识！这一次对话其实也可以看做日本武士与中国儒生对话的代表。高杉晋作可以代表大多数武士们的思想，即“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而儒生们的保守的儒学至上论也很有代表性。仅以此就可以看见当时中日两国对待西学的巨大差异。幕末已经是“洋学”大为兴盛的时代。其实比洋学更早的是“兰学”。在中国处于乾嘉年间的时候，日本已经涌现出了渡边华山、山片蟠桃、杉田玄白、司马江汉等知名的兰学家。兰学的影响力早早走出幕府或是藩政府，在民间扩散。冯天瑜老师因为内容的限制不能引入更多的兰学家的名篇，此刻我抄录一二，以此观兰学家的识，可叹可敬也。“腐儒庸医从中国之书，以其国为中土。夫地者一大球也，万国配置焉，何国为中土？中国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杉田玄白《狂医之言》“即使今天，欧洲人坐大船环球航行，发现未知之地，此皆万国所不及。故天地之事，只能听任西洋而舍其糟粕，不必怀疑西洋之术，应坚决信奉者也。——山片蟠桃《梦之代》”“奇哉，西洋之说（这里指日心说），天地之大尽论于此，非梵、汉、和之管见所能及，应拳拳服膺而善思之。——山片蟠桃《梦之代》”“今日外国之形势情况，尤有不可不熟知者焉。若欲熟知之，则不可不考远西书志，何也？皇国（日本）人所游不过诺尊所生，中国人所记不过禹迹所及。唯西洋人于地球面上，无所不到，无所不记，精博确实，不杂以虚妄之说。故讲地学者，不得不取于此焉。——斋藤拙堂。”“（论及英国）其国是海岛，土人自通水理，熟水战，战舰数亦多，此为英国跋扈海洋，称雄西域，威震万国所以。——高野长英《知彼一助》[27]”早期日本的攘夷论者其实对西学也持此大致的态度。丸山真男将攘夷论者称为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但是这些攘夷论者，其富国强兵的思想与驱逐列强的思想并不矛盾，也与学习西学并不矛盾。相反，幕末的武士阶级对于西学的追求，正是在其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产生的——这也与中国很是不同。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分析道，日本在于外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要攘夷就非师夷不可。所以诸如高杉晋作等人，对于西方其实抱有十分复杂纠结的态度：一方面以西方为老师，一方面以西方为敌人。日本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冯天瑜老师认为，“千岁丸”的上海之行称为了近代日本中国观的转折点。对中国的崇拜，经历了一个由顶礼膜拜、到唇亡齿寒、到痛心疾首，再到鄙夷的态度转变过程。在开国之前，日本人对中国还抱着十分仰慕的心情，视为“圣贤之邦”，但是来到上海之后，藩士们大失所望。峰洁记录道：“当今上海形势，内有长贼威迫，外受制于洋人。其情形可哀，可大为叹息。[28]”藩士们亲眼见到上海一片社会混乱、民众被列强凌辱、军队战力低下的衰败景象，一个个叹息不已。峰洁更是说，“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29]。”有的藩士则作出评析：“唐土……只注意空文而实用知识很少研习[30]。”在反复询问中国儒生中国的教育、政治各项制度之后，藩士们已经对中国的状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可以说日本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是从江户时代开始的。自江户时代开始，日本开始不再称呼中国为“中国”“中华”，相反，日本则自称“中华”“神国”，尤其在满清取代明朝之后，日本则认为自己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正统。在藩士留沪期间，发生了一间极为有趣的事件。一次藩士们走进孔庙，发现庙已损毁，感到十分痛心。后来看到此庙竟然已被改成英军兵营，孔子圣像被移走。藩士们对中国士人的忍气吞声感到十分愤怒，相反的是，日本武士则走到英军士兵中间，坐立饮酒，令英人大为惊诧，此举也让藩士们很是振奋。后来藩士们就孔庙驻有英军一事询问了中国儒生，儒生们矢口否认，遭到藩士的厉声驳斥。后来有的儒生问日比野辉宽“贵国是否尊孔”时，日比野直接说，“我国尊孔胜于贵邦，”因为前日路过孔庙，发现庙中“无圣像而有英人，”令儒生哑口无言。一次日比野辉宽还和中国儒生汪士伟谈起了三国，汪士伟从中国人敬关羽而日本人不敬关羽这个论题出发，说“义”是中国人独有的，日比野反驳道：“不然，我国贵义，秀于万国，故论义不敢苟。兄未知日本胆者，岂有受人鞭挞而不耻者！[31]”这话说到了中国儒生心头的痛处。日本武士们对中国人在列强面前忍气吞声很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高杉晋作也曾数次说道中国当局腐败无能，令儒生们都是大为感慨。高杉更是说：“近世之衰微，自为灾而已，岂谓之天命乎？”令儒生只能“甚是甚是”。纳富介次郎则记载了法国人歧视中国人的情况，而日本人则未收到歧视。这些情况也令藩士们大为感慨，说“清国已衰弱到如此地步，令人哀叹。”“令人哀叹”也成为藩士们的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千岁丸”的上海之行极大地改变了日本人的中国观。日本人对中国的文化也不是一味崇拜了。此行的儒生们开始反思中国文化的“文弱”一面，与本国做了很多比较。当然此时的日本藩士没有进入对中国文化鄙夷的一个地步。毕竟日本此刻还是固守着东洋文化，认为中国是“唇亡齿寒”的“海外同志”，连清攘夷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延续了千年的日本人的中国梦已经破碎了。近代的上海呈现给日本藩士们的，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在之前很多来华的外国人都写过大量的日记等文字材料，其中对于中国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从利玛窦对中国的推崇，到曾德昭认为中国是一个道德无比优越的国家，在到黄嘉略来到法国，与孟德斯鸠的交流使得孟德斯鸠写作了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批判，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西方的推崇对象。“中国工业虽有数种，远出吾欧人之上，然以全体而论，化学上及医学上之知识，实处于极幼稚之地位……长大人曰：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这是马嘎尔尼在《乾隆英史觐见记》中所写。马嘎尔尼的来华可以说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开始从一个庞大的帝国转变成为一个不堪一击的破船的形象。但是当时的乾隆帝却丝毫不把英人放在眼里。马嘎尔尼回国之时，乾隆为了“一展军威”，下令马嘎尔尼去广州的沿途各营“整饬军队，显示军威”，可是马嘎尔尼却看到了什么呢：“此种宽大衣袖之兵，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失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32]”如果说马嘎尔尼之行改变了西洋人的中国观，那么“千岁丸”则改变了东洋人的中国观。不同的是历史已经过去七十年了。--------------------------------------------------------------------------------[1] 《“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以下简称《中国观察》）第233页，引自本多利明（1744-1821）《西域物语》。 [2] 《中国观察》，第94页。 [3] 同上，第95页。 [4] 同上，第101页。 [5] 中牟田之助《上海行日记》，引自《中国观察》，第115页。 [6] 吉田松阴《己未文稿》，引自张崑将著，《德川日本“忠”“孝”观念的发展——以兵学和阳明学为中心》，华东师大出版社。 [7]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第244页。 [8] 冯天瑜《中国观察》，第205页。 [9] 高杉晋作《游清五录·上海淹留日录》，摘自《中国观察》，第445页。 [10] 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摘自《中国观察》，第207页。 [11] 同上。 [12] 日比野辉宽《赘肬录》，摘自《中国观察》，346页。 [13]日比野辉宽《赘肬录》，摘自《中国观察》，346页。 [14] 中牟田仓之助《上海滞中杂录》，摘自《中国观察》，208页。 [15] 高杉晋作《东行先生遗文》，第20页。 [16] 《中国观察》，第148页。 [17] 同上。 [18] 同上，第152页。 [19] 名仓予何人《海外日录》，摘自《中国观察》，第153页。 [20] 皮明勇《中国近代军事改革》，解放军出版社，第281页。 [21] 同上，第283页。 [22] 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3页。 [23] 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2页。 [24] 《敬宇文稿》，引自《中国观察》，211页。 [25] 高杉晋作《游清五录》，摘自《中国观察》，第215页。 [26] 同上，第457页。 [27] 以上摘自《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郑彭年著，南开大学出版社。 [28] 《中国观察》，第298页。 [29] 《清国上海见闻录》，摘自《中国观察》，283页。 [30] 《中国观察》，第271页。 [31] 《中国观察》，第273页。 [32] 《1793年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人民出版社。
精彩短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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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萌总督的就不用看啦 -
不太喜欢这类书 始终深入不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 实在悲哀 -
鸦片战争刚刚过去的时候，从这次小小的旅行便可以看出，日本和中国，面上还和和气气，暗地里已经分道扬镳了。 -
补记 可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