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黔志略

章节摘录

滇黔志略卷之一昭武绥城谢圣纶研溪辑云南沿革建置附滇于蜀为邻壤，又距秦地不远，故开辟最久。嗣是蛮夷窃据，叛服不常，殊为中土之累。至我朝而土地民人尽入版图，百蛮率服，屹然为西南屏藩。考其沿革，其治乱之故，可得而知也。 炎帝神农氏　传称：神农地过日月之表，又云南至交趾。《滇载记》　圣纶按：滇迤临安诸郡，政与交趾接壤。颛顼高阳氏世传黄帝长子昌意德劣，不足绍承大位，降居若水为诸侯；娶蜀山氏女，生颛顼于若山之野，有圣德，二十年登帝位，承少嗥之政，以水德王。《通志》圣纶按：《山海经》曰：“南海之间有木，名日若木，若水出焉。”《水经注》曰：“若水，南经云南之遂久县。”即今金沙江巡检司地也。《通志》盖因《水经注》，遂以金沙江为若永，而引颛顼生若水之野以实其说也。按《史记》：“黄帝娶螺祖，生二子，一日青阳，降居江水；二日昌意，降居若水。”《索隐》曰：“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易知录》谓若水在四川雅州府荣经县，与《索隐》所云相符；《纲鉴大全》则谓若水出旄牛徼外，又以金沙江为若水，而与《滇志》所引适相合矣。余任维西时，亲历金江一带，夹岸皆崇山峻岭，绝少坦夷灵秀之处，不但非诞育圣帝之乡，亦并非都会建国之地；且是时黄帝都涿鹿，蜀地为蚕丛初辟，已属荒远。昌意德劣不见于正史，何至流窜徼外，等于斥逐凶人?然则昌意降居之若山，自当以《索隐》为正，《滇志》及《纲鉴》云云，殆均失考欤！唐帝尧命羲仲宅南交。滇境与南交接壤。

前言

这套丛书虽然以历史人类学命名，但读者即将看到的决不是枯燥无味的纯理论推导，或者仅是吹毛求疵的字词校释，而是几乎可以触摸的历史文化事实再现。在历史人类学看来，历史事件虽然永远不可能重复，但孕育历史事件的文化却从来不允许中断。历史事件不仅专属于古人，也影响着今天。因而，淹没在尘埃中的历史事件，今天的人照样可以真实而全面地认知和理解，也可以和古人一道分享。当然，要完成这样的研究使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绝对需要严谨的学风，缜密的理论推导，更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避艰辛的执著追求。读者在这套丛书中将感受到的，正是我们多年默默无闻探索的成果，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遥远历史的生动再现。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之母，又是我国学科体系的强项。但要使我国传统的历史学获得新生，肯定需要注入新的血液，赋予新的学术理念。历史人类学正是从这一需要出发，力图做出自己的新贡献。历史人类学绝不否定我国传统史学的功绩和贡献，而仅是希望使传统史学与时俱进，获得新生。历史人类学需要做的事，仅止于丰富和完善世人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以利史学的研究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史学需要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需要探索新的研究规范。这是一个从文化人类学到历史人类学的跃迁过程。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理论和方法与史学截然不同。然而，文化人类学既然要研究规约人类社会的民族文化，而文化又必然是历史积淀的总成，以至于文化人类学家研究的文化并不是天外飞来的外在社会规范，而是着生于具体民族历史过程的社会规范积累。就这一点而言，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文化为从来就是有历史的文化，而绝不是聪明人一次性制定的刻板条文。就实质而言，文化人类学家对历史的关注，几乎与文化人类学的诞生同步，只不过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对历史的理解各不相同罢了。

后记

本书的整理和出版，得到了诸多的支持和帮助：云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将本书批准为立项课题给予资助，为本书的点校提供了条件；云南大学图书馆、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资料室、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资料室、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资料室，在图书资料上提供了便利；张新民教授、马国君博士即时递送相关信息，使笔者对本书整理工作的顺利完成增强了信心；杨庭硕教授鼎力襄助，促成本书列入吉首大学的丛书计划，为其出版提供了最大支持；贵州人民出版社领导的关心和责任编辑陈茂荣先生的辛劳，使整理后的该书得以最终面世。谨在此，向上述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籍目录

云南　卷一　沿革建置附　卷二　山　卷三　水　卷四　气候　卷五　名宦使命武功附　卷六　学校选举附　卷七　风俗　卷八　人物　卷九　列女　卷十　物产　卷十一　古迹　卷十二　流寓　卷十三　轶事　卷十四　土司  外徼附　卷十五　种人　卷十六　杂记贵州　卷十七　沿革　卷十八　山　卷十九　水气候附　卷二十  名宦使命武功附　卷二十一  学校  选举风俗附　卷二十二　人物　卷二十三　列女　卷二十四　物产　卷二十五　古迹　卷二十六　流寓　卷二十七　轶事　卷二十八　土司　卷二十九　苗蛮　卷三十　杂记

编辑推荐

《滇黔志略:点校》是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简介

《滇黔志略:点校》所见有两种本子，一是刻本，一是抄本，均产生于清乾隆时期。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刻本，云南省图书馆有抄本，贵州省图书馆有1966年油印本。此外，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刻本复印件。笔者所见国家图书馆藏刻本，系摄影胶卷放大复制，黑底白字；卷首有该书序，序言为楷书，尾署“乾隆癸未秋仲年同学弟枥园李俊序”，序末钤有篆书方形“李俊之章”及“枥园”印章两方；其后全书均为印刷宋体，每页由原文12面缩小组成，每面直排11行，每行20字，字旁有圆圈圈点；每卷各自分页，页数标号为阿拉伯数字，当为胶卷翻拍复印时重新编页而成；全书简装为1册，书末无一般刻本多有的校阅、刻版等类人名标署。而中科院刻本与国家图书馆刻本相关编目资料完全一致，二者系同本同源。民国年间，云南省图书馆自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传抄刻本副本回滇，成为当时该书在云南的仅见存留者。1964年，云南大学又藉云南省图书馆抄本复抄收藏。2004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梁公卿总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其第三辑《西南史地文献》中收录有该书“据传抄乾隆二十八年本影印”之本。刻本与传抄影印本同出于乾隆二十八年，两者格式相同，凡刻本中有字迹模糊难以辨认或遭侵蚀之处，抄本中均按字数留位空缺；两者中屡有脱误之字，而抄本笔误更多；有的地方甚至抄本缺漏一行、半行，而刻本则无缺。于此可知，刻本早于抄本问世，且为后者传抄之祖本；亦说明刻本出版数量极少，以至不久即促成了抄本的出现。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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