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离我们有多远》书评

科学传播的困境

这是一本约一百页的小册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的把它看完。希望更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吧。请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在哪里见到过科学内容，科学话题？科学在美国的传播困难重重，在国内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即便有一些措施，但收效甚微，或许有人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现状，但带来的效果....恐怕不如俞敏洪或是李阳等人的一场演讲。唱的最响的是什么？没错，创业！就业！科学？在国内同样不关注这个。仅从一个小的方面来看吧，看过科教频道的探索发现之类的节目，现在几乎沦落成为娱乐节目，追求新奇，以迎合社会的猎奇心理，这是真的科普吗？xxxx未解之谜层出不穷，而真正严谨的知识却很少出现。当太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在如此权威的频道播放时，我迷茫了。当今社会建立在科学之上，但大部分人对科学的认识让科学的处境着实尴尬。原文中有萨根一段话：我对子孙辈的美国有种不祥的预感.....我担心强大的技术落于少数人手中，公益的代言人根本无法理解科技；我担心人民再也不能自行决断，质疑权威；我担心子孙们会攥着水晶球，胆战心惊的观测星象；我担心他们的判断力每况愈下，无法分清希望和事实的差别，只能在不知不觉间退回迷信，黑暗的时代。======几年前写的书评，现在一看有点naive

有关科学传播的启蒙课程

本书由一名科学记者和一名科学家合作完成，看似这是一次跨界合作，但本书的宗旨之一便是消除两者之间的界限。虽然是本小书，但内容颇有启发意义，可谓在科学传播这一领域，又给我上了一门启蒙的课程，很多想法与观念得以转变和更新。冥王星事件2006年，当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宣布取消冥王星“行星”的称号时，我想和我一样，许过中国人只是把其作为一个新闻，一个宣布来接受。然而，本书最先就全面分析了这一事件，并表明，冥王星事件是科学界在处理与公众的关系中一次非常典型的败笔。冥王星事件不仅引起公众的广泛不满，许多科学家也表示无奈，“斯特恩置疑了将冥王星降级的程序，称只有不到5%的全球天文学家参与了表决”。而且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表面的争议，关键在于“行星的定义更多地涉及语意，而非科学。”因此，冥王星事件展现了科学界的某一部分对于文化的忽视与专横。科学传播本质上是以公众的理解为基础的，而非权威式的论断，这也是科学的精神所在。书中写道：“在某些方面，科学已经自绝于社会。专业化曾经为科研带来了许多成功，但它同时也将科学家禁锢在了实验室和象牙塔里，使科学界与外界的沟通变得日益艰难。”科盲 — 一个错误的划分科盲一词有明显的贬义色彩，相信很少人会称自己是科盲。的确，如书中所指，科盲一词多出自科学家对于缺乏科学素养的公众的称谓。然而作者认为，这种思路不但危险，而且大错特错：“正因为有了这么个惨淡的结果，才会有人在解释科学家与社会的冲突时，想到了这么个标准答案：错的是公众，公众需要更多教育、多学知识、多了解信息。然而，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条思路是大错特错的。”作者认为“科盲”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先不考虑公众，“许多反对进化论、否认全球变暖的人士本身就是科学家”，而且，“如果将科学素养不足的现状归咎于群众，那就是在有意无意地为那些聪明人（科学家）开脱。科学家本来就负有让社会重视科学，善用科学的义务。”本书强烈置疑了欠缺模型，“这个模型认为：正是民众在知识上的欠缺，才让他们无缘领略科学之妙，目前的窘境都是这种欠缺的产物。长久以来，欠缺模型都垄断了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看法。”作者还将欠缺模型比喻成“你个白痴”模型。因此，尽管存在科学素养的差距，但本质上，并不存在科学家与科盲的划分。科学家不应该自绝于公众，科普也不应该只是单方面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卡尔·萨根的崛起与陨落本书也浓墨重彩地介绍我非常喜爱的科学家/科普工作者卡尔·萨根，1977年至1984年，美国曾兴起一场科普复兴运动，而其中最闪亮的主角就属萨根了。而且，看得出两位作者也是非常钟爱萨根，花了很多篇幅来介绍他的成就。摘录部分如下：“当时，NASA向火星发射了“海盗号”飞船，萨根觉得媒体的报道死气沉沉，于是决定越俎代庖，替新闻业者完成他们的分内工作。他很快就和朋友想出了一个创意，并将其发展成了《卡尔·萨根的宇宙》。”“1980年，这部系列片在PBS电视台首播。”；“它在全世界约有5亿观众，激励了无数学生投身科研。”；“卡尔·萨根不害怕主流媒体，他经常在强尼·卡森的《今夜秀》中出镜，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每年都在节目中做两次嘉宾。”。大陆从未出现过卡尔·萨根式的人物，即便在他最辉煌的时代，相信他的电视片也未能在大陆普及，这虽然是一种遗憾，不过在今天的互联网2.0时代，也许我们也不再需要偶像了。萨根不仅热衷于科普，他同时也关心人类与地球的命运。里根执政时期，萨根反对星球大战计划，根据计算机模拟核战的结果，他提出“核冬天”假说，致力于反对核武器与维护世界和平。本书写道“他的这些言行和爱因斯坦一脉相承：身为科学家的同时广受瞩目，并利用这个政治资本投身伟业。”然而，萨根在科普领域的贡献却引来科学界对其的置疑与处罚。在哈佛大学终身教职的评定中，有人写检举信抗议他在媒体上的工作。在美国科学院院士的评选中，对萨根的批评主要是他将科学“过度简化”。最后，他未获得哈佛的终身教职，也未能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本书对此总结道：“通过萨根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科研领袖对待科普和科普工作者的大致态度。这个态度是致命的。”可见，尽管萨根在公众层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科学的普及与推进作出了巨大贡献，而科学界由于自身的封闭和保守，反而要遏制萨根和萨根这类的人。无神论并非科学上世纪五十年代，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日益分裂，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缺乏沟通。斯诺提出第三种文化。第三种文化提出的本义是为了弥补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然而，一些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却似乎过于自大了。书中写道：“但他们偶尔也会流露出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姿态，从而将这场运动引入歧途。最有害的行动大概莫过于对宗教信仰的抨击。”；“威尔逊宣称，社会和人文学科都将归入科学。”；“比如牛津大学的教授理查德·道金斯就说过：“自然界本身就很奇妙，不需要人类的戏剧来增色。”据说，他还对《纽约时报》的记者发牢骚，说他搞不懂《侏罗纪公园》里为什么还要有人类角色，有恐龙就够了嘛！”在9.11之后，更是出现了新无神论运动，并涌现了新无神论者的四大金刚：Sam Harris, Richard Dawkins, Christopher Hichens, Daniel Dennett. 然而，本书作者认为，新无神论者的战斗姿态是非常危险的。“运动的态度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抗。参加者认为，对宗教信仰不该一味忍让，而是要对抗，要揭露，要用理智加以摧毁。”“那些最直言不讳的新无神论者骂起信徒来毫不留情，说他们只有幻觉、没有理性（迈耶斯在圣体事件中称他们是“神志不清的白痴”）。有时，他们把自由派信徒也一并骂起，连态度比较温和的科学家和无神论者都不放过。比如哈里斯就质疑过对温和派信徒的容忍，认为就是温和派纵容了极端分子。而在道金斯看来，那些维护科学教育、却又不愿批评宗教的人，都是“进化论阵营里的绥靖分子“，都在“姑息养奸”。”而本书作者认为，“新无神论者和他们鄙夷的原教旨主义者一样，都将人群错误地划分成了两个阵营。要想提高后代的科学素养，这样做是绝对有害的，它会将科学置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使之在无休无止的文化战争中无立足之地。”“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敌人，对宗教的抨击都会妨害我们自己的事业。要提高社会的科学素养就得换一种思路，我们要变得更富有同情，要深入了解美国公民中的上百万宗教信徒。”以前，我一直将无神论等同于科学，认为相信上帝便是不相信科学，将科学与宗教完全对立。然而，我也经常隐约感到，问题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退一步讲，即便科学与宗教真的对立，然而对立的态度能够最终化解对立吗，现实中对立的态度往往只会加剧对立。同时，更为深刻的是。本书剖析了科学与无神论的关系，揭示了无神论并非科学的事实，这令我豁然开朗。“按照美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促进联合会的官方说法，信仰和科学是完全可以相容的。充分考虑历史和宗教的复杂性，这对于科学家来说，是最宽容、也是在智力上最负责任的立场。”“科学方法的背后是所谓的“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它的意思是：科学假设应该完全由自然的因果和事件来检验、来解释。这里头有个重要的区别：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和哲学的自然主义是不是一回事。哲学的自然主义认为，宇宙中的一切因果都是完全自然的，自然之外别无他物。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就不同了，它对自然之外的实体或原因一点都不排斥，只是主张不在科研的框架内考虑罢了。”“这种自然主义只是方法论上的，它并没有断言世界的终极现实，也绝对不是无神论。”“道金斯说上帝或其他超自然实体都不存在，他的立场是哲学的。这么当然也没问题，但要把这附会成科学本质的要求就不对了，往好了说是智力上的错误；往坏了说就是蛮不讲理。”从前曾读过方舟子的一句关于上帝的断言：“我们不但不相信上帝存在，而且相信上帝一定不存在。”最初我曾被这样一句坚定的断言所打动，但现在理性地看待这句话。的确，这句谈到的是相信，也就是一种哲学观点，而非科学事实。不久前，TED曾推出一个专题“无神论者可以从宗教中学到什么？”，和书中这一部分可谓异曲同工。在Alain de Botton的演讲中，他提出无神论者应该更谦虚，也要向宗教学习。他称此为无神论的2.0版本。在明确了科学、宗教以及无神论之间的真实关系后，对于科普应有的态度，我也越发明晰。科普应有的重要态度之一便是包容，只有包容，才能真正让科学融入这个多元化的社会。正如书中对卡尔·萨根晚年思想的描写：“越接近晚年，这位无神论者就越是相信宗教和科学应该求同存异。他认为两者能够合作；合作也有助于科学融入我们这个多元的社会。”虽然，美国社会与我国社会有很大差异，但我觉得，其中包容的含义是一致的。后记本书所论及的科学在美国所遇到的困难，我想如果反观大陆，这些困难我们也都曾遇到或正在经历，或总会遇到，而且困难可能会越多，越难以解决。国际性的科学组织离我们的公众显得更遥远，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不会比美国、欧洲强到哪里去，我们也还从未有过自己的卡尔·萨根和霍金，在公众层面，很多人都将无神论等同于科学。不过，也正因如此，在国内做科普也一定更有趣，更有挑战性，更有意义。

如此亲近又如此遥远的科学

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12-02-26 南方阅读 科学 这本小册子有个吓人的原名：Unscientific American。著名的科学杂志《科学美国人》加上一个不祥的un，让人想起五十年代美国肆虐一时的“Un-American”，麦卡锡主义的非美委员会。不错，这本书由两个美国作者合作完成，可不是想光谈谈科学知识，而是尖锐地讨论科学与政治。克里斯·穆尼，科学记者，关注全球变暖和美国科学政策，为多家媒体撰写科学稿件；雪莉·柯申鲍姆，科学研究员，电台D J，跨界媒体和科学研究。他们合作写作探索杂志的特约blog，就科学问题展开各种讨论，这本书就是他们的一部分成果。他们通过一系列数据，向美国公众、科学界与决策者说明，科学在美国的地位是多么岌岌可危，而科学界和政界需要行动起来，做些什么。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这么一本书有着别样的意义。相对于美国，我们有着《科普法》，有官方支持的一系列科学普及机构，有着比美国强度更大的理科基础教育，同时，我们没有美国那样浓重的宗教文化，科技政策也不会受到党派政治的影响。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在科教兴国的口号下成长起来的。可同时，我们也不无悲哀地发现，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并不高，每年，媒体错误的科学报道层出不穷，公众对科学界的信任也较之以往大打折扣。我们和美国有着不同背景，却共享着相似的问题。为什么？怎么办？作者为布什总统时代的科技政策深深不安。很多美国科学界人士都将布什执政的八年当作低谷的八年，科研投入降低，原教旨主义喧嚣尘上，伪科学沉渣泛起，政界和科学界的结盟松散，公众与科学界互不信任。和几十年前不同，科学技术前所未有地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科技也变得如此复杂，不经过长期训练，公众已经难以理解；甚至，细化到了科学家很难了解相关领域的地步。此时，错误的科学政策不仅让一个国家失去竞争力，还可能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不仅政治家需要科学顾问，需要清醒而慎重的科学政策，科学界也需要行动起来。书中提到，一些科学家与媒体合作，在大选中，要求奥巴马和麦凯恩就一系列科学问题展开辩论。结果非常有趣，因为担心就这些复杂的问题的发言成为对手的靶子，双方都不想进行公开辩论。但是媒体和科学家们持续施压，最终，竞选双方都给出了书面答复。这无疑前进了一大步，尽管还不够。这种积极态度无疑能够启发很多中国人。尽管我们的环境在这方面恐怕是差别最大的，但是中国科学界对科学政策的缺乏讨论却是遗憾的。关注科研群体，就能看到大量针对科学政策的抱怨，但系统积极的建言还是少。去年，饶毅和施一公两位老师合作撰文，批评国内科研现状，希望更多人能够发出声音。这是一个《自然》杂志专题报道中国科学进展的时代，我们寄希望于未来。本书的作者也严厉地指出了科学界的一些问题，比如对于故意挑起和宗教的无谓矛盾，不重视科普，甚至对科普工作心怀鄙夷等，作者都一一给予驳斥和批评。书中提到，著名的科学家同时也是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在科学院评选时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正是科学界某种心态的写照。“你的这些科普文章算什么科研成果？”一个花精力参与科普的学者不得不回答这样的问题。然而一方面，科学界从政府手中拿到大笔经费，一方面，却不愿意向公众解释科学。这种情况，造成了公众对科学家的极大不信任。以此关照中国的情况，就更能唤起我们的思考。为什么科学界对科普的热情如此起伏？原因是多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复杂性，经常导致报道失实，和媒体打交道也需要很多技巧，使得一部分追求严谨的科学家选择回避媒体。同时，科学界对普及工作很难给予鼓励，而是经常报以象牙塔中的怀疑。再者，与公众的沟通既花费精力，又经常收到糟糕的反馈，或者如入无物之阵。以上各种因素，经常将科学家推离科普事业。而大众媒体呢？电视媒体的商业化使科普节目时间非常短，节目也相对薄弱。平面媒体的影响力减退。网络媒体则呈现了更为复杂的生态。著名的霍芬顿邮报是近几年崛起的强大的网络媒体，它的科学版成了反对疫苗运动的重要基地。一些家长错误地认为，疫苗导致了诸如孤独症等一系列疾病，于是拒绝给孩子注射，并不断发起反对疫苗的运动。这种运动透过网络媒体，被放大和传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直接威胁很多孩子的健康。我无意和书籍作者一起批评一家美国网站，但是这种情况，使我们深感媒体环境的复杂。从事科普工作，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如果之前科普需要的对科学知识精确的把握和一支妙笔，那么现在，恐怕还需要懂一些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了。中国的互联网与科学研究一样，与英文世界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谣言和伪科学比美国的生存土壤更肥沃，优质信息更稀缺。过去几年，有更多人投入到了网络科普的事业中。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加入，那么，如何推进科学普及，将是未来数年被反复讨论的话题。科学界的同人读罢此书，掩卷沉思，应该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想获得好的科研环境，想改善与公众的关系，获得理解和支持，不能靠别人，只有自己发出清晰、明确的声音，敢于和善于对话。科学离我们有多远？并不遥远，我们智能手机上的卫星定位系统在工作时，都参考了相对论。但是，科学又如此遥远，一个人需要将近十年的专业学习才能以此为业。我们的社会已经建立在现代科技之上，而公众与科技的关系正非常疏远。这很可能意味着危险。这本书，对于中国的科学界、公共政策决策者还是关心科学的公众，都是一本极富启发的小册子。希望未来我们能看到更多的讨论，毕竟，对于资源有限的地球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我们的唯一希望恐怕就是科技跑赢匮乏。

科学传播最坏的时代

文中强调了问题的许多方面。首先，大众科学素养差，不是大众的错。其次，大众就算缺乏科学常识，也不一定会走向反科学的道路。如果大众都在反对某项科学结论，一定是科学传播出了问题。还有一点印象深刻，可能不搞科研的人没有体会。科学家之所以对科普没有兴趣，也许是因为科研的压力过大。许多人都是读了20多年书，好不容易博士毕业，欠了一屁股债。这时候还不能获得稳定工作，往往还要做几年博后，说白了就是科研民工。运气好的话，才能获得终身教职。在种种压力下，科研人员的首要任务是搞研究，发论文，而不是上节目，写博客，否则他就没法活下去。于是，科学传播就离大众越来越远。作者将其归结为体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