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接轨的15种表情》书评

中国式增长的微观解读

中国式增长的微观解读陈红兵(注：作者系《对话》栏目制片人)与世界接轨的情绪，弥漫在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管理国家的思路在接轨，管理企业的理念在接轨，个人发展的目标在接轨，团队、愿景、“穷爸爸、富爸爸”，各种新的词汇不断成为主流话题或者白领的口头禅……接轨这个内生于经济的情绪迅速在社会精英阶层找到了新的土壤，在刚刚过去的十几年里，不断感染和延伸，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心理气候。接轨的诉求成了时尚和实用的标准，演绎出了一个个惊心动魄或悲壮或优美的故事。《对话》作为高端的精英聚会，深度接触记录了故事主角的心路历程，他们的情绪浓缩了中国式增长的微观印迹，关注他们的故事就是一次对中国式增长的微观解读。改革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英雄的情绪有时候就是左右事态发展轨迹的核心因素，每一种情绪后面都是一道风景，它们影响了中国精英们的行动和思考。读懂了这些情绪以及它们背后所附着的意义，可以体味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年增长的脉搏和跃动。长大的烦恼和成长的向往是前沿的风景，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意境。因为长大要突破原来熟悉的市场，要适应先前并不熟悉的规则，因为长大的过程中，向往、恐惧和紧张交织。柳传志花了21亿美元去并购别人觉得不吃香的笔记本电脑业务，还要将自己联想的名字改掉，到现在“联想”还是人们习惯的称谓，那个LENOVO还是拗口得不被广泛接受。虽然赞助了奥运会，虽然完成了交班，把高管都搬到了美国，后来还是要麻烦老当益壮的自己再次出山托起那个联想。家电业巨头李东生在事业兴旺时兴致勃勃进入欧洲，一口气吃下了两个企业，而且横跨两个领域——手机和电视机，其中一个还是著名的韦尔奇先生先前卖给欧洲的。多元化的食谱两条战线作战，气势如虹。有一年有好事者将两个大佬攒在一个场子里，李东生还在问韦尔奇：“你觉着我如何能把它吃下去并扭亏为盈。”韦尔奇很幽默地说：“我如果知道的话当年就不卖了。”当时国人有一种自豪的情绪，这次对话可以解释成中国的崛起和创新。但岂不知，很快李东生先生的TCL消化不良，在几经拼打之后铩羽而归，这时候才知道当时韦尔奇话里有话。看着纸上吓人的亏损数字，心中涌上的是悔恨和孤独，不知有多大的胆识才敢于面对从辉煌到挫折的急转。痛定思痛，李东生打开电脑写下了著名篇章《鹰的重生》，那是一个勇士的童话。他把这篇文章转发给所有的员工，抒发的是一种气魄以及那悲壮前行的决心。把联想和TCL的国际征程聚焦到柳传志和李东生个人身上，更可以读出那时节国人以至于整个国家的普遍情绪：我要长大。如今，那些曾经沧海的经历养育着我们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较量和妥协是生动的风景。那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尤其是当一个对手迅速成长的时候，利益的较量是智慧的、有意味的博弈。缺乏机制和资金时，校办企业的厂长宗庆后选择和世界食品业巨头达能合资，难得的是老外投了钱，经营依然还是宗庆后做主。主业兴旺，可是十几年后，合资双方对簿公堂，大打出手，其背后的情绪是眼界开阔后的中国企业发现自己的实力被严重低估，要求补偿、要求向平等回归。就像刚进城的青年，在几年打拼之后发现老板给的工资与自己实力大不相符，于是开始了觉醒后的反叛。这一事件表明：中国的对外合资进入选资时代了。铁矿石谈判代表另一种生动。在国际的市场上，我们总是在一个怪圈中体会无奈：我们买得最多的产品，价格我们说了不算；我们卖得最多的产品，价格我们说了也不算，当铁矿石连续两年都以80%左右的幅度对我们涨价时，我们忍无可忍，起来叫板，却还得忍受那个苛刻到极点的格式化合同与欺负人的价格，享受不到宗庆后那种棋逢对手较量，我们还要在无奈中学会妥协。较量和妥协是接轨中的常态，一种无论愿意不愿意都不能消除的心态。我们在这样的对话中告诉世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ⅢⅣ收获和仰望是心灵的风景，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北京银行把175%的股份卖给荷兰的金融巨头ING，比例已抵达中国金融对外资的最高红线。当时没有多少人担忧，因为闫冰竹拿着手中并不优质的资产沿街叫卖，够资格的中国企业和机构没人看得上，就像他自嘲的那样，是一个有工作的叫花子。然而几年之后，北京银行的巨大赢利给外资带来了数倍的回报时，连担心卖国的声音都有了，这考验的是我们面对利益和收获的心态。好在ING进来时孜孜以求的风险管理在金融危机到来时帮上了大忙。尽管在开始，老外的这个礼物，没有多少人看在眼里。连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都要靠政府救助时，ING却悠然自得，这时北京银行才知道，那个风险管理的虚头巴脑的玩意儿原来是这么值钱的好东西。蓦然回首时，灯火阑珊的人原来一直在自己身边。接轨的尖端心态是如何与人分享利益，分享意想不到的巨大利益。在一个以勤劳著称的民族，常常习惯多付出不计较报酬的自我奉献，总希望合作者有一样的道德和心态，可是当利益诱惑越来越大，当我们和国际接轨时，计较报酬的合理性制度就很需要了。埃里克•马斯金的公开课就是这种情绪的集中释放，他靠制度经济学的成就获得诺贝尔奖，有意思的是他的五位博士学生在中国的关键经济决策咨询研究部门任职，包括现在新锐的经济学家李稻葵。国家如此重用制度经济学的高徒，就是对制度建设的仰望，《对话》对这期节目的开发，颇见解读中国经济的微观实力。太湖边一个县里，同质的十几家污染企业需要关闭一半，究竟关闭谁？利益怎么协调？尤其是背后的各类关系如何处置？制度经济学的公开课由《对话》节目组提供了初始方案：县长召集所有企业商讨，在必须关掉一半企业的前提下，共同做两件事：一是如果你被关掉想要多少补偿？二是如果不被关掉，你愿意出多少补偿给别人？复杂纠结的事情在制度设计下简化成一道算术题，县长只要算出要的钱和出的钱相等就可以了。这体现的只是制度经济学的一点点魅力，可它就是我们接轨中，常常感受到的灯火阑珊背后的惊喜与收获。在《对话》工作的经历触发了我写这个“《对话》思想作品系列”的想法，虽然知道解释很粗糙，可是总是有些想把没有释放的感受和信息与人分享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