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穷》章节试读

《致穷》的笔记-第31页 - 应该从此有了“散户”

这一节提到了史上著名、国人熟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来源，原来它竟然是一个模仿抄袭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份制公司。
“于是，英国有识之士再一次仿效起荷兰人的经营手法，也建立一个专门与亚洲人做贸易的公司，甚至连名字都想好了，干脆照搬荷兰那个公司名称，称作‘应该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
在紧跟荷兰向亚洲探寻贸易机会的同时，聪明的英国人还发现，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所以能够有雄厚的财力支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司融资渠道的多元，让他们从来不愁钱花。在公司刚成立的时候，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公司的主管决定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一个专门买卖股票的市场，这市场慢慢演变为后来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在股票市场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买卖股票，股票成了一种不仅向商人，而且向全体国民开发的新奇商品。
……
在一股“师法荷兰”思潮的影响下，应该开始大举引进荷兰的金融模式，从商业银行到证券交易所，统统照搬，一场改写整个英国历史的金融改革就此上演。

《致穷》的笔记-蜜蜂的寓言 - 蜜蜂的寓言

百乘之家，不蓄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礼记·大学》
一 蜜蜂
爱因斯坦曾说：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那人类只能再活四年。从很多方面来看，蜜蜂跟人类社会非常相像。
在蜜蜂的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工蜂每天早出晚归，一生都忙于采粉酿蜜。采集花蜜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工作。一只蜜蜂需要采访1000多朵花，才能获得1囊花蜜；它每天都要出去采蜜10多次，每次带回来其一半体重的花蜜，一生只能酿制出0.6克蜂蜜。要酿出一斤（500克）蜂蜜，工蜂需要来回飞行37000次。工蜂没有生育功能，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工蜂几乎都是为了采蜜而活着；在忙碌的夏季，它们只能活短短的30天。
蜜蜂历经千辛万苦，用它们从花中采得的花蜜精心酿制成蜜，这就是蜂蜜。工蜂之所以采蜜，主要是为了供养家庭和哺育后代。一汤匙蜂蜜所提供的能量之大，足够让蜜蜂环绕地球飞行一圈。为了使后代更强盛，蜜蜂还要为负责生育的蜂王特别酿制了蜂王浆。
对蜜蜂来说，它们最大的麻烦是花期太短；花期过后，蜜蜂就失去了食物来源，所以他们必须学会储存。正因为这样，他们在收获季节非常繁忙，甚至说，工蜂本身就是为了工作而生。当花期过后，很多忙碌了一季的工蜂便生命凋零，与花瓣一起零落成泥。
按理说，一个花季之后，这些勤劳的蜜蜂总会采集酿制很多蜂蜜，这些蜂蜜足够他们舒适地度过漫长无花的冬季。但现实却是如此残酷，不管蜜蜂酿制了多少蜂蜜，蜜蜂家族还是处于半饥半饱的生存状态，而且无论它们多么勤劳也无济于事。对蜜蜂来说，它们难得吃到几次蜂蜜；更不用说，作为孕妇的“蜂王”，也常常享受不到“蜂王浆”。
早出晚归的蜜蜂每天都在生产蜂蜜，却常常没有蜂蜜吃；这与吃苦耐劳的农民每年种麦子，却常常没有馒头吃，二者是多么相似啊。
那么蜂蜜都去哪里了？
作为精心酿制、用来储存越冬的食物，蜂蜜是不会变坏的，不会蒸发，也不会馊。对蜜蜂来说，它们或许永远也无法理解这样一种结局——蜂蜜都被人偷走了！
事实上，蜜蜂非常懂得保护自己的劳动果实，特别是这些蜂蜜是作为自己和后代赖以维生的食物时。上帝为此还特别赐予了小小的蜜蜂以可怕的武器——蜂刺。
二 寓言
在《伊索寓言》中，有三个关于蜜蜂的寓言。
第一个说：有个牧人发现树洞里有蜂蜜，就连忙上去想偷走。这时，从各处飞回的蜜蜂一下就把他包围了，并准备用毒刺刺他。牧人立刻说：“我走，我走。我一点儿蜂蜜也不要，只要你们别刺我。”
第二个寓言说：蜜蜂不愿把自己的蜂蜜给人类，便飞到宙斯面前，请求给他强大的力量，可以用针刺死那些接近蜂窝的人。宙斯对它的恶意十分气愤，便使蜜蜂只要刺一回人，蜂针就断了，蜜蜂也随之死去。
第三个寓言说：有人走进养蜂人家里，见主人不在，便将蜂蜜偷走了。养蜂人回来看见蜂箱空了，就在蜂箱旁寻找。这时，采花回来的蜜蜂看见他，都围住他用针刺。那人痛苦地对蜜蜂说：“啊，坏家伙！你们不惩治那偷蜜的人，却一个劲地来刺爱护你们的人。”
这三个寓言都在讲述蜜蜂与人的关系。
在第一个寓言中，蜜蜂是勇敢正义的，人是卑鄙可耻的；在第二个寓言中，蜜蜂则是恶毒的——因为它对人类的敌视。在第三个寓言中，蜜蜂显得愚蠢无比，而人则是那么伪善和阴险。毫无疑问，偷走蜂蜜的人是个窃贼，那么养蜂人难道不偷蜂蜜吗？事实上，他偷得更多，他比窃贼更加可怕。窃贼偷走的毕竟是有限的，而他要偷的却永远没个够。
对蜜蜂来说，简直活着就是劳动，“养蜂”这种来自人类的说法本身就是可笑的。到底是人养了蜜蜂，还是蜜蜂养了人？
真相是，人一直扮演着蜜蜂社会的窃贼，而且这种窃贼常常以“养蜂人”自居。他们每天都要偷走蜜蜂辛辛苦苦采集酿制的蜂蜜。苦于生存的蜜蜂不得不以更大的努力，去采更多的蜜，期望可以有所积累。然而直至花期已过，劳累至死的蜜蜂依然没有攒够过冬的食物。等到冬季来临，饥寒交迫的蜜蜂濒临饿死，这时养蜂人才用廉价的白糖水，来“救济”蜜蜂的幼虫和蜂王。这并不是人的仁慈，而只是为了来年可以继续偷窃蜂蜜罢了。
三 财富
在蜜蜂的生存经验中，储蓄是最重要的，所有的采蜜都是为了储蓄。之所以储蓄，重要是源于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期。
对蜜蜂来说，储蓄是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保障机制。而养蜂人正是利用蜜蜂的这个需求，趁机拿走了蜜蜂的劳动果实。在惶恐不安中，蜜蜂只能更加勤奋劳作，但这一切其实都是徒劳的，最后获益的是养蜂人。
养蜂人不制造蜂蜜，但他靠蜂蜜而生存。无论蜜蜂酿制多少蜂蜜，除过它们面前糊口的那部分，其余的全部都是养蜂人的财富。对养蜂人来说，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蜜蜂那里“采割”蜂蜜。对政府而言，税收同样非常重要。
在一般情况下，税收无疑是政府获得财富的主要的手段。在2005年“福布斯”杂志发布的“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中国被列为第二位。2007年至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分别达到31.5%、30.9%、32.2%。在中国的税收比例中，个人税比例较低，主要是通过企业所得税和商业组织代缴税金，这种“暗税”形式使一般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消费过程中已经缴了税。因此就出现很多农民误以为自己从未纳税的新闻。
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目前正成为中国政府获取财富的又一重要渠道。一套房子虽然售价不菲，但其建安成本其实寥寥无几，其余主要是土地转让金和多大数十种税费，这是政府垄断的。因为房地产越来越成为政府的吸金手段，这使得一些城市居民因为一个栖身之所而沦为“房奴”。讽刺的是，政府每年都以各种各样的调控手段来打压房价，结果却是房价却越来越不像房子的价格。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辛辛苦苦几代人省吃俭用积攒的血汗都被黑心的地产商“抢”走了。
作为世界上储蓄率最高（52%）的国家，中国人均储蓄超万元，一线城市甚至人均超过10万元。一方面社会保障不完善，另一方面，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严重的焦虑，这使人们普遍地将储蓄作为提供安全感的唯一出路。在银行国有的情况下，所谓储蓄，其实是民众将钱交给政府保管。因为利息税和通货膨胀，储蓄其实是对财富的缩水和贬值。与存款的低息相反，贷款利息要高得多。房地产除过催生土地财政，最大的作用就是带动个人贷款。所谓“房奴”，就是相当长的日子里，必须为“房贷”支付高昂的利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储蓄、房贷和通货膨胀加在一起，基本上构成一台财富流动的“永动机”，这或许是中国经济最不可思议的一面。
与税收和房子相比，股票在中国一蹶不振，相反，货币则成为一种转移财富的完美工具。在统一的国家货币体制下，任何人的财富都必须转化为货币，但除过政府，任何人都没有印钞权。假如民众手里有100元财富，政府只需要印刷100元钞票，在财富总量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民众手中的一半财富就进了政府的腰包。1992年后，中国每年以超过23％的增长速度印刷货币。中国1990的货币总量为1.53万亿，2011年89.56万亿，21年翻了58.53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批评说：“这样超发货币稀释全民财富，是一种赤裸裸的抢劫。”
四 政府
正如养蜂人常常以他“养活”蜜蜂自居，世界上很多政府也常常以自己“养活”了多少数量的人民来自夸为“奇迹”。
亚当·斯密早就说过，政府并不生产财富，相反它还要消耗财富。生产财富的是勤劳的民众，政府的功能本是用来分配财富，但最后往往变成一个财富囤积者，甚至成为一个食利自肥的利益集团。这样的政府背离了服务公众的正义角色，而将自身的存在作为目的。乔治•奥威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实行公有制的地方，实际上是把过去属于很多人私有的财产变成属于极少数人私有而已。”
在中国传统的乡村时代，农民与蜜蜂的命运何其相似。晁错对汉文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在传统农业体制下，历代统治者大多实行轻税薄赋，并且将赈灾免税视为头等大事。纵观中国历史，所有的盛世都是轻徭薄赋的结果。
明清时期，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基本维持在国民收入的3%左右。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在5000万到9000万两银子之间，约合今天的100到200亿元。2011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超10万亿元，占GDP的23%左右。若按照13亿人平均计算，相当于每人纳税约8000元。在这些政府收入中，只有15%左右用于医疗教育等福利支出；相对而言，世界大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为60%，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从1978年至今，30多年时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了20000倍，以33100亿美元保持世界第一，再加上84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早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挖苦说：“月入不足1000欧元的中国人，却将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供养着收入10倍于己的美国人。”
根据经济学家陈志武的计算，从1995年到2010年，不考虑通货膨胀的话，中国政府收入翻了10倍，而民众收入只翻了1倍。虽然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大经济体，但赤贫人口仍是一个可怕的社会问题。许多辛勤的劳动者虽然创造了社会财富，却无权享受繁荣的成果，甚至连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城市化并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城镇农村的萧条并不必然制造城市繁荣，昂贵的房子只能使一个可能的中产阶层沦为城市贫民。有人这样说，中国很富，但中国人很穷。
一个最富的国家有一个最穷的债主，正如一个最富的政府有一群最穷的人民，这不仅是人类的奇观，也是历史的讽刺。《荀子·富国》云：“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五 1720
清朝康熙五十九年，即1720年。这一年，是圣祖康熙60年执政生涯的倒数第二年；从年初起，陕西山西两省就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直隶地区又发生地震，无数民众陷于水深火热的饥馑之中。
庙堂之上，为了迎接第二年的康熙登基六十大典，王爷大臣们正计划着庆贺事宜，但这些计划和请求都被康熙否决。康熙皇帝发布圣谕：山陕两年歉收，百姓有的四处逃难。这正是君臣忧勤求治之时，有什么可值得庆贺的呢？
在康熙的布置下，六月初四日，将河南开封等府现存仓谷二十万石运往西安，贮仓备用；初八日，又派官员往赈地震灾民；十月二十五日，再派官员往陕西分途赈济，由各部院司官十二员分三路携户部库银赈济灾民。兰州一路携银二十万两，延安、西安两路各十五万两；将陕西所属常平仓谷六十九万二千石，甘肃所属常平仓谷六十七万二千石，酌量动用散赈……。
也是这一年，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医生曼德维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蜜蜂的寓言》。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把人比喻成这个蜂巢中的蜜蜂。
无论商人、律师、医生，还是牧师、法官等等，人们都是蜜蜂，都想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卑贱的私欲和虚荣，因此整个蜜蜂社会充满自私自利的恶行：律师们的艺术是在人与人之间制造纠纷，他们对待法律，就像贼行窃前审视店铺那样，为的是找到可利用的漏洞，为他们罪恶的目的辩护；医生们轻视病人的生命，只是盯着荣誉和财富；商人们在市场上卖掉掺假的货物……每个人都在努力，满足彼此之间的虚荣和欲望，到处都充满自私与争斗，但整个社会却变得繁荣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千百万穷人必须拿起镰刀和铁铲劳动，并从事一切其他繁重的工作。这些不幸的人每天都劳累得精疲力尽，只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皮。他们如此辛勤工作，其结果是满足了富人的奢侈欲望。
在曼德维尔的寓言中，“蜜蜂”实现幸福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平等和自由。
曼德维尔指出，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普遍幸福，只有顺应人的利己本性才能得到实现，禁欲主义和专制主义是摧残人性的，强制人们牺牲自己，一个繁荣的社会就会变萧条而贫困。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政府应当设计一直能释放公民所有生产能量的制度结构，这种制度保护个人权利，“使财产得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让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优待，不允许任何人违反法律，但允许每个人自由思考”。
也是这一年，英国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经济泡沫危机。这场“南海泡沫”表面上是投资者的贪婪和疯狂酿成的灾难，实则是在重商主义思想支配下，政府与企业利用市场的不完善联手推演的一场经济骗局。孙骁骥在《致穷》一书中写道：“正如1720年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有时候，政府不仅无法有效监督市场中的欺诈行为，而且还会主动把市场的水搅浑，以便从浑水中摸鱼。也就是说，原本的监管者很可能变成市场的投机者甚至是幕后操纵者。如此，市场就成了权贵者‘致富’的市场，但却是普通人‘致穷’的市场。”
说明：感谢郭方松先生对写作本文提供的帮助。

《致穷》的笔记-第1页 - 致穷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总是以不同的方式重复自身。 诚如英国当代历史学者朱利安·霍比特（Julian Hoppit）对18世纪的评价，“这个时代的焦虑在于，人们难以建立宗教与政治之间联系的共识”在那个政党政治兴起，商业贸易蓬勃的时代，传统的宗教信仰似乎成了与现实彻底脱离联系之物。因此，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互为表里，使人们“表现出一种指向经济理性主义的特定倾向”韦伯的话，似乎并没有错，但为什么历史的实际记录又如此丑陋，与他理论中描绘的美景格格不入呢？那么，当现世的生活并不能得到神灵实际的祝福和庇护时，茫然不知所措的人们于是选择以运气相博的方式，用掷骰子来“侍奉”自己心目中那个披金戴银的世俗上帝。约翰·劳认为，在一个经济体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信贷和纸币，二者通过现代银行金融系统进行有效的组合与运转，而传统的铸币，根本不应该继续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任何重要角色。但是约翰·劳却未经深思熟虑，置果为因地从表面现象推断说，是大量发行的货币直接导致了荷兰的经济繁荣，并试图把他心目中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硬往苏格兰身上套。按照最普遍的方法，战时的财政负担只有依靠提高国家税收才有可能解决，最终实现收支平衡。但是，当战争的巨额负担突然降临于一国之上，而该国的资源和物力在短期内根本无法负担这项开支的时候，该国的政客们就会想方设法把这个沉重的负担分散到此后很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的方法就是借来一笔钱充当战争支出，然后分期归还。等到和平时代再次回归，国家公共开支下降、收入上升的时候，就到了还债的最佳时机。正如一位当代英国历史学者所说，18世纪英国繁荣的商业和海外贸易为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收，让政府得以投入高昂的军费，推行军事上的强硬政策。而正因为英国奉行的武力扩张政策，保护了海外贸易的安全，才使得贸易的稳定繁荣能成为支持强硬军事政策的条件，二者紧紧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密不透风的循环。久而久之，金匠银行家们逐渐发现，每天实际来取走金币的客户数量有限，金库里剩有大量的金币，于是他们开始暗地为实际上没有存金币的人开具额外的收据，并约定还钱期限和利息，从中赚取手续费与贷款利息。这就是银行放贷业务的雏形。流通的银行券，性质类似于银行家们私自发行的纸币。金匠库房里存着的贵金属，就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储备金。资本主义发展初始阶段的繁荣伴随着政府权力的不断增强，这种强势意味着政府对于自身利益之外的一切事情不管不顾。政府的逻辑可以总结为：国家主导、唯商是图、藏富于国，再加一条：国强而民微。18世纪的英国，“民”相对于“国”，其地位的卑贱与低微，颇令今人有扼腕之叹。 与此相反，那些在现在看来本不应该由私人企业包办，而是属于全民公共设施的消防队、饮用水以及一系列社会福利项目，却成了政府不闻不问，完全由私人企业经营的买卖。这种“政企错位”，乃是早期资本主义逐利与残忍的一面，与今天的“小政府，大社会”以及“政企各安所当”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较，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反过来说，以今人的眼光丈量彼时伦敦普通市民的生活，也可参照比较得知，现在有哪些国家尚处于资本积累的初始阶段，又有哪些资本主义国家已发展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了。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有一段话广为流传：“我们所有第二等重要的事情上都可以说是聪明的，或者可以变得聪明起来，可是在头等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就得退回到全然无知的地步。我们对于我们据以作出选择的最终原则，对于它们是否健全一无所知；我们最终的原则除却我们任意而盲目的喜好之外，并无别的根据可言。我们落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小事上理智而冷静，在面对大事时却像个疯子在赌博；我们零售的是理智，批发的是疯狂。”然而，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来禁止民间公司，人们对于金融泡沫的顾虑是否太杯弓蛇影了一些？俗话说，不能将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依靠欺诈敛财的股份公司固然应该取缔，但借此用“国家”二字打压民间资本，则属于利用受害者的感情进行借题发挥。而实际上，就在英国人沉浸在南海公司的惊天骗局并且抵制大部分股份公司时，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悄然而至了。一位名叫阿特伍德的银行家就在议会里反驳认为民间股份公司非法的最高法官说：“只要他们不再试图干涉他们一无所知的经济，而是去修改奇怪且令人丢脸的国家法律体系，那么这些人（指反对民间公司的人士）真是帮了国家大忙。”实际上，无论这些在议会中的争执动机有多么不纯，内容有多么复杂，归根结底都可以被视为对于一个概念性问题的争执：对于公司这种商业单位和资本构建的形式，是国家和政府的附属品，还是自由贸易和市民社会逐渐成熟后一个必然产物？1720年，英国议会通过这项法案，是因为民间股份公司的泛滥；1825年，英国议会废除了这项法案，同样是由于民间股份公司的泛滥。正如罗斯巴德所说：“简而言之，通货膨胀是政府、其控制的银行系统和受优待的政治阶层部分地剥夺其他社会阶层的财富的一个方法。那些能够控制货币供给的人发行新的货币，增加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使其他人遭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