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书评

弗兰克是在滨下武志等学者研究基础上的发展

弗兰克提出用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来观察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演变就是整个世界体系内部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心和边缘周期性的置换。《白银资本》提出的15—18世纪近代早期世界历史图景则是弗兰克本人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必然延伸。应该说弗兰克是在滨下武志等学者研究基础上[24] 的发展。澳大利亚、欧洲一批学者，通过挖掘英文、荷兰文、西班牙和葡萄牙文的资料，对19世纪以前东南亚经济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以往大大低估了东南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此相关的是，由于中国官方对外贸的不重视，中文文献对外贸的记载非常有限，中国尤其是民间的海外贸易被大大低估，18世纪由华商主导东南亚贸易的情况也被低估了。[25] 这些研究成果与加州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至少有一点值得中国学者高度注意，单凭不被重视而记载有限的中文资料，不足以全面认识明清中国与华人的对外贸易活动。

当代中国与清末进行比较的可能性？

这本书所用的资料丰富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其方法论注重整体，注意中央和地方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注意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联系，注意追踪同时代人的认识，非常值得注意。其基本观点是：中国自咸丰以来，经费以军费为中心开始膨胀，突出了中央和地方在财权上的对立，中央实际上并没有独立的、集权的财权。为此，中央采取了各种办法，如发行货币，但都失败。最后，李鸿章建议将海关税纳入中央，从而使得海关税成了中央独立财政的支柱，再加上海关成了引入外国借款的担保，海关实际上成了掌握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而围绕着海关，有一系列的财政、外交、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问题，这些大大促进了中国沿海和沿江的经济活动，从而使得自1894年以来的中国并非完全是“衰退的中国”，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这本书讨论了很多问题，但是最主要的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其问题（清代的衰退，是否只是政治力量的衰退？）很好，其切入点（地方经济和中央财政的结合与分离）也很好，但是其结论让人怀疑，至少present的证据不够。中国在那个时代真的有那么充满活力吗？如果仅仅简单地描述海关在中央集权中的作用，那个时代官僚、知识分子、新兴实业家的努力，还有沿海和沿江的经济活动，并不是很让人信服。另外，关于海关能够成为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也让人怀疑。总之，这本书最可贵的地方是其方法论和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并且让人思考当代中国与清末进行比较的可能性。

滨下武志的双重视角

滨下武志的双重视角[读品]李华芳http://www.douban.com/group/dp/滨下武志在中国出名，一是因为在中国活动较多，他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中山大学的兼职教授，并且两年前还访问过华东师范大学，听者云集，场面甚是壮观。而此前滨下武志只有一本重要著作在中国出版，即1999年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是因为他的学术观点有意无意暗合了“中国中心论”，凡是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在中国近年来备受推崇，与民族情绪不无关系。三是因为他的观点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整个亚洲史、特别是东亚史研究的视角，在专业领域内的贡献卓著。 2006年中文世界与滨下武志相关的有两本书，第一本是滨下武志与美国的乔万尼·阿里吉以及马克·塞尔登一起写的《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版），此书重点在考察以500年、150年与50年的时间段切入东亚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兴衰。近500年来，与西风东渐不同的是，东风往西吹，不过随着时间的变迁，经济中心逐渐朝西方转移，技术与制度的创新在西方兴起，其后东方师夷长技，开始所谓的“西风东渐”，也逐渐引入了流行的“西方中心观”。 以亚洲为中心不过滨下武志对“西方中心观”持怀疑态度，这在他今年的第二本中文书《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传统亚洲史研究不可避免会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怪圈，即便如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也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的一个不同版本，西方对东方造成冲击引发东方的近代化进程，这一研究思路根深蒂固。 滨下武志开篇就表明：把“欧洲的近代”当成亚洲的方向，并不真正符合亚洲自身近代的特征。所以“有必要在研究上做出方向性的改变”，这就是“以亚洲为中心”。这也是滨下武志的第一重视角。以亚洲为中心则能避免欧洲的近代硬套在东亚出现的种种不适。从亚洲自身的历史过程来研究亚洲史，当然也无法回避“近代”的问题。传统研究将封建社会的崩溃与解体当作近代化，但滨下武志指出封建社会本身就是很可疑的概念，从东亚自身的历史来看，政治制度上可能带有封建性，但社会经济却是以血缘地缘等社会性地域性联结为特征。所以从封建断裂到所谓近代化的连续，这种“进步论”未必可靠。 是以，滨下武志不同意中国和亚洲的近代化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所造成的，那么其必须要指出另外一条以亚洲为中心的解释路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化的原因是什么。滨下武志认为这是由于“内部原因”造成的。那么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是内部原因？滨下武志的解释是，近代化的动因来自自身的危机，中国的内生机制——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体系发生了危机，最终促成中国近代化的转型。与“冲击-反应”模式不同，滨下武志把自己的理论总结为“亚洲经济圈”理论。这一理论是以“朝贡贸易体系”和“区域经济圈”为基石和支柱展开的，建立了其个人独到的“以亚洲为中心”的研究模式。 从经济出发早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中，滨下武志就已经提出了“朝贡贸易体系”与“区域经济圈理论”。朝贡实际上是针对“财政税收制度”而言，而贸易是针对“国际贸易制度”而言，区域经济圈理论与后者紧密相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一书中，从副标题“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不难看出这种研究方式的延续。 清末的中国经济有其独立性，是对外对内关系的纠结，而不是简单的外部冲击。从滨下武志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是把西洋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纳入到中国自身发展的逻辑中来对待的。因为他认为对经济史的研究基本上也应该因循这一框架与方法论。“经济圈”这一理论倒也不是滨下武志的创见，实际上，早在上世纪20世纪60年代，滨下武志还是学生的时候，施坚雅就已经基于机构-功能主义提出了“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 滨下武志的经济圈理论是“集市体系”的拓展，通过对通商口岸大量货物贸易史料的梳理，滨下武志得出结论，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很难单纯用清朝政府的衰败来概括当时的情形。从经济角度看，中心与周边、中央与地方、以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都有交叉重叠的地方，而清末的海关正好充当了这三重关系叠加处的典型。这就不同于传统史观将政治置于清末史学研究的重点。从经济角度出发，不同于传统史学，这是滨下武志的第二重视角。 滨下武志着重考察海关的商品动向，对海关的监督与外国税务司之间的关系，厘卡、常关、海关的不同职能与相互关系折射出来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弈等。滨下武志认为这些研究能说明的并不是清朝衰败的景象，而是说明了“中国当时创造了怎样的国民经济”。在这一点上，这与法国年鉴史学派的理论有暗合之处，布罗代尔等人对市场交易的刻画而展现了另一个生机勃勃的欧洲，这可能比单纯的政治斗争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实际上，清末海关聘洋人，对于清朝政府来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只要能继续维持它的统治，不管制度是不是外来的，甚至人是不是洋人，都是可以利用的。滨下武志由此也指出这是中国与日本不同的地方，日本更关注近代化的一系列制度，而中国却是将外部制度导入内部系统加以内化的做法。所以清末的海关是作为功能性的东西被接受的。由此可能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清末海关在国际贸易与对外交往上的贡献，当然由此推出通商口岸市场圈的活跃也不是难事了。与施坚雅强调集市的内向性不同的是，滨下武志更关心市场圈对外的联结关系。 滨下武志通过对清末海关税收与中央财政的关系的阐释，外国人任职中国海关史实的梳理(主要是外国人马士在中国海关的经历与作为)，详述了国际贸易与通商口岸市场圈对清末经济的作用。由于其跳出“西方中心论”，坚持以亚洲为中心，将清末的历史看做中国本身历史的延续，从而避免了传统西方中心论治史的偏见，也启发了后来的亚洲史研究者站在亚洲看自己的历史。另外，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挂帅”的历史叙事，滨下武志从经济的角度出发，为如何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提供了一个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