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衰落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哈耶克与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在上世纪最后30年的崛起，不仅影响和改变了拉丁美洲，也影响和改变了全世界。对于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国内外学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本书不是一部研究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思想、理论的专门著作，但本书的研究对象——那场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前后历时30年，对拉丁美洲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至今尚未终结的社会变革——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回避一些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它真正的政治哲学和经济内涵是什么，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如何产生影响以及为何这种影响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要研究新自由主义就不可能越过哈耶克。虽然他并非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最早创始者，他也不像弗里德曼那样对经济政策发挥直接的影响——后者直接推动了在拉丁美洲的“新保守主义试验”，但正是哈耶克对古典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做了最为系统而成功的重新阐释，并将古典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经济思想贯通一体，这使他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在学术上的集大成者。通过筹备和建立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组织——贝伦山学社，哈耶克将一批志在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的精英人物组织在一起，古典自由主义从此开始由一种边缘的、被认为是过时的思想体系，逐步回到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中心，并在最近的30年中成为了西方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使他成为西方思想界领导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毫无争议的领袖。哈耶克的一生，既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初创时的孤独与失落，也见证了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的“辉煌”。作为共产主义的敌人，哈耶克亲眼目睹了他的对手的失败，并因此被美国官方授予“自由勋章”。他的思想被西方学者植入各种经过精心策划的政策建议之中，主导了东欧、拉美的改革进程。毫不夸张地说，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衰荣辱是与哈耶克的思想和个人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本章我们将全面解析新自由主义及其在西方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哈耶克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我们首先回溯哈耶克——这位新自由主义旗手的思想演进，认识他在新自由主义兴起中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简要地阐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重点分析哈耶克的政治哲学、经济思想以及二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最后，我们将对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实践，特别是对美国外交和国际政策的影响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第一节　哈耶克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1899年5月8日，哈耶克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贵族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哈耶克曾在位于意大利前线的奥地利军队短暂服兵役，1918年11月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哈耶克最初的兴趣是自然科学，但是战争让他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兴趣，他申请攻读法学学位，以求日后在政界或法律界谋生。在此期间，哈耶克接触到康德哲学及其思想，并逐步形成了影响其一生的演进理性主义认识论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随着英国的版图和影响的日渐式微，自由主义也处于不断的衰落之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自由主义的精神传统已近死亡。知识界开始转到一个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方向上，这种情况在学校中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在哈耶克看来，“在那个时代，能够点燃年轻人的生机勃勃的自由主义思想界已经不复存在了。”　　不过，奥地利学派和门格尔的思想使哈耶克受到强烈的鼓舞。哈耶克并未与门格尔见过面，但他结识了门格尔的学生路德维格·米塞斯，他后来成为哈耶克的思想导师。哈耶克1921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随后加入米塞斯主持的研究小组。1923年，在米塞斯的推荐下，哈耶克赴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并获得了政治学专业的学位。随后他回国继续在米塞斯的研究小组工作，并加入了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哈耶克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承认：20年代中期他对货币和商业波动问题以及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米塞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因此，可以认为，哈耶克与米塞斯的交流和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对于哈耶克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经济学界，奥地利学派以主观价值理论和商业周期的研究著称。哈耶克也一度对纯技术经济学表现出浓厚兴趣，他甚至在米塞斯的帮助下于1927年成立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并就任所长，但这不过是哈耶克学术生涯的一段插曲。从哈耶克一生的思想演进来看，奥地利学派对哈耶克的最终影响并非该学派传统的经济学研究理路，而是作为其思想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哈耶克虽然错过了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之间的“方法论大论战”，但是他继承了学术前辈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敌意。这种敌意明显地体现在米塞斯的《社会主义》一书对所谓极权计划体制的攻击中，哈耶克称这本书是对其产生最大影响的两本书之一。在米塞斯的影响下，哈耶克逐步从费边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情者转向古典自由主义，成为一名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制度毫不妥协的捍卫者。事实上，虽然哈耶克一生研究思考的领域不断变化，但自从他与社会主义决裂后，其基本观点就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随着1931年他应邀到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并在那里长期工作，他把奥地利学派和反社会主义思想带到了那里。很快，他与以莱昂内尔·罗宾斯为首的伦敦学派共同构筑起了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堡垒。　　两场论战　　在整个二三十年代，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来自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从20年代开始，以路德维格·米塞斯为首的奥地利学派与代表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泰勒（F.M.Tayor）、兰格（O.Lange）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这场论战的本质在于通过论证社会主义经济计算是否可行，来间接地论证社会主义——作为自由放任经济制度的一种替代制度的可能性。在20年代的论战中，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价值问题的解决，不需要借助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中自由浮动的价格，而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计划人员仔细的计算而获得解决。米塞斯的观点完全相反，他极力希望证明一点：由于缺乏以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和利润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因而不存在作为资源稀缺信号的价格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出　　有效率的经济决策。如果米塞斯的这一论证逻辑成立，将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在长期内取代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　　古典自由主义的另一挑战，来自自由主义左翼的凯恩斯及其影响之下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凯恩斯不仅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富有才华且极具人格魅力的思想巨匠。凯恩斯本人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他认为要使资本主义运行得更好，有必要对市场进行明智的干预。这显然与古典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放任的观点背道而驰。到达伦敦不久，哈耶克发现古典自由主义真正的对手并非那些社会主义的学者，而是来自自由主义阵营的凯恩斯。凯恩斯的观点，在哈耶克看来，比那些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因而也更具危险性。　　实际上，自由主义不同派别之间关于经济制度的论战，在哈耶克来到伦敦之前已经开始。哈耶克的加入无疑加强了支持古典自由主义的伦敦学派的力量——这也正是罗宾斯邀请哈耶克来到伦敦的主要目的。在完成资本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的初步研究之后，哈耶克正式开始针对凯恩斯宏观经济范式的批判。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主将之一，哈耶克与凯恩斯在学术上激烈交锋，双方通过公开发表的论文以及私人通信，就广泛的问题展开了辩论。　　尽管哈耶克与凯恩斯在方法论问题上纠缠许久——哈耶克本人强调他强烈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方法，但二人的分歧实际上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局限于方法论的层面。由于二人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关系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使得二人在从理论到政策的很多问题上完全无法达成共识。　　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争论并非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抗。大萧条的爆发，使哈耶克从一开始就在与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处于下风。大萧条不仅催生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干预和福利国家制度，也使人们更加相信，自由主义学说已经不适应先进的工业社会。在大萧条时期，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不仅在经济上毫无吸引力，在政治上也不得人心。随着战争的开始，广泛的国家干预不仅在普通民众中受到欢迎，就连哈耶克本人后来也认为，凯恩斯主义是战时唯一正确的经济政策。与剑桥大学的经济论战，也在双方大批学者被征召进人政府之后而终止。这一时期，哈耶克虽然仍在进行经济学研究，但随着凯恩斯主义时代的来临，他的论文已经无法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在另一位主将莱昂内尔·罗宾斯随凯恩斯进入政府而离开教职之后，伦敦学派实际上已经被逐出主流经济学界。　　哈耶克在伦敦的生活也并非全无收获。在到达伦敦之前，哈耶克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那场与社会主义者的著名论战。在伦敦经济学院期间，哈耶克开始意识到与社会主义者论战的重要意义。1937年，哈耶克编辑了《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一书，这本书的本意是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进一步向英国传播。然而，在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中，他对半哲学性的政策问题——即经济与政治结构的互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的日渐增长以及意识到其中可能蕴涵的巨大影响，使哈耶克开始从经济理论研究转向政治哲学研究。　　《通往奴役之路》　　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不仅仅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一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危机也日渐清晰。纳粹在德国崛起，苏联在东方也日渐强大，对某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制度可能出现在西方的担忧令保守的政治和思想精英寝食不安。在二战爆发前，英国思想界对社会主义和纳粹德国的态度出现了明显分歧。对希特勒的德国，英国左右翼似乎意见并不统一。保守派将纳粹视为共产主义的对手，而社会主义知识界则认为纳粹比社会主义险恶。在哈耶克看来，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不管哪条道路都将导致集体主义的卷土重来。　　随着战争的爆发，纳粹的道路看来可以在英国避免了。但随着二战的进行，苏联及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明显扩大了。很多西方人在对待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上持一种相对平衡的立场，这显然加强了社会主义在英国社会的影响。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哈耶克发现自己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哈耶克的很多学生都成为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者，甚至曾经极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罗宾斯本人也在战争后期转向凯恩斯主义——这导致了两人在学术和政治上的决裂。　　哈耶克对古典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英国的命运忧心忡忡。哈耶克担心左派的强大和国家干预的盛行会在战后的英国形成一股集体主义潮流，从而在作为古典自由主义大本营的英国，对古典自由主义造成致命的打击。从30年代后期开始，他开始在政治哲学领域，为赢回失去的阵地而准备。哈耶克认识到，自由主义者必须准备寻找新的方法来宣扬他们的主张、赢得思想论战以及在公开辩论中重占上风。要实现这一目标，只靠宣讲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的观点是不够的，必须通过一部著作，来系统阐述理性滥用与衰落的关系，让人们充分认识接纳集体主义经济制度可能导致的巨大风险。　　哈耶克的这一计划导致了《通往奴役之路》在1944年的出版。按照哈耶克的说法，这本书的部分章节早在1938年已经形成，在战争的最初两年，哈耶克进一步充实了它的内容。哈耶克在这部书里再次将经济与自由联系起来，系统阐述集体主义与暴政、计划经济与独裁统治的关系。基于个人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哈耶克指责计划和指令经济不可避免地压制个人自由，而社会主义将最终导致独裁。《通往奴役之路》体现了哈耶克反对经济计划的道德和政治后果的一种努力。无论在内容和影响上，这本书都超越了前人的著作。在当代政治评论家看来，这本书的出版“可被认为是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一举奠定了哈耶克作为新自由主义宗师的地位。　　《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的出版恰逢其时，甚至这本书尚未正式出版，就已经受到保守党的关注。邱吉尔在一次重要的讲话中，多次引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观点。这本书也在年轻的英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后来的首相撒切尔夫人称这本书“不仅提供了明确、清晰、分析性的反社会主义观点，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如何与萧条和短缺相联系。而且，通过对社会主义罪恶的辛辣嘲讽，给予我一种感觉，社会主义最终不能获胜。”她承认，这本书是她那时读过的批判社会主义计划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为有力的著作，她自己反复多次阅读了这本著作。这本书在她的性格上打下了永久的烙印，使她对自由企业和自由保持长期的乐观。　　这本书在美国的出版遇到一些麻烦，因为“新政”的影响在美国仍然很大。出于政治的原因，这本书先后被数家著名出版社所拒绝。但新政和战时工业计划的反对者不乏其人，1944年9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最终出版这本书。经过一番炒作——包括聘请美国知名学者撰写书评以及在《读者文摘》发表缩写本，这本书很快赢得了一批读者。与此同时，哈耶克被安排到美国做面向公众的巡回演讲，重新阐述自由主义传统的原则，他在美国多个城市的演讲引起很大反响。这本书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反复再版，发行量达到60万册，这在同类著作中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使哈耶克在英国受到保守党的重视，并在大选中为保守党所倚重。但是，这部著作没有涤清大萧条留在人们心中的阴霾，也并不足以扭转战时干预经济的巨大惯性。1945年，工党战胜了由邱吉尔领导的保守党。与美国一样，英国出现了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战后共识”。显然，事态并未向哈耶克期望的方向发展，英美两国的经济政策明显左转了。这使哈耶克颇为沮丧，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与凯恩斯的较量中，他先是在战前输掉了理论上的战争，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又输掉了政策实践上的战争。最终，哈耶克选择离开英国。

内容概要

陈平，经济学博士，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理事。200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世界经济专业，现任教于大连海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要从事拉美经济转轨、国际金融、国际货币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近年在《拉丁美洲研究》、《国际金融研究》、《国际经济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哈耶克与新自由主义  第一节  哈耶克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  第四节  哈耶克与美国新右派运动  第五节  新自由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经济革命  第六节  新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对外政策  小结第二章  拉丁美洲的宿命  第一节  殖民统治的遗产  第二节  变动社会的政治结构  第三节  主要的社会力量  第四节  发展主义工业化及其问题  第五节  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第六节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  第七节  美国的拉美政策及其调整  小结第三章  从“试验”到“共识”  第一节  民族民众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萌芽  第二节  智利的“新保守主义试验”  第三节  债务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扩张  第四节  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  第五节  美国债务政策的调整  第六节  结构改革的发起  第七节  华盛顿“共识”  第八节  民族主义的崩溃  第九节  转轨中的意识形态  第十节  看得见的手  小结第四章  主要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第一节  改革的目标与内容  第二节  改革的范式特征  第三节  智利改革（1973—1985）  第四节  墨西哥改革（1987—1994）  第五节  阿根廷改革（1990—1997）  第六节  秘鲁改革（1990—1998）  第七节  巴西改革（1994—1999）  小结第五章  乌托邦与危机  第一节  正统稳定化与衰退  第二节  “泡沫”繁荣  第三节  结构改革与经济崩溃  第四节  拉美大国的经济危机  第五节  改革的代价  小结第六章  新自由主义的贫困  第一节  市场的限度  第二节  产权神话  第三节  全球化的幻象  第四节  范式危机  第五节  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政治  第六节  诡辩与真相  结语后记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衰落:拉丁美洲经济结构改革(1973-2003)》首先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国际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何以率先从拉丁美洲兴起？作者致力于揭示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在拉丁美洲兴起的历史、社会背景和政治、经济动因，例如，分析拉美社会分化、意识形态对立对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影响；分析债务危机、内向发展模式陷入困境等经济背景；分析来自西方的外部压力以及民族主义政党意识形态蜕变，等等。 作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进行了剖析，并将其与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析结合起来，力求指明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关联及其对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模式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衰落:拉丁美洲经济结构改革(1973-2003)》最主要的内容，是在系统阐述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内容、范式特征、内在缺陷的基础上，分析新自由主义改革与拉美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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