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债与晚清政局
出版社:社科文献
出版日期:2011-10
ISBN:9787509719503
作者:马金华
页数:378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20世纪50～60年代的晚清外债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经济史学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时代。在政府的支持下，学术研究工作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地开展起来，建立了新的研究队伍，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以此为契机，晚清外债史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相继出版了一些著作和资料丛刊，出现了专门论述晚清外债的著作，并逐步形成了两个研究重点：一是突出揭露外债的经济侵略性和政治上的反动性，二是较多研究铁路外债；同时，部分学者继续从横向角度研究外债与财政、外债与战争等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1954年起，由严中平负责着手主编了“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在1966年之前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并开始了各项专题研究。其中丛刊的第六种——徐义生编写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1962年版），是较早问世的专论外债的著作。该书使用统计方法，既有各时期按年编列的外债表，也有若干专题性统计表，充分利用了《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清代外交史料》、《北华捷报》，清政府有关抄档、奏稿及各国档案，便于查核。但该书属资料性质，没有充分阐述晚清外债研究的全局性问题。同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刘秉麟编著的《近代中国外债史稿》是目前仅有的一部述及晚清到民国时期外债的专著，该书内有“清政府时期的外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外债”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时期的外债”三编，其中第一编论及晚清外债。它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国内学者研究外债史的代表性著作，可视为全面进行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滥觞之作，至今依然是研究外债问题的重要参考文献。
内容概要
200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6～2009年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从事应用经济学(财政学)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财税史、中外财政史比较等方向的研究，著有《中国外债史》，参与《中国财政史》《中国赋税史》《中国财政思想史》《中国农村税费改革》《新中国农业税历程》《财政百年》等多部教材、著作的编写，参加课题十余项，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清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晚清外债概况 第一节 外债的定义、起源和债项 第二节 外债的起因、分类及概况 第三节 晚清外债的特点和性质第二章 外债与晚清财权下移 第一节 举债镇压农民起义与地方势力的增长 第二节 西征举债与“权力交锋” 第三节 外债摊还与“光宣争权” 第四节 财政改革与财权转移第三章 外债与晚清政治斗争 第一节 海防外债与塞防外债的较量 第二节 借债筑路之争 第三节 外债权限之争第四章 外债与晚清改革风潮 第一节 外债与洋务运动 第二节 外债与清末新政 第三节 外债与金融改革 第四节 外债与宪政运动 第五节 外债与路政改革第五章 外债与晚清国权沦丧 第一节 列强与外债举借自主权的丧失 第二节 赫德与清海关行政管理权的丧失 第三节 外债抵押和摊还与国家税权的丧失 第四节 实业外债弊大于利 第五节 外债偿还与国计民生结语附录一 总表一 甲午中日战争前清政府外债统计表 总表二 甲午中日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外债统计表附录二 主要参考资料后记
编辑推荐
《外债与晚清政局》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之一。
作者简介
《外债与晚清政局》是清代与近代中国史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它具有“双面刃”特征，一方面它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实行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的手段；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缓解了清政府财政困境，推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过程。这一课题向为学界所瞩目，但存在两种倾向，或侧重批判其负面影响；或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促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长期从事财政史研究，具有较为扎实的研究功力。《外债与晚清政局》突破了或肯定或否定的传统模式，试图结合国际国内政治的大背景对晚清外债进行深入探讨，着力揭示外债与晚清政局的互动关系。不仅对清代和近代财政经济史研究具有填补空白作用，对于当今我国外债政策的制定及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外债与晚清政局》运用资料丰富，收集了大量国内外档案资料，并参考了许多国内外论著，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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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债是一种以国家信用为主体的特苏财政分配方式，同时也是金融国际化的一种表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举债曾经是很多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同时，它又曾是大国强国控制、压榨小国弱国的一种政治手段。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最新推出了的马金华著《外债与晚清政局》，便是结合国际国内政治的大背景对晚清外债进行深入探讨，揭示外债与晚清政局的互动关系的一部力著。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举债成为很多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如荷兰通过吸收西班牙、葡萄牙的剩余资本而努力赶超这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成为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初，荷兰的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大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工业革命的进程，强大后的英国又开始对外广泛贷款，以此达到控制全球的目的，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的贷款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外债犹如强心剂，帮助英国建立起了横跨世界五大洲的“日不落帝国”。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直到19世纪上半期，仍被称为“从英国接受商业信用和资本信用最多的国家”，但20世纪美国借助外债不但摆脱了英国的控制，而且一跃成为世界主要债权国。俄罗斯、日本也通过引入法国、英国、比利时的资金在短时间内快速挤进世界强国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新独立的国家把举债作为发展民族经济的重要环节，并取得相当成绩。然而，事实却不尽相同。在近现代国际交往中，国家之间的借贷本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但随着全球分裂为宗主国和殖民地及附属国，帝国主义在全球进行疯狂扩张，外债作为资本输出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带动商品输出的同时，又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控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财政经济命脉的重要手段。很多国家借债不但没有起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反而陷入借新债还旧债和受控于债权国的困境。19世纪上半叶，希腊和西班牙由于借债利率高、折扣大，陷于英国的控制中，英国贷款使得希腊萎靡不振，使西班牙陷于瘫痪。19世纪末，希腊被迫默许由几个大国创办的国际金融委员会监督其财政金融活动。同样，埃及政府从1863年开始借款到1876年宣布违约偿款，一直未能摆脱外债的包围，最终使得本国财政陷入国际共管的境地。让我们把视野放回中国，19世纪末的晚清政府同样也因为筹措军政费用、偿还赔款、实业支出等向外举债。但是外债并没有使中国如英、美等国那样依靠外债实现经济起飞，也没有使中国如埃及、希腊等国一样因过分依赖外债而导致国际共管。 作者认为，“外债作为晚清政府干预经济强有力的财政手段，不可否认对于晚清政治改革起了重要的资金储备作用，最终却使清政府陷入万劫不复的债务深渊，外债转而成为消解晚清政府统治的催化剂。”就洋务运动而言，这种从生产力方面开始的“撞击式”改革从一开始就遭遇资金困难，新式企业的创办，“非有大宗巨款，不能开办；非有不竭之财，无力持久”。洋务派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利用各种方式向西方在华洋行、银行举借大量外债。其中四大军工企业的创办都与外债结下了不解之缘，借债筑路的大讨论为铁路建设开通了思想的闸门。洋务外债在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在有形无形地吞噬和瓦解着僵化的政治体制。尽管洋务派根本意识不到“工业领域一受到刺激，其后果是无穷无尽的”这一科学真谛，但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把清政府推进到“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激流中。无论他们如何标榜“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洋务企业的存在和发展都必然会冲击封建政治的外壳，导致社会政治领域中各种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在洋务事业中壮大的地方势力集团成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强大力量。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大规模的政治借款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紧接着是庚子赔款转化为外债，中国陷入空前的财政危机。“国库一贫如洗”的财政状况和日渐衰微的中央权威迫使清政府从1901年开始推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新政改革，但资金问题严重制约着新政的实施与进展。当清政府无力用经济杠杆支撑自己设计的改制门庭时，只好走向它的对立面，实行了更加对外开放和大量举借外债的政策，此时已不是清政府想不想借外债的问题了，而是形势逼迫其必须借的问题了。地方外债的再度勃兴，成为高度集权的专制财政体系区域瓦解的一个标志。新政中由经济变革引发的集权改革，其目的就是将各省重新置于中央各部之下，改变中央、总督、巡抚三者之间的关系。但这已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由经济运作和经济利益分配所形成的地方自主的局面，不可能达到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制约平衡，反而加强了地方与政府的离心离德，导致阶级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加之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新兴社会力量迅速壮大，清政府的政权体系内离析之情更加明显化。在旧政权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清廷准备实行“预备立宪”，从体制和制度上调整改革以恢复权威，然而它镶嵌推进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因为它不仅无法改变业已形成的权力下移问题，而且随着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出现了政治权威的多元化，各种既得利益势力乘机而起成为参与政权的力量，固有的政治秩序已被突破。形势需要清政府进行政治改革来聚合调整各种政治资源，在现有的统治秩序中容纳新兴的政治势力，但皇族内阁的政治聚合功能失效，无力维系稳定的社会秩序。以载沣为首的统治势力又没有能力化解社会矛盾，消除政治纷争，因而走向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路政改革一出台，各种政治势力都掺杂进来，最终汇合成为巨大的力量，站在了清政府的对立面，经济利益的冲突上升到政治层面，充分暴露了清末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重大危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所激起的民变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最终震荡国基。从此，巨额外债的包袱、国家财政的衰竭长久地影响着以后的民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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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债是一种以国家信用为主体的特苏财政分配方式，同时也是金融国际化的一种表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举债曾经是很多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同时，它又曾是大国强国控制、压榨小国弱国的一种政治手段。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最新推出了的马金华著《外债与晚清政局》，便是结合国际国内政治的大背景对晚清外债进行深入探讨，揭示外债与晚清政局的互动关系的一部力著。
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举债成为很多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如荷兰通过吸收西班牙、葡萄牙的剩余资本而努力赶超这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成为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初，荷兰的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大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工业革命的进程，强大后的英国又开始对外广泛贷款，以此达到控制全球的目的，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的贷款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外债犹如强心剂，帮助英国建立起了横跨世界五大洲的“日不落帝国”。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直到19世纪上半期，仍被称为“从英国接受商业信用和资本信用最多的国家”，但20世纪美国借助外债不但摆脱了英国的控制，而且一跃成为世界主要债权国。俄罗斯、日本也通过引入法国、英国、比利时的资金在短时间内快速挤进世界强国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新独立的国家把举债作为发展民族经济的重要环节，并取得相当成绩。
然而，事实却不尽相同。在近现代国际交往中，国家之间的借贷本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但随着全球分裂为宗主国和殖民地及附属国，帝国主义在全球进行疯狂扩张，外债作为资本输出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带动商品输出的同时，又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控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财政经济命脉的重要手段。很多国家借债不但没有起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反而陷入借新债还旧债和受控于债权国的困境。19世纪上半叶，希腊和西班牙由于借债利率高、折扣大，陷于英国的控制中，英国贷款使得希腊萎靡不振，使西班牙陷于瘫痪。19世纪末，希腊被迫默许由几个大国创办的国际金融委员会监督其财政金融活动。同样，埃及政府从1863年开始借款到1876年宣布违约偿款，一直未能摆脱外债的包围，最终使得本国财政陷入国际共管的境地。
让我们把视野放回中国，19世纪末的晚清政府同样也因为筹措军政费用、偿还赔款、实业支出等向外举债。但是外债并没有使中国如英、美等国那样依靠外债实现经济起飞，也没有使中国如埃及、希腊等国一样因过分依赖外债而导致国际共管。 作者认为，“外债作为晚清政府干预经济强有力的财政手段，不可否认对于晚清政治改革起了重要的资金储备作用，最终却使清政府陷入万劫不复的债务深渊，外债转而成为消解晚清政府统治的催化剂。”
就洋务运动而言，这种从生产力方面开始的“撞击式”改革从一开始就遭遇资金困难，新式企业的创办，“非有大宗巨款，不能开办；非有不竭之财，无力持久”。洋务派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利用各种方式向西方在华洋行、银行举借大量外债。其中四大军工企业的创办都与外债结下了不解之缘，借债筑路的大讨论为铁路建设开通了思想的闸门。洋务外债在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在有形无形地吞噬和瓦解着僵化的政治体制。尽管洋务派根本意识不到“工业领域一受到刺激，其后果是无穷无尽的”这一科学真谛，但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把清政府推进到“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激流中。无论他们如何标榜“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洋务企业的存在和发展都必然会冲击封建政治的外壳，导致社会政治领域中各种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在洋务事业中壮大的地方势力集团成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强大力量。
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大规模的政治借款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紧接着是庚子赔款转化为外债，中国陷入空前的财政危机。“国库一贫如洗”的财政状况和日渐衰微的中央权威迫使清政府从1901年开始推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新政改革，但资金问题严重制约着新政的实施与进展。当清政府无力用经济杠杆支撑自己设计的改制门庭时，只好走向它的对立面，实行了更加对外开放和大量举借外债的政策，此时已不是清政府想不想借外债的问题了，而是形势逼迫其必须借的问题了。地方外债的再度勃兴，成为高度集权的专制财政体系区域瓦解的一个标志。新政中由经济变革引发的集权改革，其目的就是将各省重新置于中央各部之下，改变中央、总督、巡抚三者之间的关系。但这已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由经济运作和经济利益分配所形成的地方自主的局面，不可能达到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制约平衡，反而加强了地方与政府的离心离德，导致阶级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加之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新兴社会力量迅速壮大，清政府的政权体系内离析之情更加明显化。在旧政权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清廷准备实行“预备立宪”，从体制和制度上调整改革以恢复权威，然而它镶嵌推进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因为它不仅无法改变业已形成的权力下移问题，而且随着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出现了政治权威的多元化，各种既得利益势力乘机而起成为参与政权的力量，固有的政治秩序已被突破。形势需要清政府进行政治改革来聚合调整各种政治资源，在现有的统治秩序中容纳新兴的政治势力，但皇族内阁的政治聚合功能失效，无力维系稳定的社会秩序。以载沣为首的统治势力又没有能力化解社会矛盾，消除政治纷争，因而走向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路政改革一出台，各种政治势力都掺杂进来，最终汇合成为巨大的力量，站在了清政府的对立面，经济利益的冲突上升到政治层面，充分暴露了清末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重大危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所激起的民变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最终震荡国基。从此，巨额外债的包袱、国家财政的衰竭长久地影响着以后的民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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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功底稍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