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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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
ISBN:9787301095843
作者:牛军
页数:246页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美苏冷战史:机理与概观  第一节  传统中心的衰落和侧翼大国的兴盛  第二节  十月革命到冷战形成期间的美苏关系  第三节  美苏冷战的历程、基本性质和世界历史意义第二章  冷战的起源与两极格局的形成  第一节  冷战的起源  第二节  冷战的爆发  第三节  冷战高潮与两极格局的形式第三章  冷战时期的美国遏制战略  第一节  遏制战略的提出与形成  第二节  遏制战略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遏制战略的实施、调整与发展  第四节  遏制战略的终结与延续第四章  冷战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  第一节  冷战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思想  第二节  苏联与冷战的形成  第三节  苏联对西方政策的演变  第四节  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政微  第五节  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第六节  苏联对外政策的改变与冷战终结第五章  冷战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第一节  “第四点计划”与杜鲁门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第二节  “冷战的主要战场”: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第四节  “里根主义”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第六章  冷战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第一节  “两大阵营”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第二节  “和平共处”与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第三节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攻势  第四节  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和变化第七章  冷战中的美苏军备控制与裁军  第一节  军控与核军控  第二节  冷战时期核军控的起步与进展  第三节  “START Ⅰ”和“START Ⅱ”  第四节  后冷战时代国际多边军控的发展第八章  冷战中的中美苏三角关系  第一节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  第二节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发展  第三节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变动与终结附录  大事年表(1945—1991)

编辑推荐

这本讲义包括的主要是美国与苏联之间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首先是力图勾画出冷战史的宏观图景。从19世纪国际关系历史发展中,梳理出冷战发生的脉络和线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演变,阐释导致冷战爆发的种种原因,从对20世纪后半叶国际关系历史进程的宏观透视与概括中,界定冷战的世界历史地位。突出强调从冷战兴起到最终结束的过程中,美国与苏联各自的安全战略、对外政策等的形成、主要内容及其发展与演变。

作者简介

国际冷战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包括美国和前苏联等各有关国家大量解密与开放历史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的,本套书就是在利用这些最新的档案资料作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撰的北京大学国际冷战史专题讲义。本书着重讲述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直接对抗、妥协的情况,涉及的内容有:冷战的机理与概观、两极格局的形成、美国的遏制战略、苏联的对外政策、美苏对第三世界的政策、美苏军备控制与裁军、中美苏三角关系。
本书讲义包括的主要是美国这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因为冷战的历史从起源到结束,都主要是美国与苏联两个超大国之间的关系的历史。贯穿所有前述重大问题之始终的,便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有关政策和它们之间关系的互动。不过,这本讲义力图与其他的论著有所区别,并适应专题教学的需要,其编写的主旨不是一般地叙述冷战中美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演变化历史,也不是一般地分析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当然更不是面面俱到的。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力图勾画冷战的宏观图景。其次是在宏观图景下,突出强调从冷战兴起到最终结束的过程中,美国与苏联各自的安全战略、对外政策等的形成、主要内容及其发展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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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在讨论冷战的起源时,无论是“正统派”还是形形色色的“修正派”,都试图通过还原史实的办法来说明美苏(以及英国,甚至有的研究者把视野扩展到了欧洲和亚洲的其它国家,例如中国和朝鲜)对于冷战所负的责任。这样的研究是有益的。但是我不认为,纯粹的历史学研究能够对国际关系理论,甚至在学科谱系中处于更高位阶的政治学理论做出多大的贡献。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冷战史研究中的哪一派,都不可能穷尽史料,也当然难以真实无误地还原历史(这可能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了)。实际上,在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中,已经有比较完美的解释。我们回顾一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描述:公元前434年,一个叫做埃皮达姆努斯的小城邦发生了内乱,民主派和寡头政治的支持者们相互争斗起来。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场原本发生在希腊世界边缘地带的小规模的危机,紧接着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科西拉、科林斯、帕提地亚、墨加拉乃至雅典和斯巴达等城邦都先后卷入到纷争中,最后竟愈演愈烈,蔓延成为持续二十多年的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场灾难性的大战呢?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看得非常清楚,他在描述了发生在埃皮达姆努斯和科西拉等地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告诉读者,所有这些都不是战争的真正动因,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因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也就是说,雅典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而竭力追求权力增长,但是它的行动使斯巴达深深感到不安,于是也要增强实力以制约雅典的力量。这样,每一方都是完全理性的(没有出现战争狂人或者极端的民众情绪),都只是在努力确保自身的安全(雅典和斯巴达都认为停战的局面有利,并不愿意卷入大规模战争当中),但最后的结局却使得双方都更加不安全。这样的情形,也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假如我们把雅典和斯巴达分别换成美国和苏联,难道不是惊人地类似吗?所以我觉得,冷战起源的问题,对于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来说,可能不构成一个新问题。同样地,基于上述的这种认识。我也不认为意识形态因素对于冷战有多么重要。在一个全部由“最大利益追求者”组成的国际无政府社会,实际上与霍布斯笔下“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并无二致。此间不但没有一个统一的立法机关,也不存在任何具有强制力的司法与执行机关,因此国际政治虽然不能说是“不道德”的,但任何理性的政治家所应当追求的都必须是国家的“自我保全”和权力的不断扩充,而不是什么正义。还是举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例子。当米洛斯岛上的居民拒绝服从雅典人的统治时,力量强大的雅典人就宣称,他们有权统治米洛斯人。“我们要求,”雅典人说,“每一个民族应该根据其力量规定自己的威势和权利……你们和我们都非常了解,整个人类,除了双方力量相等时,是不存在什么要求正义的问题的,我们都很清楚……人类注定要由那些力量强大的民族来统治。” 换一句话说,“强大的就是正义的”。谁力量大,谁就拥有话语权。难道冷战中的国际关系不是这样的吗??但是,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同时,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又逐渐意识到,还有一些过去注意不多的因素需要被考虑进去。比如,如何来理解“恐惧”?最近,在美国留学的朋友和我讲,他刚刚听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前院长、原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Joseph Nye的一个讲座,主要是介绍他的新书,也就是进一步鼓吹他的Soft Power概念。这个朋友当时给他提问,说:如果美国的“自由、民主”也是Soft Power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承载言论自由的媒体应该是Soft Power的实施者。然而,美国媒体在中国问题上如此的不公正的报道,这将有损于美国的Soft Power,进一步有损于美国的霸权地位。(他提这个问题显然是受到最近西藏事件的刺激)他没有想到的是,Nye当时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给了他一个标准的现实主义回答:中美紧张关系的本质是Fear!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跟什么意识形态对立无关)Nye的这个回答,似乎又回到了修昔底德。他虽然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可也不得不用现实主义的概念来点出问题的实质,这再次证明现实主义的强大解释力。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是如此的Fear,这是个事实。但是,Fear what? 我认为,不是Fear中国的洲际导弹和核武器,也不是Fear充斥市场的“中国制造”。那么,恐惧什么呢?我认为,西方恐惧的是,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国独特制度的旺盛生命力以及中国老百姓的富裕生活。这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诞,然而这可能恰恰是问题的实质——而且这可能也是理解冷战的一个关键。 这个结论和我一贯的现实主义立场有点不同,好像从现实主义开始转变到自由主义甚至转向建构主义。伯克在《美苏争霸的国内根源》中说,美苏争霸的国内根源,就是恐惧对方的体制以及国内人民对于自己国家体制的怀疑。伯克认为,这个怀疑就是生活水平。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看,伯克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但是苏联是怎么崩溃的呢?或者再往前看,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代西方对苏联的崇拜,难道不正是这样的理由吗?所以牛军教授在上课时提到,西方为了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选择与苏联对抗。这样的观点是极有见地的。这其实也说明,苏联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一无是处,而是曾经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使西方对此产生恐惧。当年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西方学者曾经相当普遍地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走向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将会瓦解共产党统治的基础。30年过去了,中共不但没有被瓦解,反而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更加巩固的地位。中国的制度,也许大量学习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它仍然是独特的,与西方不同的,它的活力惊人。这样的结果,是西方始料未及的。更可怕的是,这种高速发展的趋势没有停滞的迹象,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由20年—30年的时间,中国实现工业化,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将赶上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就是恐惧的真正根源。在我看来,东西方无不在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洗脑”,冷战时代如此,今日亦如此。从“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或者上升到“制度优越性”竞争的层面来解释,可能会使我们对冷战的认识更加深刻。我们佩服修昔底德对“恐惧”的发现,但是,我们也应该丰富对“恐惧”的理解。

精彩短评 (总计14条)

  •     还是有几篇不错的文章的
  •     中国在国际上还是给人不理性及横蛮的感觉,因为缺少了对环境 法律与礼节的尊重。与大陆朋友的讨论里,包括我自己受过一流大学教育的亲人,不能先定是非而后分亲疏。所有讨论到后来只变成爱不爱国及为不为国牺牲的评价。
  •     过于学术化了,读起来不那么轻松。
  •     山重水复疑无路
  •     就是一本论文集
  •     非常不错的冷战史教材~
  •     牛军老师的党史人脉嘛
  •     写的很不错,不过再强调:还是推荐的书。。
  •        在讨论冷战的起源时,无论是“正统派”还是形形色色的“修正派”,都试图通过还原史实的办法来说明美苏(以及英国,甚至有的研究者把视野扩展到了欧洲和亚洲的其它国家,例如中国和朝鲜)对于冷战所负的责任。
       这样的研究是有益的。但是我不认为,纯粹的历史学研究能够对国际关系理论,甚至在学科谱系中处于更高位阶的政治学理论做出多大的贡献。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冷战史研究中的哪一派,都不可能穷尽史料,也当然难以真实无误地还原历史(这可能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了)。
      
       实际上,在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中,已经有比较完美的解释。我们回顾一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描述:
       公元前434年,一个叫做埃皮达姆努斯的小城邦发生了内乱,民主派和寡头政治的支持者们相互争斗起来。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场原本发生在希腊世界边缘地带的小规模的危机,紧接着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科西拉、科林斯、帕提地亚、墨加拉乃至雅典和斯巴达等城邦都先后卷入到纷争中,最后竟愈演愈烈,蔓延成为持续二十多年的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场灾难性的大战呢?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看得非常清楚,他在描述了发生在埃皮达姆努斯和科西拉等地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告诉读者,所有这些都不是战争的真正动因,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因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也就是说,雅典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而竭力追求权力增长,但是它的行动使斯巴达深深感到不安,于是也要增强实力以制约雅典的力量。这样,每一方都是完全理性的(没有出现战争狂人或者极端的民众情绪),都只是在努力确保自身的安全(雅典和斯巴达都认为停战的局面有利,并不愿意卷入大规模战争当中),但最后的结局却使得双方都更加不安全。这样的情形,也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
      
       假如我们把雅典和斯巴达分别换成美国和苏联,难道不是惊人地类似吗?所以我觉得,冷战起源的问题,对于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来说,可能不构成一个新问题。
      
       同样地,基于上述的这种认识。我也不认为意识形态因素对于冷战有多么重要。在一个全部由“最大利益追求者”组成的国际无政府社会,实际上与霍布斯笔下“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并无二致。此间不但没有一个统一的立法机关,也不存在任何具有强制力的司法与执行机关,因此国际政治虽然不能说是“不道德”的,但任何理性的政治家所应当追求的都必须是国家的“自我保全”和权力的不断扩充,而不是什么正义。
       还是举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例子。当米洛斯岛上的居民拒绝服从雅典人的统治时,力量强大的雅典人就宣称,他们有权统治米洛斯人。“我们要求,”雅典人说,“每一个民族应该根据其力量规定自己的威势和权利……你们和我们都非常了解,整个人类,除了双方力量相等时,是不存在什么要求正义的问题的,我们都很清楚……人类注定要由那些力量强大的民族来统治。” 换一句话说,“强大的就是正义的”。谁力量大,谁就拥有话语权。难道冷战中的国际关系不是这样的吗??
      
       但是,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同时,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又逐渐意识到,还有一些过去注意不多的因素需要被考虑进去。比如,如何来理解“恐惧”?
       最近,在美国留学的朋友和我讲,他刚刚听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前院长、原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Joseph Nye的一个讲座,主要是介绍他的新书,也就是进一步鼓吹他的Soft Power概念。这个朋友当时给他提问,说:如果美国的“自由、民主”也是Soft Power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承载言论自由的媒体应该是Soft Power的实施者。然而,美国媒体在中国问题上如此的不公正的报道,这将有损于美国的Soft Power,进一步有损于美国的霸权地位。(他提这个问题显然是受到最近西藏事件的刺激)
       他没有想到的是,Nye当时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给了他一个标准的现实主义回答:中美紧张关系的本质是Fear!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跟什么意识形态对立无关)
       Nye的这个回答,似乎又回到了修昔底德。他虽然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可也不得不用现实主义的概念来点出问题的实质,这再次证明现实主义的强大解释力。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是如此的Fear,这是个事实。但是,Fear what? 我认为,不是Fear中国的洲际导弹和核武器,也不是Fear充斥市场的“中国制造”。
       那么,恐惧什么呢?我认为,西方恐惧的是,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国独特制度的旺盛生命力以及中国老百姓的富裕生活。这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诞,然而这可能恰恰是问题的实质——而且这可能也是理解冷战的一个关键。
       这个结论和我一贯的现实主义立场有点不同,好像从现实主义开始转变到自由主义甚至转向建构主义。
       伯克在《美苏争霸的国内根源》中说,美苏争霸的国内根源,就是恐惧对方的体制以及国内人民对于自己国家体制的怀疑。伯克认为,这个怀疑就是生活水平。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看,伯克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但是苏联是怎么崩溃的呢?或者再往前看,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代西方对苏联的崇拜,难道不正是这样的理由吗?
       所以牛军教授在上课时提到,西方为了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选择与苏联对抗。这样的观点是极有见地的。这其实也说明,苏联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一无是处,而是曾经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使西方对此产生恐惧。
       当年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西方学者曾经相当普遍地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走向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将会瓦解共产党统治的基础。30年过去了,中共不但没有被瓦解,反而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更加巩固的地位。中国的制度,也许大量学习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它仍然是独特的,与西方不同的,它的活力惊人。这样的结果,是西方始料未及的。更可怕的是,这种高速发展的趋势没有停滞的迹象,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由20年—30年的时间,中国实现工业化,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将赶上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就是恐惧的真正根源。
       在我看来,东西方无不在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洗脑”,冷战时代如此,今日亦如此。从“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或者上升到“制度优越性”竞争的层面来解释,可能会使我们对冷战的认识更加深刻。我们佩服修昔底德对“恐惧”的发现,但是,我们也应该丰富对“恐惧”的理解。
      
  •     其实不是很好。
  •     脉络和文字非常清晰,特别是“第四章:苏联的对外政策”里从苏联角度探讨冷战起点的另一番解释 和 最后一章对中美苏三方关系的介绍 很有启发性
  •     读了5页就让人觉得忍不住来打个一星,也是蛮拼的。
  •     作者多人,水平参差,论美国和第三世界关系不谈第二次中东战争,说斯大林45年末对美“绥靖”不及45年波兰问题和伦敦、莫斯科外长会议,牛军的三角关系那章还不错
  •     中东外交部分特别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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