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今古文注疏》书评

孔子编定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尚书》

《尚书》是儒家五经之一，原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帝王之书”，为一部多体裁上古历史文献集，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是我国历代国家治理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尚书》相传由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和《诗经》并列。《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尚书”一词的本义是指中国上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尚”，“上”也，表示尊信的意味；《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即 “公开的皇室卷宗”。《尚书》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代皇室文献，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该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汉人传说先秦时《书》10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今天来看，绝大部分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西汉初存29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西汉时期，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另有相传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尚书》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尚书》要旨：其一，在明仁君治民之道。春秋之世，圣王不作，暴君迭起，人民困于虐政，备受痛苦。为救危世，感化当世人君，史官作《书经》一书，希人主得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使天下享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因此，阐明仁君治民之道是《尚书》的第一要旨。其二，在明贤臣事君之道。周室东迁之后，人臣之事君，远不如往古，乱臣杀君之事屡见不鲜。史官作《周书》，记古贤臣事君之道，以使后世取法。

读《尧典》

读《今文尚书考证》札记1、 书引王充《论衡》，王氏解“唐、虞、夏、商、周”为地名，解“尚书”为上所行事而臣子记录，皆平易而无道德说教之腐味，后一说正史官传统也。然如此平易之说后世不彰，故道德盛行而愚昧生焉，而启民众之蒙昧难矣。《论衡》何以不彰？须考论之也。2、 书引《范生传》“主不稽古无以承天”，此以承天为目的，稽古为手段。颜师古云“考于古事而法度益明”，此以明法度为目的，考古事为手段。要者，法度与天有何关联？盖法度者，承天之前提也，法度不明则无法承天之命。可见法度之重要。又，此法度和古事有何种关联？盖因循损益也，不因循则难创立，不损益则无以适时代。要者，创立为前提。观西方民主制度之建立，亦因循损益君主制而成立也。英国是也。法国不然，革命骤起社会动荡，盖无因循借鉴盲目新创使之然也。观我国近代之历史，民国之立源自西人，非本土制度之因循损益也，故烽火频年，国无宁日。3、 尧典一篇开篇之写作思路：道德——宗族——万邦。道德上宽容负载而后宗族亲睦而后万邦协和。从内在道德出发由近及远，凝聚人群，此为后世高扬道德张本。无论真伪，古人以尧典所记为最古，此乃“自古而然”之论调也。4、 尧典第二段申命四方官定立历法，以致庶绩咸熙。此可见历法与当时之重要。与上则并观之，可知尧典一篇所强调者一为道德一为历法，一内一外，道德以和众，历法加强之彰明之，此德先于能之滥觞也。5、 尧典第三段记述尧选择继承人一事，观其文，尧重在道德。治水一事若可成功，则可导致能者治天下而非德者治天下，然不幸者治水一事未成，故舜可得而继承帝位也。历史发展之趋势总与不经意之间形成，所谓可能性者过其时则不在。6、 尧典第四段记述舜之行事。要者为巡守封禅四方、统一律吕度量衡、制定朝见制度、制定刑法、祭祀祖宗。巡守四方为明，统一律吕度量衡为实，要者，何以实现统一文化政治制度？该以舜之德也，前文有言舜能以德治。故舜之时德为要，为主，而法为辅。此重德轻法之先河也。祭祀祖宗乃祖先崇拜也。又，舜巡守四方统一文化政治制度，可与考古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发现相呼应，中原以外之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受中原文明影响。故传世文献之价值不在于字字皆真，而在于大体真实也。7、 舜处置“四罪”是为以刑法惩不善。要者，此四者，惟三苗为有罪，其余三者皆无罪，仅无能无德而已。共工与夫驩兜固与舜相对立，若共工驩兜得势则舜无以立，此争夺政权之倾轧也。鲧，治水无力，如若成功亦舜之强敌也，此与上同。三苗为乱，逐之故宜。此四者不除，舜位不稳。由此观之，此诛异己也。故曰：吾国上古法乃在人。8、 尧欲退位，人荐之以舜，使舜行政多年，考之可矣，然后尧崩位传于舜。舜又任禹，多年后禹继舜位。由此可知尧舜之时后继者皆经考核者。9、 舜继位以后，所行之事为治水、兴农、兴教、立法、理百工、兴林畜、制礼乐、统一宣传口径。归纳之：农林牧器之生产、教化监督百姓、宗教仪式。以今人观之乃经济、世俗政治与宗教也。其后，舜有定考核制度考核官员。10、

读后感

在经学各门类里，《尚书》贯被目为佶屈聱牙之书，《周易》也因其文隐晦附会阴阳之大顺而最为难读。但《书》和《易》，一部是古史，一部是上古卜筮之书，其所以难读之处都在于：在历代五经之学的发展过程中，尚书学和易学的伪书极多。东汉时期已经产生伪书，所谓《汉书.儒林传》中之“百两篇”，其义颇疏陋。东晋梅賾上《尚书》百篇，其中杂合孔安国上古文《尚书》，又有伪书。至齐梁时伪古文更盛，有姚方兴所上之古文《尚书》。《经典释文.序录》谓“近唯崇古文，马郑王注遂废，今以孔氏（晋五经博士孔晁）为正”。这种因一喜好而废古注的现象不仅表现在《尚书》学，如本长于服虔注《春秋》的崔灵恩，南渡之后也不得不随顺南人喜好讲杜预注《春秋》读《尚书》之前须做的准备工作，除了分别今文与古文，还要分辨伪古文。宋代庆历年间，学者始有疑古之举，但对于《尚书》的怀疑，尚且未达到系统的、从文献上进行全面辨伪的阶段。明末清初学风始转，至清代始有全面的辨伪工作。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全面梳理《尚书》中的伪古文，“疏证”二字本身即含有辨伪之意。然而当时尚多信从东晋以来之《尚书》文本，故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驳之。其实从书名即能看出两者的差异，毛奇龄说“古文尚书”，本身就是将其视作经，而“尚书古文”则是先尊经、再辨伪。两者的差异和对立，也正反映了清前期到清中叶学术上的发展情况。直到清中叶，仍有不少人信任《尚书》中的伪古文篇目。毛奇龄学术上的声望也颇高，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也多收有其经学著作。阎若璩也因《古文尚书冤词》之故而删除了部分疏证。然自阎若璩的辨伪工作后，《尚书》伪古文的情况毕竟逐渐为大家接受了。四部丛刊本《尚书大传》更是较好的今文《尚书》的辑佚本。孙星衍这部《尚书今古文注疏》即是受这股学风影响而作成的。所谓“今古文”，即是采纳前人的成果，去《尚书》中伪古文篇目，复合拆分之今文篇目，综合古文《尚书》之孔传、司马迁《史记》中之今文说、马融、郑玄、王肃及嗣后之古文说，以多家之学说厘清《尚书》学之今、古文之别。首先在文献上试图还原今文《尚书》部分面貌，其次从多家注释中提取其今、古文源流。因有阎若璩的辨伪在先，孙星衍的工作毕竟少了很多阻力和枝蔓。于初读《尚书》的后人而言，这部书提供了足够的材料，也提供了几个主要学者的说法，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可渐渐领悟今古文学术之别以及伪古文的问题。但于较为熟悉者，又难免感到诸种不适及不满足之处。比如关于今古文解释，孙星衍一般罗列主要材料，标明今文说、或古文说即可，此外不再另作评述。实际上今文学家与古文学家在一些问题上的争论，是颇可玩味的。比如《虞书》《尧典》中“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中“九族”的解释，今文家认为“九族”指异姓，古文家则认为“九族”指同姓。今文之说认为其中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疏证》引左传桓公六年传疏）。此为欧阳学的说法。而郑玄说则以《礼记.杂记》“缌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妇”之说，认为异姓不在服中，礼记中所记三族皆指同姓。古文家将“九族”理解为从高祖职玄孙凡九族，其文献依据主要来自《周礼》《礼记》。“三礼”所述礼仪制度，包含夏商之礼制，但总体以宗周为依据，也同时与《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形成一个系统。是在东汉经学大家郑玄以三礼释经以后，这一点尤为明显。相对而言，今文家的异姓之说，文献依据就有限得多了。但在《国语》晋语中也能找到相应的材料，至少在晋文公重耳时，其母族狐氏虽为戎狄之姓，但其祖与晋同。“今晋公子有三祚焉，天将启之，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成而隽才，离违而得所……”韦昭注曰：“狐氏，重耳之外家，与晋俱唐叔之后，别在犬戎者。”此一条是虽为外家，而又为同姓之例。《晋语》中多有关舜之传说，盖晋、楚、秦其本与殷商旧部有较大之渊源。从这条有限的记录里，也可约略想见今文家解释的依据。孙星衍将今文家九族之说释为“夏侯、欧阳说盖因尧德光被，自家及外族”，虽亦有其理，但未必有想当然之嫌。至于孙说汉初盖以高祖至玄孙这一同姓直系为九族，但具体到汉代的刑法中，则所谓同姓之九族与同姓异姓参杂之九族，两者分别并不是绝对的。比如《汉书.孔光传》中，在论及淳于长其族诛之事时，就表现出了这种问题。孔光是孔安国族人，从夏侯胜学《尚书》。他论及淳于长的几个出妾，认为“长未自知当坐大逆之法，而齐去乃始等，或更嫁，义已绝，而欲以长妻论杀之，名不正，不当坐”。当时丞相翟方进则严于刑法，要求这几个出妾论罪亦当诛杀。翟方进本身亦学今文学，但也对《左氏春秋》、古文《尚书》等古文经特别有兴趣，不但加以研读，更授学于刘歆。但从这次对犯大逆之罪的连坐问题，孔光与翟方进的基本依据其实差别并不大。当然，实际上在西汉，经学都是今文经的天下，所谓影响后世较大的古文经说，实际上是在东汉中后期，经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发挥之后才一改面貌的。至于所谓孔安国为古文家的说法，更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安国以今文读古经并书写古文《尚书》以奉上，其兄孔延年、族人孔霸、孔光俱治今文学，且孔霸孔光俱长于今文《尚书》。所谓孔安国的“古文家”身份，其实多是后世古文家附会的。这一点在《尚书学史》中以有论述，不复赘言。此外，孙星衍于训诂的优势也体现于《注疏》之中。释“胄子”，引古文说之“嫡子”，引今文说之“稚子、育子”，分辨马融说为教长之义从今文说，而郑玄说为国子从古文说，俱明也。又辩王引之柔和今古文之解释，有牵强之失。则实从今文说。古文家以周代嫡长子继承制解释虞夏时学校制度，也不合乎夏商时代继承制度尚未完全确定的历史情境。但在有些考辨中又难免有过度之嫌。比如假借问题，上古文献中假借字实多。一字可假借为多字。又有转注，其或因一声之转或因意义相连，也可发生一重或几重转注。音韵文字本为汉儒长项，但在注释中一旦发挥过度，也不可全信。本书在考辨时，时有经多重转注而证一字义，转注过多则未免失真。从这些注释中亦可见其治学方法，而经学家发挥过度之处也往往是其学问较强较为得意之处。《尚书》学之辨伪工作兴盛于清代，而晚清今文学产生之后，于《尚书》学亦有新的阐发。皮希瑞之《今文尚书考证》与此书亦可相发覆。《注疏》的好处在于对古注较为谨慎，便于阅读。但深入了解《尚书》学史，则不仅限于《注疏》。相反，今文学家的考证，也未必如传说中那样毫无根据。

《書》疏的成功原則

孫疏大家都說好，尤其是嘉道咸同以來的二三流學者。自《古文尚書》以來，孫也飽受挖苦，陳氏父子到皮經師，書信著述，字里行間，透著對他的看不上。看不上的原因很簡單，孫疏本身就是江段王三家的組合結果，中間還剔除了許多正確的看法，尤其是狂用《撰異》還總是不提，《撰異》的精彩又蕩然無存，看的十分搓火。更要命的是今古文的判斷時有硬傷，訓詁水準簡直讓人無語。但不管怎麼說，孫疏还是是清人《書》疏最成功的一種。分析原因：一，他是疏體。江、段畢竟不是疏體，清人疏體，只要有個十年二十年，罕有不成功的。二，政治正確。處處標榜馬鄭，比皮氏考證勾稽今文書說省力得多，更討好得多。三，呃，孫疏有他的優點，就是平庸，固然沒有特別的創獲，但也沒有因为才氣縱橫、功力深厚、想象力過度豐富導致的駭人錯誤。這點很重要。